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劉建勛還特別對張萬年的態度與動向極為關切，再三詢問關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況透露給張。關光烈說：「我連自己的老婆都沒告訴，我能告訴他嗎？」這才不再問了。
關光烈出獄後，在洛陽開了一個文物商店。圖為1987年，關光烈（左一）在他的小店裏接待來訪的客人（遲澤厚/圖）
初識關光烈
據我所知，關光烈大約是在林彪身邊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
關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從野戰部隊調到中南軍區機關的，但他是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幹事，我在軍區司令部辦公廳，給軍區參謀長黃永勝當秘書，彼此分住兩個大院，又無工作交往，所以並不相識。1955年，中南軍區的主體部分改編為廣州軍區，黃永勝任司令員，陶鑄任政治委員。軍隊的領導體制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陶鑄雖為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但因他主要擔負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工作，所以軍區黨委的一般活動都由第二書記黃永勝主持。按傳統黨委工作由政治機關負責，關光烈被指定為軍區黨委秘書，負責通知開會和作會議記錄。黃永勝決定開會，便由我通知關光烈，由他負責落實。開得最多的是軍區黨委常委辦公會，有時個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開一次，我與關光烈接觸頻密，彼此談得比較投機，在那運動不斷、動輒得咎的年代，不須互相戒備。
林彪和W秘書的一段插曲
關光烈於1959年1月調任林彪的秘書。這次調動純屬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話說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林彪幾乎每年冬天都到廣州過冬，一住就是一兩個月，甚至兩個月以上。為此還給葉群在廣州市政府安排了個副局長之職，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則在軍區大院對面的八一小學隨讀。
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廣州住了幾天，林彪夫婦又去海南島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區大院內的元帥府住了一段時間，新年過後回到廣州，住在白雲山軍區雞頸坑招待所一號樓。林彪當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黨內位列第六，但由於他當時還在養病，中央對他並無明確分工，所以他只配了一名秘書。
這位秘書姓W，來自上海警備區，主要負責收收文件，管管林彪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個行政秘書。1958年在彭德懷元帥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我曾同他打過一次交道，印象一般。林彪身邊沒有年輕的女工作人員，但有人向林彪反映，在海南時，這位W秘書同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員有些輕佻表現。
林彪歷來沉默寡言，秘書的事情都是交由葉群來管，但這次不知怎麼來了興緻，他把W秘書叫來，提示他最近「有些輕浮的苗頭」，希望他多加檢點。
應該說，林彪的講話還是很有分寸的：第一，他用「輕浮」而不用“輕佻”，問題的性質便有所不同；第二，只是“苗頭”，還未成為事實。
不料，這位秘書的反應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們都深感震驚和不解，他忽然高聲喊道：「你誣衊！」
