[導讀]1971年2月21日臨終之前，給蔣介石寫了最後一封遺書，說：「30多年來，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為保持君等家國名譽，我一直忍受著最大的自我犧牲，至死不肯為人利用。」
孫中山與廖仲愷、蔣介石、何應欽在黃埔
蔣介石與陳潔如在黃埔軍校的合影
編者按：蔣介石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顯赫的人物，曾統治中國大陸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中，從「聯共」到“反共”，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公敵”。其實，他的發跡起家始於廣東，準確地說，離不開孫中山對他的“垂青”。本刊現發表《蔣介石在廣東發跡記》一文，讓廣大讀者了解蔣介石在大革命前後如何博取孫中山信任，竊取東征、北伐和工農革命果實，一步一步爬上高位的。對於我們加深中共黨史研究，具有一定意義。
召蔣介石赴廣東。從此蔣的人生掀開了新的一頁。
任職粵軍，政治生涯的奠基
召，蔣介石離滬赴廣東。這是蔣介石生平第一次到廣東。此後他開始了真正的軍旅生涯。
3月15日，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前往汕頭，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上校作戰科主任。他隨同粵軍參謀長鄧鏗赴黃岡、潮安、三河壩、鬆口等地巡視和檢查駐軍狀況，並謀劃攻閩計劃。不久，他參加了進攻福建的計劃會議，擬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提出粵軍第一期作戰，「以主力由左翼蕉嶺、鬆口進攻上杭、永定，即由左翼山地以壓迫敵軍至右翼海岸線，並威脅其後之根據地。」
5月10日，粵軍開始實施攻擊，並初戰告捷。但此時，在桂系軍閥的操縱下，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改組案，決定取消大元帥一長制，實行七人總裁制。孫中山聞訊，憤慨萬分，5月4日辭去大元帥職，隨後離開廣州。26日，前往三河壩粵軍總司令部。蔣介石專程去韓江邊迎接孫中山，並在軍營與孫長談至深夜。
7月9日，蔣介石擬定了《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提出：一方面「以主力集中於右翼，先收復粵境已失之地，鞏固潮汕之根據，期待左翼挺進部隊之發展」；同時“以暫守左翼”，另派“一有力部隊，向龍岩方向挺進，……以動搖其漳州之策源地及福州之根據地”。但是，這次攻勢一開始即出師不利，丟失大埔。陳炯明令蔣介石親臨前線督戰，這才將敵擊潰，奪回大埔。在這場戰役中，蔣介石初露鋒芒，顯示了不凡的軍事才能，令陳炯明對其另眼相看，他在後來致蔣函中稱：“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之一人”。但此次戰役後，陳炯明之部下將領都開始忌妒和排擠蔣介石。蔣氣憤不已，辭職回滬。
蔣介石回上海後，陳炯明接連三次去信，希望他重返前線工作，特別是在8月31日的信中，陳炯明開出了一張讓蔣率領指揮一支中堅軍隊的空頭支票，令蔣怦然心動。於是9月18日蔣介石回到漳州的粵軍司令部，與陳炯明再度聚首。很快，陳炯明就任命蔣為第二支隊司令，撥兩營官兵千餘人編入麾下。
蔣介石雄心勃勃，率領二支隊北上作戰，目標是直達福建的省會福州。但部隊在佔領永泰和台口，距離福州僅60里的時候，接到陳炯明的停戰命令。在蔣介石遵循停戰協定，在永泰休整時，福建督軍李厚基公然破壞停戰協定，向粵軍發動突然襲擊。永泰得而復失。永泰失敗之後，蔣介石情緒低落，心有疑忌，於1919年3月請假回上海。其後，雖幾次返回粵軍，但每次呆的時間都不長。1920年8月，駐閩粵軍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兵分三路回師廣東討伐桂系軍閥。但是此時蔣介石卻又一次離開軍隊，回浙江奉化老家，遊山玩水去了。
9月21日，朱執信在虎門炮台策動桂軍歸降時，不幸遇難。朱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尤其在軍事上，可謂是孫的主要智囊。朱的遇難，對於孫中山來說，當然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迫於形勢需求，軍情緊急，孫中山當機立斷，任命蔣介石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這就使蔣在粵軍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僅次於陳炯明、鄧鏗和許崇智。這時，蔣介石才南下廣東，趕赴前線，投身戰鬥。
命蔣返粵助事，蔣介石雖然也曾幾次南下廣州，但因粵軍內部矛盾重重，蔣感到革命前途渺茫，加以蔣自身脾氣十分暴躁，與周圍諸將領難以合作共事，每次他都待不了幾天就拂袖而去。直到10月孫中山下達北伐令，革命形勢迅速高漲，蔣介石才決定南下追隨孫中山，揮師北伐。為了表示他南下的決心，他一面將他的兩個妻子毛氏和姚氏的分居作了安排；同時又為他兩個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分了家產，並留下手書，然後便在12月12日南下廣州，1922年1月18日抵達桂林大本營報到，開始了他民主革命新的起點。
赴難永豐艦，掙得豐厚的政治資本
1922年，在孫中山屢遭挫折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出現大的跌落。「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擁兵謀權的陳炯明於6月16日發動武裝叛亂，圍攻總統府。一顆接一顆的炮彈飛向孫中山的住地。
