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前排右一)在紐約貝夫人家
《張學良人格圖譜》(東方出版中心出版)是作家王充閭再現張學良傳奇人生的系列散文新著。不同於一般的史學著述，該書以文學手法，選取獨特視角，以哲學思維解析人性，重現張學良的生命軌跡，關注張學良的精神世界，展示了更為深刻的歷史真實。
張學良在紐約的「女朋友」
1991年3月10日，漢卿先生身著灰色西裝，頭戴法蘭西便帽，鼻樑上架著一副金邊墨鏡，在夫人趙一荻女士陪伴下，儀態從容、步履穩健地步入了台北桃園中正機場。他們要從這裏乘坐華航飛機，前往美國探親。這是他第三次出國了。第一次，東渡日本觀操，那年他剛滿二十歲，自是少年得志，意氣風發；第二次是1933年，抗戰失利，引咎辭職，懷著痛苦、沉重的心情前往歐洲考察。
此行何為？他向台灣當局講的唯一理由，就是去看望子女。不過，漢公私下裏曾對幾位友人說過，要去紐約會朋友，會的是女朋友。這番話，宛如一塊大石頭投入水中，立刻激起了軒然大波。漢公在美國還有女朋友？簡直是天方夜譚！莫不是又在開玩笑吧？
於是，人們進行猜測:顯然不是已經解除婚約的于鳳至，這位老人已於一年前去世了；那麼，該是蔣夫人宋美齡吧？她可是漢公幾十年的摯友啊！而且又長住紐約。不過，據知情人講，這段時間蔣夫人恰恰不在美國……不管是誰，反正是有所愛就有懷念，有懷念、有牽掛就有期盼吧！
漢公夫婦所乘飛機在三藩市著陸以後，就被女兒、女婿接到家去了。自有一番訴不完的離緒別腸，說不盡的天倫之樂；四天過後，老兩口又去了洛杉磯，數日勾留中，除了同子女歡聚，還拜掃了于鳳至墓。然後，夫人留下來，漢公由孫兒、孫媳陪同前往紐約，下榻於曼哈頓花園街貝夫人的豪宅，一住就是三個月。這樣，「女朋友」之謎也就揭開了。
張學良與貝夫人的前緣
貝夫人名叫蔣士雲，1910年出生於江南古城蘇州，由於上有一兄兩姊，故稱為「四小姐」。她天生麗質，聰明早慧，開始在國內學習英語，後隨外交官的父親遠走歐陸，留學於法國巴黎；1927年隨父回到北京，與少帥相識於外交總長顧維鈞的宴席上，互相都留下了美好印象。爾後，他們又在上海重逢，赴宴、伴舞、出遊，總是以英語互通情愫，談得十分愜意。滬上名媛丰姿綽約，關東少帥倜儻風流，兩人心底里深深地埋下了愛戀種子。
少帥誠邀四小姐到奉天的東北大學就讀；而她礙於巴黎的法文學業尚未結束，不想半途而廢，請求假以時日，少帥表示理解與支持。但閱世頗深的他，也隱約感到，這個窈窕少女如此力攻法文，心向歐陸，其發展方向必定不在國內，這與現實處境不無齟齬。在北去的列車上，他望著窗外飛揚的雪花，心中一片惘然。之後，他仍然不斷收到四小姐寄自巴黎的書信，知道她心中也充滿著矛盾。
1930年年末，結束了巴黎學業，蔣士雲即匆匆返回上海。她實在難以割捨對少帥的一片戀情，新年一過，就興沖沖地登車北上。然而，出乎意料的是，當他們在北京相見時，卻發現少帥身旁，于鳳至之外，還有一個女秘書，並且從少帥口中了解到這位捷足先登的趙四小姐的曲折來歷。這樣，儘管兩人歡聚如常，卻共認「鴛盟」緣分已盡，最後，惟有灑淚而別。
幾個月後，蔣士雲即乘義大利郵輪遠赴歐洲，開始了自己新的生活。她下決心斬斷情絲，把失戀的痛苦化做發憤讀書的動力。一次，在羅馬城意外地邂逅了一位熟人中央銀行總裁貝祖貽。他因髮妻新喪，國外度假，解悶消愁。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況又曾相識。悼亡、失戀，同病相憐。交談數日，兩顆孤寂的心靈終於碰撞出愛情的火花，蔣士雲毅然應允了貝祖貽的求婚。
翌年春初，已經背上「不抵抗將軍」的惡名、處於焦頭爛額之際的少帥，聽到蔣、貝結褵滬上的消息，派員專程送去賀禮，極表祝福之忱。婚後，蔣、貝長期寓居國外，鶼鰈相親，恩愛夫妻長達半個世紀，直到1982年貝祖貽病逝於紐約。貝夫人說，貝先生和少帥有一點很相同:口才好，會講話，有風趣，愛說笑話，愛熱鬧。
