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瑞卿（資料圖）
我的父親羅瑞卿——採訪羅瑞卿的兒子羅箭
採訪時間2002年5月
採訪地點北京
採訪對象羅箭（時年64歲）羅瑞卿之子
原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部裝備部副政委
黃土高坡——我的家鄉
「在我內心深處，老家沒給我太多的印象。潛意識裏我把延安當成老家……想的都是黃土高原那兒的事情，常夢到我小的時候在那黃土高坡上跑來跑去……」——羅箭
記者：您父親20歲的時候離開故鄉四川南充，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他一直在外漂泊。在您記憶中延安就是老家，對真正的故鄉——南充老家是否還有什麼印象？
羅箭：南充應該說是我父親的老家，我們都沒有什麼概念。父親特別忙，很少有時間給我們講他過去的經歷，只是到了打倒「四人幫」的時候，我媽媽就說他「文化大革命」時被扣上那麼多帽子，這些子女沒有一個能說得清楚。所以父親在福州養病稍微有點空閑，就給我們講他過去的事情，才使我知道了他的一些經歷。
在我內心深處，老家沒給我太多的印象。潛意識裏我把延安當成老家，兒時的回憶對我印象更深刻一點。想的都是黃土高原那兒的事情，常夢到我小的時候在黃土高坡上跑來跑去，和我那些小朋友一起玩。所以我覺得我兄弟姐妹比較多，但在一起玩的年歲差不多的這些人，「文革」動亂時都被拆散了。
在延安，我大妹、二弟也有了。我們一家住在王家坪，大禮堂後邊有一排平房。那時候我父親母親工作很忙，我大妹比較小，兩歲，有一個小戰士帶她。父母下班後，我們全家也就那麼一點兒時間可以在一起，那時候父親常帶我們玩，跟我們說話。
記者：您是1938年出生的，是家裏第一個出生的男孩。當時您父親在太行山作戰，您一生下來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保育院收容了很多這樣的孩子，都是父親母親在前方打仗，您還記得與您父親第一次見面的情形嗎？還記得他那時的模樣嗎？
羅箭：我大姐是在老家生的，跟我差10年，我是1938年出生的，是第一個男孩，我父親當然很高興了。我一生下來，父親就到太行山去了。那個時候前方很艱苦，基本上不帶孩子，所以我一生下來就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我記憶中跟父親第一次見面是在保育院，這個印象比較深刻。父親1943年從太行山回來，那個時候延安的條件都比較艱苦，他不知道從哪兒找來了一部大卡車，很大，他坐在駕駛室里，開著車到保育院去接我。阿姨告訴我，你爸爸從前方回來了，接你回家。我印象中那是我第一次見他，個子高高的，噢，這就是我的爸爸。當時我們在延安很土的，沒有見過車，那個大卡車來了以後，我很害怕，不知道是什麼，那麼大一個東西。然後父親就坐在駕駛室里抱著我，我特別緊張，那汽車開起來一按喇叭，都嚇得我一哆嗦。那時，我是五六歲的樣子。
因為父親受過傷，那是在紅軍的時候，一顆子彈從他下巴底下打進去，從顴骨穿出，把關節打碎了，癒合得不好，所以看起來老是像咬牙切齒的，再加上他個子高，比較瘦，顯得很嚴肅。對他不熟悉的人老覺得他很不容易接近，怕他，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很隨和，經常開玩笑。而我們兄弟姐妹7個沒有哪個說怕父親母親的。
記者：當時像您這樣見不到父親的情況多不多？
羅箭：像我們這種情況太多了。我記得哪個叔叔阿姨從前方回來，就把我們這些孩子都接到他們家裏去，所以在我們的概念里，父親和叔叔阿姨都差不多，就知道從前方回來個親人，把我們都接過去。我父母在前方沒回來的時候，我到星期六就被康媽媽（康克清，朱德的夫人）接走了。一到過年過節她就讓警衛員騎著馬，4個警衛員一個人抱著一個，把我們都接回棗園（朱德的住處）去，過一個周末再回來。我們小時候，康媽媽就像我們的親媽媽一樣。
