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張春橋琢磨著毛澤東為什麼問起王洪文。他意識到，毛澤東正在考慮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毛澤東突然問及王洪文，莫非他看中了王洪文？
審判「四人幫」（資料圖）
本文摘自《「四人幫」興亡》，葉永烈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
對於王洪文來說，1972年9月7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
王洪文坐飛機離開上海，前往北京。隨行的只有他的秘書廖祖康。
是中共中央召開中央委員會議？不像，因為徐景賢、王秀珍、馬天水都在上海。
是出席別的什麼會議？也不像，因為去開會帶個小包就行了，這一次他帶著箱子。
下了飛機，轎車直抵北京釣魚台九號樓。從此，王洪文和廖祖康住進了二樓的側樓。
九號樓二樓，住著兩位「大人物」：一上樓梯，那裏住的是姚文元。往裏，則住著張春橋。
從這一天起，王洪文成了張春橋、姚文元的鄰居。九號樓二樓，成了「上海市革命委員會」一、二、三把手的大本營。
最初，就連王洪文自己也鬧不清楚調他進京幹什麼。當時，張春橋給他掛長途電話，據說是來北京學習。學習什麼？不得而知。
一到北京，王洪文對那種晝夜顛倒的工作時間表很不習慣。無奈何，張春橋、姚文元是那樣工作的，他也不得不「同步」進行：每天不再是早上六點起床，而是下午三四點鐘起床。起來後，看看文件。吃過晚飯，出席各種會議。略事休息，從午夜起開始辦公，處理文件。直到清晨，吃過早飯，拉上燈芯絨窗帘，遮住那明亮的陽光，開始睡覺。
這是毛澤東的工作習慣。張春橋、姚文元不得不與毛澤東「同步」。王洪文呢，也只得隨之「同步」。這種類似於上海國棉十七廠的夜班工人的工作時間表，使初來乍到的王洪文感到疲憊不堪，不住地抽煙。
在上海，王洪文的「小兄弟」們你來我往，熱熱鬧鬧。進入釣魚台，王洪文如同變成了垂釣老翁一般需要平心靜氣：“中央*”辦公室給他送來四卷《毛澤東選集》，還有燙著金字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文集。這些都是他來京學習的課本。
一是讀書，二是開會。七機部的會議，關於河南的會議，關於湖南的會議……一個一個的會，要他去參加。他只是一個列席者而已。只帶耳朵，不帶嘴巴。坐在那裏旁聽，如此而已。這種「旁聽生」生活，也是他來京學習的項目。各種各樣的會場，成了王洪文的“課堂”。
王洪文感到困惑，感到寂寞，他不知道調來北京究竟幹什麼。實在悶得慌，他只好給馬天水掛長途電話，聽聽上海消息。自從他離開上海之後，張春橋指定由馬天水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上海依然是「三駕馬車」，只是由“王、徐、馬”變成了“馬、徐、王”。如今的那個“王”，是王秀珍。她成了上海“工人造反派”的領袖人物。
王洪文並沒有意識到，他的鄰居——張春橋，正用嫉妒的目光注視著他。
張春橋只是對王洪文說，中央調他來京是讓他來學習。至於學習的時間多長，為什麼來京學習，張春橋都沒有明說。
張春橋的心中，一清二楚。
林彪的自我爆炸，陳伯達的下台，使排在張春橋之前的兩個名字勾銷了，張春橋從第七號人物遞升為第五號人物，即毛澤東、周恩來、康生、江青、張春橋。
林彪是當時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九大來了個「嘴啃泥」之後，副主席空缺了。
張春橋的眼睛，盯著那空了的位子。特別是毛澤東下令籌備中共十大之後，張春橋以為機會來了，正在謀算著怎樣才能成為中共中央副主席。
「他怎麼能回上海去呢？」毛澤東笑了，“我想提議他當副主席呢！不過，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還沒有經過政治局討論，你不要傳出去，也不要告訴王洪文。”