西安事變前，貝夫人從歐洲回到上海。當她聽說少帥送蔣回寧，被關押起來失去了自由，萬分挂念，立即投入營救活動，與于鳳至一起在國民黨上層人士中奔走呼號。後來，她從秘密渠道獲悉少帥被囚禁於奉化雪竇山，經與軍統局聯絡，獲准前往探視。少帥被押解到台灣之後，知情重義的她，又專程從美國飛赴台北，在一家餐館裏宴請、慰問，併到家中探望。紅顏知己的「驚鴻一瞥」，對於已成“涸轍之鮒”的少帥來說，直如清泉灌注，潤澤心胸。走後多日，他還感到摯友的知心話語仍在耳邊縈繞。而掛在貝夫人嘴上的，則是:
少帥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為人豪爽，重承諾，講信義……我認為，張將軍是那種可以終身引為朋友的人！我很佩服他這個人！
異域黃昏的「柏拉圖」情
「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已是耄耋之年的兩位老人，有幸在萬里之遙的異域重逢，重拾舊日情懷於生命的黃昏，給這場「柏拉圖」式的絕版情愛，畫上一個雖不滿足卻也滿意的句號，也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吧？
貝夫人覺得，當日風雲叱吒、活虎生龍般的少帥，在五十四載的軟禁中，度過了難以想像的苦澀歲月，冤枉、委屈且不說，也實在是太虧欠、太熬苦了！如果不能在有生之年作一次有效的補償，這昂藏的七尺之軀，豈不是空在陽世間走一遭！「所以，這次，」貝夫人說，“我一定讓半生歷盡苦難的漢公，真正感知到人生的樂趣”；要他見見老朋友，廣泛地接觸各界，也體驗一下國外的社會生活，“看看我們在美國怎樣過日子”。
好在漢公雖已年屆高齡，但身體尚稱硬朗，尤其是來到了紐約之後，就像吞服了什麼靈丹妙藥，容光煥發，聲音洪亮，精神十足，興緻異常高漲。為此，貝夫人便精心策劃，周密安排各項活動，整個日程都排得滿滿的。漢公也予以主動的配合、高度的信任。對於一切求見者，他都是一句話:「貝太太就是我的秘書。你任何事情都通過她，由她替我安排好啦！」
作為虔誠的基督教徒，漢公還經常由貝夫人陪著去華人教堂，或作禮拜，或聽牧師佈道。4月7日上午10時，當牧師宣佈張學良先生到來時，堂內兩百多名會眾立即起身鼓掌，漢公面帶微笑，向大家頷首致謝，然後就坐下來聆聽牧師佈道。結束之後，他剛剛起身，就見一位白髮蒼蒼、拄著拐杖的老者，眼含熱淚，對他訴說:
少帥呀少帥，我們盼了你多少年，等了你多少年啊！當年在奉天，我遠遠地望著你騎著高頭大馬從北大營出來。少年英雄，讓人好欽佩、好羨慕啊！後來聽說你西安舉事，被關了，被囚了，我心裏多少年不是滋味。現在，沒想到我還能活著見到你……
漢公激動地握著老人的手，顫聲說道:「學良無德無能，還讓身處異鄉的故人這麼牽掛，真是慚愧得很。」
西方有「足歲祝壽」的習俗，是年恰值漢公九十整壽。壽誕之日還沒到，在美的大批親友，特別是寓居紐約的東北軍耆舊和東北同鄉會友，便接連不斷地前來為他祝壽，先後達八九次。
5月30日晚，曼哈頓萬壽宮燈盞齊明，紐約「華美協進社」在這裏為漢公舉辦九秩壽慶。台灣工商界巨子王永慶聞訊後，以不能蒞臨為憾，特意捐贈五萬美元作為壽禮。四百多名中美人士歡聚一堂，其中包括蔣介石的孫子，宋子文、孔祥熙的女兒們。七時許，漢公由貝夫人陪同，興緻勃勃地步入堂內，頓時歡聲四起，閃光燈耀同白晝。
漢公突然發現，前方有兩列老人，齊刷刷地分立左右。隨著「校長，你好！」一陣歡呼，左列老人一齊行九十度鞠躬禮，待到抬起頭來，盡皆淚花滿眼。肅立於隊首的是東北大學在美校友會會長張捷遷，這一列的老人全是當年東北大學的學子。漢公剛要開口答話，只聽右列為首的老人、當年他的機要秘書田雨時一聲口令:“副司令到，敬禮！”站在右列的昔日東北軍軍官們挺直腰板，行軍禮致敬。
瞬間，漢公彷彿又回到了奉天，正在主持東北大學的開學典禮和在北大營檢閱著二十萬家鄉子弟兵，從而，重溫了早歲的桑梓濃情，並在一定程度上找回了他在世人心目中的英雄地位。他深情地凝望著這些白髮蒼顏、垂垂老矣的文武兩班部下，將激動得有些顫抖的右手舉向額際，向眾人鄭重還禮。
