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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逝世中國群龍無首 葉劍英強調接班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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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逝世中國群龍無首 葉劍英強調接班人選

2021年04月20日 22:05

毛澤東遺體告別儀式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1976年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和汪東興在中南海完成那驚天動地的壯舉之後,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本來,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最合適的地點是中南海。但是,在中南海剛剛進行了那麼一場生死大搏鬥,「硝煙」未散,何況在中南海可能還有「四人幫」的爪牙尚未捕凈,所以在中南海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顯然是不合適的。

葉劍英建議在他的住處北京玉泉山9號樓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馬上得到華國鋒和汪東興的贊同。

緊急關頭的緊急會議在葉劍英住處召開,這也充分顯示了葉劍英在當時舉足輕重的地位。

玉泉山坐落在北京西郊。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之後,毛澤東委託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工作。葉劍英深知北京城裏麻煩多多,毛澤東便把北京市郊的玉泉山九號樓撥給葉劍英。

其實,葉劍英在北京有三個住處:他在城裏住在中南海後海南沿的小翔鳳5號;在中國的命運急轉彎的年月,葉劍英住在北京西山15號樓;此外,又有玉泉山的9號樓。

「四人幫」很快就發覺葉劍英在西山的動向可疑,在毛澤東去世後,王洪文使出球場上的“盯人”戰術,也搬到了西山。王洪文住在離葉劍英的15號樓不過幾十公尺的25號樓。25號樓的地勢比15號樓高,所以對15號樓的動向可以進行監視。

可是,就在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時刻,葉劍英突然從北京西山消失,搬進玉泉山9號樓,甩掉了盯梢的王洪文……

葉劍英和華國鋒在拘捕「四人幫」之後,乘著紅旗牌大轎車直奔玉泉山。

汪東興留在中南海,忙著給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一打電話,要他們務必在夜11時趕到玉泉山9號樓,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突然在半夜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而且地點又是那麼遠,這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無不感到驚訝。但是,誰都熟悉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的聲音,所以,由汪東興出面通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紛紛夤夜上玉泉山。除了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之外,誰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緊急情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李先念、陳錫聯、蘇振華、紀登奎、吳德、倪志福、陳永貴、吳桂賢等,陸續到達玉泉山9號樓,在大廳等候。

這時,葉劍英正在與華國鋒談話。

2002年,當年擔任中共中央保密局局長的周啟才回憶說:

1976年10月6日,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的夜晚靜悄悄。這是一個震驚中外、永載史冊的夜晚。中央辦公廳秘書局辦公樓和往常一樣,許多辦公室燈光明亮,工作人員各司其職,仍在忙碌地工作著。

晚9時15分左右,汪東興親自用保密機打電話到我辦公室,對我說:“那‘四個人’(即「四人幫」)的事,今晚已經解決了,進行得很順利。中央決定,今晚10時在玉泉山9號樓葉帥住地召開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現在國鋒同志和葉帥已離開懷仁堂,一同去了玉泉山。我正在通知在京的政治局成員去那裏開會。你馬上去玉泉山9號樓安排佈置好會場,做好各項會務工作。”汪問我:“聽清楚了嗎?”我說:“聽清楚了,我立即去辦。”汪說:“好,時間很緊了,你趕快去辦吧!”

我快步下樓,急速上車,以最快的速度奔赴玉泉山。

我到達玉泉山9號樓葉帥住地,是晚上9時40分左右。葉帥的警衛、秘書見我來了,引我進入葉帥卧室。

這時,華國鋒和葉帥並排坐在葉帥卧室床沿上,正在商議事情。見我來了,華國鋒說:「老周,情況你知道了吧?」我說:“知道一些,東興同志讓我來向您和葉帥報到,聽候指示。”華國鋒說:“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就在葉帥會客廳召開,你去安排佈置一下。”我說:“好。”我走出卧室,華國鋒和葉帥繼續交談。

