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劉建勛還特別對張萬年的態度與動向極為關切，再三詢問關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況透露給張。關光烈說：「我連自己的老婆都沒告訴，我能告訴他嗎？」這才不再問了。
關光烈出獄後，在洛陽開了一個文物商店。圖為1987年，關光烈（左一）在他的小店裏接待來訪的客人（遲澤厚/圖）
初識關光烈
據我所知，關光烈大約是在林彪身邊任職時間最長的秘書。
關光烈和我，都是在上世紀50年代初從野戰部隊調到中南軍區機關的，但他是軍區政治部組織部幹事，我在軍區司令部辦公廳，給軍區參謀長黃永勝當秘書，彼此分住兩個大院，又無工作交往，所以並不相識。1955年，中南軍區的主體部分改編為廣州軍區，黃永勝任司令員，陶鑄任政治委員。軍隊的領導體制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陶鑄雖為軍區黨委第一書記，但因他主要擔負中共廣東省委的領導工作，所以軍區黨委的一般活動都由第二書記黃永勝主持。按傳統黨委工作由政治機關負責，關光烈被指定為軍區黨委秘書，負責通知開會和作會議記錄。黃永勝決定開會，便由我通知關光烈，由他負責落實。開得最多的是軍區黨委常委辦公會，有時個把月甚至十天八天便開一次，我與關光烈接觸頻密，彼此談得比較投機，在那運動不斷、動輒得咎的年代，不須互相戒備。
林彪和W秘書的一段插曲
關光烈於1959年1月調任林彪的秘書。這次調動純屬偶然，甚至有些匪夷所思。
話說自上世紀50年代中期之後，林彪幾乎每年冬天都到廣州過冬，一住就是一兩個月，甚至兩個月以上。為此還給葉群在廣州市政府安排了個副局長之職，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則在軍區大院對面的八一小學隨讀。
1958年12月，林彪又一次全家南下，先在廣州住了幾天，林彪夫婦又去海南島最南端的榆林要塞區大院內的元帥府住了一段時間，新年過後回到廣州，住在白雲山軍區雞頸坑招待所一號樓。林彪當時已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在黨內位列第六，但由於他當時還在養病，中央對他並無明確分工，所以他只配了一名秘書。
這位秘書姓W，來自上海警備區，主要負責收收文件，管管林彪的日常生活，基本是個行政秘書。1958年在彭德懷元帥主持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期間，我曾同他打過一次交道，印象一般。林彪身邊沒有年輕的女工作人員，但有人向林彪反映，在海南時，這位W秘書同招待所的女工作人員有些輕佻表現。
林彪歷來沉默寡言，秘書的事情都是交由葉群來管，但這次不知怎麼來了興緻，他把W秘書叫來，提示他最近「有些輕浮的苗頭」，希望他多加檢點。
應該說，林彪的講話還是很有分寸的：第一，他用「輕浮」而不用“輕佻”，問題的性質便有所不同；第二，只是“苗頭”，還未成為事實。
不料，這位秘書的反應令所有知道此事的人們都深感震驚和不解，他忽然高聲喊道：「你誣衊！」
林彪完全沒有料到，他這個當年的百萬大軍統帥竟會遭到一個小秘書的頂撞，他愣了一下，便氣急敗壞地大聲申斥：「你，你還不接受教育，你走吧，不要在我這裏工作了！」
哪知道，這位秘書又回敬了一句讓林彪怎麼也想不到的話：「你不是國防部長，你沒有這個權力！」
林彪完全被氣昏了，幾十年來，在黨內軍內，哪有人敢對他如此放肆！他再也說不出話來，只是手指著W秘書：「你，你，你快走！」
林彪和W秘書的高聲爭吵，驚動了一號樓的所有工作人員，大家紛紛跑來。軍區政治部保衛部臨時派來的保衛幹部陳維綱把W秘書拉出樓外，批評了他，並趕緊向上彙報。