令北伐軍回師平叛，一面發電報急召遠在千里之外的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同時汪精衛也在上海致電蔣介石，告以“驚悉粵變，猶幸總理無恙”。
蔣介石在接到孫中山和汪精衛的電報以後，當即決定前往廣州幫助孫中山脫落險境。早在此之前，蔣介石為了保護孫中山，使其免受陳炯明的傷害，多次提醒孫中山留意陳炯明的奸詐本性，他曾對孫說：「我看陳炯明像《三國》中的魏延，腦袋裏有根反骨。」他力勸孫中山以大總統身份發佈命令，削減陳氏正在擴張中的勢力，甚至撤銷其職務，以防其叛亂。這一方面是出於對孫中山地位的維護，另一方面也是蔣介石與陳炯明兩人之間的較量。但當時蔣介石的意見並沒有引起孫中山足夠的重視。
29日蔣介石抵達廣州。然後潛行穿越叛軍嚴密的封鎖線，抵達永豐艦，晉見孫中山。此時，孫中山身邊的人已所剩無幾，叛軍四面包圍，處境極其險惡。蔣介石冒險到來，孫中山自然十分高興，同時也感動無比。他說：「蔣君一人來此，足當兩萬援軍。」隨即授予蔣海上指揮全權。
陳炯明聽聞蔣介石登上永豐艦後，面色發青，說道：「他在先生身邊，必定出很多鬼主意。」
蔣介石確實並非浪得虛名，自他統兵應險以後，情勢發生了逆轉。針對陳炯明分化瓦解海軍艦艇，並以炮火威脅永豐艦的詭計，蔣協助孫中山率艦隊移泊長洲要塞背後的新造河面，隨後因長洲要塞失守，決定率艦進駐白鵝潭。7月10日，永豐、楚豫、豫章等艦攻擊車歪炮台，衝過叛軍的炮火封鎖，如期到達白鵝潭。一路上蔣介石陪伴孫中山站立在舵樓中，協助孫中山指揮艦隊作戰。當永豐艦被炮火擊傷時，蔣介石勸說孫中山返回船艙休息，自己指揮戰艦繼續前進。
艦隊停泊白鵝潭期間，由於正值盛夏，天氣炎熱，形勢又緊張，蔣介石為鼓舞士氣，與水手們一起擦洗甲板，晚上睡在甲板上擔任警衛。當艦上食物短缺時，蔣介石又冒險上岸採購。對此，孫中山曾非常擔心地予以勸止：「我很感激你為我這樣做，但是今後我不許你再冒險採購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幹事，萬一我遭到不幸，今後革命大業要你擔當的，你的責任太大了。」
由於北伐軍回師平叛受阻，而陳軍又企圖用施放水雷的辦法謀殺孫中山，孫中山和艦隊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於是8月9日，孫中山聽取蔣介石的建議，決定即離廣州，暫作躲避，調養休整後再作打算。
從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蔣介石在永豐艦上陪伴孫中山度過了最難熬的42天。這讓孫中山相信，堅定不移支持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
蔣介石頗有心計，不僅讓人拍下了自己與孫中山在永豐艦上的合影，而且事後還寫了一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的書。孫中山為該書作序，對蔣介石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予以高度評價，稱：「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這也就成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嶄露頭角的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本。
永豐艦事件之後，孫中山很快委蔣介石以重任。1922年10月，蔣介石被任命為「東路討賊軍」參謀長，準備由福建開赴廣東討伐陳炯明。因軍事進展緩慢，蔣介石再萌退志時，孫中山致書慰留，內稱“兄忘卻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囑其“堅忍耐煩、勞怨不避”，“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
催蔣介石赴廣州就任大本營參謀長一職，說：「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6月17日，孫中山又改任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直屬孫中山領導。
赴蘇考察，籌辦軍校
正當孫中山受到西南軍閥的排擠和陳炯明叛變的打擊，處在進退維谷的困境之中時，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同時向他伸出了友誼之手，使孫中山深受感動。他最終下定決心走與蘇俄結盟的道路。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正式確立。從此，孫中山便決定以俄為師，學習蘇聯的蘇維埃組織、軍隊和教育的組織，改組中國國民黨，建立軍官學校，組織訓練一支完全受國民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為此，他派遣了一個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訪問。
蔣一行著重參觀了蘇聯各種軍事院校，考察了紅軍組織、訓練及裝備，且有幸會見了蘇聯紅軍各級領導，雙方商談了中蘇進行軍事合作的問題。
蘇俄之行，對蔣介石以後建設國民黨軍隊多有啟發。他說：「我有一個志願——就是希望我畢生能夠辦一個軍事學校，照我的理想來訓練一般有志的青年。」的確，後來他把從蘇聯學來的軍事教育經驗都運用到黃埔軍校上了。但另一方面此行卻徹底顛覆了蘇俄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形象，他認定，“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因而立下了堅定的反蘇反共意向。
