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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妹妹談川島芳子為何當漢奸:她想復辟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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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妹妹談川島芳子為何當漢奸:她想復辟大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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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妹妹談川島芳子為何當漢奸:她想復辟大清王朝

2021年06月03日 17:32

川島芳子(資料圖)

在末代清皇室歷史上,有兩位女性不得不提:一位漢名叫金璧輝(即川島芳子),一位漢名叫金默玉(中國最後一位格格)。二人是親姊妹,前者已死去多年,而後者尚健在。

2007年7月,筆者赴北京採訪,結識中國京劇院一位著名演員。閑談中述及清宮戲及票友,他談到了金默玉,說她是個了不起的人物,目前是河北廊坊東方大學城的校長。我對她的傳奇人生很感興趣,於是搭車赴廊坊,專程採訪了她。

下午4時,在一座商品樓一套敞亮的居室里,筆者見到了金默玉校長。她中等身材,圓臉略方,燙髮,戴一副淡棕色大眼鏡,說話間時時露出微笑,有一種成就感。然而她卻很謙恭、熱情,不失大家閨秀的風度。她的生活習慣像個前衛的藝術青年,夜裏通宵看電視,喜歡看網球、籃球、高爾夫球的比賽,有時也看看京劇,看到次日凌晨六七點鐘才睡,下午兩三點鐘起床。我們的話題從她的家庭說起,後來就說到了她的姐姐川島芳子。

姐姐成了日本人的養女

我原名叫愛新覺羅·顯琦,父親給我起漢名金默玉,暗喻「墨玉」,這種玉是美玉中的珍品,起這個名是圖個吉利。我於1918年出生於遼寧旅順。父親是清朝八大世襲親王之一努爾哈赤的弟弟後裔第十世肅親王愛新覺羅·善耆,在八大世襲家族中居首位,身份顯赫。他娶了一個王妃、四個側妃,共生下三十八個子女,其中男孩二十一個、女孩十七個。我母親是年齡最小的四側妃,她生了三個女兒:大女兒滿族名愛新覺羅·顯叇,在女孩子中排行十四,後來起漢名金璧輝,暗喻"金碧輝煌",企望她今後能夠大富大貴。父親將她送給日本人川島浪速當養女,分手時給她起名東珍,希望她東渡日本之後,能被當做東洋的珍寶來對待。後來川島浪速給我姐姐改了名,這就是"川島芳子"。我是最小的女兒,排行十七,哥姐們都叫我"十七妹"或"小不點兒",家裏奶媽、傭人都尊稱我為"十七格格"。這就是說,我是中國最後一個格格。論皇室輩分,我是末代皇帝溥儀的侄女。

1911年10月,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勝利,各省紛紛宣告獨立。第二年2月2日,官拜護軍統領、御前大臣、民政尚書的我父親扮成商人模樣,由日本人護送,從北京逃到東北旅順。同月12日,宣統皇帝溥儀宣佈退位。從那時起,我們全家就定居旅順。1918年我在旅順出世時,我家已流亡了六年。在清廷執掌天下時,我們是鐘鳴鼎食之家,北京城流行一句話:「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牆,肅王府的銀子用斗量。」可見當年我們家富裕的程度。我們家在北京、大連、旅順都有大批地產,全家人吃穿不用犯愁。逃亡旅順時期雖無昔日鼎盛的氣象,但家庭生活與做派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並沒有改變。

我姐川島芳子生於1906年,比我大十二歲。父親想通過川島浪速,依靠日本人的勢力,策劃滿蒙獨立,於是將十四女送給他當養女。川島浪速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來上海,住在日本東和洋行上海分店,為沒有固定職業的浪人。後來,他充當日本諜報人員的助手,繪製從長江口到杭州灣一帶的海防設施圖。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他充任日軍翻譯。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他又充任日軍司令官翻譯,並結識我父親肅親王,被任命為京師警務學堂學監。他擔當此職後,又為親王的女兒們創建了一所學堂,擔任總監。我姐成了川島浪速的養女後,他同我們家就成了親屬關係。川島浪速是日本間諜,也是個大騙子。1922年,我父親死後,敗家子哥哥們托川島浪速賣掉我家在北京、大連、旅順的房產,而他竟私吞有一半房款。