目睹這一感人至深的場面，《紐約時報》資深記者索爾茲伯里對座旁美國前駐華大使的夫人包柏漪說:「這份榮耀，只有張學良擔當得起！」
這個期間，漢公有機會同當年的老部下、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呂正操開懷暢敘。他說:「我看，台灣和大陸的統一是必然的，兩岸不能這樣長期下去。」並表示，“有生之年願為祖國和平統一盡點力量。”貝夫人還幫他聯繫哥倫比亞大學做“口述歷史”，會見一些學界名流。她知道漢公喜歡吃，好玩、好賭，便特意陪他到固定的飯館進餐，主要是吃餃子；還多次欣賞京劇演出，到華盛頓看跑馬，看球賽，看划船；除了經常在家裏搓麻將，又去了兩次大西洋城賭場，玩了“二十一點”。真是不知老之已至，玩得不亦樂乎。
一位心理學家說過，要想知道一個人愛不愛你，就看他和你在一起時，有沒有活力，快活不快活，開不開心。漢公不止一次地說，在紐約的三個月，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時光；也是他自1937年1月被幽禁以來，最感自由的九十天。這大概指的是，不僅身邊再沒有國民黨便衣特務跟梢、偵查；而且，也擺脫了夫人趙一荻出於關心愛護的約束與限制，從而真正做到了率性而為，無拘無束。
聽說，漢公晚年曾私下裏講過:「趙四是對我最好的，卻不是我最愛的，我的最愛在紐約。」好事的記者曾就這番話，單刀直入地求證於貝夫人:“漢公說，他的最愛在紐約，那就是您吧？”貝夫人靦腆地應對:“隨他怎麼說，隨他怎麼說。”
對於漢公天性，聰明絕頂的蔣四小姐，可說是深知深解，儘管彼此相聚無多。她知道，漢公喜歡熱鬧，願意與外界接觸；喜放縱，厭拘束，不願難為自己，委屈自己；逆反心理強，你越限制他，他越要亂闖。為此，應該任其自然，順情適意，讓他回歸本性，還其本來面目。這也是一種補償，因為他的大半生過得太苦了，應該抓緊時光好好地享受一把。
這是趙四小姐無力提供、也不想提供的。應該肯定，出於真愛與痴情，趙四小姐為漢公已經付出了一切。黑格爾老人說過，愛是一種忘我境界。烏赫托姆斯基認為，「愛情不單單是情感，而且是一種奉獻」，也就是“把自己的整個身心都轉到另一個人身上”。趙四小姐做到了這一點。
但是，在尊崇個性、順其自然方面，她缺乏應有的氣魄與膽識。起碼，她擔心如此放手，會累垮所愛，適得其反。而蔣四小姐卻認為，老年人只要體力允許，這種「信馬由韁」地解放身心，極為有益。兩個同樣竭誠儘力的“保健醫生”，所持方略截然不同。實踐表明，後者是正確的。這為蔣四小姐贏得了一個滿貫。
盛筵不再，空留憾恨
當然，要說最後的勝利者，還是趙四小姐。與蔣四小姐只有義務、只有感情不同，她的手中握有兩宗制勝的法寶:一是道德，黑格爾老人說過，道德是弱者用來制約強者的工具；二是權利，她有予取予奪、支配一切的權利，關鍵時刻，她可以叫停，煞車。九十天中，她正是祭起這兩樣法寶，多次電話催駕，要丈夫早些回去。漢公儘管不情願，但又不忍過拂盛意，只好來個「華麗的轉身」。結果，盛筵不再，空留下一腔因情而痛、刻骨銘心的憾恨。
一場凄婉動人的悲喜劇，隨著男主角的黯然退場而落下了帷幕。落寞的女主角，除了無可奈何的追憶，便只握有苦訴與陳情的專利。她說，令我最感困惑的是，自從漢公被趙一荻接回去，直到一年後他們長期定居夏威夷，本來是離得很近的，卻再也沒有見面的機會，而且斷了聯繫，連通個電話都成為不可能。紐約分手，原以為後會有期，萬沒想到，竟是永生的訣別！
事過八年之後，在回答祖國大陸訪談者的提問中，她還說到:
和漢公分手以後，我打過兩次電話，打不進去。我知道有人阻攔。他不便跟外界接觸，大概是覺得不方便，也許不自由。他們的生活很奇怪，沒有他的自由。有很多外國人要去看他，他不能見。到底為什麼，莫名其妙。我想，他一定覺得很苦。都到這個年紀了，還要怕什麼？就是他內人管，這也是多餘的。反正這麼大年紀了，讓他自由好了。自由是最要緊的。
