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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圖: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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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圖: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異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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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圖: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迥異人生

2021年03月15日 18:27

青年毛澤東

毛澤東、董必武――從南湖到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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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1921年夏天,毛澤東與湖南的另一位年長的代表何叔衡乘船赴滬。對毛澤東參加「一大」的表現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比較活躍,善於思辨;一種是比較沉穩,勤于思考。他的確沉穩,善於聽取大家意見,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頗具見解,勝過他人。

毛澤東沒有參加黨的二大。在黨的三大之後,毛澤東進入中央局,擔任相當於中央秘書長的職務。此後,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一起探索中國革命的發展道路,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了一輩子,成為當代中國最傑出的共產主義戰士。1976年9月,毛澤東走完了他83年的奮鬥人生。

董必武

董必武  是另一位和毛澤東一起同時參加了黨的一大,又同時登上了天安門城樓參加開國大典的中共領導人。

1920年,曾為前清秀才的董必武在武漢創辦私立中學。就在這年夏天,他接到李漢俊從上海的來信,告訴他上海已成立共產主義小組,請他在武漢成立類似的地方組織。

1921年6月,董必武再次收到上海來信,他與武漢小組另一負責人陳潭秋被大家公舉赴會。在這次大會上,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組織成立的發起人、見證人之一。

作為一位忠厚長者,歷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的董必武一生信仰馬列:「遵從馬列無不勝,深信前途會伐柯。」

1975年4月2日7時58分,這顆偉大的心臟停止了跳動。董老享年90歲。

何叔衡

何叔衡、鄧恩銘、陳潭秋――血灑疆場志未酬

何叔衡 生於1877年,是參加會議最年長者。儘管董必武比毛澤東長9歲,何叔衡比董又長9歲。他也是一位前清秀才。「老秀才」革命之初,是在1918年參加新民學會,而且是這個團體的領導人之一。

一大召開那年,何叔衡44歲,已有相當的經歷和學識。「一大」閉幕後,何叔衡與毛澤東回到長沙,著手湖南黨組織的建立和發展工作。不久,中共湖南支部成立,他利用捐資辦起了湖南自修大學,培養黨的幹部。

1927年5月,長沙發生「馬日事變」,正在指導農運的何叔衡被捕,但他很快機智逃脫。後經組織安排,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

三年後,何叔衡返回上海,被組織分配去中國互濟總會,擔任總會主任的工作。

1935年2月24日,何叔衡、瞿秋白、鄧子恢等一批中央領導人從江西轉移到福建長汀縣,不料與敵「義勇隊」遭遇。何叔衡落崖受傷,被兩個匪兵發現,結果被匪兵連擊兩槍,壯烈犧牲。

鄧恩銘

鄧恩銘 從研究馬克思主義到領導黨的運動只有11年,但這11年生命確實壯觀。

鄧恩銘出身在貴州荔波縣一個水族家庭。1918年,鄧恩銘在親戚幫助下考上濟南省立第一中學。也就是在這裏,他開始了革命的起步。

在1920年末,山東共產主義小組秘密誕生了,鄧恩銘和王盡美成為負責人。

中共一大召開時,正值鄧恩銘放暑假,他接信後迅速從青島赴滬,是到會較早的代表之一。在這次會議上,他是較活躍的青年。一大之後,他又作為中國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結第一次代表大會。

1928年底,當鄧恩銘在濟南深入進行革命活動時,由於叛徒告密,被捕入獄。

1931年4月5日黎明,30歲的鄧恩銘從容整裝,與難友們一一告別,然後高唱《國際歌》昂首闊步走向濟南緯八路刑場,英勇就義。

陳潭秋

陳潭秋 1921年7月出席中共一大時,他不僅是武漢湖北共產主義小組的負責人,同時已是著名的學生領袖。

大革命失敗後,陳潭秋在江西、滿洲、江蘇等地做黨的工作,曾被捕入獄。

1933年春,陳潭秋與謝覺哉化裝同行,秘密進入中央蘇區,出任中華蘇維埃糧食部長。

1935年7月,陳潭秋回到上海。不久,被中央派往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

示他留在新疆接替鄧發任中共中央駐新疆辦事處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並擔任我黨與「新疆王」盛世才建立統一戰線的重要任務。