我父親到太行山一去好幾年，中間基本上不通音信，當然他覺得把我們放在延安那是大後方了，我們是安全的，但他在前方整天出生入死。我們當時也小，不懂得挂念親人，但我覺得父親母親時時刻刻在關心著我們。因為每次前方有回來的叔叔阿姨都去看我們，說我看看你們長多大了，你爸爸還是老想著你們的，經常給我們講這些事情，所以我模模糊糊的印象中，父親在前方，沒有時間來看我……
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靈魂——羅瑞卿
「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對我講，你爸爸在抗大講話是非常有號召力的，講上幾個鐘頭，不用稿子……就連毛主席都誇獎，說你爸爸演講有鄧演達的風格……把抗大帶到前線去要通過封鎖線，很危險……所以那些青年學生遠遠地看到校長那高大的身影，心裏就覺得安全。」——羅箭
記者：抗日戰爭時期，羅瑞卿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教育長、副校長，當時的基本工作是由他負責的。當時抗大的學生很多是來自大城市的青年學生，為了提高學生們的思想覺悟，您父親時常給學生們演講，他的演講很有特色，您聽別人講過他當時的工作嗎？
羅箭：紅軍到達延安有一段休整的時間，相對穩定，遵義會議只是解決了紅軍組織上的問題，思想上還未統一，所以建立抗大。我後來聽叔叔阿姨講，那時候抗大的工作基本上是父親搞的，擔任抗大教育長的職務，學校日常事務都歸他管。後來很多青年都嚮往延安，通過種種途徑，大多通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冒著生命危險過來的，像天津「一二·九」運動湧現出大量積極分子。地下黨也有意做這方面工作，把他們引導到延安，所以那時候到延安的青年學生特別多，這樣一來，抗大的教育對象才轉移到青年學生身上。像我的母親和好多阿姨們，都是這樣的青年學生。要投身到抗日的最前線，就找八路軍，要抗日也找八路軍，要救國還是找八路軍，所以抗大的工作就重要起來，沒有住的地方，就自己動手挖窯洞。
當時父親在黃埔軍校時，比較崇拜鄧演達。鄧演達是黃埔軍校的負責人，經常給學生演講，當時他們那些人演講不用稿子，非常有鼓動性。我父親年輕的時候就向他學習、模仿。我印象最深的是好多叔叔阿姨對我講，你爸爸在抗大講話是非常有號召力的，講上幾個鐘頭，不用稿子，我們都聽得津津有味，就連毛主席都誇獎，說你爸爸演講有鄧演達的風格。有一次在公安大學演講的時候，我發現父親講話的時候，全場鴉雀無聲。我現在理解，他的演講一個是內容精彩，再一個就是聲調手勢，都要配合起來。我不知道你們注意沒有，毛主席講話那個動作都是很大，他經常叉著腰，我父親也是，激動時動作也很大，那個時候是抗日啊。以前父親說起這些事也是感慨萬千。
記者：當時您父親作為抗大校長，聽說毛主席還給了他一項特殊的任務，是什麼任務呢？
羅箭：我父親擔任抗大校長的時候，毛主席給他一個任務，讓他把抗大帶到前線去。一方面在前線繼續辦校，另一方面這是一支很強大的幹部隊伍。一般抗大的學生畢業以後，都分到各個解放區擔任領導職務。這麼一個幾千人的隊伍，要把他們安安全全地帶到太行山，是一個非常重的擔子。
當時抗大的學生很多都是青年學生，他們與第一期、第二期前期的軍事幹部情況不一樣，那些軍事幹部都是長征過來的，軍事素質都非常高，應付各種情況都是駕輕就熟的，但是這批年輕的學生都沒經歷過戰鬥的考驗，他們通過封鎖線、過鐵路，容易出問題。當時中間除了晉綏根據地以外，其他都是游擊區，所以敵人的巡邏隊也經常來來回回地走，敵人把鐵路線作為他們的巡邏線，有鐵甲列車來回走，所以要通過鐵路線，就要趁這個空當通過，那是很危險的事情，要組織得非常嚴密，不能有一個人出現問題。大家都非常緊張，只要有一個人暴露目標，那就等於大家都暴露，因為那些學生也沒什麼武器，碰上全副武裝的敵人，沒有什麼戰鬥力，犧牲會很大，因此我父親很不放心。於是他就站在鐵路線上，大家有安全感，那些青年學生遠遠地看到校長那高大的身影，心裏就覺得安全。
