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49大撤退》，（台灣）林桶法 著，九州出版社，2011.1
蔣自引退後，除出遊寧波外，極少離開故鄉活動。四月二十二日，杭州會談是其參加第一次的公開活動，杭州會談隔天，國民黨軍撤離南京，再一日太原不保，局勢日趨嚴重；四月二十三日，南京棄守；二十四日，蔣介石命令蔣經國準備船艦，蔣經國及其幕僚都不知目的地，本來猜是去基隆或廈門，蔣命俞濟時將軍準備一切，俞派副侍衛長俞濱東將行李運至象山港登艦；二十五日，抵太康軍艦，由艦長黎玉璽陪侍檢閱艦上官兵，蔣始告知此行的目的是上海。此時，中共已渡江，上海岌岌可危，但蔣冒險前往，抵上海後隨即接見徐堪、顧祝同、周至柔、桂永清、郭懺、湯恩伯、毛人鳳、陳大慶、石覺、谷正綱、陳良等人，聽取報告並指示方略，巡視上海市街。二十七日，抵上海復興島，駐於復興島之浚浦局行邸；二十八日起，先後接見桂永清、徐永昌、林蔚、顧祝同、湯恩伯、丁治盤、羅澤闓、郭懺、陳大慶、毛人鳳、馬紀壯、王克俊、吳仲直、闕和騫等，後召集上海市長陳良及社會賢達劉鴻生、杜月笙，指示如何配合軍事安定民心。
由於蔣覺得復興島離市區太遠，對於前來謁見請示的人員不便，命蔣經國到市區準備住所，蔣經國向蔣報告：「時局已經這樣嚴重和緊張，市區內危險萬分，怎麼還可以搬進市區去住？」蔣嚴厲地回答：“危險！你知道，我難道不知道。”蔣經國只好照辦，五月二日，駐市內金神父路勵志社，在此期間，蔣每天接見黨政軍要員在數十人以上，並召集黃埔學生訓話：“成敗在此一舉，我們必須用全力來應付危難。”
美國特使經濟合作總署署長保羅·霍夫曼,蔣介石,李宗仁和美國大使司徒雷登坐在沙發上。
五月七日，下午乘江靜輪離滬往舟山群島，經普陀，還特意帶蔣經國登上普陀山，專訪普濟寺。面對寺內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禱拜。果如和尚是溪口雪竇寺主持，蔣母王太夫人皈依佛教，即拜其為師。蔣介石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聽教誨。蔣介石囑咐普濟寺主持將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遺墨好生保存，期望來年能再來祭拜。當時蔣很重視舟山群島，舟山的任務是作為上海撤退的中間站。陳誠秉持蔣的意旨，堅持加強舟山防禦工事。
五月十七日，蔣與經國搭飛機從定海到馬公，其後蔣於十九日到閩省見朱一民（紹良），事後本擬再飛上海，但因飛機機件及其他考慮，轉往嘉義短暫停留，再回澎湖。二十二日，陳誠、俞鴻鈞、蔣鼎文到馬公與蔣會晤；二十六日，蔣自馬公飛台灣岡山轉高雄壽山，據說當時之所以不直飛台北，可能是安全上的考慮；六月二十一日，蔣從高雄到達桃園轉至大溪，其後至台北草山（陽明山），在這段期間除應邀至菲律賓及韓國訪問外，先後進出大陸，其中以重慶及廣州二市停留的時間較久，離鄉到台灣後到一九四九年底，蔣又多次進出兩岸。
蔣個人何時決定遷台？其決定遷台的原因為何？是值得重視的課題。
首先要說明的是，蔣決定遷台灣雖不是倉促決定，也不是下野前就已經確定，台灣是蔣下野後安排退路的選擇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選擇，我們可以從幾個線索做說明：其一，從首都及中心的說法，南京是國民政府成立的首都，抗戰期間首都暫遷重慶，抗戰結束後，還都南京，國共戰事緊急之際，曾有人再提遷都之事，蔣都不予響應，並且認為沒必要因為戰事緊急就遷都。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寫信給其妻宋美齡時，再度表示：「政府絕不遷台，兄亦不即刻赴台。」宋美齡此時在美國積極爭取美國的援助，蔣明白表示其不即刻赴台應是其當時的考慮，即使在其下野後，也還沒有打算將政府遷台。二月一日，蔣在日記中提到：
近日為蚌埠吃緊，關於遷都與政府裁員問題，謠諑紛紜，人心動蕩，致公務員與社會皆呈紊亂不安之狀，乃由行政院院會決議，表明絕不遷都，以闢謠言。
宋美齡談到：「南京國民黨軍全部已於今晨撤退，但上海準備固守，絕不放棄，兄擬於日內離家他往，地點尚未決定，容後續聞。」此時的地點應該已經確定，可能避免消息走漏，居於安全的理由而不敢明白告知宋美齡，但即使如此，蔣還是有宣示固守上海及江南的決心。
其二，蔣的部署是多方面進行，蔣在引退之前對固守南京之決心，並做若干的軍事部署，先守長江，長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被占，將重心移東南的廣州、西南重慶及台灣。