1943年9月27日,陳潭秋和毛澤民、林基路等同志被與蔣介石暗中勾結的盛世才秘密殺害於烏魯木齊。

李漢俊

李漢俊、李達――脫黨而不放棄信仰

李漢俊 是中共一大代表,後來血染刑場,被敵人所害。但此時他已不是中共黨員。

李出生湖北潛江,後留學日本。在京都大學遇到日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河上肇,汲入馬克思主義營養,由學數學轉而鑽研馬克思主義,並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方面,有一定見解。

一大召開後,他把自己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與兄居住的廳堂做會場,終日備煙沏水準備會務,同時也闡述了大量建黨主張。會議後期,他從容應對特務的騷擾,保護了與會代表。

二大後,李漢俊與張國燾和陳獨秀髮生矛盾,就漸漸脫離了黨的活動。

李漢俊不在黨組織中活動,但並沒有放棄馬克思主義信仰和革命工作。大革命失敗後,他利用「合法」職位,掩護了一批尚未暴露的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進步人士,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

1927年12月17日下午,李漢俊在寓所被新上台的桂系軍閥胡宗鐸抓走,在未審訊的情況下,當晚被槍決。桂系軍閥在刑場貼出告示,稱李漢俊為共黨首要分子。嗚呼,烈士沒有在黨的花名冊上,卻死在「罪」為共黨首要分子的佈告下。

李達

李達 也是農家之後,1890年出生在湘江之濱。完全靠苦讀,他考入北平師範學校後,以優異成績考上留日官費生。

1918年6月,李達完成了一生中最大的一次轉折,成了一個熱烈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他放棄了理科,專攻馬克思主義學說。

早在20年代,如此醉心鑽研馬克思主義的人不多,這為李達後來成為黨的理論家,從而在社會科學戰線上留下濃重的一筆奠定了基礎。1920年他啟程回國,很快與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共同成立共產黨上海發起組。

李達在一大上提出許多見解是自然的,因為當時國內馬克思主義理論超過他的人並不多。

一大結束後,李達還在上海機關做了一年的實際工作。

但不久,他便攜家返湘,同毛澤東等合作辦湖南自修大學去了。李的這次返湘,既有毛澤東所邀,也因他與陳獨秀和張國燾的矛盾所致。

是年,李達憤然宣佈脫黨,犯下他一生「最大的錯誤」。

1949年12月,毛澤東作為歷史見證人,劉少奇作為介紹人,李達重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新中國成立後,李達奉命改造湖南大學,很快取得成效。接著又去改造武漢大學,同樣成果甚豐。這一期間,他主要是辦校和從事黨的理論研究。他是在毛澤東晚年少有的幾個能夠與之理論對話的人。毛稱李達為:真正的人!

「文革」一開始,他就被迫害致死,終年78歲。

陳公博

陳公博、周佛海、張國燾――背信棄義叛黨投敵

陳公博 是廣州代表,是一大代表中最先脫黨的。1921年7月30日,一大會場遭敵探騷擾,次日會議移至南湖,驚魂未定的陳公博脫離集體而逃,返回了廣州。

此時,正趕上廣東軍閥陳炯明叛變,中國共產黨特別會議決定聯孫反陳,但陳公博卻拒不執行。

此後,他又在黨的會議上明確宣佈:不再履行黨的任務。

在汪精衛的支持下,陳公博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1925年回國任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書記長。1年之後,當選國民黨中央執委。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蔣汪再次聯合,汪精衛出任行政院長後,陳公博出任國民黨中央民眾訓練部長、行政院實業部長。

1940年3月20日,他在南京就任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立法院長及軍事委員會訓練部長要職。

然而,就在汪陳聯手、多行不義之時,汪精衛在日本名古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結束了罪惡的一生。

陳公博由漢奸中的二號人物升為一號魁首。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投降,陳公博倉皇逃到日本。隨後,國內掀起懲罰漢奸的浪潮。陳被送回南京。

