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
【提要】在20年前的今天，1995年4月10日，黨和國家領導人陳雲逝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陳雲同志參加了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並發言，強調「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說：“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他還說：“如果共產黨不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見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們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也不會願意當這樣的共產黨員了。”
抗戰八年，陳雲同志都在延安，除最後一年主抓陝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外，其餘七年都是擔任中央組織部的部長。這七年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七年，是中央組織部走向正規化的七年，也是陳雲同志在政治上走向純熟的七年。陳雲同志曾對我說過：到延安之前，他的講話沒有多少辯證法，到延安後，他學習了哲學，講話就有辯證法了。
陳雲同志在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期間，還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因此，他的許多主張不僅對組織工作部門，而且對全黨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感到其中有四個主張，他即使後來不負責組織工作了，仍然不斷地講，可以說一直講到老，講到死，講了一輩子。這些主張有的在這部電視片中有所反映，有的則限於篇幅反映不多。重溫他的這些主張，或許是對他98周年誕辰最好的紀念了。
第一，主張重視、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
我們黨在十年內戰時期，主要成份是農民和少量工人。抗戰爆發後，形勢和人心大變，大量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學教授、工程師，不遠千里奔向延安。在延安的抗大、陝公、魯藝、黨校有上萬學生，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再招生，大家仍舊絡繹不絕地來。有人認為國統區來的人比較複雜，主張拒之門外，甚至指責組織部審查不嚴。陳雲同志則認為，來的人雖然複雜，但「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複雜情況。將來領導全國的時候，情況會更加複雜。只有幾個人，不要發展，才簡單，但是革命一定不會成功。」“幹革命如果怕複雜，便會愈弄愈複雜，不怕複雜，革命就好辦。”針對“知識分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觀點，他指出：“知識分子有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有的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在中國，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的。”
陳雲同志在提出廣招天下士的同時，還特彆強調了大批接收、大膽使用知識分子的緊迫性，提出「要搶奪知識分子」的口號。他說：“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如果把廣大知識分子都爭取到我們這裏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那麼，我們雖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
搶奪知識分子一方面要積極吸收達到黨員條件的知識分子加入黨組織，另一方面要正確對待黨外的知識分子。陳雲同志為此專門講過一篇話，叫做《尊重和團結非黨幹部是黨的重要政策》。他說：「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慮是否黨員或黨齡之長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黨票排位置。」還說：“禮賢下士、尊敬賢能是共產黨員應有的風度。”
解放戰爭時期，陳雲同志在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經工作期間，就如何處理新接收企業中的職員問題，批評了只重視工人而輕視職員的「左」的錯誤，指出：職員、技術員、技師、工程師、專家都是管理龐大複雜的近代企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員，“必須使體力勞動的工人與腦力勞動的職員合作”。
建國後，陳雲同志主持全國的財經工作。他一如既往，一方面把建立和擴大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作為「一五」計劃中的重要任務；一方面主張充分信任和大膽使用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指出：“這些人是我們的‘國寶’，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時，有人認為資本家是包袱，他針對這種思想說：“資本家有本領，應該說是財富。在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文化程度高，知識分子多的一個階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陳雲同志重新走上中央領導核心的崗位。上任不久，他提出幹部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並且指出：「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必然涉及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十年內亂時期把知識分子說成是‘臭老九’，這種觀點雖然已經受到批判，但是，黨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提拔幹部的政策遠遠沒有實現。我們應該看到，沒有老幹部不能實現四化，沒有大批知識分子參加到我們黨的幹部隊伍中來，也決不能建成現代化的新中國。」在他的建議下，中組部專門向中央寫了一個加強在中年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報告，並成立了技術幹部局，專門管理科技幹部。
1982年夏天，陳雲同志看到兩份反映中年知識分子生活、工作負擔重，但工資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他立即給中央常委各同志寫信，提議要搶救中年知識分子，今後每年需拿出十二三億元提高他們的工資，說應該把這看成是基本建設的一個項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設，「應該向人民講清楚，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一樣，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資收入上高一些，這是合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長遠利益的。不這樣做，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可能上去，生產力也不可能上去。」
