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一位美國記者曾對宋美齡在紐約的生活狀況作過如下描述：「宋美齡每天都以讀經、禱告、看書、看報為主要生活內容，她喜歡去教堂做禮拜，一般無人時候她會來，避免與陌生人交流，更討厭新聞記者」
晚年的宋美齡（資料圖）
本文摘自《破譯宋美齡長壽密碼》，竇應泰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1995年宋美齡決定將紐約長島蝗蟲谷大宅出手變賣以後，就搬進城裏曼哈頓上東城的一處高層公寓樓里居住。
這所公寓是宋美齡漫長人生之旅的最後一站，也是她一生中惟一住過的高層建築。此前無論她在上海還是南京、重慶、台北，所住的樓房也不過是二三層之高，然而到了她的晚年，竟然破例地住進了一幢巨型公寓樓的第十層。這是一幢十五層高的老式公寓，大約建成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與宋美齡從前所住過的任何樓房都不能同日而語。陳舊、破陋和樓窗的狹窄都是舊建築所特有的標誌。
它坐落在紐約曼哈頓的東河之濱，宋美齡所住的第十層是兩層樓房打通，她本人住在十層的大套間裏，秘書、護士等女性服務人員與這位年邁的老夫人同居在這一層的幾個居室之內。而第九層為男性警衛人員和司機等等，由於多年形成的習慣，所有男性工作人員在無重要事情時一律不許進入宋美齡居住的第十層。
這所建築之所以作為宋美齡晚年的住所，是因為這裏距孔令儀和丈夫所住的曼哈頓第五大道上的公寓較近，便於他們不時從家來到這所公寓照顧已經行走艱難的宋美齡。這座公寓與早年她在長島蝗蟲谷居住的大宅一樣，也不是宋美齡本人的房產，而是她的外甥孔令侃生前購買下的一處房產，孔令侃在世的時候，就曾經多次對小姨媽宋美齡表示：將來如果您老人家一旦不習慣在城外居住的時候，隨時可以搬進這所公寓裏來居住。不過那時住慣了瓦房和低層樓房的宋美齡，並不希望馬上就住進人聲喧囂的曼哈頓高層住宅區來，直到1995年她的身體實在難以承受城外醫病不便等多種實際困難，才在孔令儀的多次勸說下，搬進了這所高層住宅的。
出現在宋美齡面前的是一幢幢狀如高山峻岭般的巨廈。那些由鋼骨水泥組成的樓群，儼然如層層顛連起伏的險峻峰巒，遮住了她平日最喜歡的陽光。一大片陰影忽然鋪天蓋地向她襲來，使老夫人的眼睛有些難以適應。她眯著眼睛，望著那不斷向轎車撲來的幢幢大樓，嚇得她急忙用手護住了發花的雙眼。也不知車行多久，忽然身邊有人輕輕叫她，宋美齡這才發現，她的座車已經滑入一條水泥坡道，她眼前出現了一幢巍峨的大廈。這就是宋美齡寄予希望的另一住處——紐約東河84街豪宅，人稱「葛萊西」的公寓樓。
須臾，一扇大門就在她的面前緩緩開啟，原來這是一個巨大的地下車庫。宋美齡正困惑地左右顧盼，孔令儀和護士、警衛們已經把她攙扶下車，這時她才知道自己來到了孔令侃早年為她購買的豪華大宅下面。接著，孔令儀讓宋美齡穩穩坐在那輛輪椅上，然後大家把她的輪椅抬進了電梯間。這時，電梯開始緩緩上升，宋美齡的心忽然變得緊張起來，因為到了暮年時光的她，再不像從前那樣適應電梯的起降。眨眼之際，緩緩上升的電梯便停在了第九層。
宋美齡的輪椅被大家推出電梯間，她忽然發現來到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特別是狹窄的廊道尤讓她忽感不適，只覺得眼前一片黑暗。在她看來眼前的高層大廈，自然無法與長島蝗蟲谷那寬敞大院和二層樓房相比。
孔令儀和護士把宋美齡的輪椅抬上樓梯，在他們面前出現了第十樓那寬大的起居室。宋美齡從前在這裏曾住過一個短短的秋天，那時她把一架大鋼琴從長島別墅搬到這裏。如今當老夫人再次來到這裏時，她才發現那架鋼琴的琴蓋上，已經落滿了厚厚塵土。
從前宋美齡在國內時，就喜歡彈鋼琴，那是她在美國讀書時養成的習慣。在改習繪畫以前的十幾年時間裡，宋美齡在上海和南京，都是以彈鋼琴來打發寂寞光陰的。後來她聽信了蔣介石的勸告，才把興趣全都轉移到繪畫上來，從此她就再也不摸鋼琴了。宋美齡到了美國以後，孔令偉擔心自己的小姨媽無事可做，又考慮到繪畫畢竟不能成為她漫長家居時光的全部精神寄託，因此她出錢在紐約為小姨媽購買了一架英國造的鋼琴。如今，當宋美齡忽然發現那架放在十樓起居室百葉窗前的黑漆大鋼琴時，眼睛忽然一濕，又想起了外甥女在世時的許多往事。
在曼哈頓居住的幾年裏，宋美齡的生活習慣如舊，她仍然每天聽秘書讀當天的《 紐約時報 》，仍然還像從前在蝗蟲谷居住時一樣地堅持要秘書為她化妝和梳頭，然後吃清淡的早點，中午以後要睡到下午3點，吃了午餐以後，她會在十樓的陽台上轉一轉，看花或者倚窗觀望樓下的馬路和人流車輛。
