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林彪在批判彭說：這個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對上級也很不尊重。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造成了一個歷史悲劇。彭德懷平反後，所有關於彭的傳記，都把彭塑造為一個剛直不阿的形象，似乎歷史已成定論。毛澤東和彭德懷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為何最終分手，其中的原因卻少有論述。1998年，原彭總身邊的工作人員、軍事科學院前院長鄭文翰中將以及王焰、王亞志、王承光同志終於打破沉默，出版了《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一書，使我們了解到當年黨內鬥爭的錯綜複雜，也使讀者了解了廬山會議前後毛彭鬥爭的歷史真相。
上海會議上，衝突公開化
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彭德懷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戰將。新中國成立之初，彭德懷臨危受命，指揮抗美援朝作戰，打敗了現代化的聯合國軍，立下了赫赫戰功。回國之後，他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此時，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俗話說「功高震主」，毛澤東最重視軍隊，但彭德懷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對毛請示不夠或不及時，使毛感到彭權重位高，越來越難以駕馭。毛後來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這一段時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就是針對彭說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的請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開常委會，當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因“反冒進”受到毛嚴厲批評的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彭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決定“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情況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動提出的。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辭職對他表示不滿。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
此後，毛與彭的關係驟然緊張，衝突也公開化。就在上海會議上，毛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突然話題一轉，對在場的彭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
這種警告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是極為少見的。說明毛對彭的成見已經非常嚴重，彭應該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但彭卻是莫名其妙，還問別人主席為什麼敲打他。知情人其實看得很清楚。當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事實也是如此。
彭在幾次公眾場合，說了針對毛的話。秘書們記載：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後勤學院學員畢業大會上講話說：“軀殼都是要死的，人家說萬歲，那是捧的，是個假話。沒有哪個人真正活一萬歲。”這些話都是大實話，但在那個個人崇拜的年代，這些話都是很“犯忌”的。
這些矛盾和成見，兩人一直沒有機會當面交心，來緩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終於發展為政治鬥爭。當然，大前提是毛錯批了彭。但從秘書的記載看，這個事件絕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時衝動，其中有多種因素的促成。
毛澤東給彭德懷一悶棍
毛澤東召集廬山會議，初衷是要糾正「大躍進」運動中「左」的做法，使國民經濟不致失控。1958年「大躍進」運動興起後，毛就察覺了許多違反科學的做法。在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後，毛在11月召開鄭州會議，提出糾左。然後，毛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聽取地方幹部彙報，批評「大躍進」中產生的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並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製度、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等問題。為了把問題搞透，他召集地方領導和中央負責經濟的幹部上廬山，開個“神仙會”，“壓縮空氣”。毛親自定了18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這說明，毛不是固執己見，要把國民經濟搞垮的，而是看到了問題，準備認真解決問題的。