第二，主張黨在執政後一定要防止脫離群眾。
延安時代，我們黨雖然還沒有成為全國的執政黨，但已經掌握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陳雲同志認為，黨掌權和不掌權，情況很不一樣。不掌權時，你要找群眾；而掌權以後，群眾要找你。因此，黨在掌權以後，特別要防止脫離群眾，黨的建設主要應當圍繞這個問題。他在1939年陝甘寧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強調：「領導著政權的黨、領導著軍隊的黨，自我批評更加重要。因為黨掌握了政權以後，犯了錯誤會更直接更嚴重地損害群眾利益。……你有槍，又當權，群眾看到了也不敢講。所以，一定要嚴格要求我們的黨員和幹部，並且經常傾聽群眾的意見，有人做了違背群眾利益的事，就要給以嚴肅的批評，以至紀律處分。對於違法的人，例如貪污分子，還要發動群眾去鬥爭，並繩之以法。」他提醒大家：“當權的大黨，領導幹部很可能成為官僚。要堅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
全國解放前夕，陳雲同志收到家鄉一位老戰友孩子的來信。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氣地叮囑這位年輕人，並要他轉告自己的表弟，「千萬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鄉人面前有什麼架子或者有越軌違法行動」。並說：“共產黨人在國家法律面前是與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範。”“我與你父親既不是功臣，你們更不是功臣子弟。這一點你們要切記切記。”“你們必須安分守己，束身自愛。”
1954年，陳雲同志在解決高饒問題的七屆四中全會上講：「在勝利了的國家裏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火車站歡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我們對於執政以後黨內的狀況是不能盲目樂觀的。」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同志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同時兼任新組建的中紀委第一書記。有人請示今後紀檢工作如何搞，他當即回答：「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1982年，東南沿海一帶走私猖獗，涉及一些黨員幹部。他將一份情況簡報批給中央常委各同志，提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
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陳雲同志再一次就執政黨黨風問題向全黨敲起警鐘。他在發言中說：「黨在全國執政前和執政後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黨在全國執政以前，在敵人統治下的地下黨，那時作一個黨員就有殺頭的危險，根本談不上什麼物質享受；在蘇區的黨和解放區的黨，大家忙於打仗和支援戰爭，另外，也沒有什麼物質可以享受。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從中央到基層政權，從企業事業單位到生產隊的領導權，都掌握在黨員手裏了，黨員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他提醒全黨，對以權謀私的人如果不嚴厲打擊，“就會敗壞黨的風氣，使黨喪失民心”。
以後，陳雲同志又多次在各種場合講話，強調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鍵是搞好執政黨的黨風」。“希望所有黨的高級領導人員，在教育好子女的問題上，給全黨帶好頭。決不允許他們依仗親屬關係，謀權謀利，成為特殊人物。”“對於危害社會主義建設，敗壞黨風、社會風氣的歪風邪氣，熟視無睹，聽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為非作歹的個人外，還要追究那個單位、那個地區的黨委的責任，包括紀委的責任。”他說，在處理這類事情上，“得罪點人，比不管而讓群眾在下面罵我們要好”。
第三，主張黨內一定要充分發揚民主。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延安時代，我們黨還處在武裝鬥爭的狀況，因此，形勢要求更多地強調集中統一。陳雲同志作為黨的組織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一方面和其他領導同志一樣，在講話中反覆講解遵守紀律、維護統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經常強調黨內民主的意義。他曾說過：「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是一個最有紀律的黨，也是一個最講民主、最講自由的黨。」
什麼是民主呢？陳雲同志在講到要尊重和團結非黨幹部時說：「在民主選舉的政權機關和民眾團體中，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合作共事，應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怎樣才能發揚民主呢？陳雲同志說得最多的是要讓人講話，尤其是講不同意見和批評的話。他說：“要人敢說話，就不能給人戴大帽子”。“比如，有一個人說錯了幾句話，你就對他來一頓批評，不是說他是‘左’傾空談主義，便是講他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嫌疑。如果隨便給人家戴上這類大而無當的帽子，一個人頭上戴上三四頂，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他還提醒大家要特別警惕光講好話的人，指出：“光說好話的人都是拍馬屁的，拍馬屁決不是件好事；不客氣批評別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夠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幹部常常不了解這一點。”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陳雲同志無論做什麼工作，總是十分注意黨內民主問題。1947年，他在兼任中共遼東分局書記時，針對黨內生活不健全的問題指出：「不經大家交換意見，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難免出錯誤。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換意見，反而容易集中。」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陳雲同志參加了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並發言，強調「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說：“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他還說：“如果共產黨不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見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們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也不會願意當這樣的共產黨員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們痛定思痛，更加感到發揚黨內民主的重要。