她住在十層樓上極少下來，因為她下樓一次十分不便。有時候甚至需要護士攙扶或坐在輪椅上，這樣就要驚動許多人。不過，宋美齡只要下樓，必須要做好幾件事才行。一是她必須要梳好頭，化了妝；第二件是要穿上她從小就喜歡的中國旗袍才能夠會見客人。對於宋美齡來說，雖然從小就在美國接受教育，她也十分喜歡西方的生活習慣，不過她在服裝上一直沒有全然地西化，在任何公眾的場合，她也一直不肯穿西裝。到美國度晚年時光的時候更是如此，一直到死也沒有穿西裝，這是一般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
宋美齡住進紐約曼哈頓「葛萊西」高層公寓以後，一位美國記者曾對她在高層公寓的生活狀況作過如下描述：“據知情者稱，宋美齡在葛萊西公寓裏的生活十分平靜，她還像在蝗蟲谷居住時一樣，每天都以讀經、禱告、看書、看報為主要生活內容，有時還會見從台灣來的客人，但談話的時間一般不長，近幾年她的話明顯漸少，有時用英語與人交談，有時她會對客人講上海話。還有的時候她喜歡由侍衛和護士陪同去曼哈頓附近的教堂做禮拜，但是她必須要坐在輪椅上，而且一般在無人的時候她會來，避免與陌生人交流，更討厭新聞記者。晚上她在床上讀書時，不知何時就睡著了。她的眼力還算好，據說訂了幾份美國的英文報紙。只是聽力大不如從前了，她與老朋友會面時有時只能用筆談，腦袋也還靈活。有時候身邊人為了讓她快活，便與老夫人打麻將。據說她在牌桌上還能捉得到誰在偷牌。讓身邊人擔心的是宋美齡有時會在她的卧室跌跤，因此孔令儀力勸她使用手杖，但她不服老，不喜歡用‘第三隻腳走路’……”
宋美齡在「葛萊西」高層公寓居住的十幾年中，還有幾件值得記上一筆的事情。1996年對於宋美齡來說，是個陰雲籠罩的日子。3月12日是她的99歲大壽，宋美齡仍然還像往年那樣，當壽辰之期到來之時，住在三藩市的孫子蔣孝勇，仍然還會像往年一樣帶著他的一家人前來祝壽，可是今年不同，她意外發現蔣孝勇竟然破例地沒有出現在她的樓下客廳里，這是極為少見的情況。前來為她祝壽的卻是孫媳婦蔣方智怡和兩個孩子。經詢問才知道蔣孝勇已經染患喉癌，正在台灣榮民總醫院治病。這讓宋美齡的心情大為不快。
因為她知道此前已經有兩個孫子蔣孝文、蔣孝武英年早逝了。由於心情苦悶，宋美齡在壽宴不久曾要求兩個警衛和一個女侍陪著，神不知鬼不覺地出現在曼哈頓花園大道不遠的埃切斯諾公園的林蔭路上。這裏儘管與住處很近，但宋美齡還是第一次光臨。為避免引起外界注意，她特別關照身邊人要選在閉園前去公園裏轉一轉。因為自春天以來，她的心緒過於憋悶。為排遣心中的積火，宋美齡才有了這次到公園裏透透氣的機會。宋美齡惘然地坐在輪椅上，游移的目光從那些盛開的白色喇叭花上掠過。平時喜歡以養花為樂的老夫人，如今再沒有心思觀賞公園中那奼紫嫣紅的花花草草。她心裏想的就是蔣孝勇的病。
所幸的是，不久宋美齡就在「葛萊西」公寓收到了蔣孝勇從台北寄來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訴宋美齡：“祖母大人，您在紐約吩咐的事情，目前我在台灣正加緊進行中。……”宋美齡當然理解蔣孝勇在病中這句話的全部含意，他是指“二蔣”向大陸移靈之事。一年前當蔣孝勇來紐約給她祝壽的時候，宋美齡曾經向他流露過有一天把蔣介石和蔣經國兩人靈柩移往祖國大陸安葬的意思。在接到蔣孝勇的來信之後，宋美齡也感到幾分不安。她當然寄希望於蔣孝勇和蔣緯國叔侄能在台灣妥善地辦好“二蔣”移靈大陸之事，但她又預感到自己的希望極可能因蔣孝勇的突然患病而化成泡影。儘管此後不久，在台灣的蔣孝勇又讓妻子蔣方智怡給宋美齡捎來信息：蔣孝勇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全力促成“二蔣”向大陸的移靈成功。可是，宋美齡仍然不抱更大的希望，因為她知道現在的台灣早已經不再是從前的蔣家天下了。
讓宋美齡欣慰的一件事是，她和蔣介石鍾愛的孫子蔣孝勇，就在這一年的夏天，作為蔣家第一人，將親赴祖國大陸。名義上蔣孝勇雖然是去北京診斷疾病，而其大陸之行的實際意義當然遠不止於此。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顯然與「二蔣移靈」有關。
7月22日，在美國紐約的宋美齡獲悉蔣孝勇一家即將進入大陸的當天，同時她又在「葛萊西」公寓中得知了國民黨中央擬為兩位蔣“總統”組成一個“奉安研究小組”的決議。此前宋美齡在美國已經得到台灣發給她的確切信息，國民黨中常會特別為蔣緯國的提案開會討論。多數中常委認為把蔣介石和蔣經國的遺陵移遷大陸一事，目前並無急迫性。都認為最恰當的時間，應在兩岸統一以後才能進行。李登輝還主張讓秘書長儘快向蔣家家屬轉達中常會的意見。宋美齡聽到台北傳來的這一消息，心裏充滿了失望，因為她心裏的一個夙願自此顯然將要胎死腹中了。
雖然，宋美齡為上述兩件事所困擾，不過有時也會有好消息傳來。這一年夏天，蔣孝文的女兒蔣友梅在英國倫敦結婚了，這是蔣家第四代人的第一次隆重婚禮。