晚10時整,我向汪東興報告,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已全部到齊。

出席這次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的有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吳德、陳錫聯、紀登奎、陳永貴、蘇振華、倪志福、吳桂賢共11人。李鑫和我列席了會議。

開始,華國鋒請葉劍英主持會議並講話。葉帥說:「這次會議應該由你主持,你是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討論批准的黨中央第一副主席,一直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責無旁貸,你就主持開會吧!」

夜11時,葉劍英拉著華國鋒的手,來到大廳。

一次不平常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開始了。

按照葉劍英事先和華國鋒的商定,會議由華國鋒主持,並由華國鋒作主旨講話。

華國鋒的主旨講話,後來在1976年10月18日作為中共中央1976年第16號文件下達。

華國鋒先是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宣佈已經粉碎「四人幫」,引起極大的震動。李先念帶頭鼓掌,頓時使大廳里的氣氛變得熱烈、活躍起來。

接著,華國鋒對為什麼要拘捕「四人幫」作了說明。華國鋒很強調,毛澤東主席在生前就已經多次批評了「四人幫」,這次拘捕「四人幫」完全是實現毛澤東主席的遺願。

依據中共中央1976年第16號文件,華國鋒講話的原文如下:

毛主席早在1974年7月17日,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嚴厲批評了江青,當時在座的同志大都親耳聽到了。主席說:「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難改呢。」毛主席還批評了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幫”。毛主席說:“你們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宗派呢。她(指江青)也算是上海幫呢。”

毛主席還多次講過:「她(江青)並不代表我,她只代表她自己。總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但是,「四人幫」毫不悔改。在四屆人大前夕,繼續大搞結幫篡黨活動,陰謀組閣奪權。他們經過密謀策劃,背著中央政治局,於1974年10月17日,派王洪文到長沙告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狀。毛主席識破了他們的陰謀,當即批評王洪文。「四人幫」不服,又由江青出面,給毛主席寫信。毛主席在1974年11月12日的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板),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至囑。”江青不聽告誡,竟然託人向毛主席提出要王洪文當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毛主席一針見血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員長,她自己作黨的主席。”1974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又說:“江青有野心,有沒有,我看是有的。”毛主席還當面批評王洪文:“你不要搞四人幫。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1975年5月3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一次批判了「四人幫」的反黨宗派活動,嚴厲警告他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200多的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

毛主席鑒於「四人幫」的猖狂宗派活動,病重期間,再次指示政治局討論這個問題。毛主席說:“四人幫的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當時,我和葉帥考慮到主席有病,就沒有急於解決。主席逝世後,如果不是他們變本加厲,逼人太甚,我們也不想現在解決。但他們太瘋狂了,根本不把毛主席,不把政治局放在眼裏,公然要搶班奪權,另立中央。據我們得到的可靠情報:他們是準備在10月10號搞政變,王洪文把標準像都拍好了;上海不僅給民兵突擊發了槍炮,還發了大批紅布紅紙,說要慶祝偉大的節日。我們感到事態嚴重,一旦讓他們的陰謀得逞,毛主席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就會喪失,我們的黨和國家就會變色,資本主義就會復辟,千百萬人頭就會落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才決定採取這種特殊措施,把他們全扣起來,進行審查。

同志們,我們這樣做完全是繼承毛主席的遺志,是代表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願望,這次粉碎「四人幫」的偉大勝利,使我們黨避免了一次大分裂、一次大流血,使我們的人民避免了一次大災難,使我們的事業避免了一次大倒退。這次勝利,再次證明,我們的黨是偉大的黨,我們的人民是偉大的人民,我們的軍隊是偉大的軍隊!…… 在華國鋒之後,葉劍英作了重要發言。葉劍英除了跟華國鋒一樣,強調了粉碎「四人幫」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沒有來得及做的事”,而且強調了華國鋒是毛澤東生前選定的接班人。葉劍英深知,在當時的情況之下,只有借重於毛澤東的崇高威望才能使眾人信服。