1946年4月5日,江蘇高等法院審理陳公博。6月3日,將陳公博移往蘇州獅子口江蘇第三監獄,判處死刑。

隨著一聲沉悶的槍聲,陳公博罪惡的一生結束了,時年54歲……

周佛海

周佛海 是旅日代表。1917年初夏,周佛海赴日留學,進入鹿兒島第七高等學校學習。通過閱讀大量社會主義書籍,周佛海開始信仰共產主義。

1921年,周佛海在鹿兒島接到赴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信件,成為唯一從境外趕回來的一大代表。

11月初,周佛海返日,改入京都大學,在錯誤的理論指導下,周佛海逐漸與共產主義背道而馳,並為生活所困而沉淪。

回國後,周佛海很快與國民黨右派分子沆瀣一氣。1924年9月,周佛海給中共廣州執委寫信要求脫黨。

周佛海一脫黨,便馬上踏上反共道路,成為蔣介石翼下一得力謀士。然而,蔣介石的重用未能滿足周佛海對權力的追求和慾望。「九·一八」事變後,周佛海、汪精衛一見如故,共謀“和平”。

1938年12月15日,周佛海以視察宣傳為名,先期到達昆明等待汪精衛等人逃往河內。此事最後取得成功,周立了頭功。

繼而,周佛海出謀劃策,建議汪精衛開展「和平運動」,建立和平政府。

與此同時,周佛海非常重視特務工作。他採用種種特務手段,使自己成為偽政權起事人和「開國元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歷時5年4個月的汪偽政府作鳥獸散。

周佛海故伎重演。他迅速給蔣介石發電,利用他擔任上海市長一職表示將滬完整交給中央。蔣介石收電後,任命周佛海為行動總隊司令。1946年3月,蔣迫於全國壓力,把周佛海押往南京。周以「迫謀敵國、圖謀反叛本國」之罪被判處死刑。

周佛海的婚外戀人楊淑慧以公佈蔣周往來密電為由,要挾蔣介石特赦周佛海。

1947年3月26日,國民政府下達主席令,特赦周為無期徒刑。1948年2月28日,周口鼻流血死於南京老虎橋監獄一囚室之中。

張國燾與毛澤東在陝北

張國燾 是北京代表,一大會議主持者,中途叛黨。

五四運動期間,張國燾參加示威遊行,成為「學生領袖」,被推舉為北京學聯主席。

1921年6月,張國燾和劉仁靜作為北京黨組織的代表到上海參加一大。

張國燾同時也是中國早期工人運動的領袖之一。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為了發展全國工人運動,於1921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張國燾受命此任,並與同仁一道發表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宣言》,揭開了中共正式成立後領導全國工人運動的序幕。

1924年5月21日,張國燾及夫人楊子烈被捕,由於大量文件落入敵手,張國燾被迫投降自首。出獄後,張國燾隱瞞變節行為,參與中共駐國際代表團留在蘇聯。客居蘇聯三年的張國燾一回國,立即撰文擁護王明。不久,張國燾以中央代表身份被派往鄂豫皖蘇區主持工作。

1935年夏,長征途中的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好馬壯,先是要奪紅軍總政委一職,繼而在中委、中央政治局委員中要官要位,並發展到對抗中央路線,對中央北上的決議拒不執行,直至最後拋出一個非法成立的第二中央。

1938年初,張國燾利用離開延安到陝西中部黃帝陵祭祖的機會,隻身投靠國民黨,並面見蔣介石,決意叛黨。

張國燾叛黨後,立即投奔到戴笠門下,從事反共活動。他在上海辦過宣傳反共的《創進》報。1949年,張逃往香港,同第三勢力一起辦起《中國之聲》雜誌。

1966年,張國燾匆匆離開香港,移居加拿大。十幾年後,客死他鄉。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導讀]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黃永勝

胡世壽:1928年生,安徽無為縣黃姑鄉人,1941年5月入伍,1943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北京衛戍區副師長、師長,離休時任北京衛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

九一三事件是我們黨歷史上最大的政治事件,主要是兩架飛機外逃,載著林彪等人的三叉戟墜毀在蒙古溫都爾汗,另一架直升機被英雄飛行員陳修文迫降在懷柔北部山區。我有幸親臨直升機現場,參與處理了九一三事件中的直升機一案。2011年是九一三事件40周年,我願意把這一段歷史告訴大家。