1996年6月6日，倫敦是個沒有濃霧的好天氣。就在蔣友梅和馬理倫·逸恩在倫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舉行婚禮的時刻，主婚者當眾宣讀蔣夫人宋美齡給重孫女寫來的一封賀信。儘管宋美齡不可能親自到場祝賀，可是她在賀信中說：「欣聞友梅與馬理倫在英舉行婚禮，我甚感高興。因為這不僅是友梅和馬理倫的喜事，亦是蔣氏家族的大喜之事。我為看到這一喜事的到來而高興！但願上帝再次降福給你們！……」
就在蔣友梅婚禮的次日，英國、法國、美國、西班牙、台灣和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報刊上，都以顯著版面刊載蔣友梅喜披婚紗的新聞照片。宋美齡坐在紐約曼哈頓豪宅的十樓上，看到《 歐洲日報 》上刊載女記者鍾雲蘭發自倫敦的專訪，題目是：《 蔣家第四代蔣友梅在英國成婚 》。
宋美齡為在憂鬱中獲得這樣的好信息而感到慰藉。
也是在這一年，宋美齡有過一次半公開的活動，那就是她乘輪椅走出了封閉式的高層住宅，出席了一次大都會的展覽。儘管名義上是出席一次「中華奇觀」的預展，但她的用意還不在於觀看那些來自台灣的展品，她是想藉機脫離孤寂的獨處環境，到大庭廣眾中去散散心。當然，由於宋美齡在美國的知名度和她多年不輕易露面的特殊情況，她在大都會博物館的突然出現，必然激起當地公眾的普遍注目。當地媒體聞訊紛至沓來，給這位99歲老夫人當場拍下許多照片。這是她來到美國多年以來在公眾場合的第一次露面。儘管如此，可宋美齡的心情仍然快活不起來。因為她心裏還惦記著正在台灣治病的蔣孝勇，不知他的吉凶禍福。不過，就在這一年的年終歲尾，蔣孝勇英年早逝的噩耗終於還是從台灣傳來了，儘管這一不幸的消息是許久以後才由秘書轉告給她的，但是，蔣孝勇的病逝對晚年受盡親人病逝頻繁打擊的宋美齡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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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林彪在批判彭說：這個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對上級也很不尊重。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造成了一個歷史悲劇。彭德懷平反後，所有關於彭的傳記，都把彭塑造為一個剛直不阿的形象，似乎歷史已成定論。毛澤東和彭德懷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為何最終分手，其中的原因卻少有論述。1998年，原彭總身邊的工作人員、軍事科學院前院長鄭文翰中將以及王焰、王亞志、王承光同志終於打破沉默，出版了《秘書日記里的彭老總》一書，使我們了解到當年黨內鬥爭的錯綜複雜，也使讀者了解了廬山會議前後毛彭鬥爭的歷史真相。
上海會議上，衝突公開化
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彭德懷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戰將。新中國成立之初，彭德懷臨危受命，指揮抗美援朝作戰，打敗了現代化的聯合國軍，立下了赫赫戰功。回國之後，他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此時，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俗話說「功高震主」，毛澤東最重視軍隊，但彭德懷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對毛請示不夠或不及時，使毛感到彭權重位高，越來越難以駕馭。毛後來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這一段時期。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就是針對彭說的。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的請求。