走上一條由父親、養父安排的不歸路

我姐的性格與我有相同之處,也有畸形的脾氣。她小時就有野性,好強爭勝,刁頑任性,我行我素,變化無常。她在日本豐島師範附屬小學讀書時,不聽老師的話,經常和男同學吵架,對著干。讀松本高等女子學校時,每天騎馬上學,高興了就去上課,不高興了連續幾天教室里沒有她的人影,令校方大感頭疼,以致她回國奔喪後重回日本,學校堅決不准她復學。此事川島浪速並不在乎,而是向她灌輸「注重紀律,不怕苦,不怕死」的日本武士道精神,希望她繼承父親的事業,實現復辟清王朝的夢想。所以她有冒險精神,像男子漢一樣敢於衝鋒陷陣。

我在國內讀書時,有一點兒「犯上」,與她相同。按照家規:每個女孩子去上學,要由奶媽或"看媽媽"陪同一起去,我覺得彆扭,堅決不要。姐姐們因此叫我"革命兒"。川島芳子花錢如流水,我也大手大腳。日偽統治北京時期,我在一家公司當顧問,親朋好友來公司買東西,我總是把手一揮,豪爽地說:"你們不用掏錢了,賬記在我頭上。"我高興的時候,就對女同事們說:"今兒我請客,吃西餐去。"這樣大方,我每個月的薪水早早就預支完了。人家背後竊竊私語:"金默玉擺千金小姐派頭,喜歡當冤大頭!我們不吃白不吃。"

川島芳子與我的理想不一樣,她一心要做清王朝的孝子賢孫,一心為復辟之事奔忙。我呢,則想當個「無冕之王」--女記者,或歌唱演員。家裏人聽到我說這話,一個個嚇壞了:一個格格怎麼能拋頭露面,去做職業婦女呢?我像父親那樣固執,理直氣壯地對他們說:"現在是民國時代了,婦女出去工作自食其力,天經地義!再說,當記者到處採訪,還可以遊山玩水,多自由自在呀。當歌唱家也不賴,可以引起人們的注意,大出風頭……"我沒有捲入政治鬥爭,與我年輕時的理想很有關係。

我姐走的是一條由父親、養父安排的路。她的野心太大,說起來令人出冷汗。父親病故後,川島浪速遵照他的遺願,將已二十一歲的姐姐川島芳子嫁給內蒙古土豪世家巴布扎布的第九王子甘珠兒扎布為妻。甘珠兒扎布性格懦弱,與川島芳子的剛強性格截然相反。婚後不到兩年,她就離了婚,拋開了丈夫。從此,她像一匹脫韁的野馬,在滿洲、內地、日本三地之間飛來飛去,往來穿梭,為復辟滿清、實現生父滿蒙獨立夙願,四處奔走,盡展陰謀手段。

  參與謀劃並挑起了上海「一·二八」事變

川島芳子有幾件事最令我難忘--1928年,她二十四歲時隻身來到上海,結識了將其帶入日本間諜圈的領路人--陸軍少佐田中隆吉,心甘情願地做了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走卒。她生性聰慧,會講一口流利的日語,漢語會講「京片子」,又學會了上海話,田中隆吉又教會了她一些英語和開車。她還能寫詩作畫,據說上世紀30年代日本流行歌曲《蒙古姑娘》、《駝鈴》就出自川島芳子之手。她以美貌和多才多藝混跡於上流社會,為日寇搜集情報,被稱為"東方的瑪塔·哈莉"(瑪塔·哈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充當德國和法國的雙重間諜,一個以色相獲取大量情報的妖艷女人)。