張春橋的旁敲側擊成功了。他終於巧妙地從毛澤東的嘴裏，得知了意圖。
張春橋的心情是矛盾的：王洪文這個上海國棉十七廠保衛科幹部，是他在「安亭事件」中一手扶植起來的，成了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成了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如今，王洪文坐上了“火箭”，從他的部屬躍為他的上司，搶走了原本註定屬於他的副主席的位子，這使他大為不快。當然，也有使他覺得寬慰的，因為王洪文畢竟是他的人，王洪文來到中央，增強了他的勢力。王洪文不論怎麼樣翻跟斗，也翻不出他的手心。
醋意和欣喜雙重對立的感情，在張春橋的心頭交織。
至於毛澤東為什麼會看中王洪文，或許是王洪文在中共九大發言時留下那美好的印象，或許是1971年9月10日那千鈞一髮的傍晚王洪文所表露的忠誠之心……張春橋沒有問，也不敢問。
於是，毛澤東下令，調王洪文進京學習。
最初，確實只是學習。毛澤東幾次找他談話，了解他，觀察他。
王洪文進京近兩個月，1972年11月2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六時四十分，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了上海工會代表大會的部分委員（內中大都是王洪文的「小兄弟」），在談話中透露了關於王洪文的重要信息。
現把張春橋講話記錄中涉及王洪文的部分，摘於下面：
老王到北京已好久了，快兩個月了（王秀珍：9月7日走的），哦，馬上就兩個月了。我聽到有的人說他是犯了錯誤，到北京去辦學習班的（眾：沒有聽到這個反映）。你們沒有聽到，消息比我還不靈！我聽到外地都在傳，有人說，因為有人要解放陳丕顯，王洪文不同意，所以犯了錯誤，所以到北京去辦學習班。……
洪文同志在北京，主席同他談了幾次，問他的歷史，提出各種問題，聽他的觀點，這樣幫助、教育他。
洪文同志在北京著急了，一個是要看很多很多的書，一個是聯繫群眾困難。
洪文同志與馬老通電話時，說很寂寞。……
洪文同志還會回來的。中央考慮要培養同志，調一些年輕同志到中央參加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原來的單位。這次，參加中央，包括政治局的活動，第一名就是他。以後還會從各地再調一些，現在先叫他去。當然，洪文同志將來不回來，也有這個可能。
洪文同志的好處是做過工人，當過兵，當過農民。主席說，你、我兩個，要搞調查研究，他（王洪文）自己做過工了，當過兵了，這方面洪文同志比我優越，我還需要調查研究。……
往常劍戟森森的張春橋，嘴巴是很緊的，大抵是「小兄弟」們急切向他打聽王洪文的消息，他才說出了毛澤東關於王洪文的“最高指示”。
「毛主席稱讚洪文同志是‘工農兵幹部’！」
「是毛主席點名調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
「老王不簡單，如今在北京參加政治局會議！」
「小兄弟」們飛快地傳播著“特大喜訊”——因為王洪文是他們的靠山。
經過一段「見習」，王洪文在北京嶄露頭角了。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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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一次，彭德懷踱著步說：「戴鼎同志，請你寫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戴鼎一聽，嚇了一大跳，打官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彭德懷
彭德懷在湖南湘潭農村調查側記 原載《黨史縱覽》