葉劍英說道:

我們粉碎「四人幫」,是完成毛主席生前沒有來得及做的事。大家知道,毛主席對江青一直是有批評,有約束,有限制的。毛主席同「四人幫」的鬥爭,有很重要的兩著棋:

第一著棋,是1974年、1975年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當著在京的全體政治局同志的面,提出了江青有野心和「四人幫」的問題,批評他們忘掉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則,譴責他們搞修正主義,搞分裂,搞陰謀詭計。毛主席曾和我多次強調說:“四人幫的問題一定要解決。不然要出大亂子。”毛主席臨終前,還拉著我的手叮囑說:“我死後江青可能要鬧事,你要協助國鋒同志制止他們。”這一切都表明毛主席是早就下了堅定的明確的決心。我牢記著毛主席的囑託,協助國鋒同志進行了這場鬥爭。

毛主席生前還有一著棋,就是組織安排。周總理病重以後,「四人幫」以為,按照原來的次序,政治局應該由王洪文主持,國務院應該由張春橋主持。但是,毛主席就是不給他們。鄧小平被推下台後,毛主席經過反覆考慮,選定了華國鋒同志為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這種安排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毛主席為什麼要下這盤棋呢?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四人幫」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權。這是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

毛主席的這兩著棋,非常英明,為我們這次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奠定了基礎。同志們可以想一想,要是沒有毛主席兩次在政治局會議上交了底,我們同「四人幫」的鬥爭會遇到怎樣的困難。所以我說,這次粉碎「四人幫」,首先要歸功於偉大領袖毛主席。…… 在葉劍英講話之後,汪東興作了發言。汪東興主要是揭發「四人幫」要發動政變,所以不得不先對他們下手。

在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講話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紛紛表示支持粉碎「四人幫」,支持華國鋒出任中共中央主席。

有人曾經提出要葉劍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婉言謝絕說:「我是軍事幹部,搞軍事的,如果那樣做,不就讓人說是‘宮廷政變’嗎?」

在玉泉山,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從1976年10月6日夜11時一直開到10月7日清早6時,可謂是「通宵達旦」。

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一項重要決議,即《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

決議的全文如下:

根據偉大的領袖和導師毛澤東主席生前的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將來提請中央全會追認。 為了向全黨下達這一決議,中共中央於10月7日又發出通知,全文如下:

現將中共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國共產黨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決議發給你們,請你們立即在黨內傳達。 這次通宵達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們對於粉碎「四人幫」有了一致擁護的共識,而且也結束了毛澤東逝世後“群龍無首”的局面。

就在剛剛拘捕了「四人幫」這千頭萬緒的時刻,葉劍英一邊和華國鋒安排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邊徵得華國鋒的同意,急急派出兩位可靠的重要幹部執行特殊的任務馬上控制中國的新聞傳媒。

那時,中國的新聞傳媒緊緊地控制在姚文元的手中。在策劃粉碎「四人幫」的時候,華國鋒和葉劍英就已經考慮到這一著棋派誰從姚文元手中奪取輿論工具。

葉劍英向華國鋒推薦了耿飈、遲浩田、秦基偉。

1984年6月,耿飈曾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的同志談及1976年10月5日華國鋒約見他的情形:

