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談判誰1句話闖禍 鄧小平暴怒：我說了算！

鄧小平會見戴卓爾夫人（資料圖）

1984年5月，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香港駐軍事件」。鄧小平為之大發雷霆。耿飈、黃華兩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牽涉其中，前者寫出檢討，後者以黨票保證；英方談判團首席代表、英國駐中國大使伊文思緊張得說英語都磕巴；採訪黃華的女記者嚇得舉不起話筒……

「我們不能做李鴻章」

中英兩國解決香港問題的談判，從1982年9月至1984年9月，進行了整整2年，分為秘密磋商和正式會談兩個階段。正式會談的時間是14個月，共進行了22輪。中國與英國關於香港問題的談判遲遲達不成協議的焦點是「國家主權」問題，英國步步為營，我國寸土不讓。

在多次談判中，我方堅持「香港回歸後，國防、外交必須由中央直接管理」。英國說：“不要駐軍，駐軍了以後，老百姓就嚇壞了，都要移民了。”參加過談判的中國代表團團長、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說：“哪有這樣的事，你們能駐軍，我們為什麼不能駐軍？”英方說：“我們不一樣啊！英國離香港十萬八千里，萬一有什麼事，我們來不了，可你們就在旁邊啊！你們不需要在香港駐軍。你們在廣州、深圳有軍隊就行了，萬一發生香港受到外國侵略的事情，得事先徵求港府的意見，立法會同意了，你可以暫時來一下，沒有任務了就馬上回去。”周南氣憤地說：“這簡直是荒唐邏輯！”

在駐軍這個問題上，鄧小平的態度始終是堅定的、一貫的。早在1982年9月，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面對來訪的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就提出：「我國政府有權在香港駐軍。」並強調，這是中國政府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象徵。他還斬釘截鐵地說：“我們不能做李鴻章。”1984年4月，鄧小平對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十分明確地講：“1997年後，我們派一支小部隊去香港。這不僅象徵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對香港來說，更大的好處是一個穩定的因素。”同月，鄧小平在審閱外交部《關於同英國外交大臣就香港問題會談方案的請示》報告上，又在關於香港駐軍一條下批示：“在港駐軍一條必須堅持，不能讓步。”

在這個高度敏感、高度關注的問題上，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耿飈卻說了一句模稜兩可的話，結果引發了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鄧小平簡直喊了起來

1984年5月15日起，耿飈參加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在此之前的3月12日，他參加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按照這次會議精神，耿飈對參加全國人大六屆二次會議認真進行了會議發言準備，對需要審議的提案擬好了建議。此後就忙於出席世界議聯大會和接待「議聯」會員國來華訪問的代表團。然而，在六屆二次會議上一次突如其來的採訪，卻使耿飈陷入了一場嚴重的政治事件中。

事情的起因是關於香港回歸後是否在香港駐軍的問題。「兩會」期間，香港記者到處採訪，打探中央關於香港問題的立場、決定。據時任香港回歸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的周南在2007年出版的《周南口述：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一書中回憶：“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傳媒派了一些女孩子來當記者。這些女孩子很難纏，有的還是奉命來摸底的。”前外交部長、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黃華持同樣看法，他在《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中說：“被邀請來的香港記者極想捕捉到一點有關中央對香港回歸問題談判的信息，其中焦點之一就是回歸後人民解放軍是否進駐香港問題。香港記者趁人大會議期間香港各界人士同中國高層人士聚集的時機，見到黨和國家領導人就劈頭蓋臉地提問。”

耿飈就是在劈頭蓋臉的提問中出了紕漏的。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劉振敏回憶：

有記者問耿飈副委員長：「香港老百姓怕駐軍，你們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駐軍？」耿飈副委員長作了含糊其辭的回答：我們可能不一定駐軍吧。第二天，香港報紙講香港不必駐軍，是“中國政府的意見”；“中共前國防部長說，香港恢復後，中國將不派軍隊進駐香港”。一時間，滿城風雨。有的認為，關於香港是否駐軍問題，中國的政策變了，鄧小平說的不算了。

因而引發了軒然大波。

5月25日上午，六屆人大第二次會議閉幕大會結束後，鄧小平接下來就要與參加兩會的港澳代表和委員見面，並安排了記者現場採訪。鄧小平來到福建廳聽取港澳工委負責同志的彙報。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外交部部長吳學謙、全國政協副主席楊靜仁、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等在場。會上，許家屯向鄧小平報告說，耿飈副委員長曾答覆香港記者說「可以考慮不派軍隊進駐」。旁邊主管香港交涉事務的副總理插話說：“還有黃華同志！”