陳雲同志在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說：實現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是我們這樣一個在9億人口國家中的執政黨的重大責任。蘇聯在列寧領導時，民主氣氛是很濃的；斯大林有很大功績，但後來黨內生活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對民主集中制破壞很大，黨內出現了極不正常的狀態。在審閱胡喬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時，他針對稿子上關於“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句話提出：“這個問題實際上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
對於如何發揚民主、保持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的問題，陳雲同志講得最多的就是發動廣大群眾、幹部提意見。他說：「領導幹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於領導人不虛心，人家不敢講，不容易聽到。」他反覆提醒大家：“如果鴉雀無聲，一點意見也沒有，事情就不妙。”“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如果沒有不同意見，自己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讓大家來批駁。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反對意見，可以引起自己思考問題。常常是，有不同意見的人，他不講出來。能夠聽到不同聲音，決不是壞事。”
到了晚年，陳雲同志通過黨內生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切感到要發揚黨內民主，僅僅強調讓大家講話還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證。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我們黨內要強調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堅持。經常開會討論，經常交換意見，就不至於出大的問題。」
第四，主張堅持終身學習，尤其是學習哲學。
大部分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過一段時間學習，但做到不間斷學習的人卻不多。陳雲同志不僅自己堅持學習，而且一貫提倡黨員幹部要終身學習。他在延安曾提出，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他說：「我們好多同志總以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盡了我們對黨的全部責任，這種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讀書，不把工作和學習聯繫起來，工作的意義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斷改進。因為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怎麼學習呢？陳雲同志建議，沒有離開工作崗位的人，最好訂一個切實的讀書計劃，然後堅持每個星期讀30、40頁書，讀懂一本再讀一本，讀書時要做筆記，而且幾個人組成一個小組，邊讀邊討論。他還帶頭在中組部內組織了一個領導幹部的學習小組，每天上午9點前自學，每周集體討論一次，從1938年一直堅持到1942年，由於堅持得好，被評為了中央機關的模範學習小組。這個學習小組學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學政治經濟學和黨的歷史，但重點是學習哲學。
陳雲同志到延安後，檢討自己過去犯錯誤的原因是經驗少。毛澤東同志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並建議他學點哲學，一共給他講過3次，並派教員幫他。於是，他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除了讀馬恩列斯的書外，他還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並把毛澤東同志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通過學習，他感到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文電中貫穿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他反覆琢磨，得出了15個字的體會，那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
從那以後，只要黨內對某一問題發生分歧時，陳雲同志就會提倡大家學哲學，就會講他的15字體會。他在解放戰爭時期主持南滿根據地時講過，在1957年兼任商業部長時講過，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講過，在1977年「兩個凡是」方針盛行時講過，在1981年制定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又講過。1987年，他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負責同志談話，主要談的就是學習哲學。他說：“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幹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他還說：“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希望能夠組織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都來學習哲學，並把這個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1990年他85歲高齡時，還利用到外地休養的機會，向當地黨政領導同志宣傳學習哲學的重要意義，講解自己學習哲學的體會。
以上四點，我認為是陳雲同志從延安時代開始講起，一直貫穿其一生的主張。這些主張，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思想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些主張，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都加以繼承下來並有新的發展，有的正向制度化推進。因此，今天重溫陳雲同志在延安主持中央組織部期間的這些主張，對我們了解陳雲同志思想發展的脈絡很有意義，也有助於我們從歷史的高度深刻理解在新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知識分子、反腐倡廉、民主政治、理論學習等問題上提出的新觀點和制定的新政策。
〔來源：《黨的文獻》 作者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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