報給蔣介石：「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中國國民黨一大即將召開，軍校籌建需人，孫中山等急需了解代表團考察蘇俄的詳細情況，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人也連發6封電報催蔣南歸。但蔣介石卻遲遲不歸。直到1924年1月蔣介石覺得利用此事提高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目的已經達到，才於16日回到廣州向孫中山復命。
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把設立陸軍軍官學校一案付諸實施。1月24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李濟深、沈應時等7人為委員。
軍校籌辦之初，條件異常困難，面臨學校經費沒有固定來源、槍支彈藥缺乏、辦學條件差等問題，蔣介石整日愁眉苦臉，絞盡腦汁，左思右想，但成效不大。特別是剛剛閉幕的國民黨一大選出的領導機構成員中，並沒有蔣的位置，孫中山只任命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的軍事委員會委員。蔣自然很不滿意，而孫中山又指示他不要過問黨務和軍政大事，更讓他覺得不受重用。同時由於他反對聯俄容共的建議沒有被孫中山採納，擔心孫中山從此會不信任他，終日忐忑不安。於是2月21日，蔣介石留書一封，即乘「龍山號」客輪，經香港、上海回了奉化。
將革命軍隊的希望寄托在軍校上的孫中山對蔣介石的突然出走倍感焦慮，他一面派廖仲愷加緊軍校籌辦工作，一面即派鄧演達到奉化專程「勸駕」，同時電告蔣介石：“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百數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蔣介石接電後，給孫中山回了一封四千字的長信，以陳其美對其知遇之恩，暗責孫中山對其信之不專、知之不深、愛之不切，共事不和衷。
之後，胡漢民、廖仲愷、李濟深等也不斷來電，催請他回粵。蔣介石自以為奇貨可居，猶豫不決。4月初，孫中山派粵軍總司令、蔣介石的盟兄許崇智去奉化相勸。許崇智的一席話，終於說動了蔣介石。許說：「你再在溪口雪竇山裡呆下去就迷糊了，世上的事全不知曉了。告訴你，孫先生已經跟蘇俄要了幾千條槍正由海路朝廣州運呢，還有大批款項，四周軍閥都紅了眼。你倒好，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把個聚寶盆拱手相讓！」許崇智一本正經地警告蔣介石：“你要再不回軍校，可就坐失良機！孫先生已經發話了，若你此次不跟我回去，校長一職將考慮他人！”
在許崇智的勸說下，蔣介石終於於4月21回到廣州，謁見了孫中山。26日開始到黃埔軍校視事。5月3日，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5月8日，蔣介石第一次給學生作題為《軍校的使命與革命的人生》的報告，他說：「本黨要辦這個學校，亦就是要訓練你們，充足實力，挽救劫運，拯國民於水火之中，登人類於衽席之上。本黨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責任亦在於此。」至6月15日正式開學這段時間內，蔣介石多次對新生進行“精神訓話”，他一方面大講特講革命與做人的意義，訓導學生須嚴守紀律，恪守宗旨，另一方面又著重強調他個人以往輝煌的革命歷史，以及他創辦這個黃埔軍校所經歷的千辛萬苦。當初“臨陣”拂袖而去的他，如今卻冠冕堂皇地把創建黃埔軍校的偉績往自己身上攬。
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舉行開學典禮。一大早，軍校全體師生在操場列隊整齊，高唱黃埔軍校校歌。孫中山神采奕奕，與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登上了主席台，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黃埔軍校終於建立起來了。與此同時，作為校長的蔣介石，其政治生涯也進入一個騰飛的時期。
經營黃埔軍校，培植親信
從1918年在粵軍擔任作戰科主任到1922年10月，原粵軍第二軍改編為東路討賊、孫中山提升蔣介石為參謀長，再到1923年春，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本營，進一步提升蔣為行營參謀長，參佐軍務。蔣介石在革命軍中始終是一幕僚，沒有軍事指揮權。但是在這一期間，蔣介石經過親歷體驗，越發意識到，掌握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改以往花天酒地的生活作風和浮躁輕慢的工作態度，擺出一副勵精圖治的姿態。
蔣校長的拿破崙式斗篷與蔣陳愛情
當年黃埔軍校有一位身材高挑、溫良敦厚的女子，學生皆稱其為「蔣師母」。她就是蔣介石繼毛福梅、姚冶誠之後的第三個妻子陳潔如。1921年蔣介石與陳潔如新婚不久，即應孫中山電召，舉家南下廣州。從這時起直到1927年北伐勝利前夕，無論是蔣介石在粵軍高級將領任上，還是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直至最後領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期間，陳潔如始終相伴在側。期間，蔣介石經歷了幾次大的政治事件，陳潔如都曾與之攜手同履，生死與共。“蔣校長夫人”、“蔣總指揮夫人”、“蔣總司令夫人”，陳潔如之名，一時無人不曉。