耿飈同志對香港記者說，中國不會向香港派出駐軍，還有黃華同志向記者說，將來香港可以派代表參加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他們根據什麼講這些話？

鄧小平越說越激動，到後面簡直就喊了起來：「他有什麼資格對記者說那樣的話？」“以後，有關香港問題，我說了算，趙紫陽總理說了算，姬鵬飛領導的那個港澳辦說了算。”

他決定要在港澳代表和記者面前說清楚這件事情。

會見開始了。在嚴肅、緊張的氣氛中，大家陪同鄧小平慢慢走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早已等候在那裏的港澳同胞立即起身，熱烈鼓掌，5分鐘後，警衛人員按照慣例，請站著的其他記者退場。鄧小平突然對記者說：「哎！你們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講。」

中方談判代表團團長周南回憶說：「本來按照規定，鄧小平接見各界人士，前邊拉著一條紅線，記者站在那裏拍照，也不許說話，拍完了就退場，然後賓主就談話了。這次他們拍了照，正退場的時候，鄧小平把他們叫住了。」

鄧小平第一次公開談到在香港駐軍的問題，而且採取了一種異乎尋常的方式。鄧小平說：「趁這個機會，我要對記者們說幾句話。你們出去給我發一條消息，就說耿飈，耿飈講這個（可以考慮不派駐軍）是胡說八道。你們給我辟個謠。」香港記者抓住這個場面在報紙、電視上大肆炒作，鬧得不亦樂乎。

鄧小平顯得柔中有剛，他特意對記者鄭重其事地說了下面一段話：「我國在恢復對香港的主權以後，中國有權在香港駐軍。這是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主權的象徵，是國家主權的象徵，也是香港穩定和繁榮的保證。」

接著，鄧小平的語調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國的領土，為什麼不能駐軍？沒有這個權力還叫什麼中國領土！」

稍等片刻，他面對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同胞，又平和地解釋：「我們解決香港問題的立場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只要按照我國政府的政策辦事，香港問題是會得到圓滿解決的，真正愛國的、愛香港的人是不會失望的。”

在場的人士對鄧小平這一番話無不感到突然。坐在鄧小平旁邊的中國記協副主席、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曾插話說：「5分鐘了，夠啦，夠啦！」意在請記者離場，制止鄧小平再往下說。但鄧小平此時顯得很激動，似乎不吐不快的樣子。

當港澳記者退場之後，鄧小平又對港澳代表和委員詳細論述了駐軍的必要性，還就中英談判的進程、過渡時期的問題等作了重要講話。他說：「我們明確講了，中國要在香港駐軍，耿飈講的有一條是對的，就是香港不負擔軍費，費用由中央負擔，不用香港負擔。這在會談中我跟傑弗里·豪外相講了，我說，為什麼要在香港駐軍？香港以後實行最廣泛的自治，駐軍象徵著中國的領土，象徵著我們的主權。」

有人問：「香港有僱傭兵、廓爾卡兵，是否可以留在香港？他們不到1000人。」鄧小平回答：“這個不行。將來大陸派解放軍去，因為象徵主權問題。”

女記者嚇得舉不起話筒

鄧小平大發雷霆的時候，耿飈還一無所知。大會結束後，他按計划去萬壽賓館會見外賓並準備共進午餐時，突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員長要他立刻趕回人民大會堂。司機和警衛參謀到另一個地方就餐去了。耿飈來不及找自己的車，就近抓了一輛便車，隻身趕到大會堂西南門，被告知彭真已經到北門等他了，看來事情十分緊急。耿飈疾步穿過大會堂，臉色嚴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訴耿飈：小平同志發火了。

彭真對耿飈說，香港的報紙發表了關於香港駐軍問題的言論，引起小平同志發火。彭真要求耿飈嚴肅對待這件事情……

當彭真把這一情況告訴耿飈後，他第一個表情就是陷入了「努力回想中」。他與彭真說了10來分鐘的話，這時聞訊趕來的警衛參謀已經帶著耿飈的座車趕到大會堂北門廣場。

耿飈上車後，司機問：「去哪？」因為司機知道，首長是在會見外賓的場合下趕過來的，還沒有用餐。耿飈說：“回家。彭真同志叫我這幾天哪裏也不要去了。”

黃華也在當天知道了鄧小平對他的批評。據他回憶：

事後，一位在場的同志告訴我上述情況。我當天晚上打電話給小平同志的秘書王瑞林同志說：請你轉報小平同志，我以我的黨票擔保，我沒有向香港記者說過不駐軍的話，希望小平同志查核。小平同志是個正直講信義的人，他隨後向香港船王包玉剛先生鄭重說明，黃華沒有說過香港回歸後不駐軍的話，並說：我錯怪了黃華同志了。包玉剛先生與我甚為熟悉和互相信任，他親自向我說了小平同志對他講的話。小平同志還向陪同他會見外賓的外交部的同志作過同樣的說明。