1931年,奉田中隆吉之命,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川島芳子於同年10月上旬趕赴奉天(今瀋陽),投入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麾下。此時,正值日本帝國主義加緊籌建偽滿洲國,日本人已將溥儀劫持到旅順軟禁。川島芳子又一番花言巧語,連哄帶騙,說動了婉容皇后,並由她陪同,雙雙化裝成男子,搭車,乘船,長途跋涉,從天津安全抵達旅順,不久即與溥儀"團聚",為建立偽滿洲國創造了"皇帝與皇后同時登場"的條件。世人稱川島芳子是"天才的說謊者",建立「滿洲國」她立下了大功。

1931年,川島芳子積极參与謀劃並挑起了「一·二八」事變。這一年12月17日,川島芳子奉命回到上海。她和田中隆吉連日密謀在上海挑起事端,為日寇擴大侵華戰爭找借口,他們想出了一個借刀殺人的計劃。1932年1月18日傍晚,他們命住在上海江灣路山妙發寺的日蓮宗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帶領信徒五人,向位於引翔港馬玉山路的上海三友實業社總廠大門走去,肆意挑釁。會說上海話的川島芳子偽裝積極抗日,唆使三友實業社數十名愛國職工突然襲擊了那幾個僧侶,使其中三人受傷,名叫水上秀雄的和尚於24日死去。"和尚事件"發生後,田中又讓川島芳子將一筆經費交給僑居上海的日本人組成"支那義勇團",委派重藤千春憲兵大尉指揮這批三十餘名青年同志會會員,以追捕殺手為名,於1月20日對三友實業社進行報復性襲擊。這些狂熱的侵華分子縱火焚燒了三友實業社。日本駐滬總領事趁機向上海當局提出四項蠻橫要求:一、向日本道歉;二、嚴懲凶手;三、負擔被害僧侶醫藥費、贍養費;四、立即解散上海各界抗日團體,取締抗日活動。川島芳子對駐滬總領事說:"這最後一條要求最重要!"可見她頗有心計,抓得住鬥爭要領。上海市市長吳鐵城遵照南京國民黨政府關於不抵抗的指示,一再退讓,委曲求全,全部接受了日方提出的四項要求。田中隆吉和川島芳子認為他們在上海挑起的中日衝突規模還不夠大,未能達到他們預想的目的,於是繼續煽風點火。他們用手槍威逼有影響的在上海經商的日本民間人士福島喜三出面請求帝國政府立即出兵上海。川島芳子利用其特殊的身份,經常出席上流社會的舞會,從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嘴裏掏出了"蔣介石下野"的消息。她又以記者身份從蔡廷鍇軍長那裏,摸清了十九路軍堅決抗戰的意向。情報密告日本東京,日本政府根據上述情況,悍然決定侵犯上海。就這樣,震驚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了!

川島芳子認識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秘書長唐有壬,從他嘴裏得知上海國民黨系統的銀行已瀕臨破產邊緣,國民黨政府希望停戰。日本政府得到川島芳子的情報,得以站在優勢的立場結束了戰爭。1932年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在上海正式簽字。唐有壬以泄露情報罪受到追究,命在旦夕,川島芳子將其隱藏家中。孫科也因泄露情報罪受到蔣介石的彈劾,川島芳子受命協助孫科逃離上海前往廣東。

「一·二八」事變的導火索是川島芳子參與策劃的"日本和尚事件"!為此,關東軍高參板垣大佐對策動「一·二八」事變的陰謀作了很高的評價,說:"多虧這一擊,滿洲獨立才得以成功!"川島芳子和田中隆吉也為自己的這一"傑作"而飄飄然,洋洋得意。川島芳子從此聲名鵲起,被贊為"麗人手腕,東方諜雄"。她的名氣大了,我則被世人罵為"大特務、大漢奸的妹妹",抬不起頭來。