抓「四人幫」的時候,要我出來,是葉帥推薦的,華國鋒也贊成。我和華並不熟悉,當時葉帥和華都在懷仁堂辦公,那是頭一天的下午兩點鐘,華國鋒把我找去(他那時住在現在西哈努克住的地方)。我到那裏後就談起來了,提到「四人幫」的事情,當時我已經估計到了,我已知道了一點情況,知道他們要把「四人幫」弄掉。我就說:“你分配給我什麼任務,我都干。”華國鋒笑了笑說:“看,我還沒有跟你說哩,還沒有給你分配任務么,你知道我要你幹什麼?”我說:“我已經有所察覺了,我知道要發生什麼事情。”華國鋒說:“那好吧,你既然猜到了我就不講了,這幾天你在家裏不要離開,經常和我保持電話聯繫,有事我會給你打電話,我就直接打到你家裏。我的秘書或別人給你打電話,你都不要相信,只有我親自打電話,你聽出是我的聲音,你才講話。我的聲音你能聽出來嗎?”結果,第二天下午(引者註:應為晚上),華就打電話來了,要我馬上到懷仁堂去…… 10月6日晚,在抓了「四人幫」之後,華國鋒便給耿飈打了電話,命令他火速趕往中南海懷仁堂。

毛澤東說過這樣一段名言:

要推翻一個政權,必須先抓上層建築,先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 顯然,葉劍英和華國鋒也深知這一點。所以,他們剛剛抓了「四人幫」,首先想到的是“抓意識形態,做好輿論準備”。

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其快捷的傳播速度,在電視還很不普遍的年月,顯得非常重要。《人民日報》則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是中國輿論界的「帶頭羊」,其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

在當時,不論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還是《人民日報》,都在「輿論總管」姚文元的嚴密管轄之下。在這些重要的新聞傳媒,姚文元都安插了自己的羽翼。儘管姚文元已經被捕,但是,拘捕「四人幫」的消息一旦被姚文元的那些羽翼獲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一廣播,只消幾分鐘,全中國、全世界都知道了。

須知,當時僅僅拘捕了「四人幫」以及毛遠新,「四人幫」還有眾多的幫派骨幹在各地,還在各個部門。尤其是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那裏的「四人幫」幫派骨幹,正在摩拳擦掌、調兵遣將,要求“江青同志擔任中國共產黨主席”……

葉劍英最初的打算是嚴密封鎖拘捕「四人幫」的消息,先保密兩個月,不讓外界知道。先保密兩個月,顯然是為了爭取時間,逐步解決各地、各部門的「四人幫」的幫派骨幹。

葉劍英說,這是按照「林彪跑時的辦法辦」。所謂“林彪跑時”是指1971年9月13日林彪突然逃跑,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毛澤東當時封鎖了消息,實行嚴格保密。葉劍英這時打算採用毛澤東當年的辦法。

葉劍英選擇了他最信得過的將軍去完成這兩項重大使命奪取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人民日報》的領導權。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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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機場歡迎

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新加坡,李光耀在機場歡迎

本文原載於《看世界》2009年第3期,原題為「鄧小平決策對越自衛反擊戰內情」

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面是一次難忘的經歷。1978年11月的一天,這位高齡74歲,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5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一次難忘的會面

同中國副總理鄧小平會面是一次難忘的經歷。1978年11月,這位高齡74歲,矮小精悍、敏捷硬朗,不到五英尺高的長者,身穿米色毛裝,從巴耶利巴機場的一架波音707客機上走下來。他腳步輕快,檢閱了儀仗隊之後,同我一起乘車到總統府的賓館去。那是我們總統府里的迎賓別墅。當天下午,我們在內閣會議室進行正式會談。

我看過人民大會堂里擺放著痰盂,所以也安排把一個藍白色的瓷痰盂擺在鄧小平的座位旁。我讀過資料知道他有使用痰盂的習慣。雖然總統府里有個規定,冷氣房裏不准抽煙,我還是特地在顯眼的地方為他擺了個煙灰缸。這都是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偉大的人物而準備的。我也確保內閣會議室里的排氣風扇都開著。

我在1976年到北京訪問時,他沒法跟我會面,當時他遭受排擠,得「靠邊站」。他先是被四人幫所挫敗,但最終反而是他們被打倒。他花了兩個半小時談蘇聯對世界構成的威脅。他說,所有反對戰爭的國家和人民必須組織聯合陣線,同聲反抗戰爭販子。他引述毛澤東的話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對付那個“王八蛋”(字面上是“烏龜蛋”的意思,他的通譯員譯成“S.O.B”,也就是“畜生”)。