台灣確實是蔣最重視的地區之一，大約在一九四八年底就已相繼安排各項事宜；個人遷台可能是在國共北平談判失敗後，李一再進逼，加上中共渡江，上海已有立即性的危險，遂決定去台，時間應該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至於整個政府遷台的決定，應是五月的定海軍事會議，而五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央會議上也再度確定，五月十七日蔣經國的日記中提到：「此時中樞無主，江南半壁業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父親決計去台，重振革命大業。」五月十八日，台灣省即簡化入境申請手續，一些國民黨軍政機關及人員陸續遷入台灣。台灣固然是蔣計劃的一部分，但最後政府遷台與蔣來台則是經過時局的變遷下的結果。
分析蔣最後之所以決定到台灣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對台灣印象不錯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蔣偕夫人游台灣，深覺：「台灣尚未被共黨分子所滲透，可視為一片乾淨土，今後應積極加以建設，使之成為一模範省，則俄共雖狡計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將無如我何乎？」並且提到：“巡視台灣之收穫，較之巡視東北之收穫尤大，得知全國民心之所向。”根據張其昀的回憶認為，早在遷台後蔣就對記者稱：“只要有了台灣，共產黨就無可奈何。”京滬杭警備副司令兼戰地政務委員會秘書長祝紹周建議由張發奎主持海南島軍事，台灣、福建、浙江、廣東及海南島之間，以台灣為中心，軍事上應有一堅強組織，萬一東南軍事受到挫折，以台灣為基地，配合國際形勢演變，恢復國民黨的基業。共產黨在台灣的勢力及影響力有限，台灣的政治環境較重慶及廣州地區單純，軍事上又有海峽的屏障，對於缺乏海軍及空軍的中共而言，台灣較為安全，這些可能是蔣決定以台灣為根據的重要原因。
（二）陶希聖、張其昀、蔣經國、陳誠等的建議
當局勢危殆之際，左右有建議重視川防，但陶希聖則認為台灣地位重要：「我想從台灣復興這是將來的希望，因為英美是海權國家，一到台灣以海洋為基地，可與太平洋對岸的美國打交道，這中間還大有可為。」對於台灣的地位，魏德邁（Albert C.Wedemeyer）與胡適有不同的意見，魏的意見：“依余之意見，台灣為反共之基地，其政策必須為謀地方人民之福利為其目的，且具有高度之行政效率可作為政府之表率。台灣有豐富之資源及動力以支持其政府，此當盡量開發並用以增進人民之福利。”胡適則與魏的看法不一，曾提到：“台灣只有七百萬人口，台灣的工業又不是可以獨立自給的經濟基礎，我們必須在大陸上撐住一個自由中國的規模，維持一個世界承認的正式政府。”張其昀從地理的角度對蔣做建議，他提到幾個原因：其一，台灣海峽海闊浪高，能暫時阻止沒有海軍、空軍的共軍乘勝追擊；其二，台灣作為反共復興基地比其他地區更具優越之處，因為土地利用率高、糧食農產品可滿足軍民所需、台灣島內交通便利，具工業基礎，有利經濟發展、軍事上易於防守，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與美國的遠東戰略防線銜接、台灣經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對中央政府有一種回歸感，且較少共黨的組織與活動。這樣的分析對蔣遷台自有其影響。
蔣：
我政府確已面臨空前之危機，且有崩潰之可能，除設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後退之準備，兒絕非因消極或悲觀而出此言，即所謂退者亦即以退為進之意也，有廣東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纔有抗日之勝利，而今後萬一遭受失敗則非台灣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無形中從速密籌有關南遷之計劃與準備。
十一月二十四日，兩蔣談論黨務改造，曾有「非捨棄現有基業，另選擇單純環境，縮小範圍，重起爐灶，加以根本改造不為功，至現局之成敗，可不以為意耳。」所謂另選單純環境，雖沒有明白指出何地，但以當時局勢來判斷，應該是指台灣。
蔣請其早日駐蹕台灣：
和談決裂後，今後剿共戰事，勢必長期奮鬥到底，為號召國內外愛國志士，及聯合國際上反共勢力，鈞座為自由中國之旌旗，駐節所在地點，亟宜早日確定。關於馬公島情勢，職業以實施勘查，深覺該地交通通訊，頗為不便。職認為台灣，既為吾人革命復興最後根據地，殊無其他顧慮之必要。擬懇早日駕臨台北，長期駐蹕，則指揮各方，皆多便利。或於穗滬渝等處，設置行轅，必要時，巡行指揮。