  由日本間諜變為「安國軍」的金司令

上海「一·二八」事變後,川島芳子以"滿洲建國"的功臣自居,狂傲跋扈,不可一世,搬弄是非,胡作非為,影響干擾了日本軍方的行動,引起板垣征四郎的不滿。1932年4月,板垣征四郎命我哥憲立從上海將川島芳子接回大連。

川島芳子是個不安分的女人。回到大連不久,她就投靠偽滿軍政部顧問多田駿大佐。日本帝國主義為了穩定局勢,不斷招兵買馬,以對付滿洲的抗日力量。川島芳子認為再造輝煌的時機已到,便向多田駿毛遂自薦,口出狂言:「蕩平滿洲叛逆,無需日本操勞,我對中國人很了解,尤其熟悉人情、地理,只要本人出馬,必能所向披靡,馬到成功!」她小時候就這樣狂妄,與男孩子吵架,不鬥倒他們不罷休。到了成年,喜歡穿西服,女扮男裝,要像男人,總想出人頭地。多田駿被川島芳子口若懸河的辯才說服了,當即將招募來的三千多士兵交給她,並給這支部隊命名為「安國軍」,任命川島芳子為司令。我的七哥金璧東曾任偽滿中將司令,在滿洲頗有威名,川島芳子便隨之改名"金璧輝"。至此,川島芳子由一個日本間諜搖身一變成為「安國軍」的金司令。

1933年2月17日,日本關東軍入侵熱河。熱河省位於今天的遼寧省、河北省和內蒙古的交界處,地理位置重要,同時盛產鴉片,是一塊不可多得的寶地。金璧輝看中了這塊「肥肉」,率領她的「安國軍」,積极參加了熱河作戰。清朝格格率部打仗,她可能是第一人。她不懂軍事,雖指揮無方,因是女司令,倒也起到了鼓舞日軍士氣的作用。

「滿洲國」建立後,抗日部隊馬占山、蘇炳文兩支人馬很活躍,使日偽軍很頭疼。金璧輝詭計多端,使出了誘降蘇炳文的特務手段,她擬訂了一個大膽的勸降計劃:乘飛機利用降落傘降到呼倫貝爾蘇炳文的控制區,以高官厚祿為誘餌,誘降蘇炳文。別的女人哪有這種魄力?只有天不怕地不怕的川島芳子敢於這樣冒險!這個計劃得到關東軍參謀長小磯國昭中將和多田駿的讚許。川島芳子也因此得到了主子們的賞識和推崇。

抗日英雄馬占山入關後停息天津。調任天津中國駐屯軍司令官的多田駿命川島芳子刺殺馬占山。川島芳子扮成舞女,設計謀害馬占山,因被馬占山的警衛發覺,未能得逞。其後,川島芳子又受命勾結前騎兵師長郭希鵬、丰台暴徒首領張權本協同製造暴亂事件,同時暗中策動馮玉祥手下的善變將軍石友三等投靠日本人,秘密組織「華北自治委員會」。川島芳子的心肝壞透了,她完全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

1935年年底,川島芳子失去了利用價值,被軍方打發回了日本。她很氣憤,時常發表一些抨擊日本的言論,發泄不滿情緒。她並非覺醒,而是「狗咬狗」的心態。

  「日本人不會敗」的預言失靈,川島芳子惡有惡報

川島芳子貪圖享受,揮霍無度,她很想撈錢花。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日軍全面侵佔華北,川島芳子認為發國難財的機會到了,乘機鑽入天津。她首先將日租界內松島街的東興樓飯莊據為己有,攫取錢財。她還利用駐紮北京城外的憲兵隊長田宮少佐,大做無本買賣。田宮少佐把中國資本家抓到憲兵隊,由川島芳子出面,向被捕者家屬勒索財物。她還引誘日本軍官將物資偷運到黑市出售。這一時期,她在日本軍部將軍們的眼裏,只不過是一個日本飯莊的女老闆而已。對她的貪財行為,中國商人背地裏都咒罵她:「這個惡毒的女人什麼都要,就是不要臉!」