他全盤分析了蘇聯在歐洲、中東、非洲、南亞和中南半島的行動策略。蘇聯在越南大大佔了上風。有些人不明白中國和越南的關係為什麼這麼糟,中國又為什麼必須採取行動切斷對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爭取過來,反而把它推向蘇聯。但是關鍵問題在於,越南怎麼會在絲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況下,還要完全傾向蘇聯。這是因為越南「多年來有個成立中南半島聯邦的美夢」。就連胡志明也有過這種想法。中國向來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國視為實現中南半島聯邦的最大障礙。中國的結論是,越南非但不會改變立場,而且會變本加厲地反中國,把大批越南華裔驅逐出境,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國是經過慎重考慮,才決定停止對越南的援助的。

鄧小平說,中國總共為越南提供了100多億美元,現值200億美元的經濟援助。一旦中國撤回對越南的經濟援助,蘇聯就必須獨自挑起這副擔子,但是他們又無法滿足越南的需求,只好讓越南加入經濟互助委員會(相當於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東歐共產集團經濟共同體),把擔子推給東歐國家。他說,今後十年,中國會考慮再把越南從蘇聯手中拉過來。我暗想,鄧小平是從長計議,跟美國領導人的思維方式完全不同。

他說,真正緊迫的問題是,越南可能大舉進攻柬埔寨。中國應該怎麼做?他反問。接著又自問自答:中國要怎麼做,就得看越南這一步走得多遠。他一再重複這一點,不直接表明會對越南進行反擊。他說,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個中南半島,許多亞洲國家將失去掩蔽。中南半島聯邦會逐漸擴大影響力,成為蘇聯南下進軍印度洋的環球戰略的一步棋。

他說完的時候,已經是日落西山。我問他可要我立時發表意見,或者先休會到第二天再繼續,以便他有時間更衣用晚餐,也給我自己一個機會思考他的話。他表示別讓飯菜涼了。

晚宴上他很友善親切,情緒卻沒有放鬆,腦子裡老是想著越南入侵柬埔寨的事。我追問道,既然如今泰國首相剋良薩將軍已經表明會站在中國這一邊,並在曼谷熱情地接待了他,以實際的行動做出承諾,中國接下來會怎麼做?他再度喃喃地說,這就要看越南的行動有多嚴重了。我的印象是,越南的行動要是止於湄公河,情況也許不至於那麼危險。反之,攻勢一過了湄公河,中國就不可能再按兵不動。

鄧小平邀請我再到中國訪問。我說,等中國從文化大革命中恢復過來我就去。他說,那需要很長的時間。我不同意。我認為他們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會有問題;怎麼說我們都不過只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後裔,他們有的卻儘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後代。他聽後沉默不語。

聯手孤立「北極熊」

中國要東南亞國家同它聯手孤立「北極熊」;事實上,我們的鄰國要的卻是團結東南亞各國以孤立“中國龍”。東南亞沒有所謂的“海外蘇聯人”在蘇聯政府支持下發動共產主義叛亂,有的卻是受到中共和中國政府鼓勵和支持的“海外華人”,在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以及較低程度上在印尼,構成威脅。更何況中國公開宣稱它同海外華人因為有血緣關係,甚至逾越“海外華人”歸屬國家的政府,直接號召他們,喚起他們對中國的愛國意識,慫恿他們返回中國實行“四個現代化”。

幾個星期前,10月間越南總理范文同到新加坡訪問時,就坐在鄧小平現在所坐的位子上。我問范文同,越南怎麼會面對海外華人的問題,他不客氣地說,我身為華人,應該清楚知道華人在任何時刻都會心向中國,就像越南人無論身在何處總會支持越南一樣。范文同怎麼想我倒不很在乎,令人擔心的卻是他也對馬來西亞領導人說出這一番話之後,可能引起的衝擊。