話,懷柔北部山區上空有一架直升機要迫降,要我們三師立即派人去處理。張師長還交代,機上人員要是活的,不能讓他死了;如果死了要看好。對直升機上的東西,如文件、武器要看管好,決不能讓空軍搞走。

我立即去辦公樓打電話,準備通知七團派一個連去現場。這時部隊還沒有吹起床號,操場上還沒有人,我在去辦公樓途中碰到司令部坦克科參謀楊景庭。他拿著腰帶準備出操,我臨時「抓」他跟我去執行任務。我們快走到辦公樓時,碰上副參謀長曹玉培,我當即叫他通知七團去一個武裝連,緊急到懷柔北部山區。

我和參謀楊景庭什麼武器也沒有帶,就急忙坐上嘎斯69出發了,此時還不到6時。我雖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感覺是大事。我心裏非常焦急,也沒有去想為什麼不能讓空軍插手,明明是他們的飛機嘛。我命令司機開到80邁。懷柔地區的道路還算平整,只是窄一些,好在清晨沒有什麼車輛,6時30分我們到達懷柔西邊的渤海所。

我們到時直升機已經迫降在時令河的河灘上,這是一塊四面環山的小盆地。七團的武裝連還沒有趕到,直升機現場全是民兵和老百姓,人山人海,也搞不清有多少人,反正直升機周圍全是人。懷柔山區解放前是革命老區,老百姓警惕性都很高。而且他們日落而息,日出而作。正是起床時間,成千上萬的老百姓拿著鋤頭、鐵鍬、棍子,大聲喊叫著抓特務。他們七嘴八舌說,直升機是早晨4、5時來的,然後降落的,聲音非常大,而且直升機在空中抖動不止。

我們到達現場時,我看見直升機上有一個飛行員(陳修文)歪倒在駕駛艙里,又查看了附近玉米地有兩具死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周宇馳和處長於新野)。我問村幹部有沒有活人。眾人七嘴八舌地說:有兩個活人,一個到了沙峪,一個在渤海所。

我把現場交給民兵看守,囑咐任何人都不能靠近直升機。然後我去了沙峪。在大隊部我看到一個穿空軍服裝的人(李偉信),正在給空軍副參謀長鬍萍打電話,報告他們迫降在懷柔山區。我們只是執行具體任務,沒有對犯人提審的權力,我簡單問了他幾句。他說他叫李偉信,是空四軍秘書處長,在林立果身邊工作。李偉信還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這不是天大的玩笑嗎?我聽了根本不相信,立即命令把李偉信捆起來,關進嘎斯車裏,由楊參謀看管,不能讓他胡說八道。然後我一人去渤海所大隊部,在民兵的幫助下,把另一個活著的飛行員陳士印也捆了起來。

這時,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帶五連兩個排趕來了,真是及時雨!我非常高興,首先向王副團長宣佈事故性質嚴重,你們任務也非常重,首先把兩個犯人看管起來,不能讓他們自殺,也不能讓他們跑了,更不能被空軍搶走。如果犯人逃跑,只能打斷他的腿,決不能打死。

接著我派部隊切斷渤海所至懷柔的公路,切斷沙峪至九渡河公路,防止沙河機場的空軍來搶文件和武器。然後我迅速回到直升機現場,向老百姓宣佈:事情性質很嚴重,請大家遠離,不要靠近直升機,保護好現場。

這時,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副主任楊某某、懷柔縣公安局局長李軍、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七團團長張前進都來到現場,我召集所有在場的領導幹部開了一個緊急會議。雖說我對事情也並不清楚,但總比他們多知道一些。我說:一、事件是嚴重的,屬於什麼性質尚不清楚,但涉及國家機密;二、請召集大隊幹部,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三、不要傳播謠言。這件事情關係國家大事,誰傳謠就是造謠惑眾的問題。現場由七團五連看管,別人都離開,決不能出任何問題。