>>在彭德懷的會客室里，沒有火爐，更沒有暖氣設備，條件與北京相比，相差太遠。
一次，彭德懷踱著步說：「戴鼎同志，請你寫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戴鼎一聽，嚇了一大跳，打官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彭德懷兩手緊握貼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動地說：“我們國家要心想農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國家一頭，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幾億農民的大頭……解放才12年，很多農民仍然困難。”接著，他對戴鼎說：“你學過歷史，寫這個材料要從外國的、我國歷史的、現實的情況三方面去認識。我們國家現在的徵購是‘水漲船高’政策，政策年年變，農民增了點產，國家就要多繳徵購超產糧，浮誇風滿天吹，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征了過頭糧，農民自己空了倉，吃不上飽飯，到頭來發揮不了增產增收的積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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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省湘潭市老齡委幹部活動中心，77歲的《湘潭日報》退休老記者戴鼎，說起50年前他陪同彭德懷回鄉調研的經歷，心情仍十分激動，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那艱難困苦的歲月……
「丟了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就丟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
1961年隆冬時節，63歲的彭德懷回到湖南湘潭老家開展農村調查，歷時50多天。他每天冒著滴水成冰的嚴寒，往返跋涉十五六公里山路，深入鄉村、農家調研。其一言一行給當地的農民及黨員幹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12月13日黃昏時分，風雪飛揚，寒氣襲人。彭德懷披著舊青呢大衣，在湘潭錳礦招待所的走廊中四處瞭望，表情猶如戰場指揮作戰一般凝重。他沉思了一會兒，把當地派給他當嚮導的《湘潭日報》記者戴鼎叫到身旁，手指著錳礦周圍鐵絲網的大木頭樁問道：「戴鼎同志，這是幹什麼用的？」“可能是代替圍牆用的。”
「運這麼多木頭，又這麼一根根的做圍牆鐵絲網樁，太可惜了。起什麼作用？山上的樹還經得幾回砍！怎麼不想到農民呢？」接著他又問：“這是我們今天看見的，沒有看見的還有沒有？”戴鼎一時不知怎樣回復才好，只能尷尬地笑了笑。彭德懷繼續說：“土改時，農民分了田地，喜得不得了，一心撲在農業上，發展生產，沒有騰出手來修建房屋，不少農戶沒有屋住，有些老屋也快倒塌了。1958年大躍進刮‘五風’又毀壞了他們一些房屋。我在烏石鄉調查，拆了房屋的有30％，農民在那裏住不好，睡不好，何不將這些木頭拿去給大家蓋新房、補舊房哩。我們應該明白，農民的痛苦是政府應當考慮的事情啊！”