林彪完全沒有料到，他這個當年的百萬大軍統帥竟會遭到一個小秘書的頂撞，他愣了一下，便氣急敗壞地大聲申斥：「你，你還不接受教育，你走吧，不要在我這裏工作了！」
哪知道，這位秘書又回敬了一句讓林彪怎麼也想不到的話：「你不是國防部長，你沒有這個權力！」
林彪完全被氣昏了，幾十年來，在黨內軍內，哪有人敢對他如此放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手指著W秘書：「你，你，你快走！」
林彪和W秘書的高聲爭吵，驚動了一號樓的所有工作人員，大家紛紛跑來。軍區政治部保衛部臨時派來的保衛幹部陳維綱把W秘書拉出樓外，批評了他，並趕緊向上彙報。
葉群在安慰了一陣子氣得發昏的林彪之後，也向軍區首長通報情況。此時，司令員黃永勝正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主持軍區日常工作的是政委劉興元。在向劉興元簡要通報了情況之後，她提出要軍區為林彪選調一位秘書。劉興元不敢怠慢，指示軍區政治部幹部部立即把幾個最拔尖的秘書的檔案給葉群送去，供她挑選，其中就有關光烈的檔案。他的檔案一下子被葉群看中。然後是面試。關光烈一表人才，面目和善，精明幹練，知識面廣，既有機關工作經驗，又當過連指導員，熟悉基層情況；而且他來自127師，這是全軍歷史最老的一支部隊，其前身是葉挺獨立團，戰功赫赫，號稱鐵軍，林彪早年也在這支部隊。林彪、葉群都很滿意。關光烈就這樣被選中，當了林彪元帥的秘書。
他一干就是將近七年。開頭將近一年，還是只有他一個秘書。1959年9月，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接替在廬山會議上被定為「反黨集團」頭子的彭德懷元帥，兼任國防部長。關光烈一次對我談起這段往事時說：“從廬山回到北京，一進毛家灣，就發現衚衕里增加了很多便衣警衛。當了國防部長，這待遇就大不一樣了。”為了適應工作需要，“林辦”成立起來了，陸續調來了多名秘書。“林辦”主任自然非葉群莫屬，關光烈則成了“林辦”秘書們的頭兒。
1965年，關光烈找了個理由，要求下部隊工作，林彪、葉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廣州軍區，被分配到127師任副政委，3年後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師所在的43軍奉命移駐河南洛陽地區，改隸武漢軍區。
陷入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圍之中
話，說「首長」找他有事，要他馬上到北京去。關光烈從離開“林辦”之後，就不再與之聯繫，他離開已經多年，而且這樣的召見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幹什麼？但是，他不能問。他報告了軍政委王文德，王文德雖然也感到有些蹊蹺，但是，副統帥召見，不能不去。關光烈一到北京，就發現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著林彪的旗號，干非法的冒險勾當。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圍之中。林立果向關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許多要求，什麼從127師調噴火器，調40火箭筒，弄100套陸軍制服……關光烈都一一託辭拒絕。
過了兩天，林立果見他仍然一點也不配合，萬般無奈，只好叫人給他買了一張軟卧火車票，把他送上火車，放他去了。他剛回到部隊，「九一三」事件便發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級幹部一樣，在開始一段時間，對此一無所知。他也沒有向任何人講起這次進京情況。他不講，其他人，包括軍的領導，自然也不會問，這是規矩。
一人做事一人當
終於有一天，43軍領導接到上級通知：要127師師長張萬年和關光烈一起到鄭州去，說是參加重要會議。