葉群在安慰了一陣子氣得發昏的林彪之後，也向軍區首長通報情況。此時，司令員黃永勝正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主持軍區日常工作的是政委劉興元。在向劉興元簡要通報了情況之後，她提出要軍區為林彪選調一位秘書。劉興元不敢怠慢，指示軍區政治部幹部部立即把幾個最拔尖的秘書的檔案給葉群送去，供她挑選，其中就有關光烈的檔案。他的檔案一下子被葉群看中。然後是面試。關光烈一表人才，面目和善，精明幹練，知識面廣，既有機關工作經驗，又當過連指導員，熟悉基層情況；而且他來自127師，這是全軍歷史最老的一支部隊，其前身是葉挺獨立團，戰功赫赫，號稱鐵軍，林彪早年也在這支部隊。林彪、葉群都很滿意。關光烈就這樣被選中，當了林彪元帥的秘書。
他一干就是將近七年。開頭將近一年，還是只有他一個秘書。1959年9月，林彪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的身份，接替在廬山會議上被定為「反黨集團」頭子的彭德懷元帥，兼任國防部長。關光烈一次對我談起這段往事時說：“從廬山回到北京，一進毛家灣，就發現衚衕里增加了很多便衣警衛。當了國防部長，這待遇就大不一樣了。”為了適應工作需要，“林辦”成立起來了，陸續調來了多名秘書。“林辦”主任自然非葉群莫屬，關光烈則成了“林辦”秘書們的頭兒。
1965年，關光烈找了個理由，要求下部隊工作，林彪、葉群批准放人。他仍回廣州軍區，被分配到127師任副政委，3年後升任政委。1969年底，127師所在的43軍奉命移駐河南洛陽地區，改隸武漢軍區。
陷入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圍之中
話，說「首長」找他有事，要他馬上到北京去。關光烈從離開“林辦”之後，就不再與之聯繫，他離開已經多年，而且這樣的召見也不合程序，叫他去幹什麼？但是，他不能問。他報告了軍政委王文德，王文德雖然也感到有些蹊蹺，但是，副統帥召見，不能不去。關光烈一到北京，就發現事情糟了，林立果是在打著林彪的旗號，干非法的冒險勾當。他陷入了林立果一伙人的包圍之中。林立果向關光烈交了一部分“底”，提出了許多要求，什麼從127師調噴火器，調40火箭筒，弄100套陸軍制服……關光烈都一一託辭拒絕。
過了兩天，林立果見他仍然一點也不配合，萬般無奈，只好叫人給他買了一張軟卧火車票，把他送上火車，放他去了。他剛回到部隊，「九一三」事件便發生了。但他也像其他同級幹部一樣，在開始一段時間，對此一無所知。他也沒有向任何人講起這次進京情況。他不講，其他人，包括軍的領導，自然也不會問，這是規矩。
一人做事一人當
終於有一天，43軍領導接到上級通知：要127師師長張萬年和關光烈一起到鄭州去，說是參加重要會議。
到了鄭州，才知道是河南省委書記劉建勛以武漢軍區政委的身份和他們個別談話。劉建勛先同張萬年談，談的時間不長，不知道談了什麼。和關光烈談，便告訴他林彪發動武裝政變失敗後，乘飛機叛國外逃，要關光烈詳細交代他到北京參加了什麼活動，接受了林彪什麼指示。關光烈都照實講了。但劉建勛總覺得他還隱瞞了什麼，一再要他打消顧慮，老實交代。劉建勛還特別對張萬年的態度與動向極為關切，再三詢問關光烈是否曾把去北京的情況透露給張。關光烈說：「我連自己的老婆都沒告訴，我能告訴他嗎？」這才不再問了。
在同我談起此事時，他說：「我一人做事一人當，我不能順竿爬，亂說，害人。」
關進秦城
不久，關光烈被轉送北京。負責「九一三」專案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紀登奎和他談了幾次之後，認為他把事情都講清了，紀登奎要關光烈安下心來，因為牽涉到這個案子的不止他一個人，要找個適當時機宣佈將他和其他一些有關人員一起解脫。他被安排住在西山亞洲療養院，對他的管理相當寬鬆，居住條件和伙食也都不錯。他一心想早些返回部隊，早些與家人團聚。卻不料，以後竟再也沒有消息。