蔣：「職意鈞座應即飛台，又鈞座行動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五月十五日再電：“讀李之談話，深感領袖受辱，幹部之恥也。彼輩只知利害與力量，絕不能以理喻與情動。乞鈞座徑飛台北，一切不必顧慮。”五月十七日，蔣即飛抵馬公。陳誠接任後，面對不斷移入的人口，其間夾雜著散兵游勇以及潛伏的中共分子，或將破壞台灣的安定，必須積極有所作為，阻止可能由對岸進入台灣的不利因素。先由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公佈“台灣省入境軍公人員及旅客暫行辦法”（三月一日實施），同時公佈〈入台軍公人員及旅客注意〉事項，各項出入境管理措施紛紛出籠，如《戒嚴時期加強管制航運旅客入境及檢驗辦法》，此辦法引起大陸籍民意代表的反彈，對此蔣並沒有表示意見，雖然蔣、陳之間或存在一些緊張關係，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針對陳誠主政台灣的問題談到：“陳誠擔任台灣省主席期間雖不到一年，但是，無論是解決當時台灣內部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或是消除台灣內部可能挑戰（威脅）國民政府統治力量，都有相當的成效，對於政府遷台以後統治體制的鞏固，以及其後台灣發展的基調，都有相當關鍵的影響。”陳誠此時建議蔣來台，推斷具有某種程度的影響。
（三）李宗仁的再三逼其出國
李宗仁對蔣介石在國內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加以外間好事者乘隙造謠，致隔閡日益加深，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團赴北平前，即請黃啟漢轉達意見「蔣介石留在國內，有礙和談，促其出國」。三月八日，南京《救國報》（主筆龔德柏）以“蔣不出國則救國無望”等標題攻訐蔣；雖然雷震等極力地排解蔣李之間的紛爭，甚至還認為應為蔣當今的處境考慮，南京政府對蔣之批評過分穿鑿，而至於誤會，頗多尖刻之語，有失恕道，王世傑認為逼蔣出國無益局勢，且不能使東南、西南之將領接受命令。
請蔣「及時痛下決心，毅然放下一切暫時出國」。面對此局勢，蔣的態度與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們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李宗仁則一再逼其表態。蔣經國曾記到：
三十八年四月間，父親在上海支撐危局，誰知李宗仁竟寫了一封信來，要求父親離開上海；父親離開上海的時候，並沒有說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艦到達舟山，也沒登岸，祇是到附近的許多小島上去視察，前後在海上漂泊了十天，真是乾坤萬里，滄海茫茫，處著這樣逆境、絕境，無論誰都要心灰意冷，走投無路的，而父親卻泰然處之，在日記上寫道：「只要前進，不變其方向，即使無路處，亦可新辟道路，達到目的。」
父親正當此風雨飄搖的形勢下，準備力挽危局的時候，李宗仁突然從桂林來了一封信，那時，他不但滯留桂林，不到廣州處理公務，而且還要寫信來向父親談條件，他要索取已經運到台灣的庫存的黃金，並且要父親不要再問國事，建議最好早日出國。在這內外夾攻的環境中，父親的內心沉痛，是不難想像的，因此用堅決的態度，給李宗仁複信，大意是說，「你要求我出國，這是辦不到的，因為我不是軍閥，至於要求我不管政事，這是可以答應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從這段中可以看出李的要挾的確有影響，因為蔣在回信給李的第二天即離開上海，轉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島觀察，而後即經馬公到台灣。總之，環境的變化、時局的判斷、安全的考慮、幕僚的建議，加上北平和談失敗之後李宗仁要挾的信函，應是蔣遷台的原因。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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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毛澤東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限。
程世清