但是毛有個大前提。「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全國人民幹勁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在此基礎上糾正偏向。用毛的話說，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也是他給廬山會議定下的基調。
既然是擺問題的會議，與會者難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實情況。當時已經出現了饑荒的前兆，情況相當嚴重。彭回到家鄉視察，「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令他極為焦慮。他上山就直言「大躍進」的問題很嚴重，斥責地方幹部向中央報假情況。為了引起毛的重視，他在7月14日給毛寫了一封長信，反映了他對「大躍進」的意見。
這封信今天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反映的都是真實情況。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說法。毛當時沒有表態，只是給信起了個名字：《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與會人員。彭看後只說了一句：“怎麼給加了這麼個名字？”也沒往深處想。
其實，這是毛即將發起政治鬥爭的信號。歷史上曾有一個案例：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了解決紅軍的生存問題，1936年2月，中央下令紅軍發起東征，過黃河去山西，名義上說是開闢抗日根據地。當時彭等許多將領不理解，認為紅軍走了那麼多路，再長征怕隊伍出問題。彭要毛切實保證部隊能回來，毛不高興地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保證不了的。」洋顧問李德當時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說東征是危險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見書》，讓中央留在陝北的負責人猛批李德。彭作為當事人，應該清楚這個過程。但在廬山他卻沒有察覺到危險，究竟是他政治嗅覺不靈，還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還有，那封信本身沒什麼問題，但關鍵是誰寫的。如果是旁人寫的，或許毛不會看得多麼嚴重。但彭就不同了，作為軍隊方面的負責人，卻對經濟問題發表了這麼多意見。毛的階級鬥爭意識如此敏感，自然會想到一些嚴重的問題。彭的信下發後，許多幹部表示贊同，一些意見反饋到毛那裏，引起他的高度關注。
有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評「大躍進」的話，和蘇聯赫魯曉夫批評我們的話差不多。彭總剛去蘇聯訪問，是不是取了什麼經回來？這純屬猜測。1959年6月，彭率領軍事代表團到東歐和蘇聯訪問，在阿爾巴尼亞正好與出訪的赫魯曉夫會面。期間有三次外交禮儀性的會見，其實什麼實質性的問題也沒談。但毛卻認為彭是去蘇聯“聞味”，“取經”，懷疑彭是“裏通外國”。這個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還在全黨宣佈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在小組會上說：「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彭作為軍隊的主要負責人說這個話，嚴重刺激了毛澤東。毛歷來最重視軍隊，所以毛後來批彭的時候講：“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
還有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彙報：「彭在山上拉隊伍，人都快被他拉過去了。」這就引起毛的警惕，認為彭是在向他的領導權和權威提出挑戰。後來毛批彭的時候說：“寫這封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這樣，彭的罪名就升級為“篡黨奪權”了。
出於這些考慮，毛認為彭不是簡單的提意見了。但毛不打無把握之仗，他還要最後試探一下。於是，他派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去找彭「閑聊」。曾希聖在長征期間是軍委2局局長，負責情報和機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個問題：1.為什麼寫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氣？彭說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2.是否出國訪問受了影響？彭說，在國外沒談總路線、「大躍進」的事情。3.對林彪當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滿？彭說：從未想過這種事。曾希聖失望地說：“這樣我們就沒法子談了。”彭也不客氣地說：“那就不談了吧。”
曾希聖提的三個問題，絕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受毛之命來對彭做最後的爭取。但是彭絲毫不給面子，對三個問題一概否認，就使毛認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決心，在7月23日大會上對彭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廬山會議形勢急轉直下，由糾「左」變成了反右傾，並將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但是，彭在廬山會議上並未屈服。毛澤東此後連續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對彭進行批判。話題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內容，而是清算歷史老賬，表明彭在歷史上是一貫反對毛的。彭有口難辯，窩了一肚子火，在筆記中寫道：“7月23日，毛主席給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歷史上所有舊賬一齊搬出來，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體痕傷，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不准翻案，不准辯駁，但免推出午門斬首，保留黨籍。抓住你這個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觀後效。”