說了這段話以後，彭德懷仍注視著山上，他一面指點著，一面又對戴鼎說：「山上光禿禿的，和尚腦殼沒有毛。由於1958年大鍊鋼鐵，樹木都被砍光了，這個損失無法估量，記得我20多歲的時候，避難回家種田，打腳車子(南方一種手推的運輸工具)走梅林港，沿湘江到湘潭，一路上綠樹成蔭，大太陽天不要戴草帽，歇涼不要進屋。這次我回來一看，沒有幾座山上有大樹林，有的地方山林全被砍光了。大鍊鋼鐵，辦公共食堂，大兵團作戰，瞎指揮風吹遍全國，大有共產主義就要來到之勢。」戴鼎插話說：“1958年冬，我在報社工作，記得當時宣傳共產主義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橋樑。”彭德懷說：“是啊，搞得人們出現了一種可笑的幻想，以為共產主義就會來到了，這是犯了不實事求是的錯誤，致使我們黨的威信受到了嚴重損害。戴鼎同志，你學過毛主席的《矛盾論》和《實踐論》嗎?”戴鼎說：“1957年前後，我在縣委文教部組織自學和集體學過。”彭德懷說：“學好了，你就能懂得什麼是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脫離實際的事，總是幼稚可笑的。”
停了一會兒，彭德懷又問戴鼎：「你參加過‘大兵團’作戰嗎？」戴鼎回答說：“在疊福公社參加過。那時，晚上和社員一起打燈籠舉火把開荒種地，早晨在曬穀場上搞軍訓，男女老少都參加，一股子的勁。不久，我又被調回報社工作。”彭德懷應了一聲：“嗯！”忽然又說：“1959年毛主席寫了《黨內通信》，黨中央發了十二條緊急指示信，‘五風’才收斂下來。相繼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下發了。” 戴鼎插話說：“那時省委書記來我縣搞《六十條》試點，縣裏要我去參加。廣泛聽取社員意見，群眾非常喜歡，基層幹部也非常擁護。”彭德懷說：“群眾最通情達理，我們解放才10來年，吃飯、穿衣、辦事都要首先想到農民，丟了佔全國總人口80％的農民，就丟了為人民服務的根本。瞎指揮、盲目冒進，建不成大業。要不是黨中央、毛主席糾正得及時，損失會更大。”
談著談著，夜幕降臨，見彭德懷有些寒意的樣子，戴鼎便說：「您老穿得這麼樸素，這麼單薄，這裏沒有暖氣呀！」彭德懷笑著說：“你還嫌我穿差啊！我與外國朋友會見，不也是穿這套衣服！”接著，彭德懷又和戴鼎及身邊的警衛員景希珍興緻勃勃地聊了起來，談了不少生活瑣事和湘潭風土人情。戴鼎看時間已晚，便勸彭德懷早點休息。彭德懷回到卧房不久，戴鼎和景希珍又偷偷地去看他，發現他根本沒有休息，而是在燈光下翻閱和整理白天聽人彙報的記錄和材料。桌上還有一大堆文件在等著他過目。
「彭元帥進了鄉，不也和大家一樣嗎？」
12月14日，戴鼎跟隨彭德懷去鶴嶺大隊調查。大隊黨支部書記周桂華和大隊秘書、民兵營長、婦女主任熱情地接待了他。
彭德懷聽取彙報以後，請他們把全大隊從1956年至1959年4年間的變化情況，包括人口、糧食生產、農林牧副漁業收入、群眾生活和疾病等情況逐年加以對比，從中找出發展生產中所存在的問題，讓大家保持清醒的頭腦。周桂華談到「五風」問題時說：“我們全大隊有367戶人家，生活困難，沒有飯吃，有水腫病的佔全大隊總戶數的30％。大鍊鋼鐵時，全大隊拆屋2000多間，佔總數的37．7％，我家5棟屋全部被拆掉。”彭德懷詼諧地說：“那是你共產黨員帶的頭嘛！”大家都笑了。隨後，彭德懷語重心長地說：“毛主席經常講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們一定要牢記啊。”一會兒，廚房裏的同志催吃飯了，餐桌上有米飯、有紅薯，彭德懷不吃米飯，專吃紅薯。大隊幹部勸他不要光吃紅薯，他笑著說：“這是高級午餐啊，我在北京還不容易吃到哩！”
下午，彭德懷視察了大隊副業加工廠，這裏有榨油、磨坊和碾米設備。他拿起榨油的榨柱尖，試了試，說：「這種老式的榨油工具，笨得很，太吃力了，要改革創新，要用電動機械操作，減輕勞動強度。」周桂華說：“我們有台黃谷式打米機，接的是湘潭錳礦的電，現在線被剪斷了。”彭德懷問：“那是怎麼回事？你晚上隨我一同回錳礦去，要求礦上解決，好嗎？”晚上，彭德懷向湘潭錳礦黨委領導談了大隊的情況和意見。第二天，礦領導立即派人接通了電線，使磨坊碾子改成了電動機械，社員喜歡得不得了。