原來，黃華在此之前確實接受過香港亞洲電視台的採訪，談論香港問題，但是他並沒有就駐軍的問題發言。鄧小平批評黃華時，採訪過黃華的亞洲電視台的一位女記者就在場。她說，她聽了鄧小平那段話，害怕得連咪高峰都舉不起來，以為鄧小平四川口音很濃的那番話，是指他們發播的新聞「胡說八道」。

。26日，香港各報均以《鄧公宣佈在香港駐軍》為通欄大標題，在頭版發佈消息。

對於鄧小平的講話，英國人相當震動。在鄧小平發怒的第二天，英方談判團的首席代表、駐華大使伊文思緊急約見了中方談判團團長周南。

周南回憶說：伊文思那天表現得挺緊張，說話都有點磕巴。

伊文思說，聽說昨天鄧主任在人民大會堂說某某先生胡說八道，英方很關注。伊文思不敢講出具體人的名字。他說：鄧主任的講話在香港各界引起很大的震動。港英當局還是很害怕這個問題，希望你們中國政府慎重考慮，是不是不一定要在香港駐軍。我說：你不要再講了，我們講了已經多次，這是恢復行使主權。國防要中央管，就必須在香港駐軍。鄧主任已經發了脾氣，你還講什麼！他說：我是奉政府之命來表示這個態度。我說：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餘地！他就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5月28日，經過反覆的回憶和思考，耿飈為此寫出了檢查。寫道：「費了兩天時間，仔細考慮，我確實講了‘解放軍不需要進駐香港，港人也可以不付軍費’。這是毫無根據的。一點也沒有考慮後果，是一次嚴重的失言。由於我說了錯誤的話，政治上影響很壞，使黨和國家蒙受嚴重損失。小平同志對我的批評，是完全正確的、必要的。我真誠地擁護。今後一定從頭學起，提高政治水平，兢兢業業地工作，把小平同志的批評當做座右銘。請丕顯同志轉彭真同志。」

沒有任何解釋，沒有一句贅言，也沒有強調客觀因素，耿飈的自我批評，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高風亮節的品質和知錯就改、勇於認錯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外交家的風度，令人肅然起敬。

耿飈承認失言的坦誠，使這場「軒然大波」真相大白，瞬間平息。中英雙方在談判桌上關於駐軍問題的“爭吵”戛然而止，這是耿飈最希望看到的。

5月30日和31日，第15輪「正式會談」開始，英國方面不再堅持“反對中國方面‘1997年收回香港’以後行使‘駐軍權’”。但是，英國方面提出希望在擬訂協議正文附件關於防務問題的條款時加上“駐軍主要目的和任務限於對付外來威脅”。中國方面表示“不能同意”。最後，形成的協議正文和附件，關於防務問題的條款表述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直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國防事務屬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央人民政府派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防務的部隊不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政事務，駐軍軍費由中央人民政府負責。”

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會上再次談到香港駐軍問題，他說：「我們的同志，主要是耿飈同志講，中國不會派軍隊去，這就講走火了。這個問題已經過去了。」

11月9日至10日，耿飈主持召開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聯組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央關於香港問題的協議文件和3個附件。

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兩國政府在香港舉行政權交接儀式，中國政府正式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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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1日，毛澤東第二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此時距他1949年3月首次成為封面人物不到兩年。歲月間隔雖不長，卻是一段極為重要而複雜的歷史行程——國民黨政權向共產黨政權過渡的時代替換，大致完成。

兩年之間，新的時鐘開始計時，新的政權令世界矚目。陌生伴隨新奇，驚詫伴隨震驚，新的中國所發生的諸多變化，讓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始料不及。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乎通常的預料和設想。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大課題，赫然出現。整個西方，遠沒有足夠的預熱時間，做好面對紅色新中國的準備，適應紅色映照下的新東方。同樣，紅色新中國也在類似狀態下面對西方。舊有的相互隔膜與仇視尚未消散，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發的韓戰，又將雙方本應冷靜相對、學會相互適應的狀態，一下子推到了戰火中直接對立甚至交戰的極端。