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開常委會，當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因“反冒進”受到毛嚴厲批評的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彭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決定“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情況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動提出的。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辭職對他表示不滿。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
此後，毛與彭的關係驟然緊張，衝突也公開化。就在上海會議上，毛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突然話題一轉，對在場的彭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
這種警告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是極為少見的。說明毛對彭的成見已經非常嚴重，彭應該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但彭卻是莫名其妙，還問別人主席為什麼敲打他。知情人其實看得很清楚。當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事實也是如此。
彭在幾次公眾場合，說了針對毛的話。秘書們記載：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1959年1月30日他在後勤學院學員畢業大會上講話說：“軀殼都是要死的，人家說萬歲，那是捧的，是個假話。沒有哪個人真正活一萬歲。”這些話都是大實話，但在那個個人崇拜的年代，這些話都是很“犯忌”的。
這些矛盾和成見，兩人一直沒有機會當面交心，來緩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終於發展為政治鬥爭。當然，大前提是毛錯批了彭。但從秘書的記載看，這個事件絕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時衝動，其中有多種因素的促成。
毛澤東給彭德懷一悶棍
毛澤東召集廬山會議，初衷是要糾正「大躍進」運動中「左」的做法，使國民經濟不致失控。1958年「大躍進」運動興起後，毛就察覺了許多違反科學的做法。在進行大量調查研究後，毛在11月召開鄭州會議，提出糾左。然後，毛又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聽取地方幹部彙報，批評「大躍進」中產生的浮誇風、瞎指揮等問題，並研究人民公社的分配製度、國民經濟的綜合平衡等問題。為了把問題搞透，他召集地方領導和中央負責經濟的幹部上廬山，開個“神仙會”，“壓縮空氣”。毛親自定了18個問題，讓大家討論。這說明，毛不是固執己見，要把國民經濟搞垮的，而是看到了問題，準備認真解決問題的。
但是毛有個大前提。「大躍進」是他發動的，全國人民幹勁正高，要充分肯定大躍進的成績，在此基礎上糾正偏向。用毛的話說，是“成績很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這也是他給廬山會議定下的基調。
既然是擺問題的會議，與會者難免要反映地方上的一些真實情況。當時已經出現了饑荒的前兆，情況相當嚴重。彭回到家鄉視察，「大躍進」造成的嚴重後果令他極為焦慮。他上山就直言「大躍進」的問題很嚴重，斥責地方幹部向中央報假情況。為了引起毛的重視，他在7月14日給毛寫了一封長信，反映了他對「大躍進」的意見。
這封信今天看起來，沒有什麼問題，反映的都是真實情況。只是信中用了「有失有得」和“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說法。毛當時沒有表態，只是給信起了個名字：《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印發與會人員。彭看後只說了一句：“怎麼給加了這麼個名字？”也沒往深處想。