當時蔣介石對陳潔如可謂一往情深。1925年4月，陳潔如回上海探望母親之後返回廣州。18日大清早，蔣介石親自趕到廣州碼頭迎接，準備同回長洲要塞司令部，由於船未到，蔣介石撲了個空，這在往昔，他早就怒髮衝冠了，可這次，他儘管心中非常懊惱，但並沒有因此而生氣。次日早晨他又去接，終於接到自己的愛妻，內心十分高興。同年11月27日，姚冶誠帶蔣緯國去廣東，陳潔如正好在汕頭，蔣介石陪姚氏母子路過該地時，生怕兩妾相遇，引起陳潔如不快，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同冶誠將經汕，心殊怦怦，恐潔如不悅也。」寵愛之情，溢於言表。
陳潔如對蔣介石也情真意切，對蔣的生活起居照顧得體貼入微。一次，蔣介石偕陳潔如去香港，中央警局的督察布瑞南宴請蔣介石夫婦。宴罷，布瑞南熱情地送他們去碼頭登船。一路上，蔣介石不時看布瑞南身上的拿破崙式斗篷，顯然很喜歡。陳潔如發現後，悄然跟布瑞南聯繫，問可否讓他的裁縫幫蔣介石也做同樣一件，並給了蔣的身高尺寸。沒過多久，就有一個從香港寄來的郵包。蔣介石打開一看，裏面裝的正是自己惦記許久的黑呢披風，驚喜萬分，立刻就披上身，一看，剛好合身，就在房內大搖大擺神氣活現地走來走去。陳潔如問：「你確實很喜歡這件外衣，是不是？」蔣介石深情地回答說：“是的，這是一件我真心喜歡的東西。而你竟背著我給我定做了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披上了它，你就可以知道我正在想著你。”
蔣介石和陳潔如住在軍校的一座二層小樓中。晚飯後，倆人常散步於校園。有時陳潔如見蔣介石嚴厲訓斥師生，就婉言排解，所以黃埔軍校的師生都很熟悉陳潔如這位校長夫人。
然而，陳潔如同樣沒有逃脫毛福梅、姚冶誠的悲慘命運。1927年蔣介石為得到江浙財閥和親美勢力的支持，以掌握全國最高統治權，與宋美齡進行政治聯姻，將陳潔如和毛福梅、姚冶誠等一起徹底拋棄。蔣介石派他的秘書將陳潔如送到美國。當時陳潔如才22歲，孤居異國，在那裏終日讀書、養蜂、養花種草以自娛。晚年，陳潔如定居香港，改名陳璐，閉門家居，不問世事。1971年2月21日臨終之前，給蔣介石寫了最後一封遺書，說：「30多年來，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為保持君等家國名譽，我一直忍受著最大的自我犧牲，至死不肯為人利用。」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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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毛澤東在延安（資料圖）
張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澤東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
本文摘自《史客》，薩蘇 著，金城出版社出版
江青1937年8月奔赴延安，1947年3月隨中共中央離開延安，轉戰陝北。在延安十年間，她經歷著堪稱甜蜜的愛情，美滿的婚姻，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相夫教女，淡泊寧靜，此前的風言蜚語逐漸消退，此後的風生水起、惡謚罵名尚未登場，她享受著人生春夏之際的芬芳歲月。
情投意合的戀愛
1937年8月，洛川會議期間，江青與毛澤東第一次會面。
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討論決定抗日軍事策略等問題，中共中央在洛川縣城北約十公里的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報告，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肖勁光參加會議。8月25日，會議最後一天，肖勁光夫人朱仲芷搭乘一輛紅軍運糧卡車從西安途經洛川，稍事停息。隨車同行的還有從上海奔赴延安的青年演員藍蘋，即尚未改名的江青。
據江青後來對美國學者維特克介紹，「我到洛川時，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正在開會。我很震驚，深恐在他們面前暈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他們全體都出來問候我，(通常對文化名人都是這樣大張旗鼓地歡迎？)我心裏給自己打氣，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失去自我控制，而且一定要挺直腰板。然後，我和他們每個人都握了握手。後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儘管江青的敘述中夾雜著故作矯情、政治誇張的水分，但是，中共中央初到陝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擁護者和支持者，曾先後給予埃德加？斯諾、丁玲、史沫特萊等知名文化人士熱烈歡迎。藍蘋屬於比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為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較著名的明星人物，受到如此歡迎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據當時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洛川會議結束的當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時遇見肖勁光、朱仲芷夫婦和一個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談。