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39年前的今天，1974年3月27日，中共領導人王明在莫斯科病死。王明作為1931年至1943年間的中共中央領導人，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是很特殊的，其地位和作用的變化也很大。
縱觀王明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歲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掌握實際大權，但不到一年就離開鬥爭第一線。33歲時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回國風光一時，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失去實權，並在37歲時受到批判，實際上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很快成為左、右傾錯誤的代表人物受到全黨的批判……
王明
米夫的「得意弟子」
王明與中共中央的關係，是從反對中共中央開始的。
王明原是武昌商科大學預科的一名青年學生，1925年11月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在那裏，他成了校長米夫的得意弟子，成了一個教條主義者，並積极參加了學校里的派別鬥爭，形成了以他為首的一個小宗派。由於以瞿秋白、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不同意他們的做法，王明於1928年帶頭開展了反對中共代表團的活動，「這就是後來延安整風時博古所說的王明宗派‘反對中國黨的第一戰’」。（《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
1929年3月，在莫斯科呆了5年多的王明回到上海。有的回憶說，當時中共中央提出讓王明到革命根據地去工作，但他不願意，也「不願到基層工作，堅持要留在中央機關，一心一意想當領袖。他既害怕白色恐怖，又害怕做艱苦細緻的群眾工作」。（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但據王明自己回憶，開始時他的工作很不順利。直到“五一”節前，他才和中央機關接上頭。李立三對他說：“你雖然在莫斯科學習過，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要到最下層、最艱苦、最困難的地方去。”於是派王明到中共滬西區委，做《紅旗報》的通訊員。但王明到達後，才知道那裏已經有了通訊員，於是只能做候補通訊員，每天只是領來報紙，送發報紙。直到7月27日，才被調到滬東區委宣傳部。10月中旬，又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紅旗報》編輯。1930年1月12日王明被捕後，雇了一個印度巡捕到中央秘密機關送信，請求營救，致使黨的許多機關不得不立即轉移。所以2月18日王明剛被交保釋放，黨中央就批評了他，給了他黨內警告處分，改派到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做《勞動》三日刊的編輯。6月初，又調任中宣部秘書。這期間，王明寫了幾十篇文章，極力宣傳共產國際的左傾錯誤主張，在很多問題上的觀點比李立三更「左」。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代表「立三路線」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當王明聽說共產國際遠東局駐上海代表羅伯特反對這個決議，共產國際也一直未批准這個決議時，便揣摩其意圖，在7月9日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與博古一起對這個決議提出不同意見。當時，李立三、向忠發等很惱火，立即給他們扣上“右派”、“小組織者”等帽子，又給了王明留黨察看的處分。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又給中央寫信，重申他在會上講的意見。8月，中央又給他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並調出中共中央宣傳部，下放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王明提出的一些意見雖然是對的，但更多的是站在更「左」的立場上反對李立三的。
從一般幹部到掌控中央大權
為糾正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7月23日關於中國問題決議案的精神，在瞿秋白、周恩來主持下於9月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這次全會雖然沒有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線錯誤」，但實際上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錯誤。對於六屆三中全會，王明也曾表示擁護，並表示服從黨的分配，到農村革命根據地去工作。
但共產國際看到中共中央報去的材料以後，改變了原來的看法，認為李立三犯了「路線錯誤」，並於1930年10月發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即“十月來信”，實際上否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王明在離開上海以前，從蘇聯回國的學生那裏得到了共產國際的“十月來信”，立即改變態度，從擁護三中全會變為反對三中全會，並以未撤銷對他的處分為借口，賴在上海不走。11月13日，他和博古聯名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用激烈、尖銳的詞句反對三中全會和三中全會後的中央。四天之後他們又向中央寫了第二封信，提出撤銷對他們的處分等三條要求。
中共中央於11月16日接到共產國際來信後，中央政治局接連召開會議進行研究，認為不宜擴大討論，以免妨礙正在進行的工作轉變並造成黨的分裂，指出王明等人的活動是為了反對六屆三中全會後的中央。但王明根本不聽勸告，進一步展開宗派活動。他一方面加緊撰寫、修改他的《兩條路線》，即後來改名為《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一方面進行串聯，與羅章龍等人聯名寫信要求召開緊急會議，解決黨內的政治、組織問題。於是，中共中央不得不於12月9日作出《關於召集中央緊急會議的決議》。
但正在這時，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來到上海。他認為召開緊急會議並沒有把握把瞿秋白趕下台，把王明扶上台，於是提議召開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米夫的一手把持下，中共中央撤銷了對王明等人的處分，並任命他為江南省委（習慣上稱江蘇省委）書記。在1931年1月7日召開的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樣，王明作為一個剛回國不久的不到27周歲的青年學生，一個原來連中央委員也不是的一般黨員幹部，在米夫的一手扶植下，一躍登上了中央的領導崗位。從2月開始，他又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楊奎松《王明上台記》）