一直往前，永不回頭
新中國成立後，羅瑞卿曾任公安部部長、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工作異常繁忙。
毛澤東送他兩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記者：您父親是一個很講原則的人，他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對別人要求也這樣。毛主席送他兩句話：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您認為父親是什麼性格的人呢？
羅箭：其實毛主席送他這兩句話，很難說是批評，也很難說是讚揚，只能說父親為人處事的原則，對人要求比較嚴格，這是他一生做人的標準，也是對工作的標準。他成功的地方在這兒，最後受苦也是因為這個。他這個人容不得一點邪惡，容不得一點污七八糟的事情，他對自己要求非常嚴格，對別人要求也這樣。「文革」前他是軍委秘書長，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他也覺得自己有些太過直露。「文革」後，他又出來工作，還是以前的處事原則。我覺得他一生就這麼走過來的，所以毛主席對他的評價可以說是個結論，他不能委曲求全，只有一直往前，永不回頭。
在我的記憶里，父親從來都是急急忙忙的，工作太多，事情太多。當初一進城，他在公安部，我們家住在緞庫，下班有時候走回來，還到派出所檢查一下工作，民警都認識他。後來到了部隊就更忙了，擔任軍委秘書長，在我們的印象里，爸爸永遠都是忙忙碌碌。我記得有一次國慶焰火表演，有一個記者本來想找我父親，但沒找著，問我母親對父親的印象，我母親隨口說了一句：「忙，你看你見不著他，我也見不著他，現在也不知道他到哪兒去了。」
還有就是他認準的事情就一定要達到目標，從不會退縮。舉個例子，當時黃埔軍校被解散，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找黨組織。當時他的很多同學，走了各種各樣的道路，但是他就認準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如果為了找一個生活出路，他不會那樣選擇的。
「假黨員」的經歷
「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黨……到後來他出獄的時候，毛主席講了一句話，說什麼‘假黨員’，跟著共產黨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羅箭
記者：當時您父親考的是武漢黃埔軍校，那時候他只是一名共青團員，「四一二」政變以後，就和黨組織失掉了聯繫，他曾經到湖南、上海尋找黨組織，到了上海以後為了和黨接上頭，聽說您父親有過「假黨員」的經歷，有這回事嗎？
羅箭：當時我父親考上武漢黃埔分校，分校裏頭大部分是共產黨員，黨決定讓這部分力量從武漢沿著長江下去，參加南昌起義，但是沒趕上。南昌起義很快就失敗了，部隊撤回來往廣東那邊走，所以這個武漢分校到了九江，就被張發奎解散了。
黃埔軍校，那時候哪些是進步學生，哪些不是進步學生，都知道。像他們這些人也都難以生存，就散了。武漢分校從四川來了很多學生，很多是共產黨員，汪精衛、張發奎要抓這些人，而這些人中從四川來的很多，所以他們就抓這些有四川口音的，在黃埔軍校有四川口音的都抓，所以他們當時在湖北那個地方很難立足，很容易就暴露身份了。我父親他們跑回武漢去，到處去找關係，接不上頭，他那個時候又大病了一場，病好了以後，他就繼續找黨，非要找到黨的組織。