我追述另一事件。越南駐聯合國常任代表曾經對四個東盟常任代表說過,越南平等對待越南的華裔,這些華裔卻忘恩負義,16萬人從河內越過邊境逃到中國去,或者紛紛乘船大舉逃出南越,這全都是華裔忘恩負義的結果。印尼的常任代表也不顧另外三名來自菲律賓、泰國和新加坡的常任代表都是華裔,口口聲聲說越南人對待國內的華裔過於仁慈善良,說越南應該向印尼看齊。我要讓鄧小平徹底明白,新加坡面對的是鄰近國家最直接最本能的猜忌和疑心。

我補充說,范文同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國家英雄紀念碑前獻花圈,鄧小平卻拒絕這麼做。范文同也答應不支持顛覆活動,鄧小平沒有做出承諾。馬來西亞人一定對鄧小平存有懷疑。馬來西亞的馬來回教徒同華人之間,以及印尼人同印尼華人之間,一直心懷猜忌和敵意。正因為中國不斷向東南亞輸出革命,致使我的東盟鄰國都希望新加坡能夠跟他們站在同一陣線上,不為抵抗蘇聯,而是同中國對抗。

中國的電台廣播直接向東盟國家的華人發出號召,在東盟各國政府看來,是一種非常危險的顛覆行為。鄧小平靜靜地聽著,也許他從來沒有這麼看:中國怎麼仗著世界強國的姿態,逾越區域內的各國政府,顛覆它們的公民。我說,要東盟國家對他的建議做出積極的回應,組成聯合陣線合力對付蘇聯和越南,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我建議彼此就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交換意見,之後我稍微停頓一下。

鄧小平的表情和身勢語言都顯出他的錯愕。他知道我所說句句屬實。他突然問道:「你要我怎麼做?」我吃了一驚。我從未遇見過任何一位共產黨領袖,在現實面前會願意放棄一己之見,甚至還問我要他怎麼做。我本來以為鄧小平的態度多半跟1976年華國鋒在北京同我會談時沒兩樣,不會理會我的看法。當時我追問華國鋒,中國怎麼如此自相矛盾,支持馬共在新加坡而非馬來西亞搞革命。華國鋒氣勢洶洶地回答說:“詳情我不清楚,但是共產黨無論在什麼地方進行鬥爭,都必勝無疑。”

鄧小平卻不是這樣。他知道要孤立越南,就不能不正視這個問題。要告訴這位身經百戰,久經風霜的革命老將他應該怎麼做嗎?我不免心存猶豫。不過他既然問了,我也就直說:「停止那些電台廣播,停止發出號召。中國要是能不強調同東盟華人的血緣關係,不訴諸種族情懷,對東盟華人來說反而更好。其實無論中國是不是強調血緣關係,東盟各國原住民對華人的猜忌都難以消除。只是中國越是這麼毫無顧忌地訴諸中華民族的血緣情結,就益發加深了原住民的疑慮。中國必須停止馬來亞共產黨和印尼共產黨在華南所進行的電台廣播。」

鄧小平只說他需要時間考慮我所說的話,不過補充說他自己絕不會仿效范文同。鄧小平也曾受邀到吉隆坡國家英雄紀念碑獻花圈,這座紀念碑是為紀念殲滅馬共的英雄而立的。但是身為共產黨人,他不可能這麼做。他說,范文同之所以有這一舉動,是因為范文同屬於「另類共產黨員」,他“出賣了自己的靈魂”。

鄧小平:中國人說一句是一句

鄧小平強調,中國心口如一。中國人從不隱瞞自己的看法,說一句是一句。韓戰期間,中國發表聲明說,一旦美國逼近鴨綠江,中國就不能坐視不理。美國人卻不加理會。在外交政策上,中國人怎麼想就怎麼說。至於共產黨那方面,通譯員說,鄧小平沒什麼要補充的。其實鄧小平用華語說的是,他已經「沒興趣再重複了」。

