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中國》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拍攝於北京，展示了一個小學的學生們、城市的老區、使用針灸技術的剖腹產手術，還有一個棉紡廠及其工人等。第二部分參觀了林縣的紅旗渠，還有河南的集體農莊，以及古城蘇州和南京。最後一部分拍攝的是上海的碼頭和工廠。
本文原載於《文史參考》2011年第18期（9月下）轉載請註明來源
視公司向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函，希望拍攝一部介紹中國的紀錄片，由義大利著名導演安東尼奧尼執導。中國當時也希望打破封鎖，展示自己。於是，外交部和國務院文化組委託駐義大利大使館文化參贊正式發出邀請。
視公司由弗利奧·哥倫布領隊的安東尼奧尼攝製組到達中國。在北京、上海、南京、蘇州、林縣等地拍攝了22天，完成了一部4個小時的紀錄片《中國》。1973年1月，該片在羅馬首映。因為這是「文革」以來西方人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拍攝，導演知名度又高，此片反響很大。美國廣播公司花25萬美元，購進這部影片在美國的公開放映權。當時，誰也沒想到，就是這樣一部紀錄片，引起了一場震驚中外的政治風波。
影。這個電影我沒看過，後來，我看了一個比較左傾的小報紙，上面有一個中國學生的分析，我覺得很深入。這個人大概是個學電影藝術的，他說，這個電影表面上看不錯，但如果你對安東尼奧尼過去的電影手法有點了解的話，你就知道他是在惡毒地攻擊中國。
周恩來不認識安東尼奧尼，也不知道他來華拍攝的情況，他要工作人員查一查，但在場的記錄人員對周恩來的吩咐並沒有記錄下來。然而，楊振寧的話還是傳到了相關機構。
影《中國》給江青和姚文元寫信，姚文元立即批示：「轉中組部業務組調查後寫一報告。」17日，此人又寫信說：「意所謂《中國》長片，是完全站在帝國主義立場觀點上，極惡毒地誣衊我國的反動影片，整個影片通篇把我國描寫成貧窮、落後、愚昧、灰暗的樣子，完全歪曲了我們偉大中國的形象，令人非常氣憤。此片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放映後，對我國影響極壞。為此，美籍中國科學家楊振寧給周總理來信，反映此片很壞。」姚文元再批示：「建議文化組調看影片，並會同中組部徹查此事，共同提出處理意見。」江青批示：「應嚴肅認真對待，並提出處理意見，報中央審批。」
12月30日晚，在北京的全體中央政治局委員調看了《中國》。1974年1月9日晚上，江青在國務院文化組的會議上說：「你們給義大利人搞的那個壞片子，我看了很生氣，奇怪的是那樣的壞人，是我們自己人請來的。」1月16日，江青再讓宣傳口各單位負責人看《中國》，並點到駐義大利使館，說：「這個大使要撤！」
周恩來感到被動，調來了廣播局關於《中國》的拍攝檔案，發現自己與楊振寧談話要求查查的指示沒有被記錄。於是叫秘書摘抄了他與楊振寧談話的有關部分，並在前面寫道：「我因不識此人，不知此事，故告當時參加談話者查查，記錄非熟手，未記入。供中組部查核此事時參考。」
由中組部和國務院文化組負責人挂帥的聯合調查組，於1974年1月30日向中央提交報告，將此事說成外交工作的右傾投降主義。中國駐義大利大使沈平被召回國，進了學習班。外交部代部長姬鵬飛和新聞司司長彭華也被批判，做檢查。《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惡毒的用心，卑劣的手法——批判安東尼奧尼拍攝的題為〈中國〉的反華影片》。
此後，批判文章連篇累牘，持續了一年多。直到江青倒台兩年多以後，1979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才轉發了外交部的報告《關於肅清「四人幫」在批判〈中國〉影片問題上的流毒、撥亂反正的請示》，給這場風波畫上了休止符。
最近，我重新觀看了這部紀錄片，感覺它真實地反映了當時中國百姓的衣、食、住、行、文體生活和精神面貌。比起中國自己拍攝的新聞簡報，保存了更多的歷史信息。雖然導演是在頗受約束的條件下拍攝的，但敘述心態相對平和。他們不肯按照中方的基調刻意美化，但也沒有刻意醜化。有一些溫和的議論和批評，只是出於價值觀的差異，而非出於惡意。但當時中國處在唯我獨尊的心態中，只希望聽到來自外界的讚美，於是，並不反華的安東尼奧尼，被打成了「反華小丑」。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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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配圖：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發表了重要講話。
「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貓論」在中國恐怕無人不知，它早已成為“中國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的概括。
1992年春天，88歲的鄧小平南巡武昌、深圳和珠海。也就在那一年，「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成為坊間最流行的話語。
誰改了貓的顏色
「貓論」並非鄧小平原創或發明，甚至鄧小平本人從來就沒有說過「不管白貓黑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話。鄧小平「貓論」的原文如下：生產關係究竟以什麼形式為最好，恐怕要採取這樣一種態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就採取哪種形式；群眾願意採取哪種形式，就應該採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這都是些初步意見，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以後可能不算數。劉伯承同志經常講一句四川話：“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是說的打仗。我們之所以能夠打敗蔣介石，就是不講老規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況，打贏算數。
鄧小平的原話中，用的是「黃貓、黑貓」，而非“白貓、黑貓”，這是為什麼？
答案是1976年3月3日以《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為題的中央四號文件。文件談及「貓論」的原文如下：小平提出“三項指示為綱”，不和政治局研究，在國務院也不商量，也不報告我，就那麼講。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說教育有危機，學生不讀書，他自己就不讀書，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小平從不談心，人家怕，不敢和他講話，也不聽群眾的意見。