其實，這是毛即將發起政治鬥爭的信號。歷史上曾有一個案例：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面臨嚴重的經濟困難。為了解決紅軍的生存問題，1936年2月，中央下令紅軍發起東征，過黃河去山西，名義上說是開闢抗日根據地。當時彭等許多將領不理解，認為紅軍走了那麼多路，再長征怕隊伍出問題。彭要毛切實保證部隊能回來，毛不高興地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保證不了的。」洋顧問李德當時給中央寫了一封長信，說東征是危險的。毛在李德的信上批了《李德同志的意見書》，讓中央留在陝北的負責人猛批李德。彭作為當事人，應該清楚這個過程。但在廬山他卻沒有察覺到危險，究竟是他政治嗅覺不靈，還是其他原因？至今搞不清楚。
還有，那封信本身沒什麼問題，但關鍵是誰寫的。如果是旁人寫的，或許毛不會看得多麼嚴重。但彭就不同了，作為軍隊方面的負責人，卻對經濟問題發表了這麼多意見。毛的階級鬥爭意識如此敏感，自然會想到一些嚴重的問題。彭的信下發後，許多幹部表示贊同，一些意見反饋到毛那裏，引起他的高度關注。
有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信中批評「大躍進」的話，和蘇聯赫魯曉夫批評我們的話差不多。彭總剛去蘇聯訪問，是不是取了什麼經回來？這純屬猜測。1959年6月，彭率領軍事代表團到東歐和蘇聯訪問，在阿爾巴尼亞正好與出訪的赫魯曉夫會面。期間有三次外交禮儀性的會見，其實什麼實質性的問題也沒談。但毛卻認為彭是去蘇聯“聞味”，“取經”，懷疑彭是“裏通外國”。這個罪名，一直到1962年中央七千人大會上，還在全黨宣佈不能平反。
另一位中央負責同志反映：彭在小組會上說：「如果不是中國工人、農民好，可能要請紅軍來。」彭作為軍隊的主要負責人說這個話，嚴重刺激了毛澤東。毛歷來最重視軍隊，所以毛後來批彭的時候講：“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
還有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彙報：「彭在山上拉隊伍，人都快被他拉過去了。」這就引起毛的警惕，認為彭是在向他的領導權和權威提出挑戰。後來毛批彭的時候說：“寫這封信的目的就在於爭取群眾，組織隊伍。”這樣，彭的罪名就升級為“篡黨奪權”了。
出於這些考慮，毛認為彭不是簡單的提意見了。但毛不打無把握之仗，他還要最後試探一下。於是，他派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去找彭「閑聊」。曾希聖在長征期間是軍委2局局長，負責情報和機要工作，是毛最信任的部下。曾向彭提了三個問題：1.為什麼寫這封信？是否有些不服氣？彭說沒有什麼特別的目的。2.是否出國訪問受了影響？彭說，在國外沒談總路線、「大躍進」的事情。3.對林彪當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滿？彭說：從未想過這種事。曾希聖失望地說：“這樣我們就沒法子談了。”彭也不客氣地說：“那就不談了吧。”
曾希聖提的三個問題，絕不是他個人的行為，而是受毛之命來對彭做最後的爭取。但是彭絲毫不給面子，對三個問題一概否認，就使毛認為彭是一意孤行了。因此，毛定了決心，在7月23日大會上對彭進行了嚴厲的批判。廬山會議形勢急轉直下，由糾「左」變成了反右傾，並將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人打成「反黨集團」。但是，彭在廬山會議上並未屈服。毛澤東此後連續召集政治局常委會，對彭進行批判。話題早已超出那封信的內容，而是清算歷史老賬，表明彭在歷史上是一貫反對毛的。彭有口難辯，窩了一肚子火，在筆記中寫道：“7月23日，毛主席給我一悶棒。這棒叫做‘打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而且將歷史上所有舊賬一齊搬出來，再打四十大板，加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四十大板，一共八十大板，打得遍體痕傷，兩股無肉，然後立案畫押不准翻案，不准辯駁，但免推出午門斬首，保留黨籍。抓住你這個自高自大的王八旦，整整你吧！以觀後效。”
軍委擴大會議專門批判彭德懷
廬山會議由討論經濟工作的工作會議轉為八屆八中全會，專門解決彭德懷等人的「反黨集團」問題。雖然作出了決議，但彭本人並未認罪。於是中央決定在北京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到會的軍隊師以上幹部1061人，列席幹部508人。主要對彭德懷和黃克誠進行批判。