「九一三」前程世清對毛澤東一語驚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1918年生，河南新縣人，建國後曾任軍委裝甲兵司令部幹部部部長、政治部主任、第26軍政委、福州軍區副政委兼江西省軍區第一政委、江西省委書記、江西革委會主任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系列重大事件的見證人：鄧小平、陳雲等被“流放”江西時，他正任江西省革委會主任，與鄧、陳有過來往；1970年廬山會議期間，他曾斡旋於毛澤東與林彪之間；九一三事件之前，他曾向毛澤東報告「林彪可能要逃跑」。他因“上了賊船”受到審查和逮捕，而後又被免予起訴，在孤獨和落寞中度過了晚年。2008年4月29日病逝，訃告寥寥數語無評價。
廬山會議——毛澤東語「炸平廬山」及林彪的變卦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共中央在廬山舉行九屆二中全會。出席會議的有中央委員155人，候補中央委員100人。為了確保此次會議的安全，程世清很是下了一番工夫。但是人算不如天算，還是出了紕漏，引出了當代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
為做好大會安全保衛和接待服務工作，成立接待委員會，由程世清、楊棟樑、文道宏、陳昌奉、馬志勇組成。下設6個組，交通組、警衛組、物資組、秘書組、醫療組、通信組。
根據程世清要求，政治局常委上下山時，一般提前兩個小時戒嚴，並在45分鐘前派出一輛檢查車，巡邏檢查哨位，實行單線行車。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上下山時分段戒嚴，實行半單線行車。毛澤東上山時，從九江火車站到威家一線全長20多公里，定了350個哨位，布上406名戰士。由威家到隧道口，又定100個哨位，布上200名戰士。此外，為加強上山車輛和人員的控制，上山汽車一律由交通組發放統一通行證。山下人員確因工作需要或其他特殊原因，一律到九江南湖賓館由九江地區保衛部開具證明，方可到車站購票上山。由南昌運往大會的物資，指定運到威家，然後由物資組派生活專用車到威家轉運上山。凡家庭、社會關係和個人歷史複雜的人員，統統舉家遷往山下安置，牯嶺東谷機關單位和居民全部搬遷到西谷，定點、定時、定人設立哨卡，確保大會絕對安全。
對於程世清這一親自設計並監工、幾乎一隻野兔也溜不過去的無形巨網，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卻看出了一個天大的漏洞。廬山會議前幾天，汪東興到廬山，看到安排給毛澤東的住房上邊，正轟隆隆地炸石頭。汪東興當即問程世清，這是在搞什麼？程世清回答說，在修飛機場。汪東興不解，怎麼能在這裏修飛機場？程世清解釋道：這塊地方大，直升機降落比較安全。汪東興又問：你們在這裏修機場，經過哪裏批准的？程世清說，是軍委批准的。汪東興緊追不捨：什麼時候接到的命令？程世清想了一想：前天收到的命令。
汪東興馬上到現場去看了一下，飛機場已經快修好了。他告訴程世清，這個機場就在主席住房的上面，會影響主席休息和辦公。程世清問：那怎麼辦？汪東興當時沒有答覆。
回到杭州後，汪東興將修機場的事報告了暫住在此的毛澤東。毛澤東馬上問道：誰下的命令呀？汪東興說不知道。毛澤東說你打電話問問總理，看他知不知道。周恩來也不知道。汪東興在這頭電話上感嘆：這可就麻煩了，你也不知道！
周恩來馬上詢問已調任總參謀長的黃永勝，黃永勝說：因為有些老同志要上廬山，坐汽車走盤山路身體受不了，坐飛機又快又安全，空軍就準備了幾架直升機。周恩來問，你這麼決定，報告中央了嗎？黃回答，報告了林副主席。於是，周恩來給汪東興回電話，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汪東興當即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沒再說什麼，只是點了一下頭。
程世清沒有料到，這個直升機場本是由中央首長專機師師長時念堂和空軍航行局局長尚登峨兩位一起勘察地形後定下的，江西方面不過是組織施工而已，但經汪東興這一報告，卻在毛澤東心裏刻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了《我的一點意見》，作為全會文件，印發與會人員和高級幹部。文章指出，陳伯達搞的《恩格斯、列寧、毛主席關於稱天才的幾段語錄》這個材料，「沒有馬克思的話」，“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話”，因此，“欺騙了不少同志”；批評陳伯達和他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從來沒有配合過”，而且這一次“採取突然襲擊，煽風點火，唯恐天下不亂，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