打倒了「四人幫」，關光烈心想，前幾年可能是受到了「四人幫」的干擾，這回他的問題該解決了。哪裏想到，不久後的一天，他突然被強行押送到秦城監獄，一下子“升級”成了名副其實的囚犯。這意外的沉重打擊，讓關光烈陷入絕望、迷惘，各種疾病也向他襲來，他一下子老了許多。
關了一段時間，他在河南的妻子得知他的下落，要求探監，得到批准。他的妻子帶著兩個孩子來到秦城。當關光烈出現在他們面前時，兩個孩子無論如何也無法把這個形容枯槁的老人與他們印象中的父親聯繫起來。他們怯生生地低聲問母親：「這是爸爸嗎？」這位媽媽當時是一種什麼心情？她該怎麼回答孩子們的問題呢？
被定性為林彪反革命集團「同夥」
中共中央新班子於1980年10月宣佈，將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進行公開審判。北京負責審判兩個集團的「主犯」，還有內定的60名「同夥」，則交由這些人原來所在的大單位發落。關光烈被送回武漢軍區，他在這個名單中位列第44。
關光烈被告知：他參與了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武裝政變活動，罪惡重大，將在近期依法對他進行宣判。
1981年1月，在北京「兩案」宣判之後，武漢軍區機關也開大會對關光烈進行宣判。在通知關光烈準備參加宣判時，關光烈知道可能有一個給他戴手銬出庭和宣判後打開手銬的程式，他嚴肅地對辦案人員人講：“我是什麼問題你們都知道，我的為人你們也知道，你們若是叫我戴銬子出庭，到時候可別怪我叫你們難堪！”關光烈果然沒有戴手銬出庭。他被判十年有期徒刑。我曾問關光烈：為什麼不多不少，判你十年徒刑？他說：“因為我正好關了將近十年。”
出獄後以開店度日
關光烈出獄後軍籍、黨籍、職務、級別四大皆空。他在關押期間，因為沒有正式定性，還是有工資的，即使扣除這期間的伙食費和零花錢，每月還可剩餘一百多元，十年累計就是一萬多元，這在當年是個不小的數目。關光烈向有關部門詢問這筆錢的下落，答稱「上交」了。上交的錢自然不能再退回來。開始幾年每月只發60元的生活費。
他的妻子是個解放戰爭時期入伍、自尊心極強的老兵，1954年中央軍委安排大批女兵轉業，她在廣州輕工業學校學了4年釀造，成了專業幹部。她原住在127師家屬區，關光烈遭審查後，她不願看一些人的異樣眼光，帶著兩個孩子住到她工作的學校，不肯再進營區大門。她先當了幾年小學教員，後又當中學教員。關光烈到洛陽安置後，趕上地方改革開放，她的專長得到承認，被分配到洛陽一家啤酒廠當了廠長。為了生活，關光烈在龍門石窟附近開了個文物商店，主要做洋人的生意。他的身份逐漸為附近群眾所知悉，大家對他很友善，並給予他一些幫助。到龍門遊覽的外國旅客最多的是日本人，不少人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關光烈精通日文，口才又好，又懂歷史、藝術，因而他的生意不錯。
1987年7月，我去西藏為早年在平叛作戰中犧牲的戰友掃墓，返回時特地繞道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去了他簡陋的家，又看了他的文物商店。因為是劫後初逢，我怕他傷心，有意不提「九一三」事件。他似乎反而比我通達，以調侃的語氣對我說：“老遲，我現在開個小店，自由自在，可帶勁兒了！要是早有這個政策，何必像當年那樣，整天提心弔膽，受那份兒洋罪，到頭來還不落好！”他這是反話正說，也是在安慰我，而這卻徒增我心中幾分苦澀，我還能說什麼？