軍委擴大會議專門批判彭德懷
廬山會議由討論經濟工作的工作會議轉為八屆八中全會，專門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反黨集團」問題。雖然作出了決議，但彭本人並未認罪。於是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到會的軍隊師以上幹部1061人，列席幹部508人。主要對彭德懷和黃克誠進行批判。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始終是秘密進行的。至今很難看到有關的材料。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中描述的場面，會議過程中，只有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主持正義，在會場上公開為彭總澄清事實，當場被拉出會場，打成「反革命」。其餘眾多高級將領，眾口一詞地猛批彭德懷。彭既然是堅持真理的人，為什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從大家的發言來看，大多數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風粗暴這個缺點。
在軍隊幹部中，彭的嚴厲和喜歡罵人是眾所周知的。秘書們在陪同他到基層視察過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邊的幹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視察彈藥庫區建設時，看到庫區過於暴露，庫間距離過密，樹木很少時，大發脾氣，要追究庫區建設的領導者、設計者和審批者的責任。他越看火氣越大，秘書和陪同的領導都很緊張，誰也說不清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東北白城子靶場視察，看到蘇聯專家設計的鋼筋水泥橫樑和立柱，又怒氣沖沖，大發脾氣，指責這是典型的浪費工程，說我們的幹部不動腦筋，聽任蘇聯專家擺佈。其實這樣設計是為了防止彈片彈射的，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在場幹部一個個嚇的不敢吭聲。就是高級將領，也免不了挨訓。一次接見志願軍代表團，按規定應穿元帥服。彭覺得穿便衣顯得隨和，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中將勸他穿軍裝，被大罵一頓，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見了。肖立正靜聽，不予表態。彭罵過之後又覺得自己不對，最後還是著軍裝去接見。這樣的例子並非偶然，而是經常。所以彭與同事和下級的關係都很緊張。
林彪在批判彭的講話中說：「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這些話抓住了彭的致命弱點，也說出了毛內心想說的話。
所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將帥們群起而攻之，彭顯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牽連，彭德懷不服氣地作檢討
話，說已收到他的來信，歡迎彭的態度，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有時間到工廠、農村調查研究，是很好的。毛興奮地一口氣講下去，彭始終沒有插話的機會。放下電話後，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說：「不該給他寫這封信。」
彭的心裏沒有服氣，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的老同志。」這個批示發到了全黨。
但是兩天之後，毛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上來就說：「同志們，我說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一個同路人。」毛嚴厲批判彭“搞陰謀分裂活動，違反黨的紀律，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切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自古以來，裏通外國的人從來沒有好結果。”直到“文革”中，毛還說：“機會主義的頭子，要改也難。彭德懷改了沒有？沒有改。”彭最終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慘痛的一頁。