肖勁光和葉子龍都是湖南老鄉，早在江西蘇區就很熟悉。肖勁光為葉子龍介紹說：「她叫李雲鶴，藝名藍蘋，是從上海來的進步青年，可是個電影明星哩，今天到的，準備去延安參加革命工作。」藍蘋很大方很主動地與葉子龍握手問候。第二天，中央和軍委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淺藍色旗袍，很顯眼地坐在車廂里，搭便車同行。樸素大方的裝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靈動的眼神，藍蘋給予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應該是美好的。而毛澤東頎長的身材，儒雅的風度，幽默的談吐，對於嚮往革命改變人生的藍蘋來說，也是具有心靈震撼力的。
大約在此路途顛簸中，藍蘋為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叫江青，希望此後人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對於此前的是是非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城裏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姓名時不再是“藍蘋”，而是“江青”。隨後，按照組織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寫個人自傳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住進西北旅社(又稱「第三招待所」)，一時間比較清閑，人也很活躍。朱仲芷、朱仲麗姐妹之父朱劍凡是湖南長沙人，曾經資助進步青年創辦文化書社，與毛澤東有深厚交誼。來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臘肉，讓女兒捎給毛澤東。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給毛澤東送臘肉，藍蘋要求一起去。據朱仲麗轉述的朱仲芷回憶：“江青跟我一塊兒去的，也真見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談完話，在院子裏踱步想問題，只和我們談了幾句話，沒有請我和江青進窯洞裏坐。我不敢多打擾，就把江青帶回來了。”這次拜訪很短暫，也很匆忙，在江青與毛澤東的情感進程中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是，幾天同行交往，江青給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5歲，好精幹的人。」朱仲芷對江青的這個印象評價，應該是正面意義的。
江青離開上海經過濟南、西安來到延安，沒有攜帶黨組織關係證明材料，只有一本影集。她要求恢復黨籍，必須接受黨組織審查取證，這樣在西北旅社借住兩個多月。黨組織為了考驗她，曾安排她參加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巡視團，對延安縣各學校教育情況考察調研。當時農村衛生條件很差，走村串鄉，工作艱苦，江青能夠吃苦耐勞，深入細緻，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廳長陳正人的表揚。「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對陝北農村的貧苦生活有了初步認識，沒有抱怨和退卻。根據江青本人提供的自傳材料線索，黨組織先後派人向李麗蓮、徐明清等人了解情況，她們都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的事實，不能證明其入黨情況。江青1933年2月在青島由俞啟威(黃敬)介紹入黨，其時與徐明清尚不認識。後來，黨組織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時任中共冀中區委書記的黃敬調查取證，得到肯定的答覆。
1937年11月，江青的黨員身份得到確認後，獲准進入中央黨校第12班學習。當時黨校徵用橋兒溝天主教堂為校址，共有學員四五百人，分為15個班級，其中第12、13班屬於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幹部。在此後六個月的時間裡，江青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參加半個月的野營軍事訓練，整理農村教育調查報告，積极參加黨校俱樂部文娛活動，是晚會上的活躍分子。但在學習討論會上，很少發言，偶爾開口，態度誠懇謙虛：「我不大明白，請諸位指教。」