又過了兩年，他應許多老友之邀，偕夫人重返廣州。他的熟人、老部下極多，他南下的信息不但迅速在廣州傳開，湛江、海口甚至廣西一些城市的老友、老部下也很快得到消息，紛紛邀他前去相聚。他長於書畫，在廣州向他求字求畫的就有數十人，弄得他應接不暇。這中間我與他進行了一次長談，他詳述了捲入那場政治漩渦的前前後後。
2002年5月，我又去洛陽看望關光烈。我先去他家中拜訪，兩天後他又來我的住處回訪。每次相見我們都進行了無拘束的長談。此時我已經接觸過不少「九一三」事件的當事人，也看過一些一般人不易看到的材料，我對這次事件有了更多的思考。為了對這次影響巨大、深遠卻又被人為弄得撲朔迷離的政治事件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我向他提出了許多問題，包括一些敏感問題。他一一直率地談了他的看法。
林彪秘書關光烈 原載《南方周末》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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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1971年2月21日臨終之前，給蔣介石寫了最後一封遺書，說：「30多年來，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為保持君等家國名譽，我一直忍受著最大的自我犧牲，至死不肯為人利用。」
孫中山與廖仲愷、蔣介石、何應欽在黃埔
蔣介石與陳潔如在黃埔軍校的合影
編者按：蔣介石在中國現代史上是一個顯赫的人物，曾統治中國大陸二十多年。在這二十多年中，從「聯共」到“反共”，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公敵”。其實，他的發跡起家始於廣東，準確地說，離不開孫中山對他的“垂青”。本刊現發表《蔣介石在廣東發跡記》一文，讓廣大讀者了解蔣介石在大革命前後如何博取孫中山信任，竊取東征、北伐和工農革命果實，一步一步爬上高位的。對於我們加深中共黨史研究，具有一定意義。
召蔣介石赴廣東。從此蔣的人生掀開了新的一頁。
任職粵軍，政治生涯的奠基
召，蔣介石離滬赴廣東。這是蔣介石生平第一次到廣東。此後他開始了真正的軍旅生涯。
3月15日，蔣介石受孫中山派遣前往汕頭，任援閩粵軍總司令上校作戰科主任。他隨同粵軍參謀長鄧鏗赴黃岡、潮安、三河壩、鬆口等地巡視和檢查駐軍狀況，並謀劃攻閩計劃。不久，他參加了進攻福建的計劃會議，擬定了具體的作戰計劃，提出粵軍第一期作戰，「以主力由左翼蕉嶺、鬆口進攻上杭、永定，即由左翼山地以壓迫敵軍至右翼海岸線，並威脅其後之根據地。」
5月10日，粵軍開始實施攻擊，並初戰告捷。但此時，在桂系軍閥的操縱下，國會非常會議通過軍政府改組案，決定取消大元帥一長制，實行七人總裁制。孫中山聞訊，憤慨萬分，5月4日辭去大元帥職，隨後離開廣州。26日，前往三河壩粵軍總司令部。蔣介石專程去韓江邊迎接孫中山，並在軍營與孫長談至深夜。
7月9日，蔣介石擬定了《粵軍第二期作戰計劃》，提出：一方面「以主力集中於右翼，先收復粵境已失之地，鞏固潮汕之根據，期待左翼挺進部隊之發展」；同時“以暫守左翼”，另派“一有力部隊，向龍岩方向挺進，……以動搖其漳州之策源地及福州之根據地”。但是，這次攻勢一開始即出師不利，丟失大埔。陳炯明令蔣介石親臨前線督戰，這才將敵擊潰，奪回大埔。在這場戰役中，蔣介石初露鋒芒，顯示了不凡的軍事才能，令陳炯明對其另眼相看，他在後來致蔣函中稱：“粵軍可百敗而不可無兄之一人”。但此次戰役後，陳炯明之部下將領都開始忌妒和排擠蔣介石。蔣氣憤不已，辭職回滬。