于鳳至器量大，這個人很了不起。她將少帥讓給趙一荻，自己難過自己克服，少帥覺得怎麼好就怎麼做。趙一荻器量小、專制，她一向不喜歡少帥和朋友來往，不要他和別人接觸，要控制少帥。她不了解，像少帥這種人，怎麼可以不見朋友呢！不過，她陪著少帥，幽居了幾十年，實在不容易。
漢公第一次到美國來時，那麼開心。我很多朋友請他吃飯。他定居夏威夷後，思維依舊清晰，會想這裏的朋友，但他能有什麼辦法呢？我就不懂趙一荻，在台灣跟他見面，趙一荻攔住他，希望最好不要見我。這大概是女人和女人之間總有看不開的地方。在紐約的時候，少帥身體特別好，手杖都不用，腦筋又清楚，說話談笑風生，特別幽默。我勸他不能坐輪椅，坐慣了輪椅腿就沒用了。搬到夏威夷以後，精神就慢慢不行了。現在，大概要整天坐著了，真沒意思。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到頭來，曲終人散，空留下一番凄美的追憶。此日重尋舊跡，只能在每個禮拜天，看到身著體面服裝的貝夫人閃現於華人教堂中的身影，而身旁的漢公已經不見了。定居美國數十年，她一直沒有任何信仰。但是，自從每周陪同漢公到教堂來做禮拜和聽牧師講經佈道，受到了深深的熏染與陶冶，從此，她便也信奉了基督教。她把所愛的人的信仰作為自己暮年的唯一追求，以此寄託無盡的懷念與追思。
來源：光明網-《光明日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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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毛主席和陳毅同志在北京。（資料圖）
【中共「九大」批陳毅的誘因】
對「九大」期間，陳毅在上海代表團的會議上受到多次批判的情景和誘因，《邱會作回憶錄》中有如下記述：
在大會期間，上海代表團對陳老總進行了多次批判，大會選舉的頭一天晚上，還進行了通宵達旦的批判，這與毛主席批「二月逆流」和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對陳老總錯誤的批評，是有密切關係的。文革中批判「二月逆流」，主席對陳毅批判的話也確是說得過重了：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挖苦陳毅是“右派代表”……九大沒有把陳毅留在中央政治局裏也是十分不妥當的。陳老總在文化大革命中遇到的災難，主要是由毛主席對陳總的態度所決定，幾十年的恩怨，主席嘴上說不計較，實際上心裏還是沒有忘的。
「幾十年的恩怨」指的是什麼？邱會作所記1969年4月11日下午，毛澤東召集老同志、各大組負責人、各部門的負責同志開會講話中有這樣一段，毛說：“朱（德）、陳（毅）是經歷過中央蘇區的鬥爭，吃過苦的，三次反圍剿幫過忙的。現在選他們當中央委員困難，許世友說朱、陳反我反了幾十年，其實有時也不反。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後，他們開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篡奪了軍權，但心裏不踏實。陳毅到上海向中央請示，受了批評，中央批評他們是極端民主化。陳毅又請我回軍隊了。我不是又‘復辟’了嘛！”
可見，要弄清問題的根源，還得從紅四軍「七大」說起。
【紅四軍「七大」與毛澤東落選】
1928年4月，朱毛會師成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政治部主任。6月，中共湖南省委命紅四軍成立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前委書記。由兩部合編成立的紅四軍，因各自成分、傳統、習慣的不同，難免產生思想上的分歧，突出表現在黨與軍隊的關係處理上。