交戰情形下，歷史的梳理與總結，未來的籌謀與起步，頃刻間被塞進了難以周旋的狹小空間。誰還來得及去想走出對立的極端，各自將付出多少代價？走向緩和，又該需要多少年？

毛澤東再度成為封面人物，正是在中國人民志願軍已經出兵朝鮮參戰並首戰告捷的背景之下。率軍在朝鮮戰場作戰的麥克阿瑟將軍，坐鎮白宮的杜魯門總統，乃至整個世界，可以說都沒有估計到，建立還不到一年的中共新政權，真的會在尚未恢復元氣，經濟與社會亟待重建之際，答應蘇聯與北韓的請求，派出一支大規模軍隊，跨過鴨綠江，投入到一場與美國直接對立的戰爭。

麥克阿瑟於9月15日開始仁川登陸，扭轉了戰爭初期南韓的被動局面。收復漢城、越過三八線、佔領平壤……隨後，他躊躇滿志，樂觀地估計要在當年感恩節(11月的第4個星期四)之前結束戰爭，第八軍也可以在聖誕節撤回日本。可是，11月中旬，二十萬中國軍隊一夜之間突然出現，成功反擊。這一巨大逆轉，令麥克阿瑟將軍瞠目結舌，樂觀的預言頓成泡影。

於是，與第一次相比，該期《時代》對封面人物毛澤東肖像的描繪，多了更深的、更為強烈的敵意。第一次，毛的臉龐繪以深銅色，有著陝北黃土高原的渾厚；第二次仍為渾厚黃色，色調卻偏清冷。第一次，毛澤東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側望，鎮靜從容，與身後書寫在紅底上的四個黃色大字「民主統一」，互為呼應。第二次，毛澤東眼睛正視前方，多了強悍、果斷，甚至含有兇猛。最顯敵意之處，莫過於在毛澤東肖像周圍，畫上了一群洶湧而至的紅色蝗蟲。貶斥之意，顯而易見——數十萬中國軍隊，正是奉毛澤東之命入朝作戰。

在敘述其經歷時，不僅突出其軍事才能與軍事思想，還以明顯的敵意將毛澤東與明朝張獻忠進行比較，以此而強調其對戰爭、對暴力的欣賞態度。

軍事力量——具體表現在中國紅軍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創造，是他的驕傲和快樂。游擊戰爭的戰略與戰術，源自他的大量專業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總司令，他的傑出戰場將軍林彪、陳毅、劉伯承，一直接受著他的淵博思想的指揮。

關於游擊戰爭，毛多年前從中國公元前五世紀的孫子兵法中獲得教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他為各地的同志寫過一本軍事論著《戰略問題》(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澤東寫於一九三八年的《戰爭和戰略問題》——譯註)

毛的最生動的文學形象，是用來描述軍事藝術。他曾寫道「游擊戰應該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他高度稱頌武裝鬥爭：「歷時十年的共產黨戰爭，可能會讓其它國家為之驚奇，但對於我們，這不過是一個序幕，歷史經驗寫在血與鐵之中。」沒有別的軍閥比毛有更多的血跡斑斑，即使瘋狂的張獻忠將軍也難以超過，張在明朝時屠殺了四川三千萬人(據史書應是三百萬——譯註)，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即史稱之「七殺碑」——譯註)。(《時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走筆，《時代》隨處可見的強烈敵意，正是此時美國上上下下，面對中國出兵朝鮮戰場而引發的震驚、氣憤情緒的形象表達。

杜魯門、麥克阿瑟推諉誤判責任

關於韓戰，杜魯門、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都寫得頗為詳細。《杜魯門回憶錄》出版於1956年，《麥克阿瑟回憶錄》出版於1964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兩人的回憶錄參照閱讀，即可發現，到底誰該為錯誤判斷中國參戰可能性一事承擔責任，二位各持一詞，相互推諉。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面對毛澤東的揮兵參戰，他們當年的確陷入了盲區。讀兩人回憶錄的不同敘述，我們看到的是美國高層的一幅混亂與矛盾的景象。兩人之間早就存在的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直至幾個月後，杜魯門憤然解除麥克阿瑟的所有職務。

這裏，不妨略微花費筆墨，沿著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回憶脈絡，重回1950年，看看毛澤東再度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之前，那些日子裡朝鮮戰場的風雲變幻。

10月15日，杜魯門從珍珠港飛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島與麥克阿瑟見面，與之同行的有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等。杜魯門說，見面時，麥克阿瑟以確定無疑的口氣說中共不可能參戰。

麥克阿瑟也寫到了他與杜魯門在威克島的會面。不過，他說，並非他一人，而是與會的所有人(當然包括杜魯門本人)得出同一個結論——「赤色中國」沒有干預韓戰的意圖。他甚至以頗為激動的口氣，指責對他的看法的歪曲，將之稱為“謊言”。