今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對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反右傾’鬥爭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使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不良傾向在黨內進一步發展。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地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受到打擊。給一些說假話、見風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機。這就助長了不敢堅持原則，不敢講出真話，明哲保身，但求遠禍的不良風氣，一言堂、家長制等現象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長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黨內的言路。”“它使得黨難於防範，抵制或者及時糾正後來發生的失誤。”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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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是誰寫的匿名信？她寫給鄭君里的求助尋找唐納的信在哪裏？參加她與唐納婚禮的那幫文藝界元老，甚至那時幫助、照料過她的秦桂貞，還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調查她的這些人……都是她心頭大患！
即將接受審判的江青（資料圖）
從張彪的交代說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北京軍區空軍按照黨中央的部署，逐級向下級傳達林彪反黨叛國罪行。在向所屬師一級領導幹部傳達時，駐天津的空軍高炮2師政委張彪主動找領導談話，說他1966年到1968年在上海空4軍任文化處處長時，受江騰蛟、吳法憲的指使，秘密地干過幾件事，抄過文藝界趙丹等人的家，幫助吳法憲找過作家協會主席峻青（筆名，原名孫俊卿）等。當時江、吳要求要絕對保密，作為軍人參與這些秘密活動實屬反常。自己不知是功是過，現在如實向黨組織交代，請組織定論。
北空首長一聽事關重大，立即通知保衛部組織個專案組審查此事。當時筆者和另外幾個同志被抽調來，在招待所安排房間，要張彪詳細說清此事，並要其交代在天津與林立果一夥的來往情況。然後將所有交代材料抄報北京軍區。
張彪交代的案情除了涉及吳法憲、江騰蛟、林立果等人外，還有江青。當時江青大紅大紫、權勢正熾，所以一時不好結論。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幫」後，張彪的問題才作出結論。1977年中央專案組清理北京秦城監獄被關押人員時，發現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峻青在押。問其為什麼被關押，峻青說他也說不清。只知道當初是上海空4軍的張彪找的他，吳法憲和他談的話，第二天就被飛機弄到北京，關到這個監獄。從來沒有人來提審。真是叫天天不靈，叫地地不應。在這個7平方米的單間裏稀里糊塗地熬過了10個年頭。在1977年春天某日，中央專案組來人到張彪專案組，要張彪寫個幫吳法憲找峻青談話的經過。當時是筆者接待的，中央專案組還和我們交流了案情。
1978年張彪問題結案，筆者離開了北空保衛部到別的部隊。1980年筆者到上海出差，辦完事後去登門拜訪峻青老師，請教寫作方面的問題。筆者說明身份後，峻青非常熱情地予以接待。當晚，他和老伴陪筆者一直聊到9點半。當筆者與他將所知、所聞擺到一起對接後，他把大腿一拍：「啊！是這麼一回事！」
經過公開審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很多事情被揭露。江青掩蓋自己丑惡歷史、迫害無辜人員的罪行，大白於天下。
令江青揪心的幾件事
一是1954年春，江青在杭州療養時，突然收到一封由上海寄往杭州並轉給她的信。信封左下角印有「華東文委」的字樣，但沒有署名。信中大意是：你江青的歷史是墮落的，有嚴重的歷史問題。我已經寫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等。這個寫信人是誰呢？
二是江青在上世紀30年代浪跡上海文藝界的一些事，比如同國民黨特務崔萬秋的密切交往。還有她寫給從前的老友鄭君里的幾封信等。尤其是1957年毛澤東寫了一首懷念楊開慧的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江青對此惱怒異常，與毛澤東大鬧了一場，聲稱：你懷念楊開慧，那我就要想唐納。憤激之下，江青寫信求助於30年代的好友鄭君里幫助打探唐納下落。
三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各個部門都出現造反派，有一則透露出來的“小道消息”：50年代初，有人給黨中央組織部寫了一封匿名信，說江青有嚴重的歷史問題，希望黨組織認真審查江青30年代的歷史；當時，中組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派幾位資深的處長秘密調查過江青的事。看來不光是30年代的相關人員是當事者，調查她的人也屬於知情人。
有哪些人知道她30年代底細？是誰寫的匿名信？她寫給鄭君里的求助尋找唐納的信在哪裏？參加她與唐納婚禮的那幫文藝界元老，甚至那時幫助、照料過她的秦桂貞，還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調查她的這些人……都是她心頭大患！這是與她個人前途攸關的一群人。
影藝術家鄭君里。鄭君里是1936年4月轟動一時的杭州六和塔3對新人婚禮的主持人，並且是唐納和藍萍（江青30年代從影的藝名）的男儐相。「文革」之初，鄭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單”的頭號“黑線人物”。張春橋在與其交談中威脅說：“江青同志現在的地位不同了，她過去還有一些信件等東西在你家裏，存藏在你家裏不很妥當。還是交出來，交給她自己處理吧。”本來就十分驚恐的鄭君里聽後當即嚇得發抖，滿口答應。回到家中，他和妻子黃晨翻箱倒櫃，把有關江青的照片、剪報、手稿、信件等資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給上海市委辦公室轉張春橋，並附了一封信給江青說：“請你處理吧。”
然而，這些東西交給江青看後，沒有發現她所要的核心內容。
江青與葉群勾結害人