四號文件是「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指導文件，一個月後的4月7日，因天安門事件，中共中央發佈了《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全國大規模批鄧，“白貓黑貓”由此全國知名。
1976年的四號文件是根據毛澤東多次講話整理成文，當時毛澤東已口齒不清，但頭腦依然清晰。「黃貓黑貓」因為毛澤東的記憶出錯或記錄者的失誤變成“白貓黑貓”？毛遠新的回憶給出了清楚準確的答案：1976年四號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說百分之百，可以說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寫的文字根據，我加的只不過是一些“因此”“所以”之類的連接詞而已，整理好後送主席審閱，他只改了一個字，即把鄧小平說的「黃貓黑貓」中的「黃貓」改成“白貓”——我為什麼整理成「黃貓」呢？因為我查了鄧的原話是「黃貓」。
「貓論」的時代背景
這一字的修改，意味迥然不同。「黃貓」“黑貓”都是中性修飾，不會有人認為兩種貓有好壞或優劣之別，而“黑貓”“白貓”則不然，在聽者潛意識裏，它很容易就先有了好貓、壞貓之別，再加上後面的“都是好貓”，憑空有了不問手段是非只問結果的意思。如果不管其完整原話和語境，特意只拎出這句話來批，更會強化這種認知。
為何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貓論」如此反感？得先從鄧小平為什麼提出「貓論」說起。
1958年，中共為實現「大躍進」，在農村實施大規模的集體化，將20~30戶的農業合作社合併為鄉級規模的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分公社、大隊、生產隊三級，分別對應今天的鄉、村、村民小組），實現生產、生活上的高度集體化，同時全國各地大鍊鋼鐵，力圖實現15年超英趕美。
中國的集體化迅速重複了與蘇聯集體化遭遇的悲劇：1958年下半年全國轟轟烈烈推進人民公社化，1959年就爆發了持續三年的大饑荒。推行人民公社最積極的地方，後來都成為重災區。
1961年6月，象徵生活集體化的公共食堂被迫解散。年末，部分饑荒最嚴重的地區為了活下去開始悄悄走「回頭路」：改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為包產到戶，各級黨委默許了這種“反動”潮流，活下去比什麼都重要，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強行集體化的災難性後果逐漸讓劉少奇、鄧小平等在一線推進人民公社的工程師們頭腦降溫。雖然他們依然相信集體化和公有制，但開始認為，當時進入「先進」的人民公社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暫時搞包產到戶、責任田，陳雲甚至認為，包產到戶不如分田到戶。
但搞包產到戶、責任田，恢復農村自由集市，顯然與通過集體化走向共產主義的方向背道而馳，「大躍進」期間的嚴酷的階級鬥爭，讓基層普遍負有破壞人民公社制度的擔心和恐懼。鄧小平的「貓論」就是為了打消這種心理。
領袖的公社情結
不過，毛澤東可不這麼看，鄧小平發表「貓論」幾天後，已宣佈“退居二線”的毛澤東對劉少奇支持包產到戶大為光火：“你急什麼？為什麼不頂住？叫我回來，你壓不住陣腳了？我死了以後怎麼辦？”
毛澤東當然會對包產到戶、責任田的「歷史倒退」大為惱怒。集體化、公有制是祖師爺馬克思那裏就有的主張，中共奪取政權後，先“土改”平分土地，接著動員農民加入各種合作社，最後又上交土地、牲畜，完成集體化，這是中共必然的社會改造程序，但相比其他戰友，毛澤東對人民公社有特殊的情結。
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對「三自一包」（即自負盈虧、自由市場、自留地和包產到戶）的默許態度，等於否定了毛澤東的人民公社。
但1962年以後，全國各地恢復和擴大自留地和家庭副業，人民公社被迫調整為「（生產資料）三級所有，隊為（核算）基礎」的制度，獨立核算的基層單位由公社縮小為生產隊一級，大集體變成小集體。雖然還是幹部指揮勞動，但規模的縮小，意味著瞎指揮的破壞性被大幅降低。
這種有限的休養生息政策延續到1965年時，中國的糧食、豬肉、食糖生產基本恢復到公社化運動前1957年的水平。
集體化導致的大饑荒嚴重損害了領袖的威望，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對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反思，明顯指向領袖個人。會後，毛澤東宣佈“退居二線”。
還是黑貓、白貓那一套
人民公社的名稱雖得以保留，但在偉大領袖看來，它離真正的政社合一目標尚有相當距離。「一大二公」理想未能如願始終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1966年5月，「文革」爆發，不久劉少奇、鄧小平被打倒，支持「三自一包」成為其罪狀之一。1966年8月，毛澤東正式號召“農業學大寨”。1975年8月，已升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向毛澤東提出要在全國推廣以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當然對此動心，但有百萬人喪生的教訓在前，他謹慎地將之交給農村工作座談會討論，會上遭趙紫陽、譚啟龍等人激烈反對，毛澤東決定暫時擱置此議。
不過，「文革」後高層換上大批新人，他們大多缺少大饑荒時支付人命學費的教訓，對推進集體化頗為狂熱。鄧小平被毛澤東重新啟用代替病重的周恩來後，恢復了不少被打倒官員的工作。鄧小平自然成為“革命派”的最大阻力和障礙。
1975年，鄧小平對江青等人的攻擊毫不妥協：搞「唯生產力論」，誰還敢抓生產？現在把什麼都說成是資產階級法權，多勞多得是應該的嘛，也叫資產階級法權嗎？搞生產究竟應當用什麼東西作為動力？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貓論」成為了中國將社會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發展上的一個理論標誌。
上世紀80年代初，有位領導曾問鄧小平，對「黑貓白貓」這個說法現在怎麼看？鄧小平回答：“第一，我現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針對當時的情況說的。”
來源：環球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