彭德懷在鶴嶺大隊調查時，走到一家黎姓農家的屋前坪，黎家老爹從堂屋裏迎出來，彭德懷笑著問：「您老貴姓?」黎老頭說：“我姓黎。”彭德懷打趣地說：“好哇！你姓黎，我姓羅，我和你驢騾不分，都是一家人。”接著又問：“您多大歲數?”黎老頭說66歲。彭德懷說：“我63歲，我和你都是好兄弟。”(彭德懷當時說是姓羅，以免驚動了群眾)黎老頭笑得皺紋一層疊一層，忙把客人請進屋裏坐。坐在堂屋裏，彭德懷向大家問寒問暖，談笑風生。黎老頭突然問道：“外面傳說，彭德懷元帥進了鄉，列位曉不曉得？”彭德懷接過黎老頭的話說：“我就是彭德懷，彭元帥進了鄉，不也是和大家一樣嗎？普通一人嘛！”老人很不好意思地說：“我真是瞎了眼。”彭德懷說：“我從小就是打柴棍子出身的，和你一樣當農民，就住在烏石寨下，還不是搭幫毛主席、共產黨翻了身！”“我開頭就說了，我和你是一家人嘛，一點不假吧。好啦，以後見面的機會還多，我還要到上屋看看，不耽誤你了。”說完，告別了黎家。
彭德懷一路匆匆，看完這戶又走那家，顯得精神奕奕。走到一個大屋場塘邊，大家從一戶橫屋進去，原來是這家的廚房，彭德懷將灶上的鍋蓋子揭開，見有大半鍋黑綠色的糊糊。隨行的警衛參謀景希珍是北方人，搞不清是什麼，便用鍋鏟舀了點嘗嘗。彭德懷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神態上：「怎麼樣?」景希珍說：“是糊糊漿湯，有草的苦味。”彭德懷細問這家主婦，才知道是細糠、蔬菜加上能吃的野草熬出的糊糊。他神色頓時難過起來，一路上心情沉悶，天色將晚時才回到了招待所。
「浮誇風會害死人的，隱瞞產量也是錯誤的。我們配合你們一起來調查，一定要實事求是」
陳蒲大隊有16個生產隊，隊隊產量低。公社黨委的同志介紹，陳蒲大隊減產嚴重的原因是「五風」傷了元氣，加上“平調”退賠不徹底，直接影響到群眾生產、生活和情緒。彭德懷聽到這些情況後，心裏琢磨著，要親自去看看情況，幾次問到陳蒲大隊的方向、路程。等走訪了響水公社的黃龍大隊、鶴嶺大隊後，他更憋不住了，非要到陳蒲大隊走一走。12月15日，北風刺骨，彭德懷不顧天寒地凍，來到陳蒲大隊，仔細聽取了大隊黨支部書記童石泉的彙報，重點詢問了農業生產，糧食收入，群眾生活，國家、集體、個人三者關係的處理等問題。童石泉產，這個大隊是個嚴重減產的大隊，社員人均年口糧不到100公斤，其中一部分是按4擔紅薯抵50公斤稻穀、3擔芋頭抵50公斤稻穀來折算的。吃米糠、喝糊糊的不少。瓜菜、野草，什麼土茯苓、紅薯藤、葛麻根、野菱角，只要能吃的，都想方設法搞來充饑。群眾水腫病很多。
為了把陳蒲大隊的情況搞清搞透，彭德懷親自設計製作表格，列舉調查內容，分生產隊一項一項地統計。彭德懷交代大隊幹部：「請你們耐煩-點，搞準確些，切忌摻假，浮誇風會害死人的，隱瞞產量也是錯誤的。我們配合你們一起來調查，一定要實事求是。」情況弄清後，他又反覆徵求區、社幹部意見，並交代戴鼎寫一篇關於陳蒲大隊減產情況調查的材料。彭德懷分析說：“陳蒲大隊自然條件好，偏偏糧食減產，天災有一些，人為的因素太多了。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傷了農民的元氣，‘平調’退賠又不徹底，分配上的平均主義，多勞不能多得，人的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他對陳蒲大隊糧食減產情況非常關注，不顧自己身患重感冒，頂著嚴寒細雨，一連三次去陳蒲大隊和基層幹部交談，深入到黃蒲、白泥等幾個生產隊認真傾聽群眾意見。
在即將離開響塘區時，彭德懷把區委書記、區長叫來，商量如何適當統銷一點糧食給陳蒲大隊，以解燃眉之急。他囑咐基層幹部，切實安排好社員生活，讓農民安居樂業，鞏固農村社會主義陣地。陳蒲大隊群眾後來傳唱著一首民謠：「搭幫彭德懷，糧食統銷來；身體恢復快，生產得安排。」
「我要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
在彭德懷的會客室里，沒有火爐，更沒有暖氣設備，條件與北京相比，相差太遠。