據陳毅在1929年9月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因四軍是由各種自有其本身奮鬥的歷史部隊而組成，混編的辦法始終未執行，因此歷史的殘餘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腦中，武昌出發（毛部）南昌出發（朱部）的資格在軍隊中是有相當的尊重的，尤其軍隊的習慣，一班、一排、一連、一營、一團，生活各為一集團，農民的自私關係，自然要劃分界而且非常清楚。因此，小團體主義的色彩就很濃重。」 “政治工作人員與軍官常常發生糾紛，恍惚是國民革命軍舊習一樣”。（轉引自羅平漢《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黨史博覽》2011年第2期）黨與軍隊的這一關係反映在上層，就是“朱毛之爭”了。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所要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
1929年6月22日，紅四軍「七大」在閩西龍岩舉行，參加會議的有支隊以上幹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由陳毅向大會作報告，毛澤東、朱德發表了講話。朱德承認自己過去有些看法存在片面性，表示歡?-大家對他提出批評。毛澤東則強調，現在還要根據我們歷來的鬥爭經驗，加強政治工作，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軍隊應該嚴格地在黨的領導之下，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要講“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至於會上對他的批評，他現在不說，如果對他有好處，他會考慮的，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是不正確的。（《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
大會對黨內爭論問題展開了討論，通過了《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
《決議》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黨內爭論問題」，第二部分是“分兵問題”。關於黨內爭論問題，分別是：一、過去工作的檢閱；二、這次爭論之迎因和性質；三、黨應不應該管理一切；四、對前委通信第三期的意見；五、對朱毛同志的意見；六、對中央指定之前委委員不動，決定以陳毅為書記；七、提出幾個口號作為這次爭論的結果及黨員以後的工作標準。
《決議》在對爭論的迎因及各方意見作出分析與評價後，分別指出毛澤東和朱德的缺點。《決議》認為毛的缺點是：英雄主義；固執己見，過分自信；虛榮心重，不接受批評；在黨內用手段排除異己，慣用報復主義；對同志有成見；工作態度不好；小資產階級色彩濃厚。結語是：「因有以上之錯誤，使同志們怕說話，造成個人信仰，使小團體觀念加重。」朱的缺點是：用舊軍閥的手段，相信私人；有Ó-合群眾造成個人信仰的傾向；無形間有遊民無產階級行動的表現；工作不科學，無條理，無計劃，馬馬虎虎；無形中誇大英雄思想的表現；不能堅決執行黨的決議；不注意軍事訓練，不注意維持軍紀。結語是：“因為有以上錯誤，弄成了軍紀風紀鬆懈，使士兵具有流氓習氣，難以糾正，又慣用手段À-攏部下，小團體觀念極深。”
《決議》總括起來說：「朱毛兩同志在黨內外負責重要工作，不能因某種觀點與意見不同互相猜忌，又是不提出來批評交由黨解決，以致造成這次黨內嚴重爭論問題，給黨以不好影響。朱毛兩同志都有著同等錯誤。但毛同志因負黨代表與書記之工作，對此次爭論應負較大責任。」大會決定予毛澤東嚴重警告處分，予朱德書面警告處分。