中間經過了很多周折，聽說哪個同學是共產黨，他就去找人家，跑到湖南，最後聽一個同學說黨中央在上海，他們倆就跑到上海，幾個從四川來的人就擠在一間屋子裡。這裏頭還有一個故事，因為找各種關係他們在上海待著，後來有一天他們跑到外灘公園，當時外灘公園門前立著一個牌子叫「華人與狗不得入內」，他們幾個年輕人看了很氣憤，為什麼我們中國人的地方，華人不能進去？所以就偷偷跑進去，結果被巡捕發現了，被關在班房裏頭，最後是熟人湊了點錢才把他們贖出來。這個故事我父親經常給我講，特別是到了外灘的時候。
後來到了最困難的時候，八一南昌起義失敗了，「四一二」政變後國民黨開始“清黨”，那個時候革命處於最低潮，很多黨內的人都發表聲明脫黨，當時一片白色恐怖，好多人躲避都唯恐不及，像他這樣還要去找黨的關係，那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其實他當時只是加入了共青團，他幾次提出入黨的要求，當時黨組織沒回答他，所以確切地說他應該是共青團員。當然後來有一段時期，團員自動地轉成黨員，但是沒有履行手續也還是不行。到了上海以後為了和黨接上頭，他那個同鄉任伯芳給他出了主意，說你是個團員，又不是黨員，用這種辦法跟黨接頭不會有效果的，你乾脆就說你在分校已經入了黨，你用黨員的身份與黨接頭。後來因為他很急切，就這麼辦了。「文化大革命」時翻他這段歷史，江青特別高興，說羅瑞卿是個假黨員。當時他們一個勁兒地讓他交待反黨、反毛澤東思想的問題，他也沒什麼可交待的。因為這也不是耍花招，是他急迫地想入黨。到後來出獄的時候，毛主席講了一句話，說什麼「假黨員」，跟著共產黨革命40年了，假的也成真的了。
後來他用一輩子的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把一生都交給了黨。
「箭」“宇”“原”
「父親給我們解釋，‘箭’就是導彈，‘宇’就是宇宙飛船，‘原’就是原子能，我們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羅箭
記者：羅瑞卿有8個孩子，每個孩子的名字都很特別，他把三個男孩子取名叫「箭」“宇”“原”，「箭」就是導彈，“宇”就是宇宙飛船，“原”就是原子能。您兄弟幾個的名字很有意思，應該寄託了您父親的某種期望吧？
羅箭：我的名字取得有意思。我父親跟任伯戈很熟，他來表示祝賀，我父親說你給起個名字吧，任伯戈說你叫羅瑞卿，他就叫羅小卿，所以我一直就叫小卿。因為這個字不好寫，我就老寫「青」。從101中學畢業的時候，父親就對我說：“我和你母親革命一輩子，你們的任務就是建設中國，學理工科吧，學一門自然科學，將來好建設國家。”我記得1958年的時候，核電站、原子能都是尖端科學，父親對這個事情很感興趣，我父親就說你就學原子能吧。我當時也是抱著這麼一個信念，我一定學原子能。因為我高中功課比較好，當時北京工業學院到我們學校來挑學生，保送，我一打聽，北京工業學院是以機械為主，沒有原子能系，我說不去。中國科技大學有，後來我就考到那裏。
到了1961年，我聽說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招一批插班生，因為當時我們國家對「兩彈一星」很關心，就抓這個事情，要是從大學一年級培養，5年時間，就來不及了，所以就要從清華、北大、科大、復旦這些好的大學裏招三年級學生。為這事，我就徵求父親的意見，我父親說好啊，這也是為國家作貢獻。我那時候還不知道，父親就是管「兩彈一星」的，具體抓這個事情。我就從科大到了哈軍工，他說改個名吧，當時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就寫了三個字，「箭」“宇”“原”，他說你們兄弟三個人，這三個字，你們自己挑。我小弟挑了“原”字，這是什麼意思？三個字從字面上沒什麼聯繫，後來父親就給我們解釋，「箭」就是導彈，“宇”就是宇宙飛船，“原”就是原子能，我們的名字就是這麼來的。