有個問題有些讀者一直有疑問，即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王明只是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他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後，也只排名第四，前面還有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張國燾於這年4月到了鄂豫皖根據地以後，王明也只排名第三。那麼，為什麼從六屆四中全會開始的錯誤叫做「王明路線」呢? 我想這裏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王明雖不是中央主要領導人，但操有實權，並且最受共產國際的信任。毛澤東在批判王明的時候也說：王明在四中全會上實際上是“奪了權”，他“實際上做了總書記”。這就像李立三犯錯誤時不叫“向忠發路線”，而叫“李立三路線”一樣；二是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工作，實際上是以王明的《兩條路線》的小冊子為綱領的，當時的各項方針政策不過是這本小冊子的內容的體現和具體化。以後王明雖然到了國外，但新成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貫徹執行的還是王明走前制定的那條路線，即“國際路線”。在延安整風時，中央曾把博古和王明並稱，將這條路線稱為“王明、博古的機會主義路線”。後來博古不幸犧牲，加上認錯態度又較好，所以以後就只稱王明的左傾路線了。當然，王明的這本小冊子也是貫徹共產國際的決議的。
從堅持左傾錯誤到較早提出一些正確主張
1931年10月18日，王明秘密乘船離開上海，11月7日到達莫斯科，開始就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在共產國際領導機關負責處理中國黨的事務。後來他擔任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書記處候補書記，是中共在共產國際里職務最高的人。
過去很多著作認為，王明到共產國際以後，仍在遙控中共中央，貫徹他的左傾主張。我認為，這隻講了一個方面，說他遙控中共中央，似乎有些誇大。因為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蘇區相隔萬里，電訊、交通都十分不便，王明即使要遙控，也鞭長莫及。況且，王明和博古後來也發生了分歧。
由於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能夠比較早地了解共產國際及蘇聯政策的變化，因此，隨著蘇聯對外政策及共產國際主張的轉變，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他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發生了分歧。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左傾錯誤的意見，指出當時不能從蘇區經濟中剷除資本主義，而應利用它振興蘇區的經濟；不能消滅富農和頻繁地重新分配土地，應當保護、發展工商業和允許自由貿易等。這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認識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8月3日，王明和康生在給中共中央寫的一封長信中，對博古主持召開的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關於粉碎六次「圍剿」（這裏說的第六次「圍剿」，即通常說的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作者注）的鬥爭“是阻止中國走殖民地道路的鬥爭”，“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鬥爭”，要擴大百萬紅軍，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等提法提出了批評，認為中國革命是一種長期性的堅(艱)苦鬥爭，六次「圍剿」不僅不是最後決定中國命運的鬥爭，並且也不是決定勝負的鬥爭；把擴大百萬紅軍的口號作為目前實際行動的口號，會不可避免地發生許多難以解決的困難（像武裝、幹部、供給等），同時還會發生把地方武裝都集中到紅軍來的現象，因之不能不減弱在敵人後方兩翼的廣大的游擊戰爭。目前必須首先提出“反日反蔣”的口號。在這口號之下，團結一切有可能參加這個運動的力量，來反對目前革命的最主要最兇惡的敵人。
儘管王明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左傾錯誤，他的思想轉變並不徹底，但對於他的思想轉變和他對博古等人的批評，是應該肯定的。
從宣傳抗日統一戰線到犯下「嚴重錯誤」
1937年11月，王明與康生等啟程回國，11月29日回到延安。在12月9日至1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王明被補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決定由他與周恩來等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談判。12月18日，他與周恩來、博古等到了武漢。在12月23日召開的中共中央代表團與長江中央局聯席會議上，他被確定為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在長江局工作期間，王明在一些大的問題上與中央是一致的。第一，他也是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第二，他也是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國共合作，反對分裂的；第三，他也是主張保持中國共產黨組織上的獨立性，反對取消中國共產黨的。他在長江局期間也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長江局的成績，有王明的一份功勞。
給中央與前總，有些是帶指示性的電報。不得中央同意，用中央名義發表了許多文件。這些都是極不對的。”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毛澤東在會上肯定了劉少奇對「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口號的批評，強調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並因武漢失守撤銷長江局，結束了王明對南部中國黨的領導，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傾錯誤的影響。