在9月6日全會的閉幕式上，講到廬山會議的這場鬥爭，毛澤東又提到他們「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毛澤東說，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藉助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就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幹。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幹，你有啥辦法呀？
次年毛澤東南巡，在長沙時對劉興元、丁盛、韋國清、華國鋒等人談話，提到廬山上有人搞突然襲擊時，又再度點到：有幾位大將，起先那麼大的勇氣，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可是過了幾天之後，又趕忙收回記錄……
本打算修建好後由幾架伊爾—14和雲雀直升機來值班的廬山小機場，對毛澤東一而再、再而三地說「炸平廬山」的影響有多大，不得而知。但毫無疑問的是，毛澤東說出這句話，肯定是受了修建小機場炸山的影響。
1970年廬山會議，沒有像希望的那樣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毛澤東和林彪的矛盾開始公開化。作為東道主，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程世清的壓力非常大。廬山會議最後一天晚上，程世清來到毛澤東住處，向主席彙報了有關疑問，特別是他對葉群的一些疑惑：葉群常以為林立果找對象的名義，派人在各大軍區亂竄，實則是與各大軍區拉攏關係。程世清特別向毛澤東講到林立衡在1969年同游井岡山時告訴他，林彪家裏有三派——林立衡說自己屬於中間派，林立果和葉群是右派，林彪是左派。最後，程世清建議毛澤東留下，到南昌住幾天，再和林彪談談。毛澤東聽後對他說：“林彪啊，還是要保的。”並同意在南昌住下來，找機會和林彪再談談。
程世清當晚立即就去了林彪下榻的304別墅。想不到在304別墅先遇見葉群，她正在手忙腳亂指揮著工作人員清理東西。林彪靜靜地坐在自己的卧室里，看見程世清進來，點點頭。程世清焦急又耿直地對林彪說：「林副主席，廬山問題沒有完，搞不好會涉及黨內一大批人。主席同意在南昌休息休息，江西已經將主席和您住的地方都搞好了，是不是在南昌休息兩天，和主席談一談？」林彪點頭表示同意。程世清立刻把這個情況連夜彙報給了毛澤東，毛澤東說：“那好。”
可是翌日（9月7日）一清早，秘書就火急報告，林副主席馬上下山，要回北京。程世清帶著夫人劉秋萍趕緊前去，一見到林彪，就問道：「林副主席，什麼事情急著回北京，昨晚不是講好到南昌去休息休息嗎？」葉群聽到說話聲，從隔壁的房間走進來，把門一摔，說：“林副主席要馬上走，不能在南昌停留。”程世清啞口無言，只好再次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說：“變化這麼快？”
上午8點30分，林彪離開廬山。林彪從防彈車中探出頭來，頻頻向人們揮手致意，濃眉肅目，臉白得沒有一點兒血色。後來，程世清一直為當初沒有留住林彪感到惋惜，他對採訪他的人說：「如果那天林彪留下來就好了！」
九一三事件前對毛澤東一語驚天：「林彪可能要逃跑」
程世清和林彪蜜月關係的結束始於九一三事件前夕。
1971年8月30日晚9時許，毛澤東南巡從長沙到達南昌，駐八二八招待所。
毛澤東這次南巡，意在為最終解決廬山會議問題（實質是林彪問題），繼續做各地黨政軍主要負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當時毛澤東把南昌作為這次巡視途中的一個節點，召許世友（南京）、韓先楚（福州）趕到南昌，對許、韓、程一起進行談話教育。
當天（8月30日）在車上，毛澤東就找程世清等人談了話。會談直指廬山會議問題，點名批評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暗示根子在林彪，並以黨內歷次路線鬥爭的經驗教訓，引導與會人員，進一步提高認識，講清各自的問題，跟林彪劃清界限。在與程世清談話時，毛澤東問他：「去年的廬山會議，吳法憲向華東空軍系統的王維國、陳勵耘、韋祖珍這幾個人打了招呼，有沒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趕忙對毛主席說：“我有錯誤，吳法憲對我有影響。主要的錯誤是我的思想沒有改造好。”毛澤東並未繼續深問，接著就把話頭轉到其他人身上去了。
毛澤東的談話極大地觸動了程世清，當晚他徹夜難眠，聯繫種種情況，反覆思考，決心講清自己的問題，並突發奇想，冒出了「林彪可能要逃跑」的想法。他決定冒死向毛主席報告。第二天下午，程世清先面見了汪東興，說：“我有些很重要的問題，要親自報告主席，但怕主席沒有時間，是否先同你談談，而由你轉告主席。”接著便對汪東興談了他自己的問題和對林彪問題的看法，提出林彪可能要逃跑，並請汪東興代為向主席報告。汪東興聽後說：“你說的這些，應當親自去向主席講，我不替你轉達。我剛從主席那裏來，他還沒有休息，你現在就可以去。”