我們兄弟姐妹8個。大妹妹叫羅峪田，其他的峪書、羅宇、峪治、峪平、羅原，名字都有來歷。我的弟弟、妹妹都有小名，很有意思。生點點時早產，就那麼一點，所以叫點點。生了了時，不想生了，林巧稚（我國著名婦產科專家）說是個男孩，要吧，母親說可以要，但這是最後一個了，所以叫了了。
記者：您有這麼多的兄弟姐妹，您父親是不是特別喜歡孩子？
羅箭：那時候口號是「一個不少，兩個正好」，毛主席也講不能生得太多，所以爸爸回來就給我們講：“主席今天又講不能生太多了，主席一這麼說我腦袋就低下來，我家裏可是一大堆孩子。”
我父親特別喜歡小孩，從小對我們都很溺愛，羅宇1944年生，朵朵1949年生，所以無形中我們四個算大孩子，那三個是小孩子，我父親對那三個小的特別疼愛。每次下班回來以後，三個小的弟弟妹妹都撲上去，他個子特別高，孩子又小，每次他都蹲在地上，有時孩子一上去，都把他弄得坐在地上。
記者：您記得你們一家子最快樂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羅箭：我們最快樂的時光是吃晚飯時，那是全家一天中唯一團聚的時候。父親非常忙，想見他，只有在那個時候。所以在我們家已經形成一個傳統，只要父親有空，他晚上一定要回來跟我們一起吃晚飯。我們常常一家老小都在那兒等他，有時候等到七八點，只要父親一回來，我們都非常高興，然後大家一起吃飯，那是我們一家子最快樂的時候。父親母親就聽我們講學校里的事，社會上的事，那時候看劉三姐，嘲笑那三個秀才，我父親說得高興了也跟我們一起講，爸爸四川口音，語序和普通話不一樣。他說「我借你的錢還你不起」，我們就哈哈地笑，“什麼還你不起，是還不起”。「文化大革命」前從我到我的小弟弟都是長身體的時期，比較能吃。等他一回來，我們很快都吃光了，父親看到我們這個樣子，和母親相視一笑，就說：“哎呀，你們這些蝗蟲。”然後就給我們念普希金的詩，老念老念，我們都會了，他一念，我們全家都一塊兒念，“蝗蟲飛呀飛，飛來就落地，落地一切都吃光，從此飛去無音信”。高興得很，那是我們最高興的時候……
記者：您記得您父親最高興的時候嗎？
羅箭：上世紀60年代初，蔣介石在台灣蠢蠢欲動，美國人也支持，經常派U-2飛機跑到大陸來拍照，當時主席給父親講，光抗議不行，要打下來一架，我父親就具體組織這個事情。我們當時的地對空導彈都是蘇聯給的，那幾個陣地別人都知道，它就繞開你，雷達一有動作，它就跑了，幾次都抓不著。這怎麼辦呢，後來想了一個辦法，叫什麼導彈打游擊。就是導彈遊動，今天在這兒，明天在那兒，這樣你摸不著我的規律，果然有一次把飛機打下來了。我記得那一次父親回來得特別晚，他從來不喝酒，那天他喝了一瓶茅台。
記者：您父親有特別的愛好嗎？
羅箭：父親是四川人，喜歡川劇。我記得上世紀50年代各個地方戲曲都到北京來表演，四川也來了幾個川劇班子，當時他們四川這幾個老頭兒都特別高興。我記得陳毅伯伯、鄧小平伯伯還有朱老總，和我父親一樣，他們都特別喜歡川劇，然後川劇團就把所有匯演的票給他一打兒。父親特別高興，給我們講，全家都得去，母親帶著我們跟父親一塊兒到長安劇院去看川劇。川劇有一種高腔，沒有伴奏，母親說你們高腔真怪，不好聽。她在後邊小聲說，前邊小平伯伯聽見了，馬上回過頭說，這裏四川人多噢，意思是不能說四川人的壞話。父親年輕的時候是非常活躍的，愛打乒乓球，有乒乓球賽他都去觀看。而且他還喜歡籃球，曾經組織了抗大籃球隊與戰鬥籃球隊。
在「文革」中第一個被打倒的高層幹部
羅瑞卿的至清至察，使他絕不可能與頂頭上司林彪同流合污，他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被打倒的高層幹部。
記者：1965年，事情就有了一些變化，當時您家裏是什麼樣的情形呢？