到了鄭州，才知道是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以武漢軍區政委的身份和他們個別談話。劉建勛先同張萬年談，談的時間不長，不知道談了什麼。和關光烈談，便告訴他林彪發動武裝政變失敗後，乘飛機叛國外逃，要關光烈詳細交代他到北京參加了什麼活動，接受了林彪什麼指示。關光烈都照實講了。但劉建勛總覺得他還隱瞞了什麼，一再要他打消顧慮，老實交代。劉建勛還特別對張萬年的態度與動向極為關切，再三詢問關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況透露給張。關光烈說：「我連自己的老婆都沒告訴，我能告訴他嗎？」這才不再問了。
在同我談起此事時，他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能順竿爬，亂說，害人。」
關進秦城
不久，關光烈被轉送北京。負責「九一三」專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和他談了幾次之後，認為他把事情都講清了，紀登奎要關光烈安下心來，因為牽涉到這個案子的不止他一個人，要找個適當時機宣佈將他和其他一些有關人員一起解脫。他被安排住在西山亞洲療養院，對他的管理相當寬鬆，居住條件和伙食也都不錯。他一心想早些返回部隊，早些與家人團聚。卻不料，以後竟再也沒有消息。
打倒了「四人幫」，關光烈心想，前幾年可能是受到了「四人幫」的干擾，這回他的問題該解決了。哪裏想到，不久後的一天，他突然被強行押送到秦城監獄，一下子“升級”成了名副其實的囚犯。這意外的沉重打擊，讓關光烈陷入絕望、迷惘，各種疾病也向他襲來，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關了一段時間，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他的下落，要求探監，得到批准。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來到秦城。當關光烈出現在他們面前時，兩個孩子無論如何也無法把這個形容枯槁的老人與他們印象中的父親聯繫起來。他們怯生生地低聲問母親：「這是爸爸嗎？」這位媽媽當時是一種什麼心情？她該怎麼回答孩子們的問題呢？
被定性為林彪反革命集團「同夥」
中共中央新班子於1980年10月宣佈，將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公開審判。北京負責審判兩個集團的「主犯」，還有內定的60名「同夥」，則交由這些人原來所在的大單位發落。關光烈被送回武漢軍區，他在這個名單中位列第44。
關光烈被告知：他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武裝政變活動，罪惡重大，將在近期依法對他進行宣判。
1981年1月，在北京「兩案」宣判之後，武漢軍區機關也開大會對關光烈進行宣判。在通知關光烈準備參加宣判時，關光烈知道可能有一個給他戴手銬出庭和宣判後打開手銬的程式，他嚴肅地對辦案人員人講：“我是什麼問題你們都知道，我的為人你們也知道，你們若是叫我戴銬子出庭，到時候可別怪我叫你們難堪！”關光烈果然沒有戴手銬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問關光烈：為什麼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說：“因為我正好關了將近十年。”
出獄後以開店度日
關光烈出獄後軍籍、黨籍、職務、級別四大皆空。他在關押期間，因為沒有正式定性，還是有工資的，即使扣除這期間的伙食費和零花錢，每月還可剩餘一百多元，十年累計就是一萬多元，這在當年是個不小的數目。關光烈向有關部門詢問這筆錢的下落，答稱「上交」了。上交的錢自然不能再退回來。開始幾年每月只發60元的生活費。
他的妻子是個解放戰爭時期入伍、自尊心極強的老兵，1954年中央軍委安排大批女兵轉業，她在廣州輕工業學校學了4年釀造，成了專業幹部。她原住在127師家屬區，關光烈遭審查後，她不願看一些人的異樣眼光，帶著兩個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學校，不肯再進營區大門。她先當了幾年小學教員，後又當中學教員。關光烈到洛陽安置後，趕上地方改革開放，她的專長得到承認，被分配到洛陽一家啤酒廠當了廠長。為了生活，關光烈在龍門石窟附近開了個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漸為附近群眾所知悉，大家對他很友善，並給予他一些幫助。到龍門遊覽的外國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關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歷史、藝術，因而他的生意不錯。