這次軍委擴大會議，始終是秘密進行的。至今很難看到有關的材料。從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中描述的場面，會議過程中，只有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少將主持正義，在會場上公開為彭總澄清事實，當場被拉出會場，打成「反革命」。其餘眾多高級將領，眾口一詞地猛批彭德懷。彭既然是堅持真理的人，為什麼會落到這種地步？從大家的發言來看，大多數都是抓住了彭的工作作風粗暴這個缺點。
在軍隊幹部中，彭的嚴厲和喜歡罵人是眾所周知的。秘書們在陪同他到基層視察過程中，多次目睹彭怒斥下邊的幹部。1957年8月在山西某地視察彈藥庫區建設時，看到庫區過於暴露，庫間距離過密，樹木很少時，大發脾氣，要追究庫區建設的領導者、設計者和審批者的責任。他越看火氣越大，秘書和陪同的領導都很緊張，誰也說不清這件事的原委。1958年9月到東北白城子靶場視察，看到蘇聯專家設計的鋼筋水泥橫樑和立柱，又怒氣沖沖，大發脾氣，指責這是典型的浪費工程，說我們的幹部不動腦筋，聽任蘇聯專家擺佈。其實這樣設計是為了防止彈片彈射的，也不是一點道理沒有，在場幹部一個個嚇的不敢吭聲。就是高級將領，也免不了挨訓。一次接見志願軍代表團，按規定應穿元帥服。彭覺得穿便衣顯得隨和，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中將勸他穿軍裝，被大罵一頓，彭甚至表示不去接見了。肖立正靜聽，不予表態。彭罵過之後又覺得自己不對，最後還是著軍裝去接見。這樣的例子並非偶然，而是經常。所以彭與同事和下級的關係都很緊張。
林彪在批判彭的講話中說：「這個人非常英雄主義，非常驕傲，非常傲慢，瞧不起人，非常目空一切，對人沒有平等態度。不但對他的下級像兒子一樣隨便罵，就是對上級，也很不尊重，可以說是傲上慢下。他野心很大，想大幹一番，立大功，成大名，握大權，居大位，聲名顯赫，死後流芳百世。他非常囂張，頭昂得很高，想當英雄，總想做一個大英雄。毛主席才是真正的大英雄，他覺得他也是個大英雄。自古兩雄不能並立，因此就要反毛主席，這是事情的規律。」這些話抓住了彭的致命弱點，也說出了毛內心想說的話。
所以，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將帥們群起而攻之，彭顯得非常孤立。
不忍部下受牽連，彭德懷不服氣地作檢討
話，說已收到他的來信，歡迎彭的態度，年紀大了，不宜參加體力勞動，有時間到工廠、農村調查研究，是很好的。毛興奮地一口氣講下去，彭始終沒有插話的機會。放下電話後，彭沉默半晌，慢慢地說：「不該給他寫這封信。」
彭的心裏沒有服氣，毛又如何呢？9月9日毛在彭的信上批示：「我熱烈地歡迎彭德懷同志的這封信，認為他的立場和觀點是正確的，態度是誠懇的。倘從此徹底轉變，不再有大的動搖（小的動搖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我建議，全黨同志都對彭德懷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態度，予以歡迎。一面嚴肅地批判他的錯誤，一面對他的每一個進步都表示歡迎，用這兩種態度去幫助一位同我們有三十一年歷史的老同志。」這個批示發到了全黨。
但是兩天之後，毛在軍委擴大會議上講話，上來就說：「同志們，我說居心不良的人，要走到他的反面。彭從來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只是一個同路人。」毛嚴厲批判彭“搞陰謀分裂活動，違反黨的紀律，破壞無產階級專政”。“切不可以背著祖國，裏通外國。自古以來，裏通外國的人從來沒有好結果。”直到“文革”中，毛還說：“機會主義的頭子，要改也難。彭德懷改了沒有？沒有改。”彭最終被迫害致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留下了慘痛的一頁。
今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對廬山會議和「反右傾」運動作出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反右傾’鬥爭嚴重破壞了黨內民主生活，使個人崇拜和個人專斷的不良傾向在黨內進一步發展。一大批敢於實事求是地向黨反映實際情況、提出批評意見的同志受到打擊。給一些說假話、見風使舵的人以可乘之機。這就助長了不敢堅持原則，不敢講出真話，明哲保身，但求遠禍的不良風氣，一言堂、家長制等現象在黨內政治生活中得以滋長和蔓延，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黨內的言路。”“它使得黨難於防範，抵制或者及時糾正後來發生的失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