羅箭：1965年我們搬到新六所，事情有了變化，父親也不出去了，也沒有電話找他，突然一下安靜下來，當時沒多想這些事情，不知道他已經被打倒了。而且星期六他也有時間了，要跟我們打撲克，因為平常很難有這種機會，偶爾有個星期天在家陪我們一會兒，他也不會別的，就跟我們打打撲克。我們最喜歡玩的一種遊戲叫「杜拉克」，就是“傻瓜”的意思，比較簡單，父親玩遊戲也比較認真，誰出什麼牌他都記得很清楚，他老怪母親出錯牌。
1966年3月，我在北京通縣研究所，本來已經讓我參加新疆第三次核試驗。去的頭一晚，讓我去搞「四清」，我告訴他們，父親母親相視一笑，淡淡的。本來是一件高興的事，但他們的笑有點兒慘然，我腦子轉了一下，沒想那麼多，就去「四清」了。6月回來，我領導跟我談話，說我父親反林彪。
那個時候已經不讓我回家了。過了好幾個月，我最小的妹妹給我寫了一封信，說即使父親犯了錯誤，但下面還有幾個弟弟妹妹，你也應該回家。我什麼也不管了，就騎自行車回去。家裏的景象很不好，父親又住院了。
到了1968年，母親也被抓走了，我把兩個小妹妹送到延安插隊，弟弟也到了一個小地方插隊，相當於在北京就沒家了。後來研究所就讓我複員回老家，在老家一待就是6年。
記者：這麼說你們一家人離散的時間相當長了，在這段時間裡您相信您的父親是冤枉的嗎？等您再見到他的時候又是怎樣的情形呢？
羅箭：我們心目中的父母是非常偉大的，尤其是父親，就像毛主席身邊一個大警衛員。父親從小不會游泳，為了保衛毛主席，到50歲學游泳。他對毛主席一片赤誠，在我們心目中毛主席也是偉大的。所以我們心裏有一些矛盾，也跟著大家一起批判父親。林彪死後，我們就堅信父親沒有犯錯誤。
「九一三」事件以後，在北京慢慢開始傳一些消息，說有的家裏孩子可以去看父母，我們只知道父母被抓起來，關在哪兒都不知道，這樣我們幾個都跑回來，住在朋友和同學家裏，這些被打倒的子女在一起出主意，說給總理寫信，給葉帥寫信，就說要求看父親母親。後來小弟和小妹就寫信，寫信以後就批下來，一批一看，每次看都得批。
我一直記著第一次看他的情景，是在一個駐地，我父親專門從生活費里要了一點錢，讓人給我們買了一些汽水，買了一點水果在那兒等著我們。進去以後，我第一次看到父親拄著兩個拐，因為我上次見他是1966年，他在新六所還是好好的。現在他拄著個拐，非常蒼老，不像我父親原來的樣子。然後我們幾個一個一個進來，我小弟弟最後一個進來，他很高，我父親就盯著他看，看了半天，後來我小弟弟就說：「爸爸，我是了了。」父親這才認出來，抱著我們……
他總是堅信他能夠重新走路
羅瑞卿曾這樣記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心情：孩子們都回來了，可他們還什麼都不知道，仍如往常。看到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個小的，想到自己的錯誤會連累他們，真是萬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將自己徹底毀滅掉。
1966年3月18日夜，羅瑞卿將軍跳樓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死神沒有接納他，但左腿致殘。
記者：您父親在「文革」中左腿致殘，「文革」結束以後，他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帶著腿傷的他每天要批閱大量的文件，腿傷一直是他的心病，對他的工作影響很大，但動大手術對於老人來說是要冒生命危險的，您父親是怎樣下的這個決心？
羅箭：他受了多大苦、多大罪，我們也是後來才知道的。他關起來以後，我們沒有他的一點兒消息。在我的印象中，我跟他最後一次見面，他還好好的，一點兒事都沒有。可是現在，他的個子也大，整個人趴在那個拐上，對他的打擊太大了，特別是打倒「四人幫」以後，讓他出來工作，沒有腿對他是最大的障礙。他當軍委秘書長的時候，軍隊的事情基本上都交給他了。每天文件都堆得那麼多，他說我上一次廁所就需要那麼長的時間，所以他不喝水，這樣坐著一天都不動，母親說，你這樣不行，這樣把身體都搞垮了，你都72歲了。他說耽誤的時間太多，部隊這麼多的事情都要我來辦，我只有把72歲當成27歲來過。打倒「四人幫」以後，父親更忙，雖然我們在家的時間多，但是看他那樣，誰也不敢去打擾他。