1987年7月，我去西藏為早年在平叛作戰中犧牲的戰友掃墓，返回時特地繞道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去了他簡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為是劫後初逢，我怕他傷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達，以調侃的語氣對我說：“老遲，我現在開個小店，自由自在，可帶勁兒了！要是早有這個政策，何必像當年那樣，整天提心弔膽，受那份兒洋罪，到頭來還不落好！”他這是反話正說，也是在安慰我，而這卻徒增我心中幾分苦澀，我還能說什麼？
又過了兩年，他應許多老友之邀，偕夫人重返廣州。他的熟人、老部下極多，他南下的信息不但迅速在廣州傳開，湛江、海口甚至廣西一些城市的老友、老部下也很快得到消息，紛紛邀他前去相聚。他長於書畫，在廣州向他求字求畫的就有數十人，弄得他應接不暇。這中間我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他詳述了捲入那場政治漩渦的前前後後。
2002年5月，我又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先去他家中拜訪，兩天後他又來我的住處回訪。每次相見我們都進行了無拘束的長談。此時我已經接觸過不少「九一三」事件的當事人，也看過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對這次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為了對這次影響巨大、深遠卻又被人為弄得撲朔迷離的政治事件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包括一些敏感問題。他一一直率地談了他的看法。
林彪秘書關光烈 原載《南方周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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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和毛澤東在延安（資料圖）
張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澤東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
本文摘自《史客》，薩蘇 著，金城出版社出版
江青1937年8月奔赴延安，1947年3月隨中共中央離開延安，轉戰陝北。在延安十年間，她經歷著堪稱甜蜜的愛情，美滿的婚姻，幸福的革命家庭生活。相夫教女，淡泊寧靜，此前的風言蜚語逐漸消退，此後的風生水起、惡謚罵名尚未登場，她享受著人生春夏之際的芬芳歲月。
情投意合的戀愛
1937年8月，洛川會議期間，江青與毛澤東第一次會面。
抗日戰爭爆發後，為了討論決定抗日軍事策略等問題，中共中央在洛川縣城北約十公里的馮家村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作軍事問題和國共兩黨關係問題報告，時任中央軍委參謀長的肖勁光參加會議。8月25日，會議最後一天，肖勁光夫人朱仲芷搭乘一輛紅軍運糧卡車從西安途經洛川，稍事停息。隨車同行的還有從上海奔赴延安的青年演員藍蘋，即尚未改名的江青。
據江青後來對美國學者維特克介紹，「我到洛川時，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正在開會。我很震驚，深恐在他們面前暈倒，但仍決心會見黨中央的領導同志。他們全體都出來問候我，(通常對文化名人都是這樣大張旗鼓地歡迎？)我心裏給自己打氣，絕對不能在他們面前失去自我控制，而且一定要挺直腰板。然後，我和他們每個人都握了握手。後來聽說，這次會議非常重要。」儘管江青的敘述中夾雜著故作矯情、政治誇張的水分，但是，中共中央初到陝北，迫切需要革命的擁護者和支持者，曾先後給予埃德加？斯諾、丁玲、史沫特萊等知名文化人士熱烈歡迎。藍蘋屬於比較知名的左翼文化人，尤其是作為奔赴延安的第一位比較著名的明星人物，受到如此歡迎是完全有可能的。
