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過去是英國殖民地，香港人從少到大受的教育，都沒有什麼國家觀念。
早前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講「愛國者治港」標準時，提到在香港政權架構中，身處重要崗位、掌握重要權力、肩負重要管治責任的人士，必須是「堅定的愛國者」，對他們應該有更高的要求，其中一點是「胸懷國之大者」。夏寶龍說香港命運從來與祖國命運緊密相連、休戚與共。要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國家發展全域，謀劃香港的未來，辦好香港的事情，推進一國兩制實踐。
我聽完他的話，心中在想，到底有多少香港人明白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後來我在多個場合，和高官、議員談到這個問題，問他們什麼叫「胸懷國之大者」，發覺沒有太多人答得上來。很多從政者都是打著自己個人的小算盤，或者在想香港的小局，沒有多少人看到國家的大局。不要叫他們貢獻國家了，就連叫他們辦好香港的事，不要搞出大問題，不要影響到國家，不為中央添煩添亂，也不一定能辦到。
我只能上網查一下，看看習主席又是如何論述「胸懷國之大者」。發覺他近年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到「國之大者」這個概念。
首先是對中青年官員的要求，是要他們看清大局作科學決策。去年10月10日，習主席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青年幹部培訓班開班儀式上發表講話，他強調，年輕幹部要提高科學決策能力。做到科學決策，首先要有戰略眼光，看得遠、想得深。領導幹部想問題、作決策，一定要對「國之大者」心中有數，多打大算盤、算大賬，少打小算盤、算小帳，善於把地區和部門的工作融入黨和國家事業大棋局，做到既為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
看到這裏，我反思香港近年做了什麼事情，可以做到一域爭光、更為全域添彩呢？
再進一步是對領導幹部的要求，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去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由習主席發表重要講話。他認為領導幹部要旗幟鮮明講政治。要找准座標、選准方位、瞄準靶心，善於從政治上觀察和處理問題，使講政治的要求從外部要求轉化為內在主動。具體來說，就是要提高三種能力：提高政治判斷力、提高政治領悟力、提高政治執行力。
「講政治」正是準確把握「國之大者」的關鍵所在，是中央對內地對官員幹部的根本要求。
說到這裏，想起中美鬥爭如斯激烈的現況，要講政治，香港那能崇美？但香港從政客到官員，卻還有不少人，希望走兩邊討好的中間路線。正因為有這樣那樣的問題，駐港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才發表講話，指「我們絕不能幻想名義上回歸，但還認美國、英國做老板，拿美英的價值做衡量標準，我們絕不能覺得中央的利益可以討價還價，而英美的利益就唔郁得。」
從看大局作科學決策核心，到處理重大問題要「講政治」，香港有多少人做到「胸懷國之大者」？決策荒腔走板的例子，所在多有。
例如落實「疫苗氣泡」政策。香港疫情搞不好，中央既怕香港傳播病毒回內地，也怕你出大事要中央來救。香港做不好全民檢測，搞出「疫苗氣泡」政策，希望全民打疫苗，也是無辦法中的辦法。其中一項措施是如飲食業員工若已打疫苗，食客也接種了疫苗的話，就可放寬限聚措施。新措施遭到部份業界人士反對後，最近傳聞政府想讓步，計劃只要餐飲業員工自行申報不適合打疫苗，就可以不打，改以檢測取代。若然如此，整個政策就廢了。根本不是看大局作科學決策，而是受到政治壓力就隨意施為。
又例如在沙嶺興建「超級殯葬城」，那個地方與羅湖口岸一河之隔，香港把厭惡設施設在深圳鬧市的家門口，又有無考慮鄰近地區的感受？鬧出深港矛盾，又要去勞煩中央來協調。
出現種種問題，皆因本地決策，根本沒有全局觀念，當然更談不上「胸懷國之大者」。
未來香港，必須改變。有新人事，就有新作風了。
盧永雄
去年實施《港區國安法》，今年改變選舉制度，阿爺正在打造一個新香港。
