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配圖：林立果一家人。
本文原載於《學習時報》2012年10月15日第9版，
「九一三」事件後，有一些人很納悶，林立果策劃武裝政變，毛澤東怎麼知道的？否則他在南方的行動為什麼那麼神秘，他為什麼提前回京？他們猜測：毛澤東一定在林彪家族安有內線。十幾年前，有人寫書說林彪的衛士長李文普就是毛澤東、周恩來安插在林彪家族的內線。對此，李文普於1999年2月的《中華兒女》發表《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駁斥了這一說法。
李文普此文發表後，說他是毛、周內線者歸於沉寂。然而，在林彪家族有毛澤東的內線的論調仍不絕如縷。有的學者繼續尋覓這樣的內線。於是又鎖定了一位姓李的，即林立果小艦隊的成員、後來被判16年徒刑的李偉信。尋覓者提供了三條論據。
第一，引用汪東興回憶錄中所說「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97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以此來說明毛澤東在林彪處有內線，“對林立果一夥的活動了如指掌”。但是引用者對汪東興所說“當時毛主席還不知道林彪的那個手令，也不知道林彪一夥進行武裝政變的計劃”這句話則全然不顧。
第二，引用汪東興回憶「專列一到上海，我就把上海當地的警衛部隊全撤到外圍去了，在毛主席主車的周圍全換上中央警衛團部隊，以防不測。在離我們的專列150米遠的地方是虹橋機場的一個油庫，要是油庫著火了，我們的火車跑都跑不掉，所以我特別派了兩個哨兵在那裏守衛」，以此說明“汪東興此舉是因為林立果等曾秘密提出炸虹橋機場的油庫”。但是對汪東興在回憶錄中所說“所有的這些（筆者註：指林立果一夥炮製《五七一工程紀要》，策劃謀害毛澤東），毛主席當時都不知道，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則全然不顧。
第三，9月13日凌晨，周宇馳、於新野和李偉信在北京脅迫直升機駕駛員陳修文駕駛直升機外逃。陳拒絕並將直升機降落在北京郊區時，周宇馳將陳殺害，隨後同於、李相約舉槍自殺。周、於死，而李放了空槍。據說，李被捕後就嚷嚷要見汪東興。這便成為李偉信是毛澤東在林彪身邊的內線的又一論據。
如果要證明李偉信是毛澤東在林彪家族的內線，就必須拿出李是何時、何地通過何人，如何同毛聯繫上的以及李用什麼方式傳遞情報、傳遞了哪些情報的證據。現在，汪東興和李偉信都健在，尋找這樣的證據並非困難的事。
中共黨內有規矩：禁止在黨內搞偵察。「九一三」事件前，林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說毛澤東在林彪處安插了「內線」，是爆了一通猛料，可謂“大膽的假設”，但這位學者的“求證”卻說不上“小心”。因此，筆者以為，其所提三條只是“內線論”的論據，而非證據。下面就來分析這三條。
先說第三條。李偉信被捕後求見汪東興，出自何處，筆者不清楚。但是，據汪東興回憶：「抓李偉信的時候，他還喊叫，說要找衛戍司令」。（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218頁）
李偉信是駐上海的空四軍政治部秘書處副處長。在林立果等人討論和起草《五七一工程紀要》時，李偉信負責端茶送水，進進出出，聽到了片言隻語。這個《紀要》把當時中國絕大多數人心目中的偉大領袖當作敵人，實在是駭人聽聞。李偉信正因為知道這個《紀要》，已經成為他的一塊心病。當他被俘後，便於9月13日晚間主動向審問他的北京衛戍司令吳忠交代了這個《五七一工程紀要》。當時吳忠聽不懂，拍著桌子罵李偉信：「你他媽的瞎胡說，什麼工程不工程的。」此說出處是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第135—136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退一步說，即便真有李偉信說要見汪東興這一回事，也不能說明他就是「內線」。因為李知道汪東興是毛澤東身邊的人，而他要交代的《五七一工程紀要》牽涉到要謀害毛澤東這一彌天大案。他要見汪以交代《五七一工程紀要》求得寬大處理，是可以理解的，這並不能成為他是毛澤東的內線的證據。