川島芳子目空一切,什麼人都敢惹。1942年,她因毆打日本憲兵,再次被遣送回日本。一年後,從日本又回到北京後,再也沒有大的作為。我問她:「姐,你死心塌地為日本人效力,兇狠地殘殺中國同胞,就不怕遭到報應嗎?」她抱著無所謂的態度,奸笑道:"我投靠日本人,是為了復辟,重振清王朝的雄風。玩政治嘛,無毒不丈夫,不能在乎殺人。至於報應,那就聽天由命了。我相信強大的日本人不會敗!"

然而,川島芳子認為「日本人不會敗」的預言失靈了。1945年8月15日,她在北京的住所從廣播中聽到了日本天皇的聲音,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聽到這裏,川島芳子渾身顫抖,預感到自己的末日來臨了。

1945年10月10日,國民黨「雙十節」那天,一群國民黨憲兵進入北京東四九條衚衕三十四號搜捕川島芳子。當年赫赫有名、不可一世的川島芳子,如今失去了日本這座靠山,只能束手就擒。當時喜歡睡懶覺的她還沒有起床,身上只穿了一件淺藍色睡衣。當她被戴上手銬那一刻,臉上露出了恐懼的神情。她的秘書、日本人小方八郎不忍看她那樣,便讓女傭給她找了件上衣穿上。小方八郎同時被捕。最初,川島芳子被關在第十一戰區長官司令部,後來轉移到北新橋炮局子衚衕前日本陸軍監獄。在三平方米單身牢房中,川島芳子受到一般在押犯享受不到的特別優待。基於這種待遇,她似乎看到了一絲希望。那時戴笠的得力幹將馬漢三負責懲治漢奸的工作,任北京肅奸委員會主任。一天,一鉅賈登門拜訪馬漢三,帶來十八尊金羅漢,懇求馬刀下留人,釋放川島芳子。馬漢三財迷心竅,賊膽包天,竟真的偷偷釋放了川島芳子。川島芳子走出牢房,急匆匆回到家裏,悄聲對我說:"馬漢三準備將我遣送日本,你留在北京也不安全,不如跟我一起走吧。"我經過思想鬥爭,一口拒絕:"我沒有當過漢奸,沒有害過中國同胞,我不走。"

不久,馬漢三包庇川島芳子事發,戴笠飛赴北京處理,命令馬漢三立即抓捕川島芳子。隨後又將馬漢三收受賄賂一事也查得清清楚楚。

歷時兩年調查取證,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以漢奸兼間諜罪判處川島芳子死刑。她罪有應得,命歸黃泉是早晚的事。1948年9月,蔣介石下令將馬漢三和他的幾個同謀處決(1946年3月16日,戴笠被馬漢三命人安放的定時炸彈炸死在飛機上)。

  受株連坐牢十五年

新中國成立後,我和全國人民一樣,迎來了新生活。1954年,我三十六歲時,與著名國畫家馬萬里結婚,婚後美滿幸福。詎料,1958年2月,我突然被捕,罪名有二:一、肅親王的女兒;二、日本大特務川島芳子的胞妹。

川島芳子生前做壞事、發大財的時候,我沒沾過她的光。她死後,我卻受她的株連而獲刑十五年。我不怪人民政府,要怪就怪我姐犯下了滔天罪行。為了不連累丈夫馬萬里的前程,我主動與他離婚。

我在獄中度過了漫長的十五年歲月,1973年刑滿釋放後,政府安排我在天津茶淀農場當工人。我與一位會講上海話的人結了婚。1976年,我因患多種疾病「病退」。1979年,我寫信給偉人鄧小平,要求重新工作,得到解決,從天津回到北京。1996年5月,我在河北廊坊市開發區開辦了一所民辦愛心日語專修學校,我當了校長。上世紀90年代後期,在這所學校的基礎上,建起了廊坊東方大學城。