另據當時擔任毛澤東機要秘書的葉子龍回憶，洛川會議結束的當天傍晚，他到院子外散步時遇見肖勁光、朱仲芷夫婦和一個青年女子在一起交談。肖勁光和葉子龍都是湖南老鄉，早在江西蘇區就很熟悉。肖勁光為葉子龍介紹說：「她叫李雲鶴，藝名藍蘋，是從上海來的進步青年，可是個電影明星哩，今天到的，準備去延安參加革命工作。」藍蘋很大方很主動地與葉子龍握手問候。第二天，中央和軍委領導同志分別乘車回延安，江青穿一件淺藍色旗袍，很顯眼地坐在車廂里，搭便車同行。樸素大方的裝束，窈窕的身材，俊美的容貌，靈動的眼神，藍蘋給予毛澤東的第一印象應該是美好的。而毛澤東頎長的身材，儒雅的風度，幽默的談吐，對於嚮往革命改變人生的藍蘋來說，也是具有心靈震撼力的。
大約在此路途顛簸中，藍蘋為自己起了一個新名字叫江青，希望此後人生「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對於此前的是是非非，“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到延安後，江青被安排在城裏西北旅社暫住，登記旅客姓名時不再是“藍蘋”，而是“江青”。隨後，按照組織要求，新到延安的革命青年需要填寫個人自傳材料，她也署名“江青”。
江青住進西北旅社(又稱「第三招待所」)，一時間比較清閑，人也很活躍。朱仲芷、朱仲麗姐妹之父朱劍凡是湖南長沙人，曾經資助進步青年創辦文化書社，與毛澤東有深厚交誼。來延安之前，朱家做好了湖南臘肉，讓女兒捎給毛澤東。到延安第二天，朱仲芷給毛澤東送臘肉，藍蘋要求一起去。據朱仲麗轉述的朱仲芷回憶：“江青跟我一塊兒去的，也真見到了毛主席。可那天毛主席正好談完話，在院子裏踱步想問題，只和我們談了幾句話，沒有請我和江青進窯洞裏坐。我不敢多打擾，就把江青帶回來了。”這次拜訪很短暫，也很匆忙，在江青與毛澤東的情感進程中有何影響不得而知。但是，幾天同行交往，江青給朱仲芷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25歲，好精幹的人。」朱仲芷對江青的這個印象評價，應該是正面意義的。
江青離開上海經過濟南、西安來到延安，沒有攜帶黨組織關係證明材料，只有一本影集。她要求恢復黨籍，必須接受黨組織審查取證，這樣在西北旅社借住兩個多月。黨組織為了考驗她，曾安排她參加陝甘寧邊區政府教育巡視團，對延安縣各學校教育情況考察調研。當時農村衛生條件很差，走村串鄉，工作艱苦，江青能夠吃苦耐勞，深入細緻，受到主持工作的副廳長陳正人的表揚。「陝北好地方，小米熬米湯，蚊子虱子成了王。」她對陝北農村的貧苦生活有了初步認識，沒有抱怨和退卻。根據江青本人提供的自傳材料線索，黨組織先後派人向李麗蓮、徐明清等人了解情況，她們都只能證明江青在上海參加左翼文藝運動的事實，不能證明其入黨情況。江青1933年2月在青島由俞啟威(黃敬)介紹入黨，其時與徐明清尚不認識。後來，黨組織通過地下交通，去函向時任中共冀中區委書記的黃敬調查取證，得到肯定的答覆。
1937年11月，江青的黨員身份得到確認後，獲准進入中央黨校第12班學習。當時黨校徵用橋兒溝天主教堂為校址，共有學員四五百人，分為15個班級，其中第12、13班屬於從國民黨監獄中釋放出來的幹部。在此後六個月的時間裡，江青比較系統地學習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參加半個月的野營軍事訓練，整理農村教育調查報告，積极參加黨校俱樂部文娛活動，是晚會上的活躍分子。但在學習討論會上，很少發言，偶爾開口，態度誠懇謙虛：「我不大明白，請諸位指教。」
同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陳雲乘坐蘇聯運輸機，從莫斯科經迪化(烏魯木齊)、蘭州降落延安。1938年3月，與江青有同鄉之誼的康生接替羅邁(李維漢)擔任中央黨校校長，他們都有他鄉遇故知之感。
處於戰爭環境下的中央黨校學習沒有嚴格的畢業時間，主要根據工作需要，隨時都有被調動參加工作的可能。1938年4月10日，魯迅藝術學院經過幾個月籌備後正式成立，急需教學管理人員。江青不希望繼續從事演藝生涯，但還是服從組織分配到那裏去工作。她的行政職務是魯藝戲劇系導演兼女生生活指導員，學校教務會議和訓育會議參加人員。當時延安文藝演出活動非常頻繁，魯藝戲劇系承擔著主要任務，演員緊缺時，老師學生一起上，演員劇務大家做。江青又一度活躍在延安文藝舞台上。