再說第二條。林立果企圖通過炸油庫謀害毛澤東，汪東興要在毛澤東專列附近的油庫加派崗哨。正所謂己之要點，即敵之要點，這何須內線？難道在離停放毛澤東專列150米處有油庫可以不加派崗哨嗎？再打一個比方：某人要搶某銀行，而給此銀行送鈔票的車有武裝人員保護。難道由此可以證明是事先知道某人要搶銀行，才派武裝人員押送鈔票的嗎？
最後說第一條。應該如何理解汪東興所說「現在想來，那時的形勢是極其危險的，但毛主席並沒有把他知道的危急情況全部告訴我，他老人家沒有作聲，他沉著地待機而動」？
資料圖：葉群和兒子林立果。
筆者以為，毛澤東南巡時的心態類似於1966年「文革」發動前去南方時，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1966年「文革」發動前，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的政治形勢作出嚴重錯誤的估計，認為黨內有了資產階級司令部，可能發動政變。於是，林彪迎合毛澤東這種錯誤估計，作了“五五一八”講話，大講歷史上的宮廷政變。與此同時，在北京採取了成立首都工作組，增調衛戍部隊等防政變的措施。事實證明，當時毛澤東所認定的“敵人”，無論是劉少奇，還是彭真，沒有一個是反毛的，更沒有一個想到要搞政變。
毛澤東這種對政治形勢的錯誤估計，導致發動「文革」這一場史無前例的內亂。而在「文革」中迅速崛起的林彪家中的人際關係又十分詭異。比如母親葉群幾次三番將女兒林立衡逼入自殺的境地；再如兒子林立果偷錄母親葉群同黃永勝調情的電話，並稱母親為“婊子”等等。「文革」的大氣候，加上林彪家族的小氣候，使林立果的小艦隊得以產生。
1966年3月18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去年九、十月份，我在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專門講了北京有人要造反，你們怎麼辦？也不要緊，造反就造嘛，整個解放軍會跟上造反嗎？」（《毛澤東傳1949—1976》第140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12月版）
5年半後，1971年八九月間，毛澤東南巡時說：「我就不相信我們軍隊會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黃永勝能夠指揮解放軍造反！」（《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247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1月版）
毛澤東前後這兩次講話雖然隔了5年半，但含義差不多，都是在強調有解放軍，不怕有人造反；但防的對象大異其趣。1966年，毛澤東防的對象是劉少奇、彭真；林彪則是他的堅定支持者。5年半後，他直指黃永勝，黃永勝後面就是林彪。林彪已經成為毛澤東防政變的主要對象。
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說：“最近有許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篡奪政權，要搞資本主義復辟。”毛澤東在南巡期間，就碰到一些蹊蹺的怪事，而這些怪事恰恰與作上述講話的林彪有關。9月2日，江西革委會主任程世清向毛澤東反映：第一，廬山會議期間，吳法憲曾帶程去見葉群。程發現葉群對黃、吳、李、邱搞得很緊，好像抓住了他們什麼把柄。第二，1970年，林彪派專機將一輛蘇制水陸兩用坦克運到南昌，讓江西仿製一輛，說是為他和葉群在北戴河游泳用。製成後，又來專機將原車和複製的車都運走了。第三，1971年7月，周宇馳駕駛雲雀直升機到南昌，要見程世清。空八軍李登雲將周帶到程開會處，見了一面。據後來李說，周駕機離開南昌後又飛到廬山、井岡山，再飛廣東。周獨自一人駕機到處飛，很不正常。第四，林豆豆曾兩次到程家採訪。在同程的夫人交談時，流露了對葉群的不滿，並說她家裏情況很複雜，要程不要涉及她家裏的事，說弄不好會殺頭的。程向毛說：“我懷疑林彪可能要乘水陸兩用坦克從北戴河向南韓逃跑，也可能坐飛機往香港跑。”毛聽後囑咐程，這些問題只能跟周總理講，對其他人都不能講。9月3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杭州，停放在筧橋機場附近的一條鐵路支線上。