我同時向在場的公安部、市公安局、懷柔縣公安局的幹部,包括法醫、記者宣佈:此次事件有關大局,是機密大事,問題尚不清楚,第一不得外泄,第二請將拍攝的膠捲交出來,待問題弄清楚了再還給你們,或者自己曝光。目前我們對總的情況沒有接到上級通報,北京衛戍區規定我們執行具體任務,其他無可奉告。這是國家大事,請予合作。大家不要在現場停留,都請立即回去吧。

9時左右,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李剛來到渤海所,我向他報告了直升機迫降的大致情況,已出現的問題和處理情況。李副司令員指示開設指揮所,對現場出現的新情況要及時上報。我立即將大隊的電話調用,由北京衛戍區司令部通信處與北京市電話局、中南海電話局協調,將人民大會堂至渤海所的電話調為專線,沿途支線停止使用,保障司令員吳忠與渤海所的通信暢通無阻。

這時,總政保衛部部長徐海濤坐著賓士車來了,說是總政主任李德生要他來了解一下情況。根據人民大會堂電話的指示精神,我告訴他,我們是看管犯人,保護好現場,沒有提審犯人的權利,無情況奉告。你要看可以隔200米,遠距離觀看,不可以進到現場。這位徐部長看了看外部情況,提出要回去。我讓五連副連長李友清把他送到團部休息,要團長熱情接待,實際上把他「軟禁」起來。因為在那麼複雜的情況下,搞不清這位保衛部徐部長是真是假。

空軍沙河機場警衛連連長帶全副武裝的一個班來了,說要了解直升機的情況。我問他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說不知道。我說:一、你不知道是什麼事故;二、這個地區屬於北京衛戍區的防區,友鄰部隊全副武裝來,要事先聯繫或得到有關部門通知方可進入;三、你們莫名而來是不符合規定的,待我報告後再說。

因為師長已經交代不能讓空軍介入,雖然搞不清為什麼,但我對空軍方面來的人格外注意。我讓這一個班的空軍把武器放下,其中一名空軍戰士說他槍里有子彈。我當即命令他們向後轉,退子彈,槍放下,收繳了他們的槍支彈藥。這時部隊還沒有到,事後想真是有點冒險。正好七團衛生隊軍醫馬志軍帶救護車來到現場,我大聲叫馬軍醫把這個班送到你們營房,要團里安排他們休息吃飯。實際上也是把他們「軟禁」起來了。

11時左右,空軍駐懷柔導彈某師政委帶著陳參謀長來了,要進現場,被我勸阻。我把他們讓到生產大隊的一間空房裏,屋子裡沒有椅子,大家都站著。我問他們奉誰的命令。他們說是空軍副參謀長鬍萍的指示,讓他們了解現場情況。我又問他們:你們知道是什麼事故嗎?他們說不知道。我說既然不知道,請兩位坐下休息。他們提出要回去,我說不要急,待我報告人民大會堂,得到指示後再作安排(舒雲按:其實他們坐吉普車來的途中與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相遇,朱部長簡單介紹了情況,他們也看了兩具屍體的現場,只是他們進直升機現場被攔)。過了20分鐘,人民大會堂周總理指示,現場由北京衛戍區處理,讓他們回去工作。

11時左右,北京電話指示,派兩名得力幹部把兩名活犯人安全押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交給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政委楊俊生。我將七團團長張前進、懷柔武裝部部長朱兆林請來,交代他們兩人每人押送一人,直接送到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交給吳、楊兩位首長。我說:你們要特別注意,第一、中途不能停車,不能讓空軍把人搶走;第二、要絕對保證安全,如果犯人逃跑,可以打斷腿,決不能打死,一定要把活人送到衛戍區;第三、送到後你們直接回部隊,掌握部隊,做好戰備工作。

安排完這一切,到了午飯時間。我又渴又餓,才想起來還沒有吃早飯,更不要說午飯了。我要七團副團長王德勝到沙峪警衛點(倉庫)三機連送點飯。直到下午2時炒飯送來了,我才和李剛副司令員等吃了一頓飽飯。約下午3、4時,人民大會堂來電話指示,當晚把三個死者送到警衛二師醫院的太平間。於是我決定用七團衛生隊的救護車,由五連派三個人,隨軍醫押車。