蔣介石回上海後，陳炯明接連三次去信，希望他重返前線工作，特別是在8月31日的信中，陳炯明開出了一張讓蔣率領指揮一支中堅軍隊的空頭支票，令蔣怦然心動。於是9月18日蔣介石回到漳州的粵軍司令部，與陳炯明再度聚首。很快，陳炯明就任命蔣為第二支隊司令，撥兩營官兵千餘人編入麾下。
蔣介石雄心勃勃，率領二支隊北上作戰，目標是直達福建的省會福州。但部隊在佔領永泰和台口，距離福州僅60里的時候，接到陳炯明的停戰命令。在蔣介石遵循停戰協定，在永泰休整時，福建督軍李厚基公然破壞停戰協定，向粵軍發動突然襲擊。永泰得而復失。永泰失敗之後，蔣介石情緒低落，心有疑忌，於1919年3月請假回上海。其後，雖幾次返回粵軍，但每次呆的時間都不長。1920年8月，駐閩粵軍響應孫中山的號召，兵分三路回師廣東討伐桂系軍閥。但是此時蔣介石卻又一次離開軍隊，回浙江奉化老家，遊山玩水去了。
9月21日，朱執信在虎門炮台策動桂軍歸降時，不幸遇難。朱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尤其在軍事上，可謂是孫的主要智囊。朱的遇難，對於孫中山來說，當然是一個不小的打擊。迫於形勢需求，軍情緊急，孫中山當機立斷，任命蔣介石為粵軍第二軍參謀長。這就使蔣在粵軍中的地位大大提高，僅次於陳炯明、鄧鏗和許崇智。這時，蔣介石才南下廣東，趕赴前線，投身戰鬥。
命蔣返粵助事，蔣介石雖然也曾幾次南下廣州，但因粵軍內部矛盾重重，蔣感到革命前途渺茫，加以蔣自身脾氣十分暴躁，與周圍諸將領難以合作共事，每次他都待不了幾天就拂袖而去。直到10月孫中山下達北伐令，革命形勢迅速高漲，蔣介石才決定南下追隨孫中山，揮師北伐。為了表示他南下的決心，他一面將他的兩個妻子毛氏和姚氏的分居作了安排；同時又為他兩個兒子蔣經國和蔣緯國分了家產，並留下手書，然後便在12月12日南下廣州，1922年1月18日抵達桂林大本營報到，開始了他民主革命新的起點。
赴難永豐艦，掙得豐厚的政治資本
1922年，在孫中山屢遭挫折的革命生涯中，又一次出現大的跌落。「禍患生於肘腋，干戈起於肺腑」，擁兵謀權的陳炯明於6月16日發動武裝叛亂，圍攻總統府。一顆接一顆的炮彈飛向孫中山的住地。
令北伐軍回師平叛，一面發電報急召遠在千里之外的蔣介石：「事緊急，盼速來」。同時汪精衛也在上海致電蔣介石，告以“驚悉粵變，猶幸總理無恙”。
蔣介石在接到孫中山和汪精衛的電報以後，當即決定前往廣州幫助孫中山脫落險境。早在此之前，蔣介石為了保護孫中山，使其免受陳炯明的傷害，多次提醒孫中山留意陳炯明的奸詐本性，他曾對孫說：「我看陳炯明像《三國》中的魏延，腦袋裏有根反骨。」他力勸孫中山以大總統身份發佈命令，削減陳氏正在擴張中的勢力，甚至撤銷其職務，以防其叛亂。這一方面是出於對孫中山地位的維護，另一方面也是蔣介石與陳炯明兩人之間的較量。但當時蔣介石的意見並沒有引起孫中山足夠的重視。
29日蔣介石抵達廣州。然後潛行穿越叛軍嚴密的封鎖線，抵達永豐艦，晉見孫中山。此時，孫中山身邊的人已所剩無幾，叛軍四面包圍，處境極其險惡。蔣介石冒險到來，孫中山自然十分高興，同時也感動無比。他說：「蔣君一人來此，足當兩萬援軍。」隨即授予蔣海上指揮全權。
陳炯明聽聞蔣介石登上永豐艦後，面色發青，說道：「他在先生身邊，必定出很多鬼主意。」
蔣介石確實並非浪得虛名，自他統兵應險以後，情勢發生了逆轉。針對陳炯明分化瓦解海軍艦艇，並以炮火威脅永豐艦的詭計，蔣協助孫中山率艦隊移泊長洲要塞背後的新造河面，隨後因長洲要塞失守，決定率艦進駐白鵝潭。7月10日，永豐、楚豫、豫章等艦攻擊車歪炮台，衝過叛軍的炮火封鎖，如期到達白鵝潭。一路上蔣介石陪伴孫中山站立在舵樓中，協助孫中山指揮艦隊作戰。當永豐艦被炮火擊傷時，蔣介石勸說孫中山返回船艙休息，自己指揮戰艦繼續前進。