回顧大半生走過的道路,我姐逆潮流而動,棄民族大義不顧,自取滅亡,我未參與姐姐的政治活動,不隨哥哥們去香港,而是留在大陸干自己喜歡的事,這條路走對了。現在我的心情特好,感謝鄧小平,是他為我們創造了施展才能、大幹事業的條件。

本文摘自《名流滄桑》,《名人傳記》編輯部編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陳雲

【提要】在20年前的今天,1995年4月10日,黨和國家領導人陳雲逝世。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陳雲同志參加了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並發言,強調「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說:“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他還說:“如果共產黨不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見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們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也不會願意當這樣的共產黨員了。”

抗戰八年,陳雲同志都在延安,除最後一年主抓陝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外,其餘七年都是擔任中央組織部的部長。這七年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壯大的七年,是中央組織部走向正規化的七年,也是陳雲同志在政治上走向純熟的七年。陳雲同志曾對我說過:到延安之前,他的講話沒有多少辯證法,到延安後,他學習了哲學,講話就有辯證法了。

陳雲同志在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期間,還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是中央領導核心成員,因此,他的許多主張不僅對組織工作部門,而且對全黨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我感到其中有四個主張,他即使後來不負責組織工作了,仍然不斷地講,可以說一直講到老,講到死,講了一輩子。這些主張有的在這部電視片中有所反映,有的則限於篇幅反映不多。重溫他的這些主張,或許是對他98周年誕辰最好的紀念了。

  第一,主張重視、尊重和愛護知識分子。

我們黨在十年內戰時期,主要成份是農民和少量工人。抗戰爆發後,形勢和人心大變,大量國統區的知識分子,主要是革命青年,也有大學教授、工程師,不遠千里奔向延安。在延安的抗大、陝公、魯藝、黨校有上萬學生,抗大在武漢登報申明不再招生,大家仍舊絡繹不絕地來。有人認為國統區來的人比較複雜,主張拒之門外,甚至指責組織部審查不嚴。陳雲同志則認為,來的人雖然複雜,但「要干大事情,就免不了要遇到複雜情況。將來領導全國的時候,情況會更加複雜。只有幾個人,不要發展,才簡單,但是革命一定不會成功。」“幹革命如果怕複雜,便會愈弄愈複雜,不怕複雜,革命就好辦。”針對“知識分子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觀點,他指出:“知識分子有的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有的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在中國,大部分的知識分子是可以為無產階級服務的。”

陳雲同志在提出廣招天下士的同時,還特彆強調了大批接收、大膽使用知識分子的緊迫性,提出「要搶奪知識分子」的口號。他說:“現在各方面都在搶知識分子,國民黨在搶,我們也要搶,搶得慢就沒有了。日本帝國主義也在收買中國的知識分子為它服務。如果把廣大知識分子都爭取到我們這裏來,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那麼,我們雖不能說天下完全是我們的,但是至少也有三分之一是我們的了。”

搶奪知識分子一方面要積極吸收達到黨員條件的知識分子加入黨組織,另一方面要正確對待黨外的知識分子。陳雲同志為此專門講過一篇話,叫做《尊重和團結非黨幹部是黨的重要政策》。他說:「要注意用人之才,不能只考慮是否黨員或黨齡之長短。按才能排位置,不按黨票排位置。」還說:“禮賢下士、尊敬賢能是共產黨員應有的風度。”

解放戰爭時期,陳雲同志在主持東北解放區的財經工作期間,就如何處理新接收企業中的職員問題,批評了只重視工人而輕視職員的「左」的錯誤,指出:職員、技術員、技師、工程師、專家都是管理龐大複雜的近代企業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人員,“必須使體力勞動的工人與腦力勞動的職員合作”。