據汪東興回憶：“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說：杭州有人在裝備飛機；還有人指責毛主席的專列停在杭州筧橋機場支線‘礙事’，妨礙他們走路。這種情況過去是從來沒有的。一些多次接待過毛主席的工作人員，在看望他老人家時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況。毛主席根據前後所了解和掌握的一些情況，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測行為……”（汪東興：《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第187頁）
毛澤東此時在防止林彪帶領黃、吳、李、邱搞政變，這就是汪東興所說「形勢是極其危險的」。而林立果、周宇馳之流在毛澤東眼裏只不過是林彪的爪牙。他根本不知道還有林立果小艦隊，對其活動更不可能了如指掌。
後來，經過多年調查，沒有發現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參與政變的任何證據。但是，有充分證據說明，為督促儘快謀害毛澤東而向小艦隊抽鞭子的葉群正是林立果的後台。林彪表現儘管經常如老僧入定，卻難逃葉群和林立果的干係。林彪決定出走前，聽了林立果的報告，已經知道林立果企圖謀害毛澤東，並在動員魯珉、王飛、江騰蛟、關光烈等動手時遭到婉拒。此時，這幾個人中只要有一個去自首就會東窗事發。到那時，說過誰反對毛主席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的林彪將如何面對？正是林立果的刺殺行動失敗促使林彪匆忙決定，三十六計走為上，「九一三」事件就此發生。這是出乎毛澤東、林彪預料的事件。毛澤東沒有料到林彪會跑；林彪也沒有料到他會摔死在溫都爾汗。歷史就通過這一系列離奇、詭異的偶然因素顯現出必然趨勢：中國即將擺脫「文革」的噩夢，走向崛起。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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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周恩來生前警衛士高振普，還有一位是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多次聆聽他們關於撒周恩來骨灰的情況和撒在每一處的含義。
周恩來 資料圖
本文摘自：人民網，
厚葬祖先，澤被子孫，這是我們中華民族沿襲了幾千年的傳統習俗。然而，我們的開國總理周恩來卻是個例外。他當上一國總理之後，不僅沒有為自己家中的先人修陵造墓，還先後用各種方法把紹興、淮安和重慶這三處的先祖及父親的墳就地平掉，墳地交給當地農民使用，首開中華民族殯葬改革的先河。對這件事，周恩來說：「人死了，不做事了，還要佔一塊地盤(指墳墓)，這是私有觀念的表現。」不僅如此，周恩來生前還留下囑咐：死後火化，不保留骨灰，把他的骨灰撒向祖國的山山水水。
針對這件事，鄧穎超同志說：「早在1956年，我和恩來都曾在中央倡導人死後要火化的倡議書上籤了字。同時，我倆相約，死後不保留骨灰。」她說：“人死后土葬留墳到平墳還耕是殯葬改革的第一次進步，從全屍土葬到火化再葬或是保存骨灰又是一次進步;而只有從火化存灰到火化後撒掉骨灰才是殯葬習俗最後、最徹底的一次革命!”
周恩來生前說到了，死後也如願了。他為祖國和人民奉獻了他的一生，不留下任何讓人民可以寄託哀思的念物。難怪全國人大原副委員長許嘉璐1998年在淮安含淚寫下了「無花無冢情何寄?清心束手拜淮城」。
周恩來逝世已經三十大幾年了，他的骨灰到底撒在了何處?每一處都有些什麼含義?似乎該告訴人們，或者叫做解密了。筆者因為在淮安周恩來紀念館工作的關係，曾先後無數次接觸和拜訪過參與撒周恩來骨灰的四個人中的三位：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的羅青長、周恩來生前警衛士高振普，還有一位是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的郭玉峰，多次聆聽他們關於撒周恩來骨灰的情況和撒在每一處的含義。
遺言骨灰不保留
哭聲震顫大會堂
周恩來逝世當天，鄧穎超同志向黨中央提出了周恩來生前的最後一個請求：骨灰不保留，要撒掉。