同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雲乘坐蘇聯運輸機，從莫斯科經迪化(烏魯木齊)、蘭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與江青有同鄉之誼的康生接替羅邁(李維漢)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他們都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處於戰爭環境下的中央黨校學習沒有嚴格的畢業時間，主要根據工作需要，隨時都有被調動參加工作的可能。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經過幾個月籌備後正式成立，急需教學管理人員。江青不希望繼續從事演藝生涯，但還是服從組織分配到那裏去工作。她的行政職務是魯藝戲劇系導演兼女生生活指導員，學校教務會議和訓育會議參加人員。當時延安文藝演出活動非常頻繁，魯藝戲劇系承擔著主要任務，演員緊缺時，老師學生一起上，演員劇務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躍在延安文藝舞台上。
1938年7月，建黨紀念日和抗戰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延安組織「抗戰戲劇節」。魯藝一連排練了三個現代戲：京劇《松花江》、話劇《流寇隊長》、歌劇《農村曲》。據魯藝戲劇系第一期學員張穎回憶，排練《流寇隊長》時，江青主動挑選一個綽號“大紅鞋”的農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據傳統京劇《打漁殺家》唱腔，填寫現代生活內容的舊戲新唱，稱得上是現代革命京劇的濫觴。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親蕭恩。綵排那天，康生來看戲，大加讚揚，並表示正式演出時，他要請毛澤東來看，江青十分高興。7月7日，延安舉行紀念抗戰周年大會，上午各界群眾冒雨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毛澤東作報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門舊址進行文藝演出，壓軸戲為《松花江》。正式演出時，康生果然請上毛澤東一起來看戲。坐在前排，康生頻頻鼓掌叫好。演出完畢時毛澤東和康生到後台接見演員，當然特別接見了江青。嗣後，毛澤東還在延安機關合作社宴請參加演出的魯藝師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編京劇《松花江》這齣戲，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主要是其成功地將抗戰的時代內容與民族傳統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穿著漁民、農民當時通常的服裝來表現抗戰生活，故事的結構和唱腔板式則套用《打漁殺家》的，內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動作儘可能求其比較合乎現實生活，而又保持京劇的特點。演出時，戲中所表現的群眾遭受慘禍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緒，把舊形式和新內容的矛盾沖淡了，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參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嘆，“想不到在‘五四’時期被否定了的京戲，竟在抗戰的革命聖地延安復興起來。”這次成功的藝術嘗試，正暗合了毛澤東隨後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主張“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愛戲及人，愛江山也愛美人，革命理想與浪漫愛情可以互為因果，並行不悖，相得益彰，毛澤東更加關注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過藝術認識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釣魚台國賓館看電影時，頗為得意地對其秘書如是說。
江青與毛澤東戀愛的具體經過，也許會成為永遠的個人私隱與歷史秘密。三十多年後，當採訪者面對面地詢問他們戀愛的具體情景時，江青總是轉移話題，但在她那張習慣於公眾場合做樣的臉上，顯然閃現出浪漫思緒的光彩。這應該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並且是應該受到尊重的迴避態度。「她努力保守個人私隱，因為無論是傳統觀念還是革命紀律都不允許她公開這場愛情與婚姻的具體細節。」作為女性，為了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嚴，江青願意透露的是毛澤東主動找到她。據她向維特克介紹，到延安不久，毛澤東曾親自找她出來，送給她一張他將在馬列學院作報告的入場券。她感覺震驚又敬畏，始而謝絕，繼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這張票子，並且屆時去聆聽他的演講。無論這裏有多少真實的成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首先認可作為一個女演員的江青，然後尋求可以合拍的共同革命的思想基礎。
此間，一直跟隨在毛澤東身邊的葉子龍回憶，從洛川到延安後，「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兩張戲票塞到我手裏，說是請主席看戲，要我也去。那時，延安的文化活動很多，經常由部隊和地方的文藝團體演節目，無論官兵一律購票入場，每張票5分錢。我把票交給毛澤東，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劇《打漁殺家》」。這個《打漁殺家》，就是1938年7月為紀念抗戰一周年，魯藝演出的新編京劇《松花江》，部分回憶文章中又稱《松花江上》。“後來，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多次接待過江青，他們於1938年夏天以後就生活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麼結婚儀式。”