有人說香港政制的新安排就如「一夜回到解放前」，回到香港回歸之前的時候。我覺得這種講法有點誇張了。
讓我們回顧一下香港在九七之前的政制是怎樣的。回歸前的香港由港督管治，港督由英國委派，完全不是選出來的。而當時的決策核心，是港督為主，兩局議員為輔。兩局是行政局和立法局。當中有幾個關鍵議員是身兼兩局的議員，算是管治香港的「核心智囊」。
到香港殖民時代後期、回歸之前，英國開始放權，核心智囊們分管不同政策領域。我聽過其中一個當年的兩局議員說，現在的香港根本上非常自主，中央管得很少。97之前，香港人有何決策權呢？是什麼都沒有。
以保安事務為例，回歸前香港要支付軍費，每年要支付英國50億元軍費，現在呢？雖然阿爺在香港駐軍，但沒有收香港人一分錢。
香港當年要俾巨額軍費，俾了錢但無權，保安政策上事無大小，都要聽英國指揮。運作方式是這樣的，英國當時的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設在倫敦，遇到事情，香港都要諮詢英國，例如一些重要事情，港督決定了，知會兩局議員，然後保安科的小官草擬好相關的政策建議，去到港督府（即現時的禮賓府），發電報（長途電話當時還未流行）到倫敦，向外交及聯邦事務部請示，等候批准。我和一個當時的小官了解過實際情況，他如今已成大官，說這是當時生活的日常。
香港回歸之前的情況就是這樣，香港略為重要一些的事務，都要由英國作決定。
回歸之後，香港情況完全不同，香港引入了選舉，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特首有很大的權力，當然也有很多政客可以影響特首了。
至於現時的新政制，其特色其實是回復到「行政主導」，但也未至於去到九七回歸之前那樣集權、全由宗主國「話晒事」的地步。那麼，未來的行政主導，又是不是由特首「話晒事」呢？我看也未必。未來的立法會內，反對聲音的確會很少了，在選舉委員會內，反對派也不會佔到很多席位。但是，「行政主導」不等於特首主導。未來的特首，一樣會有老闆的，就是那些選他/她出來的人，仍會對特首有很大的制約。
我會用公司制度，來形容香港政制的新安排。未來選委會內有總召集人，每個界別又有一個界別的召集人。要留意的是，這個召集人制度，已在人大常委會決定內清楚列明，是一個正式制度。而總召集人由國家領導人級別的港人擔任，目前香港只有兩人具備這個資格，他們是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和梁振英。至於未來是雙召集人制還是其中一人當總召集人，現時仍未知道。而總召集人會統領產生特首及40名立法會議員的選委會。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正規化的模式，我會將未來的特首比喻成一家公司的CEO，擁有實權的執行者。而總召集人就是公司的Chairman，即主席。公司當然有大股東，大股東就是阿爺了。這就形成一個三重架構，背後是阿爺，即大股東；一個正式機構----選委會和總召集人，即公司主席；以及一個恆常的執行者、公司的CEO，即特首。在這個架構下，特首是否可以「話晒事」呢？應該不可以。
所以，不要少看阿爺這個安排，因為當中包含了一個很深的意思，就是要令到未來的香港有規有矩，在一國兩制之下，香港有相當大的自主權，而這個自主權也不是無限制的。在一國的問題上，在影響香港的大政方針上，無論是Chairman和大股東，都會有很大的影響力。大家試想一下，遇到大政方針問題，特首做出來的事情很不合大股東心意的話，公司的Chairman召開公司董事會，批評一下，即使身為CEO，也真的會「腳仔軟」，就會想深一層，三思之後再做。
當然，大股東不能事無大小都執著CEO的手去做事，但大政方針問題上，大股東的確有發言權的，尤其是某些一旦辦得不好，整個香港法就會亂起來的重要事情。
簡單總結，在新的安排下，香港就如一家公司，所有事情都有規有矩、高效地運作。要謹記的是，以公司的方式運作，1. 是要求有高效率，內部不再互相扯皮、不再天天吵鬧、不再亂成一團。2. 公司架構也有規有矩，不是一個人，包括公司的CEO也不可以說了算，不可以胡作非為。
政制的改變並非回到解放之前，但會回歸有規有矩的行政主導，很大程度會將香港過去很混亂的狀況，一次過抹去，無論是街頭叛亂、議會騷亂以及財團亂政，都應該不會再發生。
在阿爺的設計下，這家「香港公司」未來應該可以很高效地運作，而且是在有監察之下運作。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