三天後，鄧穎超把張樹迎，高振普叫到她的辦公室，對他們說：「恩來不保留骨灰的請求，黨中央已經批准，今天叫你們來，就是要研究一下，把他的骨灰撒在什麼地方」。
周恩來的逝世，給當時的全國人民帶來巨大的悲痛，多年在他身邊工作的張樹迎、高振普他們的悲痛自然更不用說了。他們靜靜地聽鄧穎超同志的講述。只聽鄧穎超同志繼續說，「你們是跟隨恩來(周恩來病重以後曾批評高振普不要再叫他總理，‘我都病成這樣，不能工作了，你們怎麼還叫我總理?’但是他身邊工作人員多年來都已叫習慣了。這使他們很為難。高振普就把這事對鄧穎超說了。因為不是在周恩來身邊，鄧穎超就安慰高振普說，‘你就再這麼叫他一次吧。’可是周恩來去世後，連鄧穎超也不再稱他為‘總理’了，而是改稱‘恩來同志’。——筆者)工作多年的人，他的最後一個請求已得到中央批准，就由你們二人執行撒骨灰的任務。這也是你倆為恩來同志做的最後一件事??」
鄧穎超說不下去了，張樹迎、高振普兩人的淚水已奪眶而出。鄧穎超當即表現出巨大的剋制力，她強抑住悲痛，安慰他們說：「接到中央批准撒掉恩來骨灰的消息後，我很高興。我高興的是，恩來生前說過，他擔心我替他辦不成這件事。今天終於可以辦成了，他的遺願就要成為現實了。我們要共同為實現他的這一遺願而繼續工作。我也很想親自去撒，但是，目前的條件已不允許我去做了。因為天氣太冷了，我年歲又大了，一出去‘目標’就大。恩來同志是我們黨的人，你們二人都是恩來所在支部的支委成員，所以我委託你們二人去做這件事。我們靠基層支部，就相信你們一定能很好地完成這一特殊任務。」鄧穎超說的“目標”就是指當時億萬人民對周恩來逝世的哀痛和對撒周恩來骨灰的關心。因為那時如果有人知道周恩來的骨灰撒在哪裏，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地去搞各種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所以撒周恩來骨灰這件事必須嚴格保密。
鄧穎超的一番話，既道出了周恩來的遺願以及他為實現這個遺願所作的安排，同時也是對周恩來身邊工作人員的莫大信任。於是，張樹迎、高振普和鄧穎超的秘書趙煒三個人先後到北京的玉泉山、京密引水渠等幾個地方察看。1月的北京，天寒地凍，沒有選擇到一個合適地點。因為大家都知道，全國人民對周恩來懷有深厚的情感，他的骨灰如果撒到地上、冰上，人們就會想方設法去搜集一點留作紀念。最後還是由中央決定：派飛機去撒，並由羅青長、郭玉峰、張樹迎和高振普4個人去執行撒骨灰的任務。撒的地點也是根據周恩來生前遺願由中央同意的。
1月15日下午，周恩來追悼大會結束後，鄧穎超領著張樹迎等西花廳工作人員，以及羅青長、郭玉峰等人走進人民大會堂西大廳。周恩來的骨灰靜靜地放在那裏，上面覆蓋著鮮紅的中國共產黨黨旗。他們跟在鄧穎超身後，立正、低首、默哀。
周恩來的遺體火化得非常成功，以至於當時為他用150元錢買的骨灰盒裝不下他的全部骨灰，不得不臨時從八寶山找來一隻較大點兒的空花瓶，將周恩來火化後的褲扣、金屬鈕扣等遺物和部分骨灰裝到這隻花瓶里。
默哀完畢後，鄧穎超趨前，輕輕打開骨灰盒，用她那顫抖的雙手撫摸著骨灰，兩眼含著淚水，然而十分堅強地說：「恩來同志，你的願望就要實現了，你安息吧!」
在場的人立即爆發出一片哭聲。那撕心裂肺的慟哭震動得人民大會堂似乎也微微顫抖。
周恩來的追掉大會結束後，北京的西長安街、西單一直到八寶山的十多公里街道兩旁，仍然站滿了人群。他們都已從報紙上和廣播裏看到或者聽到周總理的骨灰將要撒掉。他們還想最後看一眼他們心目中好總理的骨灰究竟撒到哪裏去，哪怕最後見一眼運送他骨灰的靈車心情也會得到一絲安慰。
1月15日晚上7點30分左右，張樹迎從鄧穎超手中接過了骨灰盒，高振普同志捧著花瓶。為避開群眾和新聞媒體，他們通過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坐上當年斯大林贈送給周恩來的蘇制灰色吉姆車。為什麼不用周恩來生前乘用的大紅旗?那是為了盡量減小目標，不讓人發現。鄧穎超由她的秘書、保健人員等陪同，乘坐另一輛車緊隨其後離開人民大會堂，利用夜色的掩護，向東駛去。晚8時許，他們一行來到北京東郊的通縣機場。一架也是蘇制、編號為「7225」、原用於撒農藥的安-2型小飛機停放在那裏。
執行撒骨灰任務的同志登上飛機後，鄧穎超由身邊工作人員攙扶著，向飛機揮手，向她的戰友、伴侶作最後一次告別。