1938年7月，建黨紀念日和抗戰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延安組織「抗戰戲劇節」。魯藝一連排練了三個現代戲：京劇《松花江》、話劇《流寇隊長》、歌劇《農村曲》。據魯藝戲劇系第一期學員張穎回憶，排練《流寇隊長》時，江青主動挑選一個綽號“大紅鞋”的農村暗娼角色。《松花江》是根據傳統京劇《打漁殺家》唱腔，填寫現代生活內容的舊戲新唱，稱得上是現代革命京劇的濫觴。江青扮演女主角桂英，阿甲扮演配角老父親蕭恩。綵排那天，康生來看戲，大加讚揚，並表示正式演出時，他要請毛澤東來看，江青十分高興。7月7日，延安舉行紀念抗戰周年大會，上午各界群眾冒雨追悼抗日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毛澤東作報告，下午在延安老城府衙門舊址進行文藝演出，壓軸戲為《松花江》。正式演出時，康生果然請上毛澤東一起來看戲。坐在前排，康生頻頻鼓掌叫好。演出完畢時毛澤東和康生到後台接見演員，當然特別接見了江青。嗣後，毛澤東還在延安機關合作社宴請參加演出的魯藝師生。
值得一提的是，新編京劇《松花江》這齣戲，引起毛澤東的關注，主要是其成功地將抗戰的時代內容與民族傳統的藝術形式結合起來。「穿著漁民、農民當時通常的服裝來表現抗戰生活，故事的結構和唱腔板式則套用《打漁殺家》的，內容和人物塑造及其身段動作儘可能求其比較合乎現實生活，而又保持京劇的特點。演出時，戲中所表現的群眾遭受慘禍的情景以及人民的抗日情緒，把舊形式和新內容的矛盾沖淡了，獲得了強烈的藝術效果。」參加演出的阿甲由此感嘆，“想不到在‘五四’時期被否定了的京戲，竟在抗戰的革命聖地延安復興起來。”這次成功的藝術嘗試，正暗合了毛澤東隨後在六屆六中全會政治報告中所倡導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念，主張“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愛戲及人，愛江山也愛美人，革命理想與浪漫愛情可以互為因果，並行不悖，相得益彰，毛澤東更加關注江青其人。
「主席就是通過藝術認識我的。」“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在釣魚台國賓館看電影時，頗為得意地對其秘書如是說。
江青與毛澤東戀愛的具體經過，也許會成為永遠的個人私隱與歷史秘密。三十多年後，當採訪者面對面地詢問他們戀愛的具體情景時，江青總是轉移話題，但在她那張習慣於公眾場合做樣的臉上，顯然閃現出浪漫思緒的光彩。這應該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並且是應該受到尊重的迴避態度。「她努力保守個人私隱，因為無論是傳統觀念還是革命紀律都不允許她公開這場愛情與婚姻的具體細節。」作為女性，為了表示自己的矜持和尊嚴，江青願意透露的是毛澤東主動找到她。據她向維特克介紹，到延安不久，毛澤東曾親自找她出來，送給她一張他將在馬列學院作報告的入場券。她感覺震驚又敬畏，始而謝絕，繼而很快克服了自己的羞怯，接受了這張票子，並且屆時去聆聽他的演講。無論這裏有多少真實的成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毛澤東首先認可作為一個女演員的江青，然後尋求可以合拍的共同革命的思想基礎。
此間，一直跟隨在毛澤東身邊的葉子龍回憶，從洛川到延安後，「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兩張戲票塞到我手裏，說是請主席看戲，要我也去。那時，延安的文化活動很多，經常由部隊和地方的文藝團體演節目，無論官兵一律購票入場，每張票5分錢。我把票交給毛澤東，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劇《打漁殺家》」。這個《打漁殺家》，就是1938年7月為紀念抗戰一周年，魯藝演出的新編京劇《松花江》，部分回憶文章中又稱《松花江上》。“後來，毛澤東在他的住處多次接待過江青，他們於1938年夏天以後就生活在一起了，沒有舉行什麼結婚儀式。”
1938年8月，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軍委辦公室擔任秘書，實際上就是正式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