艦隊停泊白鵝潭期間，由於正值盛夏，天氣炎熱，形勢又緊張，蔣介石為鼓舞士氣，與水手們一起擦洗甲板，晚上睡在甲板上擔任警衛。當艦上食物短缺時，蔣介石又冒險上岸採購。對此，孫中山曾非常擔心地予以勸止：「我很感激你為我這樣做，但是今後我不許你再冒險採購食物。你是最重要的幹事，萬一我遭到不幸，今後革命大業要你擔當的，你的責任太大了。」
由於北伐軍回師平叛受阻，而陳軍又企圖用施放水雷的辦法謀殺孫中山，孫中山和艦隊的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於是8月9日，孫中山聽取蔣介石的建議，決定即離廣州，暫作躲避，調養休整後再作打算。
從1922年6月29日至8月9日，蔣介石在永豐艦上陪伴孫中山度過了最難熬的42天。這讓孫中山相信，堅定不移支持他的人，不是別人正是蔣介石。
蔣介石頗有心計，不僅讓人拍下了自己與孫中山在永豐艦上的合影，而且事後還寫了一本《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的書。孫中山為該書作序，對蔣介石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予以高度評價，稱：「陳逆之變，介石赴難來粵入艦，日侍余側，而籌策多中，樂與余及海軍將士共生死。」這也就成了蔣介石在國民黨內嶄露頭角的一筆豐厚的政治資本。
永豐艦事件之後，孫中山很快委蔣介石以重任。1922年10月，蔣介石被任命為「東路討賊軍」參謀長，準備由福建開赴廣東討伐陳炯明。因軍事進展緩慢，蔣介石再萌退志時，孫中山致書慰留，內稱“兄忘卻在白鵝潭舟中之時乎？”囑其“堅忍耐煩、勞怨不避”，“分途奮鬥，不可一時或息”。
催蔣介石赴廣州就任大本營參謀長一職，說：「軍事樞機，不可一日無人也」。6月17日，孫中山又改任蔣為大元帥行營參謀長，直屬孫中山領導。
赴蘇考察，籌辦軍校
正當孫中山受到西南軍閥的排擠和陳炯明叛變的打擊，處在進退維谷的困境之中時，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同時向他伸出了友誼之手，使孫中山深受感動。他最終下定決心走與蘇俄結盟的道路。1923年1月《孫文越飛宣言》的發表，標誌著孫中山聯俄政策正式確立。從此，孫中山便決定以俄為師，學習蘇聯的蘇維埃組織、軍隊和教育的組織，改組中國國民黨，建立軍官學校，組織訓練一支完全受國民黨領導的革命軍隊。為此，他派遣了一個以蔣介石為首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聯考察訪問。
蔣一行著重參觀了蘇聯各種軍事院校，考察了紅軍組織、訓練及裝備，且有幸會見了蘇聯紅軍各級領導，雙方商談了中蘇進行軍事合作的問題。
蘇俄之行，對蔣介石以後建設國民黨軍隊多有啟發。他說：「我有一個志願——就是希望我畢生能夠辦一個軍事學校，照我的理想來訓練一般有志的青年。」的確，後來他把從蘇聯學來的軍事教育經驗都運用到黃埔軍校上了。但另一方面此行卻徹底顛覆了蘇俄在蔣介石心目中的形象，他認定，“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因而立下了堅定的反蘇反共意向。
報給蔣介石：「兄此行責任至重，望速來粵報告一切，並詳籌中俄合作辦法。」中國國民黨一大即將召開，軍校籌建需人，孫中山等急需了解代表團考察蘇俄的詳細情況，廖仲愷、汪精衛、胡漢民等人也連發6封電報催蔣南歸。但蔣介石卻遲遲不歸。直到1924年1月蔣介石覺得利用此事提高自己在國民黨中的地位目的已經達到，才於16日回到廣州向孫中山復命。
1月20日至30日，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把設立陸軍軍官學校一案付諸實施。1月24日，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陸軍軍官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李濟深、沈應時等7人為委員。