1976年1月16日晚8點15分，安—2飛機平穩地起飛後，分別在北京上空、北京的密雲水庫、天津的海河和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這四處上空撒掉了周恩來的全部骨灰。每撒一處都有一定的含義，都能體現偉人周恩來生前的博大胸懷。
頭把骨灰撒北京
與首都人民心連心
北京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1918年夏天，留學日本的周恩來回國度暑假，在北京與父親在一起生活，共享天倫之樂。那是北京給他留下的最早印象。一年之後，周恩來在「五四」運動中數度在京、津之間往返，與他的戰友馬駿、張若茗等一起去北京在總統府前請願，留下了他們大鬧天安門的足跡。
新中國成立後，周恩來擔任黨和國家領導人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與首都人民朝夕相處，情深似海。在北京，他曾和各黨、各派、各界代表為人民英雄紀念碑鏟土奠基，無數次在天安門廣場參加包括開國大典在內的大型重要集會;他曾為北京市的城市改造付出巨大的心血：保留團城，移建牌坊，建北京火車站，人民大會堂??在他的總理任內，北京的哪一座大的建築沒滲透著周恩來的心血?連新華門前那對無名的石獅子能躲過十年浩劫「活」到今天，也凝聚著周恩來的心血與智慧!在他重病期間還要乘上施工用的電吊車登上施工中的北京飯店頂部，實地觀察北京飯店究竟建多高才適宜。在首都，他還親自參與處理了建國初的高崗、饒漱石事件，“文革”中的林彪事件。在北京，他會見了多少外國元首和政府首腦：金日成、胡志明、尼克遜、田中角榮??終於使中國重返聯合國，讓中華民族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在人民大會堂，還留有他要為實現中國四個現代化而呼號的餘音，那是他留給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政治遺囑。他關心著北京市民的用水，關注著北京街頭的整潔，也關心著北京市民的出行交通。如此等等，他與首都人民有著血肉深情的聯繫。把他的骨灰撒在北京，就是讓他和北京人民永遠在一起，與首都人民心連心，心貼心。
二把骨灰撒密雲
難忘治水為人民
周恩來的第二把骨灰是撒在密雲水庫上空的。
到過北京周恩來西花廳辦公室或者在淮安參觀過仿建的西花廳的人都知道，在周恩來辦公室的書架上，放置有兩架小飛機模型。據原西花廳工作人員介紹，周恩來生前曾說過「我一生就關心兩件事：一個上天(指搞兩彈一星及航天飛行等工作)，一個水利。」放小飛機模型就是為了時時提醒他，不要忘了這兩件大事。
北京是個嚴重缺水的城市。新中國成立前，供給市區的地表水源只有城西郊的玉泉山一地，年平均供水量在3000萬立方米左右。遠遠不能滿足需要，更跟不上工農業發展和人口不斷增加的新形勢。
為了抓好北京水利資源的開發，周恩來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艱苦的勞動。他先後主持有關方面修建了官廳水庫、十三陵水庫、懷柔水庫和密雲水庫，並親自率領國務院機關工作人員參加十三陵水庫工地的義務勞動。
在這幾座水庫中，密雲水庫的規模是比較大的。周恩來花費的精力也是比較多的。1958年6月26日上午，周恩來在副總理兼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陪同下來到密雲縣，先是聽取縣委第一書記閻振峰的情況彙報。中午，他顧不上休息，又領著一班人馬來到潮白河畔，為密雲水庫勘選壩址。當年一位現場參與者後來回憶說：「總理下車後毫無倦意地大步向前走，全然不顧腳下滾燙的一步一陷的沙灘和凹凸不平的亂石堆，只專心一意地遠望近觀，察看地形。一直來到規劃中的潮白河壩址，他便坐在河灘中的一根木頭上，一邊認真地看庫區地形圖紙，一邊同大家一起研究方案。當他聽取了水利專家們關於潮白河歷史災害情況和修建水庫的規劃設想彙報後，又提出許多問題與大家共同磋商，經過仔細推敲，反覆研究論證，最終同意了潮河主壩與九松山副壩的壩址規劃。」第二天，周恩來又主持國務會議，專題討論修建密雲水庫問題。經過約兩個月的充分準備，這座華北地區最大的水庫在9月1日順利開工。