長期以來，一直把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稱為「右傾投降主義」。直到2002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下冊，才改變了這種提法，只說王明在抗戰初期犯了“右傾錯誤”，沒有再提「右傾投降主義」。
近年來，不少學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認為不能再把王明抗戰初期的錯誤看作右傾錯誤。 看清這個問題的關鍵，我認為是站在什麼角度來分析。如果站在中共黨史的角度，王明的一些做法當然可以認為是右的；但如果站在中國現代史的角度，就不能認為王明在抗戰初期是右傾的。王明回國的時候，第二次國共合作已經建立。既然是合作，就應該互諒互讓，不能一味地強調鬥爭。特別是他回國不久，就到武漢與國民党進行談判，並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工作，直接在那裏同國民黨打交道。在這種情況下，他更多地強調聯合、團結與合作，強調有些事情要經過國民黨同意，並沒有什麼錯誤。
即使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也很難說原來批判王明的那些問題都是右傾錯誤。例如毛澤東批判的那幾條：第一條是「對形勢估計問題——主要表現樂觀」，以及“以速勝論反對持久戰”，這隻能說是認識問題，如果一定要說傾向的話，那不僅不是“右”，而且是「左」；能夠說“右”的問題只有第二條，即“國共關係問題——忽視在統戰下的獨立性與鬥爭性”。在這個問題上，我認為王明也不是一概錯誤，要作具體分析。第一，王明並不是不要中國共產黨和軍隊的獨立性。他在提出“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口號的同時，對這個問題是強調的。第二，王明並不是沒有開展對國民黨錯誤思想及行動的鬥爭。第三，王明講的很多話，毛澤東也講過。當然，王明在很多問題上與毛澤東的看法還是不同的。其中最大的不同，是毛澤東與國民黨殊死鬥爭了10年，對於如何反對國民黨的限制和打擊，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考慮得更多一些。而王明是帶著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於加強國共合作的使命回國的，因而對於怎麼和國民黨合作抗日考慮得更多一些。所以後來毛澤東批評王明是“對自己的事（指中國革命問題）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1945年6月毛澤東同師哲的談話，見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
很多著作認為王明這次回國是來奪毛澤東的權的。但從現有的材料看，沒什麼材料可以說明斯大林曾想過以王明取代毛澤東。相反，王明回國前，季米特洛夫曾一再告誡他回國後不要爭權：「你回中國去要與中國同志關係弄好，你與國內同志不熟悉，就是他們要推你當總書記，你也不要擔任。」（徐則浩《王稼祥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
從討好毛澤東到對抗整風運動
自從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批評以後，王明為了扭轉被動局面，開始極力吹捧毛澤東。
1940年5月3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開學典禮上作了《學習毛澤東》的講演，說要學習毛澤東“始終一貫地忠於革命的精神”、“勤於學習的精神”、“勇於創造的精神”、“長於工作的精神”、“善於團結的精神”，說黨的一大以後毛澤東“便是我們黨的主要的領導人，便是中國革命一個優秀的領導者”，大革命失敗後毛“如鶴立雞群一樣英勇堅決地繼續革命工作”，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和戰略家，而且是偉大的理論家”，“在農民工作中，他是一個有名的農民工作大王；在軍事工作中，他是偉大的戰略家；在民權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黨的工作中，他是公認的領袖。不管什麼工作，只要放在他手裏，他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請教，他都能告訴你經驗和方法”。所以，“澤東青年幹部學校學生以及全國的優秀青年，應該以毛澤東為模範，應該學習毛澤東”。對於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王明說是馬列主義的“新發展”。在這篇講演中，一切好聽的名詞幾乎都用上了，和林彪、康生之流在「文化大革命」前後的吹捧相比，毫不遜色。對毛澤東做出這麼高的評價，王明是第一個。
可是在王明的心裏，在另外的場合，對毛澤東就不那麼「尊重」和“贊成”了。例如1941年5月毛澤東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後，王明在女大傳達報告時便說，理論聯繫實際要反對這也聯繫那也聯繫，變成“亂聯繫”，並說“不要怕說教條，教條就教條”，學它幾百條，學會了，記住了，碰見實際自然會運用。
報，說應與大資產階級蔣介石搞好關係，中央的方針太「左」了。在10月8日的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上，他說“我們與國民黨的關係弄得更好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未說要聯合大資產階級，“這是缺點”。王明發言後與會同志對他進行了批評，他幾乎逐條進行了反駁和解釋。可是當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提出準備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王明提出的這些政治問題，希望王明對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在會議上說明時，王明突然於10月12日宣佈有病，不能參加政治局會議，並說他同意毛澤東關於他在武漢時期所犯錯誤的結論。從此，他就以生病作為拒不檢查錯誤的擋箭牌。
從1941年10月12日至1945年，王明就一直在醫院或家裏養病、治病。在治病過程中，他又抓住對他用藥不當的「技術事故」大做文章，說是毛澤東通過李富春指使醫生“謀害”他，並說給他治病的金茂岳醫生有政治問題甚至特務嫌疑。
1943年3月中央機構調整以後，王明不再是中央書記處成員。從此，他退出了中共中央的權力核心。
1943年6月共產國際解散以後，為進一步清算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創造了有利條件。9月上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批評了王明在抗戰初期的錯誤。11月29日，李富春與王明談話，說很快就要召開七大，希望他認真作出檢討。在這種情況下，王明感到靠山已去，不得不於12月1日讓妻子孟慶樹代筆，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信，再一次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對於1941年10月間毛澤東等同志的批評，他“很感謝”，說這些批評“使我有可能和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作鬥爭”。信的最後，他說：“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志的領導與教育之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但是，這只不過是一個“表示”而已，在以後一年多的時間裡，他並沒有對自己的錯誤進行檢查。