驚天動地的婚姻
延安整風運動前，毛澤東不是黨的最高領導者，卻是延安最有個性、最有思想、最有魅力的領導人。在戀愛婚姻問題上，他信奉絕對的戀愛中心主義，特立獨行，敢作敢當。
早在青年時代，毛澤東從現代社會獨立人格的角度，反對父母包辦婚姻，反對媒妁之言，反對婚姻上的迷信觀點和物質經濟條件，積極倡言「戀愛中心主義」，認為“性慾的表現，大體言之，就是戀愛。戀愛這個問題，少年人看得很重，在老頭子則視其無足介意。原來夫婦關係，完全是要以戀愛為中心，餘事種種都系附屬”。這種戀愛是神聖的，不受任何制約、威迫、利誘，以及任何人包辦、代辦。只有這種戀愛結合的婚姻，才是幸福的。“婚姻的中心在戀愛，人生戀愛的要求，其勢力比任何要求要大，非有特別勢力，決不是能擋得住的。戀愛既是人生極重大的要求，他的勢力又非常之大，那麼人人便應該各如所求，婚姻成立之後，夫婦之間便應該充滿了戀愛。”這是一種充滿著理想主義色彩和浪漫主義激情的戀愛婚姻觀念，是屬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破舊立新的具體表現。具有獨立人格的男女雙方，出於神聖的愛情走到一起，無須其他任何附著的結婚儀式。“新式婚姻的成立，便只要男女兩下的心知，到了交厚情深，盡可自由配合。倘要明白表示，令親友皆知，最好在報上登一啟事，說明我們倆願做夫妻，婚姻是某月某日就算完事。不然，便到官廳註冊，鄉間則在自治局裏報名，亦盡夠了。”綜觀毛澤東的幾次婚姻，除了少年時期父母包辦的一場有名無實的婚姻之外，他始終不渝地實踐著自己的戀愛婚姻主張。他與楊開慧的結合是這樣，與賀子珍的結合是這樣，與江青的結合也是這樣。
在江青進入延安之前，1937年7月，因為「吳光偉事件」，導致毛澤東與賀子珍的婚姻破裂。賀子珍負氣出走，吳光偉被禮送出境，毛澤東的婚姻生活出現一個空檔期。8月底，從洛川回到延安，毛澤東對江青有較好的印象，尚未發生愛戀之情。江青在進入中央黨校前後，一度交往密切的是有“紅軍才子”之稱的朱光。黨校結業分配到魯藝初期，江青鍾情的是魯藝訓導處主任徐以新。同年10月，延安又發生“劉茜事件”。抗大第三期第六隊隊長、紅軍幹部黃克功，與陝北公學女學生劉茜戀愛不成，惱羞成怒，槍殺對方。陝甘寧邊區政府檢察機關提起公訴，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黃克功死刑，立即執行，一時震驚延安。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洛甫(張聞天)親自到會，發表公開講話，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闡釋革命隊伍里處理戀愛婚姻關係的準則是，“革命隊伍里的終身伴侶，首先應該在政治上、思想上有共同的信仰，願意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志同道合，情投意合才是夫妻間最大的幸福和快樂”。隨即，毛澤東為抗大學員作關於“革命與戀愛問題”的專題報告，闡述革命隊伍里戀愛問題必須遵循三項原則：政治一致，雙方自願，不妨礙工作。要提倡工作第一，絕不能戀愛第一，更不能“若為戀愛故，萬事皆可拋”。這在「戀愛中心主義」觀念基礎上，增加了革命與愛情並行不悖、情投意合的新內容。
文藝演出為江青在延安革命隊伍里展示自己頎長的身材、嬌美的容貌、綽約的風姿提供了自由的舞台。毛澤東對江青的關注，始於舞台上活躍的身影。毛澤東對江青的戀情，始於京劇新編藝術中萌動著共同革命理想的追求。出身卑微，稟賦甚高，性格剛強，敢想敢幹，從諸城、天津、濟南、北平、上海一路走來，江青在戀愛婚姻問題上形成與毛澤東殊途同歸的現代觀念。
「我根本是反對結婚的，我主張只要彼此底愛情達到了沸點成熟了的時候，不必經過結婚的儀式，盡可實行同居。不過我現在雖然已有了愛人，但我以為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我始終是沒有把戀愛看做比事業還重要。」這是江青1935年8月在成功扮演娜拉之後，接受上海《民報》記者採訪時的直言真語。