密雲水庫距北京100餘公里，水庫大壩橫跨潮、白兩河的主河道。每當施工的關鍵時刻，周恩來都親赴現場了解情況，就地指導施工。他的內外事情多，遇有實在不能到場的情況下，也常常是派人或者用電話詢問施工進展和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工地上，周恩來還諄諄告誡工程指揮人員：「既要保證進度，更要保證質量，決不能把一個水利工程建成水害工程，或者是一個無利可取的工程。要把工程質量永遠看作是對人民負責的頭等大事。」周恩來還在一次水庫工地座談會上說，“這座水庫座落在北京東北，居高臨下，就如同放在首都人民頭上的一盆水，一旦盆子倒了或者漏了，撒出大量的水來，北京人民的衣服都要被打濕的。”
周恩來在這裏雖然只輕鬆地用了一個「濕」字，那包含的卻是千百萬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啊!
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安排下，20多萬建設大軍經過將近兩年時間的艱苦努力，以3000多萬立方米土石方的工程量，動遷5萬多移民，終於建成了可蓄水43億多立方米的密雲水庫。以當時我們的國力、技術等條件看，都是一個舉世的創舉。難怪他要把自己的骨灰撒進密雲水庫了。
三把骨灰撒天津
津門起步鬧革命
周恩來的第三把骨灰撒在了天津海河入海口。天津是我國華北最大的港口城市，1913年春，因四伯父周貽賡從瀋陽調天津任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員，周恩來也隨四伯父來到天津，並且於那年暑假後考入仿歐美辦學風格的私立南開學校。從此，他與天津結下不解之緣。
周恩來曾在天津先後讀書五年多;他曾在天津組織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鬥爭，組織青年進步革命團體「覺悟社」;他還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愛國運動遭反動當局逮捕坐牢達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他在天津結識了許多仁人志士和親密戰友，特別是結識了他後來的另一半鄧穎超同志。
在天津，還發生過一件讓周恩來終生難忘而社會上又很少有人知道的事。
1928年12月間，為了解決順直省委(「順」，清朝政府曾將北京設為順天府，“直”，河北曾叫直隸省。當時中共領導的地下“順直省委”所轄地域包括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爾、綏遠、熱河、河南北部再加陝北)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問題，周恩來以中央特派巡視員的身份，化裝成商人潛往順直省委所在地天津。在一次集會時，反動軍警突然包圍了會場，不過他們並不知道這是一次共產黨的重要集會，只當作是一部分青年過激分子組織的會議，目的只是想抓住從外地來參加會議的頭頭。於是，這些鷹犬們就嚴令所有被圍在場內的與會人員，可以帶信給在天津的家人或親屬來將他們保領回去，然後再從剩下的沒人認領的人中查出共產黨的要人。這使周恩來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情急之中，他突然想到了寓居天津的三伯父周貽謙，就讓一位被家人保釋出去的同志幫他帶一封信給三伯父。
周貽謙的妻弟錢能訓曾擔任過北洋政府的交通總長和代國務總理。「攀」上這棵大樹，周貽謙也曾在他的蔭庇下擔任一些收入可觀的職務，如鐵嶺稅捐局局長、天津長蘆鹽運司榷運科科長等，並經常在京、津一帶的重要場合出現，認識他的人很多。但他對周恩來這個鬧革命的侄兒並不太看好，所以周恩來這次秘密到天津時也沒有告訴他。現在情況危急，只有三伯父出面，他才能轉危為安。周恩來雖然知道此舉有一定風險，但他更相信受中華傳統文化影響的三伯父對他的親情。1910年他12歲時，就是這位三伯父把他帶出淮安駙馬巷到東北讀書的。
周貽謙接到周恩來遇險的信後大驚失色，立即穿起長袍馬褂，並讓家人從車行要了一輛汽車，趕往周恩來出事的地點。
行車路上，周貽謙再三忖度：十幾年了，當年稚氣未脫的孩子早已長成大人了，見面能一眼認出來嗎?在這種節骨眼上，如果稍有遲疑都會發生意想不到的後果。最後，他決定寫一字幅放置於車前。可字幅上寫什麼呢?如果寫「接周恩來」，無疑是把他送入虎口;寫“接侄兒”吧，能引起周恩來的注意嗎?臨提筆時，周貽謙寫下了“接周大鸞”四個字。果然，車一到會場門口，機靈的周恩來看到自己乳名就雀躍似的喊道：“三伯，三伯，我爸叫我來給您拜壽，可我被一個朋友拉來聽一個什麼人講話??”