1938年8月，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擔任秘書，實際上就是正式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
驚天動地的婚姻
延安整風運動前，毛澤東不是黨的最高領導者，卻是延安最有個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領導人。在戀愛婚姻問題上，他信奉絕對的戀愛中心主義，特立獨行，敢作敢當。
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從現代社會獨立人格的角度，反對父母包辦婚姻，反對媒妁之言，反對婚姻上的迷信觀點和物質經濟條件，積極倡言「戀愛中心主義」，認為“性慾的表現，大體言之，就是戀愛。戀愛這個問題，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頭子則視其無足介意。原來夫婦關係，完全是要以戀愛為中心，餘事種種都系附屬”。這種戀愛是神聖的，不受任何制約、威迫、利誘，以及任何人包辦、代辦。只有這種戀愛結合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的中心在戀愛，人生戀愛的要求，其勢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別勢力，決不是能擋得住的。戀愛既是人生極重大的要求，他的勢力又非常之大，那麼人人便應該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後，夫婦之間便應該充滿了戀愛。”這是一種充滿著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主義激情的戀愛婚姻觀念，是屬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破舊立新的具體表現。具有獨立人格的男女雙方，出於神聖的愛情走到一起，無須其他任何附著的結婚儀式。“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兩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盡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親友皆知，最好在報上登一啟事，說明我們倆願做夫妻，婚姻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廳註冊，鄉間則在自治局裏報名，亦盡夠了。”綜觀毛澤東的幾次婚姻，除了少年時期父母包辦的一場有名無實的婚姻之外，他始終不渝地實踐著自己的戀愛婚姻主張。他與楊開慧的結合是這樣，與賀子珍的結合是這樣，與江青的結合也是這樣。
在江青進入延安之前，1937年7月，因為「吳光偉事件」，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姻破裂。賀子珍負氣出走，吳光偉被禮送出境，毛澤東的婚姻生活出現一個空檔期。8月底，從洛川回到延安，毛澤東對江青有較好的印象，尚未發生愛戀之情。江青在進入中央黨校前後，一度交往密切的是有“紅軍才子”之稱的朱光。黨校結業分配到魯藝初期，江青鍾情的是魯藝訓導處主任徐以新。同年10月，延安又發生“劉茜事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隊隊長、紅軍幹部黃克功，與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戀愛不成，惱羞成怒，槍殺對方。陝甘寧邊區政府檢察機關提起公訴，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一時震驚延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洛甫(張聞天)親自到會，發表公開講話，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闡釋革命隊伍里處理戀愛婚姻關係的準則是，“革命隊伍里的終身伴侶，首先應該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願意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間最大的幸福和快樂”。隨即，毛澤東為抗大學員作關於“革命與戀愛問題”的專題報告，闡述革命隊伍里戀愛問題必須遵循三項原則：政治一致，雙方自願，不妨礙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絕不能戀愛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這在「戀愛中心主義」觀念基礎上，增加了革命與愛情並行不悖、情投意合的新內容。
文藝演出為江青在延安革命隊伍里展示自己頎長的身材、嬌美的容貌、綽約的風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澤東對江青的關注，始於舞台上活躍的身影。毛澤東對江青的戀情，始於京劇新編藝術中萌動著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出身卑微，稟賦甚高，性格剛強，敢想敢幹，從諸城、天津、濟南、北平、上海一路走來，江青在戀愛婚姻問題上形成與毛澤東殊途同歸的現代觀念。