我父親出來以後，這個腿傷對他限制太大，當時生活上是我母親照顧他比較多，他當然也有點依賴，總有個親人在身邊。我母親先是乳腺癌，在監獄做手術，做得不好，後來乳腺癌又轉移到肺上。我父親聽到這個消息，對他打擊很大，他總覺得批判他的事情都是別人誣陷他，他覺得我母親是毫無道理地受到牽連。他覺得很對不起我母親。我母親得了肺癌以後，要做大手術，身體肯定不行，他當時的想法就是以後我不能讓你照顧我，我要照顧你，而我要照顧你，我首先就要站起來。當然支撐他的力量還有另外一個因素，那就是工作。有一次他到部隊去，非要去看前沿陣地的工事，結果那些人沒辦法，就費了很大勁兒，把他抬到陣地。回來以後父親非常生氣，他說，我這個樣子，怎麼能夠視察部隊，怎麼能夠工作。後來他背著我們給中央寫信，要求出國治腿，等華國鋒已經批了，我母親才知道。他就怕我們不同意，因為他下了決心，一定要把腿治好，一定要站起來，因為他知道家裏不會同意他冒險做這麼大的手術，當時他的心臟又不好。他自己抱著非常大的信心，父親一輩子就是這樣。
記者：您父親常說公不離婆，秤不離砣。父親與母親的感情很深，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他們一直是相互扶持。
羅箭：當時父親受傷以後，剛開始還讓母親去看他，後來不讓去了。為了鼓勵父親堅強地活下去，母親用一塊手絹包了一個毛主席像章送給他，父親一看就知道是母親用過的手絹，他一直把這個手絹帶在身上，放在貼胸的懷裏頭。
1978年，羅瑞卿赴聯邦德國海德堡大學骨科醫院治腿，手術前他一直堅持鍛煉。羅瑞卿對手術充滿信心。
羅箭：他一輩子經歷了很多磨難，在生死線上掙扎了很多次。第一次在武漢得了很重的病，傷寒，人家都不管他了，想起來喂他點飯，完全靠自己活過來了。第二次也是大出血，他又挺過來了。他老認為自己身體很好，也很堅強。「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人用腿來威脅他，那麼多的困難和痛苦他都過來了，他沒有看在眼裏。他總認為自己能夠挺過來。
1978年8月2日，手術順利完成。羅瑞卿蘇醒後，德國醫生對他說，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了。兩個人都笑了。
8月3日凌晨2時40分，羅瑞卿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
羅瑞卿總是那麼急切並執着地去迎接命運的挑戰，這一次他再也沒有站起來。但走時，他依然帶著勝利者的微笑。
羅箭：父親去世以後，母親的身體狀況也不好，父親去世對她打擊很大，她之所以能夠活下來，是因為她覺著應該繼續父親的生命。還有這麼多的子女，她要繼續教育我們。
現在母親心情也很平和，畫畫、寫字，這幾年有很大的進步，很多人來求她的畫。這幾年子女們都大了，有了工作，兒孫們也都長大了，對她也是一種安慰。
也許對母親的愛護和安慰就是對逝去的父親的一種默默的尊敬和懷念，子女們依舊保持著這個家庭的樸素和寧靜。但當作為共和國第一任公安部長的羅瑞卿大將漸漸被人們以讚揚和紀念的方式放大了的時候，他也同時與我們漸漸地疏遠。我們可以從一個家庭、一個兒子的角度去重新審視和判斷，這樣，我們會離一個同樣偉大的父親越來越近，越來越親……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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