江青初出茅廬，手下無人。上海的張春橋那幫文人辦事拖拉，缺乏力度，還得依靠在軍隊實力雄厚的林彪、葉群為自己辦事。於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跑到毛家灣林彪府上。林彪、葉群熱情相迎，兩個女人拉著手捨不得放下，一陣寒暄親熱之後，江青向林彪附耳低語：「我們要談點女人間的事。」林彪訕訕地走開了。江青和葉群來到葉群的卧室，開始了一次密談。江青問：“你說什麼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葉群看著江青佯裝謙虛，笑而不答。江青笑裏藏刀，一針見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統統打倒。”葉群作豁然開朗狀，深深地點了點頭。江青直言不諱地說：“你把你的仇人告訴我，我幫你去整他們；我把我的仇人告訴你，你幫著我想辦法打倒他們。”葉群一聽江青有求於自己，滿心歡喜滿口答應：“好啊，江青同志說得好，你有什麼吩咐，我保證完成。”
江青向葉群列舉了一大串「仇人」名單：當年與她爭演《賽金花》的王瑩；奪走她熱戀才子金某的孫維世；阻止她與毛澤東結合的已於建國前去世的嚴朴；不幫她找出當年被捕檔案的上海市公安局警衛處處長王濟普……不過，此次的急迫之處在於儘快找到兩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藍蘋寫給唐納的火熱情書；另一封也與唐納有關，只不過是寫給鄭君里的，請鄭君里幫助聯繫遠走海外不知所蹤的唐納。在江青看來，和唐納是結拜兄弟的鄭君里應該知道唐納的具體地址。江青進一步強調說：“至於是什麼信，你不用問，反正是一封很要緊的信，這點事，你得給我快點辦，越快越好。”
第二天，葉群找來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商議，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隨即，吳法憲親自打電話給在上海的南京軍區空軍副政委江騰蛟，要江到北京「接受一個任務」，並叮囑此次進京的行動注意保密。江立即飛赴北京，先向吳法憲領受任務，又晉見了葉群。葉群告訴說，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手裏了，到底在哪一個人手裏不清楚，所有有疑問的人都要進行搜查。並進一步商定，趁現在的混亂局面，組織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紅衛兵，到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人家裏去搜查。一切“文字材料”，不論是書信、筆記、照片，還是日記等全部收繳，片紙不留。最後，葉群不忘重申：“一定要保密。”
查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家
江騰蛟到北京領受任務後內心非常喜悅，這是「首長」對他的信任，是受到林彪、江青賞識重用的好機會。回到上海後，江立即找來其心腹、空4軍文化處處長張彪，共同策劃落實這件事。
張彪，祖籍山東，自小隨父親生活在上海，對上海的街巷裏弄非常熟悉。年輕時參加新四軍，受過傷，在空4軍算得上是老資格的處長。因為是文化處處長，他對上海文藝界的人士都很熟悉。
江騰蛟與張彪把上海文藝界人士的名單列出來，圈定了鄭君里、趙丹、陳鯉庭、顧而已等5人，這些人都是30年代上海文藝界的明星，是江青（藍蘋）的同事，知道江青的底細，估計可能有江青歷史上的東西。江騰蛟對張彪說，這是無產階級司令部交給的光榮任務，一定要完成好，不能有半點差錯。張彪心領神會，受寵若驚，一再表示一定完成好這一「光榮任務」，請領導放心。他們當場商定，借當前紅衛兵抄家的混亂局面去抄這5個人的家。辦事要快，5個人一個晚上解決。
此事要想辦得乾淨利落，一個重要的問題是要選一些可靠的人去辦。江騰蛟想起他的那幫心腹親信，那是他在空4軍當政委時，1965年葉群在江蘇省太倉縣搞「四清」，江騰蛟挑選了空4軍的一群年輕處長陪同葉群工作，照顧葉群的生活。這次，江騰蛟從這些人中挑選了他最信得過的4個人，連張彪共5個人，分成5個行動小組，當面交代了任務。江騰蛟分派張彪具體策劃、部署，並一再強調嚴格紀律，都要聽張彪指揮。張彪比他們年紀大、資格老，自然也得到他們的尊重。張彪發揮了其對上海地方熟、和文藝界人士來往關係多的特長，很快摸清了5名對象的家庭住址。親自帶領各組長逐個到現場察看地形，交代抄家時從那個方向進人，從那個方向撤出。撤出後要在市區轉幾圈，防止有人跟蹤。交通工具全是從江灣機場調來的老式美國中卡，車小靈活，便於上下。他們把汽車牌照都用牛皮紙糊起來。帶隊的處長和參加行動的人都穿便衣，戴「紅衛兵」袖章。張彪怕被人認出來，還戴上了口罩。
在10月8日晚上，張彪挑選了空4軍家屬院裏的一些孩子，有上中學的，有上小學的，都是「紅衛兵」。張彪給他們作了‘戰鬥動員’，說是有一份飛機設計圖紙丟失，可能在幾個“黑幫”家裏，無產階級司令部下達命令，要去抄他們的家，把丟失的飛機圖紙找回來。每個組帶幾個麻袋，凡是紙張、信件、書籍、報刊、照片一律往麻袋裏裝，不得拿人家的財物。要抓緊時間，在一個小時內完成。有人問就說是“上海紅衛兵總指揮部”的；行動要保密，辦完事後在市內轉幾圈，不讓別人發現。對自己家裏人也不能說這天乾的事。今後不能向任何人說這件事。孩子們聽後個個摩拳擦掌，感到任務光榮。
江騰蛟坐鎮巨鹿路空軍招待所，通過兩部電話「實施電話指揮」：一部直通北京，隨時向葉群、吳法憲請示彙報；一部專供查抄隊及時報告最新進展情況。動員完後，張彪讓孩子們看電影、吃夜餐。9日凌晨1時許，臂掛「紅衛兵」袖章的一群人，分成5個小組，每個小組四五個人，趁著夜幕出發了。兩個小時後，各個小組陸續回到招待所，每個小組都抄回來幾麻袋。由張彪弄到一間屋裏鎖起來。
第二天，江騰蛟、張彪和幾個心腹親信在招待所關起門來進行挑揀，把抄來的30年代藍蘋的電影劇照、照片，以及與藍蘋有關的雜誌、報紙、廣告等挑出來，裝了少半麻袋。江騰蛟和張彪乘坐吳法憲給他們派去的專機，把這些東西送到北京。吳法憲親自到空軍招待所聽取江騰蛟的彙報，誇獎江騰蛟、張彪此事辦得好，有功。隨後，吳法憲叫江騰蛟把這些東西暫存到空軍機關保密室。
話給吳法憲，讓他派人把材料送到毛家灣。又打電話給毛家灣林彪辦公室秘書趙根生，說空軍要把一包東西退回，要趙先收下，葉群自己馬上就回來。