「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我始終是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後，接受上海《民報》記者採訪時的直言真語。
「做一個真正的人！」在成功扮演易卜生戲劇《娜拉》女主角娜拉過程中，更加明確了她自己特立獨行的現代女性精神人格。“娜拉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的崇拜著她，我願意全世界被人玩弄著的婦女變成娜拉。”但是，娜拉離開玩偶家庭來到現代社會，哪一種職業可以保證她逃出被玩弄的圈子？她認為，“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此，她傾向於接受無產階級革命觀點，參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動，希望“我們的演劇應在我們這個苦難而偉大的時代中充分發揮出它的社會效能”，喚醒民眾，挽救危亡。“因為只有在整個民族自由解放的時候，我們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文藝演出之餘，她勤奮寫作，公開發表大量散文隨筆和小說，針砭時弊，關心民瘼，立意高迥，筆鋒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作為一個電影演員，可能是三流的。江青作為一個現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藝術；有思想，別具識見；有追求，抱負遠大。她缺的是生活，從平凡生活中體驗出甘甜美好的心境情愫。好在，戀愛同居只要有前者就足夠了，婚姻持久幸福才需要後者。
7月文藝演出，8月工作調動，生活同居，1938年延安的夏天，暴雨，烈日，山洪，泥石流，都屬於毛澤東與江青這對特立獨行的革命戀人。
當時延安革命隊伍里的結婚程序，當事人雙方提出申請，領導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澤東與江青的戀愛關係很快就引起黨內同志的極大議論，特別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後與裴明倫結婚，與俞啟威同居，與唐納結婚，與章泯同居，並且多次鬧得滿城風雨，緋聞纏身的紅塵往事的領導同志，如當時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漢宸等人，當時在新四軍的項英、楊帆等人，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等等，紛紛聯名寫信給中央總書記張聞天，陳述史實，力諫勸阻這場婚姻。考慮再三，張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澤東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在供銷社擺酒兩桌。
曾經在長征路上與賀子珍結伴為戰友，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謝飛後來回憶：「我們馬列學院的學生全都不滿意，氣得直跺腳，這麼個女人！有的公開寫信，有的人秘密寫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寫了三封。」“大意是這樣的：毛主席，我們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結婚。賀子珍身體又不好，你們又生過五、六個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這個人在這裏影響不好，男女都罵她是妖精。”
留在江青記憶中的是，毛澤東對這些反對意見堅決不予接受，態度果斷剛毅，沒有商量餘地。他接到項英發來的反對意見電報，立即回復一份軍用電報：「我學孫中山。」江青對這個電文的解釋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年齡相差就更大了，約30歲”，而她當時24歲，毛澤東45歲。其實，年齡不是什麼問題，賀子珍比江青只大五歲。
話給陳雲，質問道：「你這個組織部長竟然管到我家裏的事情來了？」
衝天一怒為紅顏。「如果大家不同意，寧願回家種田去。」毛澤東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中央政治局其他領導同志無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實。至於中央政治局為此專門討論並作出決議，同意他們的結合，但“約法三章”，迄今沒有正式檔案文獻證實。其內容是：“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中央提出類似的請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也許是有關部門找江青談話時，提出的幾點原則性意見，後來被傳說為“約法三章”。但是，為了保密制度和軍事安全考慮，組織部門再次對江青的個人歷史進行政治審查，結論是可靠的。
本來他們沒有想到要舉行任何結婚儀式，為了表示對反對意見的抗拒，毛澤東欣然到機關合作社食堂擺上酒宴，連續兩天，分批宴請賓朋，以示喜慶。
第二次請客，時在1938年11月20日，正遇上日本飛機瘋狂轟炸，古城廢棄狼藉，延安驚天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