隨後，程世清即到毛澤東處，向毛澤東講了以下內容：
一、在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電話叫我到他住處，要我跟他去見了葉群，談了華東組討論的情況。我覺得葉群對黃、吳、李、邱四員「大將」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因此，要解決四員「大將」的問題，還得從葉群著手。
二、1970年，林彪曾派專機將一輛蘇制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要我們仿製一輛，說是為林彪、葉群到北戴河游泳所用。製成後，又來專機把原車和仿製車都接走了。
三、1971年7月，周宇馳親自駕駛法制雲雀直升機到南昌。當時，我們省委正在梅嶺開會，周要見我，由空8軍（駐南昌）副政委李登雲帶他到梅嶺，我在午睡前和李登雲一起見了他，只是相互寒暄了一番，約半小時，他就走了。後來聽李登雲講，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到了廬山和井岡山，再飛往廣東。我覺得周宇馳獨自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不知要幹什麼。
四、林豆豆曾兩次來南昌採訪，到過我家裏，她跟我愛人交談時，流露過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的情況很複雜，請程世清政委不要涉及她家的事，弄不好會殺頭的。林豆豆為什麼把她家裏的事情看得這麼嚴重，難以理解。
最後程世清對毛澤東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可能從北戴河坐水陸兩用坦克往南韓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程世清講完後，毛澤東說：「程世清呀，你說的這些只能跟總理講，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講。」
程世清在回憶錄中（秦城監獄中所寫）記述了他彙報完後的心情：「當時我覺得壓在我心裏將近一年之久的大石頭，終於掉下來了，我感到非常的輕鬆和快活。1971年8月31日夜晚，我喝了三大兩貴州茅台，真是心喜酒也甜。當夜我睡得非常好。一個共產黨員總算是盡到了自己應盡的責任。」
聽了程世清的彙報後，9月1日毛澤東因病休息了一天，9月2日再次接見了許世友、韓先楚、程世清等人。9月3日吃過中飯，大家剛躺下午睡，突然傳來命令，主席現在就要走，立刻啟動警衛和護路等工作。不一會兒，毛澤東在汪東興和程世清的陪同下，從一號樓的內室來到門廳，招招手，登車而去。
過去，毛澤東在南昌的行止，都是有規律的，保障工作依預案進行，這次卻很反常，突然決定離開南昌，經杭、滬返京。這是為什麼？從邏輯上判斷，應當是9月2日毛澤東聽了程世清的彙報，對林彪和四員「大將」的問題及動向，作出了新的判斷和決策，必須緊急返京，搶得先機，從容應對。程世清在關鍵時刻，一語驚天，懷疑林彪可能要逃跑，為毛主席和黨中央及時、果斷地解決林彪問題，是有重要作用的。平心而論，茲人茲事，歷史應當書寫一筆，以示公正。
此事還有一些後續情況：
話給文道宏（江西省委副書記、省軍區副政委）說：「這個事情搞清楚了，沒有問題，就好了。此事是韓先楚同志（時為福州軍區司令員，江西省當時歸福州軍區管轄）向我提出來的，我不得不親自過問，望你們理解，不要有什麼壓力。這次解決林彪問題，你們是起了作用的。你把我的電話轉告程世清同志（總理的電話原本是打給程世清的，因程下鄉，經總理同意由文接聽）。」總理說的“起了作用”，無疑是指程世清9月2日在南昌向毛澤東的彙報。
1972年3—4月，中央為解決江西問題（主要是程世清問題）舉行的有7位政治局委員參加的會議上，程世清在檢討自己的問題時，講了當時在南昌向毛澤東提出林彪可能逃跑的懷疑，並說汪主任知道此事，他可以作證。汪東興當即插話說：「這個事是這樣的，你當時是把這些問題對我講了，我可以作證，但你要我替你向主席轉達，我說我不轉達，你應當直接向主席講，你是不是跟主席講了呢？我不知道，這個我不能作證。」程世清接著說：我講了，當時離開你以後，我就到主席那裏講了。對於程世清講的這些情況，在場的十幾位中央領導及有關人員，都沒有提出任何質疑，就連張春橋也沒有吭聲。
曾任中央警衛團副團長的張耀祠在《張耀祠回憶毛澤東》一書中，也證實了程世清向毛澤東彙報一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