軍校籌辦之初，條件異常困難，面臨學校經費沒有固定來源、槍支彈藥缺乏、辦學條件差等問題，蔣介石整日愁眉苦臉，絞盡腦汁，左思右想，但成效不大。特別是剛剛閉幕的國民黨一大選出的領導機構成員中，並沒有蔣的位置，孫中山只任命他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下設的軍事委員會委員。蔣自然很不滿意，而孫中山又指示他不要過問黨務和軍政大事，更讓他覺得不受重用。同時由於他反對聯俄容共的建議沒有被孫中山採納，擔心孫中山從此會不信任他，終日忐忑不安。於是2月21日，蔣介石留書一封，即乘「龍山號」客輪，經香港、上海回了奉化。
將革命軍隊的希望寄托在軍校上的孫中山對蔣介石的突然出走倍感焦慮，他一面派廖仲愷加緊軍校籌辦工作，一面即派鄧演達到奉化專程「勸駕」，同時電告蔣介石：“現在籌備既著手進行，經費亦有著落。軍官及學生遠方來者逾百數人，多為慕兄主持校務，不應使熱誠傾向者失望而去。且兄在職辭呈未准，何得拂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誤！”蔣介石接電後，給孫中山回了一封四千字的長信，以陳其美對其知遇之恩，暗責孫中山對其信之不專、知之不深、愛之不切，共事不和衷。
之後，胡漢民、廖仲愷、李濟深等也不斷來電，催請他回粵。蔣介石自以為奇貨可居，猶豫不決。4月初，孫中山派粵軍總司令、蔣介石的盟兄許崇智去奉化相勸。許崇智的一席話，終於說動了蔣介石。許說：「你再在溪口雪竇山裡呆下去就迷糊了，世上的事全不知曉了。告訴你，孫先生已經跟蘇俄要了幾千條槍正由海路朝廣州運呢，還有大批款項，四周軍閥都紅了眼。你倒好，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把個聚寶盆拱手相讓！」許崇智一本正經地警告蔣介石：“你要再不回軍校，可就坐失良機！孫先生已經發話了，若你此次不跟我回去，校長一職將考慮他人！”
在許崇智的勸說下，蔣介石終於於4月21回到廣州，謁見了孫中山。26日開始到黃埔軍校視事。5月3日，孫中山正式任命蔣介石為黃埔軍校校長，兼任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
5月8日，蔣介石第一次給學生作題為《軍校的使命與革命的人生》的報告，他說：「本黨要辦這個學校，亦就是要訓練你們，充足實力，挽救劫運，拯國民於水火之中，登人類於衽席之上。本黨辦這個學校的目的在此，本校同志的責任亦在於此。」至6月15日正式開學這段時間內，蔣介石多次對新生進行“精神訓話”，他一方面大講特講革命與做人的意義，訓導學生須嚴守紀律，恪守宗旨，另一方面又著重強調他個人以往輝煌的革命歷史，以及他創辦這個黃埔軍校所經歷的千辛萬苦。當初“臨陣”拂袖而去的他，如今卻冠冕堂皇地把創建黃埔軍校的偉績往自己身上攬。
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舉行開學典禮。一大早，軍校全體師生在操場列隊整齊，高唱黃埔軍校校歌。孫中山神采奕奕，與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登上了主席台，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黃埔軍校終於建立起來了。與此同時，作為校長的蔣介石，其政治生涯也進入一個騰飛的時期。
經營黃埔軍校，培植親信