鑒於1929年2月的中央來信曾提出朱毛離開紅四軍的問題，加之朱毛之間又存在分歧，而毛澤東又不止一次地提出要辭去前委書記職務，會議專門討論了朱毛的去留問題，認為此事應由中央決定，在中央未派人過來之前，朱毛應繼續工作。會議討論了前委人員的組成，決定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委員毛澤東、朱德不變動，仍為委員。選舉陳毅和四個縱隊的司令林彪、劉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士兵代表共13人為委員，決定以陳毅為書記。這個決定即呈報中共中央批准，在未批准以前即可負責開始工作。（《紅軍第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決議案》的引文和文意，均轉引自蔣伯英《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同時參考了《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一文）
這就是迎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落選的基本過程。
如何評價紅四軍「七大」，作為當事人之一的½-華回憶說：那時召開七大是完全必要的，是紅四軍領導人共同研究決定的，不是任何個人行為；而且召開這次大會的目的和願望是好的，是想統一認識，解決分歧，結束爭論，加強團結，以利革命。七大的決議，對井岡山時期的一些歷史問題和紅四軍實行的一些制度等結論，也是基本正確的。至於七大未能完全解決分歧，這也是客觀的歷史局限性所決定，並非任何個人的主觀意志所能轉移。正是有了這場爭論，中央聽取了陳毅的彙報，才有了中央的「九月來信」，也才有了古田會議，使黨徹底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有了基礎。（½-華《關於紅軍建設問題的一場爭論》，《黨的文獻》1989年第5期）
另一位當事人蕭克認為，紅四軍黨的「七大」充分發揚了民主，敢於對黨的主要領導人提出批評，是件好事。（蔣伯英《蕭克將軍訪談錄》，《黨史研究與教學》2009年第2期）
對此次選舉，何以選陳毅為書記，而毛澤東落選的迎因，當事人也有說法。蕭克說：「當時在四軍上下比較有威信的是毛、朱、陳。朱毛因對一些問題認識不一致，大家認為他們兩人都有不對的地方，陳毅受命籌備七大並主持召開會議。因為自四軍成立以來，陳毅同朱毛一樣也曾擔任過軍委書記、前委書記，儘管我們也覺得毛陳兩人相比，毛應居先，但陳亦是好領導人之一。所以通過民主選舉，陳毅擔任了前委書記。但決議還強調了一點，要把決定呈報中央批准，沒有批准之前，先開展工作。」蕭克在另一次談話中還說：至於選舉陳毅為前委書記，也不能說是把毛澤東排擠了。毛、朱、陳是紅四軍比較有威信的三個領導人，既然大家認為朱、毛都有不對的地方，通過民主選舉推選陳毅為書記，也沒有什麼不好，何況陳毅也曾經擔任過軍委書記。“大家既然是大會的代表，就有選舉權，選陳老總有什麼不可以呢？陳老總也是好同志嘛！”（《蕭克將軍訪談錄》）
賀子珍說：「在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選前委書記，許多人不投毛澤東的票，他落選了。他為什麼會落選？有的人說，這是因為毛澤東民主作風不夠，在黨內有家長作風。毛澤東是不是有家長作風？我的看法是，他脾氣是有一點，在這方面不如朱德同志，朱德同志的作風是更好一些。我看，他所以落選，主要是一些人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另外，毛澤東對部隊的不正之風進行了批評和抵制，也引起一些人不高興；加上這次打不打廣東的問題上，意見也不一致。」（《中共妥善解決內部爭論的一次重大實踐》）
以上當事人的認識，儘管不一致，但無論如何，說紅四軍「七大」陳毅、朱德篡奪了毛澤東的軍權，是與歷史不符的。