葉群、江青、謝富治乘黑色「紅旗」轎車回到毛家灣。葉群把客人請進會客室，讓工作人員叫來趙根生，從他手裏拿到材料，並追問了一句：“沒有拆封吧？”趙答：“沒有。”“那你快到後院伙房把爐子捅開，這些材料要銷毀。”趙根生捅開了後院的爐子，江、葉、謝一夥就來到了後院伙房。此刻的江青顯得極其緊張，雙臂交叉在胸前，在爐火旁邊來回踱步，臉上毫無表情。但是，這些材料銷毀並沒有到此了結，遠遠沒有達到江青的目標——因為寫給鄭君里的信沒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誰寫的匿名信說她歷史有問題呢？對她來說，這個寫信的人是個“定時炸彈”！
把知情人關進監獄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寫匿名信的人挖出來。於是，她想這一定是知道她底細的人。首先懷疑到30年代房東的女佣人秦桂貞。還有誰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信封下角有「華東文委」幾個字，這和峻青貼邊。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東我軍的隨軍記者。上海解放後峻青是文藝界鎮反、肅反時的領導人，也可能是從文藝界有問題的人那裏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們，先關起來再說。此事也得靠吳法憲、江騰蛟這幫軍隊的人去辦。
1968年某日，吳法憲到上海找張彪，問張知不知道有個叫峻青的人。張彪說上海作家協會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孫俊卿，是不是他？吳法憲說應該是他。吳法憲說去把這人找來，我要找他談話，但是要特別注意不能讓第三個人知道。張彪是個很精明的人，辦這類的事情准能讓領導滿意，於是通過上海文藝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線，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當峻青下午下班回來，站在路邊的身穿空軍軍服的張彪迎了上去，很有禮貌地自我介紹說，我是空4軍的文化處處長張彪，受一位領導的委託，請你去談話。峻青問到哪裏去？是什麼人找我？張彪說路不遠，你跟我走，見面就知道了。峻青見這位空軍軍官彬彬有禮，就跟隨張彪到空軍招待所見吳法憲。落座後，吳法憲問峻青，你認識我吧？峻青說你是吳法憲。吳法憲說我受人委託，找你問個事，你寫信揭發過一個人的問題沒有？峻青說沒有。吳說你想想，過去寫過揭發人的信沒有。峻青說，我從來沒有寫過什麼揭發信。吳說你不要有顧慮，不要怕，沒有事的。峻青說，我沒有顧慮，我從來沒有寫過什麼告發別人的信。吳說，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嗎？峻青說不行，現在造反派每天叫我寫交代材料，還要批判我。沒有他們同意我不敢離開上海。吳法憲說那好吧，你不願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給別人說。峻青脫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強行帶到機場，有一架專機等在那裏。一下帶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邊靠山的一個監獄（即秦城監獄）住下。到監獄後，峻青問這是為什麼？沒有人來回答，也再沒有人來審理、會見。時任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的峻青就這樣不明不白地關進了監獄。究竟為什麼坐牢，他也搞不清楚，糊裏糊塗地在裏面關了10年。
同機送到北京的還有30年代藍蘋房東的女佣人秦桂貞。江青30年代初來上海時，藝名叫「藍蘋」，很窮，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許的一間二樓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角形亭子間，不過十來平方米。許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貞，和藍蘋同歲，都是1914年出生。藍蘋那時只是個二流演員，演個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貞很善良，和藍蘋很說得來，經常照顧藍蘋的生活。看到藍蘋忙於拍電影、演戲，就替她拖拖地板、打開水、洗衣服，從不收她一分錢。藍蘋在“羅宋飯館”（即俄羅斯人開的飯館）搭夥，3角錢一客。到了月底，錢用光了，只好省吃儉用艱苦度日。秦桂貞給東家做飯，有時見藍蘋餓著肚子回來，就用東家廚房裏的食材，燒好蛋炒飯，偷偷端進藍蘋的亭子間。這時，藍蘋一邊大口地吃著蛋炒飯，一邊連聲說：“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貞見證了藍蘋與唐納結婚。婚後才兩個月後就爭吵打架。秦桂貞住三樓亭子間，和藍蘋住房上下只隔一層樓板，常常半夜裏下來給他們勸架調解。唐納曾兩次與藍蘋爭吵自殺未遂。唐納出走後，藍蘋又與一個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能找到的材料雖然銷毀了，但知情者活著的人還有不少，有嘴巴的會說話，必須把他們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張春橋批示，鄭君里、顧而已、趙丹等18人被隔離審查。1969年，鄭君里患肝癌慘死在獄中；顧而已因無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殺身亡；趙丹等人出獄時已是風燭殘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華被殘酷地斷送掉。當初公安系統按照上級指示調查江青歷史問題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人死在獄中。
值得慶幸的是，歷史是公平的，知情者不會死絕，江青自己卻被押上了審判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