不限於此。麥克阿瑟除了堅稱不是自己一人錯誤判斷了中國出兵的可能，他更將矛頭直指杜魯門政府，認為韓戰爆發伊始，華盛頓宣佈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限定台灣中立的決定，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權，沒有了蔣介石威脅的後顧之憂，這才埋下了中共最終可以抽身南方，派兵朝鮮的隱患。

相互推諉也罷，相互攻擊也好，只能是後來個人的歷史餘墨。而當時，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得不以相同的震驚，面對在冰天雪地里騰身而起的二十萬中國人民志願軍。

李奇微是另一位與韓戰關係密切的美國將軍。韓戰爆發時，他任陸軍副參謀長，同年12月下旬，在第八集團軍司令沃克將軍因車禍去世後，他前往朝鮮接任第八集團軍司令。隨即，麥克阿瑟被免職，李奇微再改任遠東美軍司令和聯合國軍司令。李奇微在1967年出版的回憶錄《韓戰》中寫到，華盛頓在10月25日前後，第一次獲知中共軍隊參戰的消息，令人震驚和心寒，但華盛頓卻仍沒有意識到局勢的嚴峻。

據杜魯門回憶，美國是在10月31日才確認中國已出兵參戰。但是：

11月4日收到麥克阿瑟以下的答覆：

「目前還不可能對中國共產黨在北韓進行干涉的真實性作出有力的估計。……我建議在條件可能還不夠成熟的時候，不能輕率地作出結論。我相信最後的估計還有待於更全面地積累軍事情報。」

(《杜魯門回憶錄》，第二卷，四三七頁)

杜魯門認為，再次犯錯誤的還是麥克阿瑟，而中央情報局這一次則判斷正確：

麥克阿瑟將軍在11月24日以他的第八軍發動了一次主力進攻。他聲稱這是一次「結束戰爭的……總攻勢……」，他要他的一位指揮官告訴士兵們可以在聖誕節回家了。

但是就在同一天，中央情報局搞了一份給麥克阿瑟的全國情報簡編，說中國共產黨將「在最低限度以內」擴大朝鮮戰鬥，纏住我們的部隊，使我們陷入長期的消耗戰，以便維持北韓政府的現有局面。簡編還提到中國人有足夠的力量迫使聯合國軍撤退到原來防禦陣地。(同上，四四六——四四七頁)

麥克阿瑟則稱，當麾下第十軍團的先頭部隊於11月21日到達鴨綠江時，即便發現有中國軍隊參戰，他依然不敢相信中國真的會全面介入，他陷入猶豫不決之中。

麥克阿瑟一直被認為極度自負，桀驁不馴，可是，在回憶錄中他卻坦承自己陷入了猶豫不決。

哪一個才是真實的麥克阿瑟？

「紙老虎」——一個歷史的比喻

麥克阿瑟當年發起的鴨綠江攻勢，被渡江而來的二十萬中國軍隊擊退，聯合國軍撤退到三八線以南，半島格局幾乎回到了戰爭爆發之前，他曾躊躇滿志間擬定的戰爭結束時間表，變為了一張廢紙。「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一首題為《打敗美國野心狼》的歌曲(後來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戰歌》)，一時間，唱遍中國和朝鮮的土地。槍聲伴隨歌聲，此起彼伏，回蕩天際，擊碎了麥克阿瑟一廂情願的聖誕節回家之夢。

李奇微在回憶錄中認為，麥克阿瑟的錯誤在於他把「紅色中國」當成了「紙老虎」：

也許麥克阿瑟明顯採取的如下看法有某些道理。他認為：中國是紙老虎，中國在無線電廣播裏的警告是訛詐恫嚇，甚至少數志願軍的出現也是那種訛詐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倘若一個人不是被榮譽迷住了心竅，他怎麼能對詳細的情報和戰場上的實際情況堅持錯誤的理解呢？……

某些批評他的人曾私下議論，麥克阿瑟曾希望把我們置於一種只有進攻中國大陸才能挽救局勢的境地，以迫使政府同意採取行動。我以為這種猜測是沒有道理的。我傾向於認為，由於麥克阿瑟眼看勝利在望，而且認定紅色中國是只紙老虎，因而他只相信自己，聽不進任何意見和勸告。就在幾個月之前，他剛剛贏得了一場一比五千的賭博。現在，他還想再來一次，不過這次的賭注下得更大一些。

(《韓戰》，九○——九三頁)

不知麥克阿瑟是否知道，紙老虎——這一形象比喻，幾年前就被毛澤東用來蔑視美國了。1946年8月，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這樣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這個以「紙老虎」譏諷“美帝國主義”的中國新政權的領袖，在1950年12月11日，第二次成了美國雜誌《時代》的封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