我指揮九連連長李金虎上直升機,將飛行員陳修文的遺體從駕駛室搬下來。直升機的機身上有個用蓋板蓋住的腳蹬,一伸腳就能打開,可是我們都沒有上過直升機,不知道怎麼上去,最後只好搭人梯上去,費了很大勁才把陳修文的遺體搬下來。駕駛艙地上血很多,都流到後艙了。

然後我指揮清查直升機上的文件、武器等物品。我們強行打開後艙門,裏面有三支衝鋒槍,兩支手槍,以及部分子彈。還有一大皮箱機密文件和軍事地圖,標有全國軍隊部署等。這中間還出了一個笑話。我們發現一部錄音機,那個年代根本沒有見過什麼錄音機,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大家亂撥亂按,結果弄響了。以後知道是黃永勝、葉群談烏七八糟的私生活,據說是林立果錄的,目的是為了讓黃永勝交權的證據。李剛副司令員急忙叫關起來,可是誰也不會關錄音機,老是在響。最後有人試圖用急救包的綁帶把它綁起來,無意中碰到開關,這才不再響了。

處理完直升機,我和五連戰士清理現場周圍。在不遠的玉米地里發現一地碎紙片,紅鉛筆寫的白色紙。我命令全部撿回,用信封裝好,一併呈送北京衛戍區領導。

中央處理慎之又慎。專家拼湊字塊時發現少了一個「月」字,要求找回。9月14日上午我帶五連一排再去現場找,不巧9月13日夜裏下了雨,增加了尋找的難度。我們採取拉網式,反覆幾趟,才終於在泥地里找到了一小塊濕紙片,如獲至寶,「月」字找到了(舒雲按:為了一個「月」字,如此興師動眾。而更重要的“林彪手令”為何缺失三分之二)。

我體會工作作風要細緻,特別是政治事件中任何細小雜物都不能丟掉,否則將誤大事。如果我們第一天20多人在玉米地找遺物,再細一點,就不會丟掉「月」字,專家復原成“黃永生”,給周總理添了麻煩。據說周總理在人民大會堂問黃、吳、李、邱,誰認識黃永生,都搖頭不答。9月14日下午這個「月」字送到衛戍區司令部,和“生”字一對,正是“勝”字。據說黃永勝看後傻了眼,往沙發一倒說“小林彪臨死還拉我一把”。

9月13日19時,我把直升機現場交七團副團長王德勝負責指揮,由五連嚴加看管,不准出任何問題。我隨副司令員李剛把收繳的文件和武器彈藥裝上車,直接去了北京衛戍區司令部二樓會議室。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第一書記吳德,中央候補委員、衛戍區司令員吳忠都在等著我們彙報。

副司令員李剛要我彙報,我就從接到電話後,5點半出發,約6點20分渤海所飛機迫降現場,立即將兩個活的即李偉信和副大隊長陳士印抓獲。我簡單問幾句,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等去烏蘭巴托求援,我聽後又信又不信,但感到事態嚴重,命令他停止放毒,然後又請懷柔縣革委會主任張滿等人開會,要他們動員群眾回去搞生產,不要散佈謠言。後來我又講了陸續處理公安系統來的人,以及處理沙河機場警衛連長帶的全副武裝班,空軍駐懷柔導彈師政委、參謀長,總政保衛部徐部長等一系列問題。

諸位領導聽我彙報後說:你處理現場的情況是對的。然後特彆強調:你們沒有傳達任務,要保密。司令員吳忠對我說:你回去抓部隊戰備工作。

彙報會議結束已經到晚上10時,李剛副司令員請我到食堂吃晚飯,喝茅台酒。飯後我回到師辦公樓,師長、政委和師其他領導都集中在作戰室,等著我講情況。我只說一架直升機出政治事故,北京衛戍區領導要我們抓好戰備工作。

當晚我怎麼也睡不著,接觸到的情況令我震驚。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黨章明確寫著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接班人,為什麼犯人李偉信說吳法憲搞政變,林彪去烏蘭巴托求援?北京衛戍區領導沒有回答我這個問題,究竟是李偉信撒謊,還是確有其事?我搞不清楚。國慶節前傳達中央57號文件,我才恍然大悟。不管怎麼說,我們面對現實,尊重黨中央新的指示精神,堅決認真積極負責處理新情況就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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