從「願意做個驢子」到拒絕繼續認錯
在1945年黨的七大前夕，毛澤東把六屆七中全會準備討論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送給王明看，並派人同他談話，建議他寫一個承認錯誤的聲明書。王明迫不得已，於4月20日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同一天，給六屆七中全會寫了一封長信，表示贊同這一決議，並高度讚揚了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在此信的最後王明說，中央對他作出任何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我都服從接受」，並認為應撤銷他黨內外的一切職務，讓他作最接近廣大群眾的下層群眾工作。
在這封長信中，雖然有些問題檢查得還不夠全面、不夠深刻，但這是王明一生中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所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一次最系統的檢查，態度似乎也是沉痛的、誠懇的。但是，在後來的《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莫斯科進步出版社1979年版）一書中，王明卻說這次檢查是被迫的，並不是真心真意的，並攻擊《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毛澤東偽造中共黨史的第一個文件」。
因為王明檢查了自己的一些錯誤，毛澤東在七大上做了工作，七大仍然選舉王明為中央委員。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王明在發言中從各個方面吹捧毛澤東和《新民主主義論》，但毫不檢查自己的錯誤。對於他的發言大家提出了批評，他不得已在3月10日的第二次發言中作了一些檢查。他對有的問題進行了檢討，對有的問題進行了反駁或解釋，說他從未反對過新民主主義，從未反過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偉大」，“心裏也沒有想過當總書記”，等等。在大家的批評幫助下，他表示“願意做個驢子，慢慢走，跟毛走”。毛澤東在會議的結論中，指出要幫助王明改正錯誤，並要求王明寫一份檢查錯誤的聲明書。但是，王明一直沒有寫這個聲明書。
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王明因病請假。由於他遲遲不寫檢查錯誤的聲明書，會議作出了《關於王明同志的決定》，要求王明將「聲明書寫好後，應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審閱，並在必要時，由政治局提交以後的中央全會討論」。可是到9月上旬，王明便提出“請求到蘇聯醫治”，10月25日動身到蘇聯去了。他雖於1953年12月回國，但1956年1月30日，又再次到蘇聯去了。
晚年以反毛為業
自1956年去蘇聯，王明再也沒有回國。他去蘇聯固然是為了治病，但毫無疑問也是為了躲避檢查。1960年以前，他一方面養病，一方面寫了很多詩歌，有些是讚揚國內社會主義建設成就和社會主義國家、第三世界人民的勝利的，有些是懷念家鄉、親人及戰友的。在抒發個人情感的另外一些詩歌里，則明顯地表達了他對毛澤東的不滿。對於國內的政治運動，他做了很多指責。其中一些指責，不能說沒有道理，因為這些運動確實搞錯了，如他批評的「反右運動」和“三面紅旗”等。但他在這些詩中竭盡嘲諷和挖苦之能事，而且把責任歸咎於毛澤東一人。從1960年以後，王明寫的一些詩則明顯地是對毛澤東的攻擊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王明寫了一系列詩歌和文章，從各個方面反對「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這個時期王明的“代表作”共三部。一部題為《論中國事件》，1969年3月19日首先刊登在加拿大共產黨黨報《加拿大論壇報》上，隨後由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印成小冊子。第二部“代表作”是他於1970年4月借紀念列寧誕辰100周年寫的《列寧、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一書，繼續攻擊毛澤東。第三部“代表作”是1971年以來所寫的一些文章拼湊成的《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一書（現代史料編刊社和東方出版社在國內出版時，名字改為《中共五十年》），這可說是他反對毛澤東的“登峰造極”之作。這本書剛編完，王明就於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去世。
還在1968年12月8日，王明便在一首題為《生死鬥爭》的七律中寫道：「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飛升到太玄?爭取生存為黨業，力求述作反毛篇。」由此可見，王明晚年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反對毛澤東身上。
縱觀王明的一生，可謂大起大落。他不到27周歲就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掌握實際大權，但不到一年就離開鬥爭第一線。33歲時作為共產國際派來的「欽差」回國風光一時，也是不到一年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失去實權，並在37歲時受到批判，實際上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很快成為左、右傾錯誤的代表人物受到全黨的批判。
王明的一生貫穿了一條線，那就是教條主義。他精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著作，但由於堅持教條主義，接連犯了「左」的和右的兩次錯誤，並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這是他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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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自《同舟共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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