【1929：陳毅的上海之行與毛澤東復職】
陳毅去上海的主要迎因是：中央常委於6月作出決定，召集一次軍事會議，詳細討論各地紅軍問題，命朱德、毛澤東處派一得力人員來參加。（《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紅四軍前委收到中央來信時，已是第七次黨代會結束之後。毛澤東已離開龍岩前往上杭縣蛟洋指導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陳毅和朱德也已率指揮部到了連城新泉，展開「七月分兵」的群眾工作。而國民黨三省「會剿」的聲浪日益高漲，因此對紅四軍來說，組織力量擊破敵人的「會剿」已是當務之急。
7月29日，朱德、陳毅專程趕赴蛟洋，會同毛澤東一起召開前委會議，討論打破敵人三省「會剿」的策略，同時研究派員赴中央的問題。出席這次會議的傅柏翠回憶說，陳毅在會上傳達了中央的通知，但是毛澤東表示不去上海，願意留在閩西地方工作。最後討論決定，由陳毅作為代表，前往上海黨中央，會議討論並且決定：“陳毅同志去中央後，由朱德同志代理書記，林彪和傅柏翠為常委，有事可以三人商定。”（《傅柏翠同志談閩西早期革命鬥爭的一些情況》，轉引自《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
實際上，陳毅此行代表紅四軍前往上海，心裏並不願意。他被會議選舉擔任前委書記也非他所願。7月9日，陳毅第一次以「前委書記」的名義給中央寫了《關於閩西情況及前委工作計劃的報告》。報告中說：“前委四軍七次改選，仍覺無適當人才負高級指導的責任，朱、毛二同志在中央派了人來代替時，就可來中央。”並明確表示自己擔任前委書記這個職務不合適，還是希望另派人來擔此重任。（袁德金《毛澤東與陳毅》，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正是在這種心情下，陳毅經香港於8月下旬抵達上海。
中央政治局為聽取陳毅報告召開了臨時會議。鑒於陳毅反映紅四軍的經驗和存在問題都極為重要，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李立三、陳毅組成的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作專門的討論和研究，並要求陳毅儘快完成書面報告送交中央。9月1日，陳毅完成了寫給中央的5份報告：《關於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一）》、《關於朱毛紅軍的黨務概況報告（二）》、《關於朱、毛爭論問題的報告》、《關於贛南、閩西、粵東½-農運及黨的發展情況的報告》和《前委對中央提出的意見——對全國軍事運動的意見及四軍本身問題》，為中央對紅四軍狀況作出準確判斷與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經周恩來召集三人委員會討論研究，形成了解決朱毛紅軍黨內問題以及紅軍建設的統一意見。遂決定由陳毅代中央重新起草一封《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史稱「九月來信」）。（文中所引中央「九月來信」的內容，均轉引自《1929：朱毛紅軍與古田會議》）
「九月來信」明確指示，黨對軍隊的領導必須堅持，但不必直接指揮軍隊，可以“經過軍部指揮軍事工作，經過政治部指揮政治工作”。
關於紅軍中黨的組織迎則，「九月來信」規定：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前委對於一切問題毫無疑義應先有決定後交下級討論，絕不能先徵求下級同意或者不作決定俟下級發表意見後再定辦法，這樣不但削弱上級指導機關的權力，而且也不是下級黨部的正確生活，這就是極端民主化發展到極度的現象。與此同時，「九月來信」重申，不應該再提“黨管一切”的口號，前委的工作重點須著眼於紅軍政治、軍事、經濟及群眾鬥爭的領導，避免包辦一切；但同時肯定“一切工作歸支部這個口號是對的”，這是表明各項工作應當通過支部的工作開展起來，“但不是與黨的民主集權制相對立”。