一次，彭德懷踱著步說：「戴鼎同志，請你寫篇文章，我要拿回去向國家糧食部、財政部打官司！」戴鼎一聽，嚇了一大跳，打官司，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彭德懷兩手緊握貼在胸膛，眼望窗前，激動地說：“我們國家要心想農民，制定政策不光是想國家一頭，更重要的是要考慮幾億農民的大頭……解放才12年，很多農民仍然困難。”接著，他對戴鼎說：“你學過歷史，寫這個材料要從外國的、我國歷史的、現實的情況三方面去認識。我們國家現在的徵購是‘水漲船高’政策，政策年年變，農民增了點產，國家就要多繳徵購超產糧，浮誇風滿天吹，打腫臉充胖子，結果征了過頭糧，農民自己空了倉，吃不上飽飯，到頭來發揮不了增產增收的積極性！”
他說：「戴鼎同志，請你寫這篇文章，字數不要多，觀點要鮮明。請你一定寫好，給我帶回中央去。」戴鼎心裏很感動，但也很害怕，他不敢講，也不敢寫，怕惹出禍來，感到很為難。怎麼辦呢？但當他想到彭德懷在湘潭農村調查這麼久，時時處處事事誠心誠意為人民著想，他老人家想的是農民，講的是正義啊！於是，戴鼎按照要求，連夜趕寫好材料交給了彭德懷。
後來，彭德懷又兩次去鶴嶺大隊，花很大的精力對徵購糧一事作調查研究。他認為徵購糧問題對於調動農民積極性、對於政策取信於民關係很大。當時，鶴嶺大隊征糧超過12％，黃龍大隊超過11％，陳蒲大隊18％，都超過中央關於征糧不超過總產量10％的規定；在糧食分配上，各生產隊之間，只是由於超產全獎和減產全賠而有所不同，在包產以內的分配都一樣，不能很好體現多產多吃、少產少吃的精神。彭德懷特彆強調說：「我們的徵購政策要穩定下來，給農民吃定心丸。按幾年的總產和單產，取個平均數，固定下來。購糧任務要相對穩定，讓農民感到有奔頭，調動增產積極性。只有發展生產力，民富才能國強。」
「我彭德懷是人民的勤務員，不是做官的老爺」
在人們的想像中，彭德懷是一位令人望而生畏、威武嚴肅的領導人。其實，彭德懷所到之處，幹部和群眾一致感覺他是一個熱忱、謙遜、樸實、和藹可親的人。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我彭德懷是人民的勤務員，不是做官的老爺！」
1961年12月23日，彭德懷回到湘潭縣委，湘潭地委副書記兼縣委書記的姚欣等領導設便宴招待彭德懷，以感謝他老人家對家鄉人民的關懷。彭德懷此時的心情也異常興奮，他根據此次回鄉的調查情況，對湘潭的工作特別是對農民群眾的生活、生產作了具體指示。最後，在縣委南樓住宿了一個晚上。誰也沒想到，此行是彭德懷最後一次回故鄉。
12月24日，彭德懷即將離開湘潭縣。這天，雨住風停，氣溫回升。早餐後，彭德懷將要離開的時候，緊握著戴鼎的手說：「戴鼎同志，謝謝你了。」 戴鼎頓時鼻子一酸，聲音哽咽地只說了一句：“祝彭老總身體康寧！”聚集在縣委南樓前小坪里的縣委領導和機關幹部，都站在彭德懷的周圍，為他送行。彭德懷這次在湘潭調研歷時50多天，每天冒著嚴寒，深入鄉村、農戶，調查座談、接待鄉村幹部及農民2000多人，白天接待來訪群眾，外出調查研究，並參加生產勞動，晚上坐在油燈前，親手寫了4份農村調查材料。除了分發省、地、縣委以及有關區委或公社外，並將一整套材料交中央辦公廳轉呈毛澤東。這些材料為黨和國家制定農村經濟政策，提供了重要參考。
戴鼎在跟隨彭德懷調查研究的日子裡，深受教育。現已77歲高齡的他每次回憶起那段日子時，總是說：彭老總那種關心農民、疼愛農民、廢寢忘食、辛勤工作的精神；那種胸襟坦蕩、光明磊落、剛直不阿、無私無畏、敢於碰硬、敢於犧牲的氣魄；那種一生為革命、一生為人民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那種與民同甘共苦、厭惡奢侈、勤儉節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優良作風，是我們世世代代的榜樣，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和學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