軍警們一見是周貽謙出面，而且伯侄之間彼此熟悉，親密無間，只好放人。
回到寓所後，周貽謙再一次嚴肅批評了周恩來：「宣統退位了，共和建立了，你還要鬧革命!你們是‘革’誰的命啊?」周恩來一邊感激伯父的救護之恩，一邊用孫中山的遺言回答說：“三伯，中山先生臨終前不是說過‘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嗎?現在的蔣介石早已背叛中山先生遺訓，如果讓他長期獨裁下去，我們中華民族國將不國、民將不民啊!”
周貽謙聽了，無言以對。只好說：「人各有志，我不強勉了。只是山高水遠，前途多艱，你一定要好自為之呀!」
據說，反動軍警放走周恩來之後，又不放心，連忙加派軍警日夜守候在周貽謙的住宅周圍。誰知周恩來的警惕性更高，他見軍警們對周家女眷出入基本不管不問，所以只在三伯父家呆了兩宿，第三天一早，他就穿上高領旗袍，帶上假髮套，化裝成一位闊太太，坐上黃包車，在一位「女佣人」的陪侍下，從憲兵、特務們的眼皮底下遠走他鄉了。
天津，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他革命起步的地方，也是他多次涉險的地方，還是他與他的另一半相識、相交、相知的地方。因此他對天津就多了一分情感和熱愛。
四把骨灰撒濱州
親山親水報母親
周恩來的最後一把骨灰是撒在山東濱州黃河入海口的。
黃河，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河。周恩來生前無數次表達過他對母親的熱愛和懷念。無論是他在天津坐牢期間寫下的《念娘文》(該文現已失傳)，還是他留學日本記下的念娘日記，都無不充滿對生他、撫育他成長的母親的感激之情。
筆者1992年3月8日在北京訪談周恩來轉戰陝北時期的警衛員王還壽同志。王老深情地回憶說：「1948年3月23日(戊子年二月十三日)，按農曆算是總理的50周歲生日，那天我們中央縱隊從陝北的吳堡縣川口鎮東渡黃河。總理登上渡船後，一邊和船工舵手們握手，一邊熱情地說：‘感謝你們今天把我們送進母親(指黃河)的懷抱，享受母愛的溫暖。’」王老還說：“當時我們還不太懂總理話的意思，後來才知道。”
周恩來12歲離家，從讀書追求革命真理到投身無產階級革命和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未能再回故鄉一趟，「想來母親墳前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親恩未報。」他期望死後將骨灰撒進“母親河”，以報答生他、養他的母親;同時，祖國也是我們中華民族的母親，他回歸了母親河，也就回歸了大地，回報了祖國。周恩來生前曾說過：“人生來是為人民服務的。生前的工作、勞動是為人民服務，死後骨灰撒在祖國的山水大地上，落在山頭田野的，可以作為植物的肥料，落在水裏的可以餵魚蝦，營養水生植物，還在繼續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人類才是生生不滅的。”這是周恩來的貼身衛士韓福裕1991年10月25日親口對筆者講述的。
此外，1997年筆者在訪談周恩來最後召見的一名部長羅青長同志時，他還告訴我，周總理的骨灰撒到黃河入海口，還有另外一層含義：他是想通過海水把他的骨灰帶到台灣海峽，表示他十分關心台灣同胞，祈盼著祖國的早日統一。
骨灰撒進江河大地，豐碑樹在人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