「做一個真正的人！」在成功扮演易卜生戲劇《娜拉》女主角娜拉過程中，更加明確了她自己特立獨行的現代女性精神人格。“娜拉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熱烈的崇拜著她，我願意全世界被人玩弄著的婦女變成娜拉。”但是，娜拉離開玩偶家庭來到現代社會，哪一種職業可以保證她逃出被玩弄的圈子？她認為，“這不是一個個人問題，而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由此，她傾向於接受無產階級革命觀點，參加左翼革命文化活動，希望“我們的演劇應在我們這個苦難而偉大的時代中充分發揮出它的社會效能”，喚醒民眾，挽救危亡。“因為只有在整個民族自由解放的時候，我們婦女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文藝演出之餘，她勤奮寫作，公開發表大量散文隨筆和小說，針砭時弊，關心民瘼，立意高迥，筆鋒犀利，才情四射。
江青作為一個電影演員，可能是三流的。江青作為一個現代女性，肯定是一流的。她有才情，懂得藝術；有思想，別具識見；有追求，抱負遠大。她缺的是生活，從平凡生活中體驗出甘甜美好的心境情愫。好在，戀愛同居只要有前者就足夠了，婚姻持久幸福才需要後者。
7月文藝演出，8月工作調動，生活同居，1938年延安的夏天，暴雨，烈日，山洪，泥石流，都屬於毛澤東與江青這對特立獨行的革命戀人。
當時延安革命隊伍里的結婚程序，當事人雙方提出申請，領導批准表示同意就算正式夫妻。毛澤東與江青的戀愛關係很快就引起黨內同志的極大議論，特別是那些了解江青到延安之前先後與裴明倫結婚，與俞啟威同居，與唐納結婚，與章泯同居，並且多次鬧得滿城風雨，緋聞纏身的紅塵往事的領導同志，如當時在延安的王世英、南漢宸等人，當時在新四軍的項英、楊帆等人，當時的中共江蘇省委，等等，紛紛聯名寫信給中央總書記張聞天，陳述史實，力諫勸阻這場婚姻。考慮再三，張聞天綜合大家的意見，以個人名義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同賀子珍合不來，離婚，大家沒有意見，再結婚也是應該的，但是否同江青結合，望你考慮。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員，影響較大。這樣做，對黨對你，都不大好。信是讓警衛員送去的。毛澤東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說：「我明天就結婚，誰管得著！」第二天在供銷社擺酒兩桌。
曾經在長征路上與賀子珍結伴為戰友，當時在馬列學院學習的謝飛後來回憶：「我們馬列學院的學生全都不滿意，氣得直跺腳，這麼個女人！有的公開寫信，有的人秘密寫信，不敢落自己的名字。我寫了三封。」“大意是這樣的：毛主席，我們希望你不要和江青結婚。賀子珍身體又不好，你們又生過五、六個孩子，老夫老妻了，江青這個人在這裏影響不好，男女都罵她是妖精。”
留在江青記憶中的是，毛澤東對這些反對意見堅決不予接受，態度果斷剛毅，沒有商量餘地。他接到項英發來的反對意見電報，立即回復一份軍用電報：「我學孫中山。」江青對這個電文的解釋是，“孫中山和宋慶齡年齡相差就更大了，約30歲”，而她當時24歲，毛澤東45歲。其實，年齡不是什麼問題，賀子珍比江青只大五歲。
話給陳雲，質問道：「你這個組織部長竟然管到我家裏的事情來了？」
衝天一怒為紅顏。「如果大家不同意，寧願回家種田去。」毛澤東以不容置疑的態度堅持自己的婚姻自由，中央政治局其他領導同志無可奈何，只有接受事實。至於中央政治局為此專門討論並作出決議，同意他們的結合，但“約法三章”，迄今沒有正式檔案文獻證實。其內容是：“第一，毛、賀的夫婦關係尚存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生活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中央提出類似的請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也許是有關部門找江青談話時，提出的幾點原則性意見，後來被傳說為“約法三章”。但是，為了保密制度和軍事安全考慮，組織部門再次對江青的個人歷史進行政治審查，結論是可靠的。
本來他們沒有想到要舉行任何結婚儀式，為了表示對反對意見的抗拒，毛澤東欣然到機關合作社食堂擺上酒宴，連續兩天，分批宴請賓朋，以示喜慶。
第二次請客，時在1938年11月20日，正遇上日本飛機瘋狂轟炸，古城廢棄狼藉，延安驚天動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