從1918年在粵軍擔任作戰科主任到1922年10月，原粵軍第二軍改編為東路討賊、孫中山提升蔣介石為參謀長，再到1923年春，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本營，進一步提升蔣為行營參謀長，參佐軍務。蔣介石在革命軍中始終是一幕僚，沒有軍事指揮權。但是在這一期間，蔣介石經過親歷體驗，越發意識到，掌握一支真正屬於自己的軍隊的重要性。因此，他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後，一改以往花天酒地的生活作風和浮躁輕慢的工作態度，擺出一副勵精圖治的姿態。
蔣校長的拿破崙式斗篷與蔣陳愛情
當年黃埔軍校有一位身材高挑、溫良敦厚的女子，學生皆稱其為「蔣師母」。她就是蔣介石繼毛福梅、姚冶誠之後的第三個妻子陳潔如。1921年蔣介石與陳潔如新婚不久，即應孫中山電召，舉家南下廣州。從這時起直到1927年北伐勝利前夕，無論是蔣介石在粵軍高級將領任上，還是在黃埔軍校校長任上，直至最後領銜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期間，陳潔如始終相伴在側。期間，蔣介石經歷了幾次大的政治事件，陳潔如都曾與之攜手同履，生死與共。“蔣校長夫人”、“蔣總指揮夫人”、“蔣總司令夫人”，陳潔如之名，一時無人不曉。
當時蔣介石對陳潔如可謂一往情深。1925年4月，陳潔如回上海探望母親之後返回廣州。18日大清早，蔣介石親自趕到廣州碼頭迎接，準備同回長洲要塞司令部，由於船未到，蔣介石撲了個空，這在往昔，他早就怒髮衝冠了，可這次，他儘管心中非常懊惱，但並沒有因此而生氣。次日早晨他又去接，終於接到自己的愛妻，內心十分高興。同年11月27日，姚冶誠帶蔣緯國去廣東，陳潔如正好在汕頭，蔣介石陪姚氏母子路過該地時，生怕兩妾相遇，引起陳潔如不快，他在日記中寫道：「上午同冶誠將經汕，心殊怦怦，恐潔如不悅也。」寵愛之情，溢於言表。
陳潔如對蔣介石也情真意切，對蔣的生活起居照顧得體貼入微。一次，蔣介石偕陳潔如去香港，中央警局的督察布瑞南宴請蔣介石夫婦。宴罷，布瑞南熱情地送他們去碼頭登船。一路上，蔣介石不時看布瑞南身上的拿破崙式斗篷，顯然很喜歡。陳潔如發現後，悄然跟布瑞南聯繫，問可否讓他的裁縫幫蔣介石也做同樣一件，並給了蔣的身高尺寸。沒過多久，就有一個從香港寄來的郵包。蔣介石打開一看，裏面裝的正是自己惦記許久的黑呢披風，驚喜萬分，立刻就披上身，一看，剛好合身，就在房內大搖大擺神氣活現地走來走去。陳潔如問：「你確實很喜歡這件外衣，是不是？」蔣介石深情地回答說：“是的，這是一件我真心喜歡的東西。而你竟背著我給我定做了來。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披上了它，你就可以知道我正在想著你。”
蔣介石和陳潔如住在軍校的一座二層小樓中。晚飯後，倆人常散步於校園。有時陳潔如見蔣介石嚴厲訓斥師生，就婉言排解，所以黃埔軍校的師生都很熟悉陳潔如這位校長夫人。
然而，陳潔如同樣沒有逃脫毛福梅、姚冶誠的悲慘命運。1927年蔣介石為得到江浙財閥和親美勢力的支持，以掌握全國最高統治權，與宋美齡進行政治聯姻，將陳潔如和毛福梅、姚冶誠等一起徹底拋棄。蔣介石派他的秘書將陳潔如送到美國。當時陳潔如才22歲，孤居異國，在那裏終日讀書、養蜂、養花種草以自娛。晚年，陳潔如定居香港，改名陳璐，閉門家居，不問世事。1971年2月21日臨終之前，給蔣介石寫了最後一封遺書，說：「30多年來，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為保持君等家國名譽，我一直忍受著最大的自我犧牲，至死不肯為人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