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香港人從少到大受的教育，都沒有什麼國家觀念。
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愛國者治港」標準時，提到在香港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其中一點是「胸懷國之大者」。夏寶龍說香港命運從來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域，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港的事情，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我聽完他的話，心中在想，到底有多少香港人明白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後來我在多個場合，和高官、議員談到這個問題，問他們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發覺沒有太多人答得上來。很多從政者都是打著自己個人的小算盤，或者在想香港的小局，沒有多少人看到國家的大局。不要叫他們貢獻國家了，就連叫他們辦好香港的事，不要搞出大問題，不要影響到國家，不為中央添煩添亂，也不一定能辦到。
我只能上網查一下，看看習主席又是如何論述「胸懷國之大者」。發覺他近年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國之大者」這個概念。
首先是對中青年官員的要求，是要他們看清大局作科學決策。去年10月10日，習主席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他強調，年輕幹部要提高科學決策能力。做到科學決策，首先要有戰略眼光，看得遠、想得深。領導幹部想問題、作決策，一定要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帳，善於把地區和部門的工作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棋局，做到既為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
看到這裏，我反思香港近年做了什麼事情，可以做到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呢？
再進一步是對領導幹部的要求，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去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由習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他認為領導幹部要旗幟鮮明講政治。要找准座標、選准方位、瞄準靶心，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使講政治的要求從外部要求轉化為內在主動。具體來說，就是要提高三種能力：提高政治判斷力、提高政治領悟力、提高政治執行力。
「講政治」正是準確把握「國之大者」的關鍵所在，是中央對內地對官員幹部的根本要求。
說到這裏，想起中美鬥爭如斯激烈的現況，要講政治，香港那能崇美？但香港從政客到官員，卻還有不少人，希望走兩邊討好的中間路線。正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才發表講話，指「我們絕不能幻想名義上回歸，但還認美國、英國做老板，拿美英的價值做衡量標準，我們絕不能覺得中央的利益可以討價還價，而英美的利益就唔郁得。」
從看大局作科學決策核心，到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香港有多少人做到「胸懷國之大者」？決策荒腔走板的例子，所在多有。
例如落實「疫苗氣泡」政策。香港疫情搞不好，中央既怕香港傳播病毒回內地，也怕你出大事要中央來救。香港做不好全民檢測，搞出「疫苗氣泡」政策，希望全民打疫苗，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其中一項措施是如飲食業員工若已打疫苗，食客也接種了疫苗的話，就可放寬限聚措施。新措施遭到部份業界人士反對後，最近傳聞政府想讓步，計劃只要餐飲業員工自行申報不適合打疫苗，就可以不打，改以檢測取代。若然如此，整個政策就廢了。根本不是看大局作科學決策，而是受到政治壓力就隨意施為。
又例如在沙嶺興建「超級殯葬城」，那個地方與羅湖口岸一河之隔，香港把厭惡設施設在深圳鬧市的家門口，又有無考慮鄰近地區的感受？鬧出深港矛盾，又要去勞煩中央來協調。
出現種種問題，皆因本地決策，根本沒有全局觀念，當然更談不上「胸懷國之大者」。
未來香港，必須改變。有新人事，就有新作風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