他說,中國之所以重申它的華僑政策,原因有二:第一、越南的反華行動;第二、基於中國內部的考量,這關係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四人幫的貽害。海外華僑留在內地的親戚被折磨得很慘,遭迫害或監禁的例子不計其數。鄧小平要重新確立中國對海外華裔的立場,聲明中國贊同和鼓勵他們接受居留國的公民權,並呼籲那些希望保留中國國籍的華僑遵守僑居國的法律,同時表明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

在柬埔寨問題上,他向我保證,中國的處理方法不會因為蘇越簽訂友好合作條約而受影響。即使越南要求蘇聯聯手威脅中國,中國也不會被嚇倒,更何況蘇聯也不敢明目張胆地招惹中國。他一臉嚴肅地說,越南如果侵犯柬埔寨,中國必會懲罰越南。中國勢必要他們為此付出代價,蘇聯也終會發現,支持越南是個不勝負荷的沉重負擔。

鄧小平是我所見過的領導人當中給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儘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卻是人中之傑。雖已年屆74歲,在面對不愉快的現實時,他隨時準備改變自己的想法。兩年後,中國同馬來西亞和泰國兩地的共產黨分別做了其他安排,果然從此終止了電台的廣播。

知道我對香煙敏感。

他離開以前,我再到總統府別墅會見他,談了整20分鐘。他很高興能在相隔58年之後舊地重遊。新加坡的改變實在太大了,他向我祝賀。他說,他一直希望能在去會見馬克思以前,到新加坡和美國走一趟。新加坡,因為在島國仍是個殖民地時,他跟它有過一面之緣,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前往法國馬賽念書和工作途中路經這裏。美國,則因為中國和美國必須對話。我一直要到越南侵佔柬埔寨之後,才明白他為什麼這麼渴望到美國去。

前往機場途中,我直截了當地問他,萬一越南真的進攻柬埔寨,他打算怎麼做。他可會任由泰國脆弱無助地自生自滅,冷眼看他們受盡威脅恫嚇,然後向蘇聯靠攏?他撅起嘴唇,眯著眼睛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這一步走得多遠。」我說,泰國首相如此公開而全心全意地在曼谷接待他,他得有所行動才行,克良薩將軍還得靠中國來維持某種勢力均衡。鄧小平看來非常困擾,他再喃喃地說:“那得看他們做到什麼地步了。”

的路線改變了,紛紛把新加坡形容為一個花園城市,說這裏的綠化、公共住房和旅遊業都值得考察研究。我們不再是「美國帝國主義的走狗」。他們對新加坡的觀感到了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10月,再進一步改變。當時,鄧小平在一次演講中說:“我到新加坡去考察他們怎麼利用外資。新加坡從外國人所設的工廠中獲益。首先、外國企業根據凈利所交的35%稅額歸國家所有;第二、勞動收入都歸工人;第三、外國投資帶動了服務業。這些都是(國家的)收入。”他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為中國人要爭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個參考標準。

1979年1月底,鄧小平訪問美國,並在美國沒有承諾摒棄台灣的情況下,同卡特總統恢復中美邦交。他要確保中國如果採取行動攻擊和「懲罰」越南時,美國不會同蘇聯站在同一陣線。這正是他急著要訪問美國的原因。

我當時正在香港粉嶺總督府賓館度假,打高爾夫球,在那兒遇上一位曾經任職於《泰晤士報》的中國問題專家大衛·博納維亞。他認為鄧小平的警告不過是空口唬人,因為蘇聯海軍已駛入南中國海。我說我剛在三個月前跟鄧小平見過面,他絕對是個說話謹慎的人。兩天後,也就是1979年2月16日,中國軍隊攻入越南北部邊境。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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