「九月來信」對“朱毛兩同志的問題”提出四點批評，批評他們沒有引導群眾注意對付外部敵人的鬥爭，而是“放任內部鬥爭關門鬧糾紛”；批評他們“沒有從政治上指出正確路線”，以致大家難以判別是非；批評第七次黨代表大會“削弱了前委的權力”，“助長極端民主化的發展”；並且還批評他們“沒有顧及他們在政治上的責任之重要”，而公開地提到對群眾的“任意批評”，從而影響了他們在群眾當中的威信。這樣不僅不能夠解決糾紛，反而加深了矛盾。
「九月來信」提出糾正錯誤的方案是：第一，應該團結全體同志努力向敵人鬥爭，實現紅軍所負的任務；第二，前委更加強指導機關的威信與一切非無產階級意識作堅決的鬥爭；第三，前委應糾正朱毛兩同志的錯誤，要恢復朱毛兩同志在群眾中的信仰；第四，朱毛兩同志仍留前委工作。「九月來信」最後強調中央的決定：“毛同志應仍為前委書記，並須使紅軍全體同志了解而接受。”
「九月來信」經中央政治局研究通過。中央指示陳毅立刻出發，將信帶回朱毛紅軍，召開一次黨的會議，統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決議。（《周恩來年譜》1998-1949）陳毅後來回憶說，恩來同志說，你帶這個指示回去，你主要是請毛主席復職，你這個責任重大。
「九月來信」，是召開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的直接迎因，是形成古田會議決議的主要根據，它不僅對於朱、毛，對於紅四軍，而且對於整個人民軍隊的建設，發揮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因此，譚震林在上世紀50年代把陳毅此行上海，協助中央解決紅四軍問題，譽為陳毅對中國共產黨的三次貢獻之一。（《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譚震林所說陳毅的另外兩次貢獻，一次是1927年10月南昌起義部隊兵敗三河壩之後，陳毅和朱德收集殘部，保存力量，把隊伍帶到了井岡山；另一次是1940年10月指揮新四軍取得黃橋戰役的勝利，打開了華中抗日局面。）
【毛澤東對陳毅在紅四軍「七大」的再評說】
1972年1月6日，陳毅因病在北京溘然長逝。10日，陳毅追悼會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在北京八寶山公墓禮堂舉行。在事先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毛澤東突然決定親自去八寶山參加追悼會。據史料記載，毛澤東到達八寶山禮堂休息室，即問道：
「張茜和她的孩子來了沒有？」
當張茜領著子女來到休息室，毛澤東欠了欠身要站起來，張茜快步走到毛澤東面前，握住毛的手，滿臉淚痕哽咽著問：「主席，你怎麼也來了？」
「我也來悼念陳毅同志嘛！陳毅同志是一個好同志。」
毛澤東叫張茜坐在自己的身邊。張茜心情非常激動，她知道，建國以來，毛澤東很少參加領導同志的追悼會。張茜喃喃地說：「陳毅不懂事，過去反對過主席。」
毛澤東打斷張茜的話，不讓她講下去，說：「不能這麼說，也不全怪他，他是個好人。」（《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始末》，《解放日報》2010年12月29日。摘自鐵竹偉《陳毅元帥的最後歲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
這就是毛澤東對陳毅在紅四軍「七大」的再評說。（作者系歷史學者）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