建國後,陳雲同志主持全國的財經工作。他一如既往,一方面把建立和擴大高等學校和中等技術學校作為「一五」計劃中的重要任務;一方面主張充分信任和大膽使用舊社會培養的知識分子。指出:“這些人是我們的‘國寶’,是實現國家工業化不可缺少的力量”。在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高潮時,有人認為資本家是包袱,他針對這種思想說:“資本家有本領,應該說是財富。在中國的封建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工人階級中,民族資產階級是文化程度高,知識分子多的一個階級。”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陳雲同志重新走上中央領導核心的崗位。上任不久,他提出幹部要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制度化,並且指出:「提拔培養中青年幹部,必然涉及對知識分子的態度。十年內亂時期把知識分子說成是‘臭老九’,這種觀點雖然已經受到批判,但是,黨在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提拔幹部的政策遠遠沒有實現。我們應該看到,沒有老幹部不能實現四化,沒有大批知識分子參加到我們黨的幹部隊伍中來,也決不能建成現代化的新中國。」在他的建議下,中組部專門向中央寫了一個加強在中年知識分子中發展黨員的報告,並成立了技術幹部局,專門管理科技幹部。

1982年夏天,陳雲同志看到兩份反映中年知識分子生活、工作負擔重,但工資收入低,很多人健康水平下降的材料。他立即給中央常委各同志寫信,提議要搶救中年知識分子,今後每年需拿出十二三億元提高他們的工資,說應該把這看成是基本建設的一個項目,而且是基本的基本建設,「應該向人民講清楚,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不一樣,腦力勞動者比體力勞動者、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工資收入上高一些,這是合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也是合乎人民長遠利益的。不這樣做,我們的科學技術不可能上去,生產力也不可能上去。」

  第二,主張黨在執政後一定要防止脫離群眾。

延安時代,我們黨雖然還沒有成為全國的執政黨,但已經掌握了抗日根據地的政權。陳雲同志認為,黨掌權和不掌權,情況很不一樣。不掌權時,你要找群眾;而掌權以後,群眾要找你。因此,黨在掌權以後,特別要防止脫離群眾,黨的建設主要應當圍繞這個問題。他在1939年陝甘寧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強調:「領導著政權的黨、領導著軍隊的黨,自我批評更加重要。因為黨掌握了政權以後,犯了錯誤會更直接更嚴重地損害群眾利益。……你有槍,又當權,群眾看到了也不敢講。所以,一定要嚴格要求我們的黨員和幹部,並且經常傾聽群眾的意見,有人做了違背群眾利益的事,就要給以嚴肅的批評,以至紀律處分。對於違法的人,例如貪污分子,還要發動群眾去鬥爭,並繩之以法。」他提醒大家:“當權的大黨,領導幹部很可能成為官僚。要堅決防止和克服官僚主義。”

全國解放前夕,陳雲同志收到家鄉一位老戰友孩子的來信。他在回信中毫不客氣地叮囑這位年輕人,並要他轉告自己的表弟,「千萬不可以功臣的子弟自居,切不要在家鄉人面前有什麼架子或者有越軌違法行動」。並說:“共產黨人在國家法律面前是與老百姓平等的,而且是守法的模範。”“我與你父親既不是功臣,你們更不是功臣子弟。這一點你們要切記切記。”“你們必須安分守己,束身自愛。”

1954年,陳雲同志在解決高饒問題的七屆四中全會上講:「在勝利了的國家裏頭,有電影,有照片,開會時熱烈鼓掌,閱兵時可威風啦。火車站歡迎的時候,送鮮花,夾道歡呼。物質享受是很具備的,很可以腐化。從前在瑞金、延安時,想腐化也很難,現在腐化很容易。我們對於執政以後黨內的狀況是不能盲目樂觀的。」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陳雲同志重新當選為黨中央副主席,同時兼任新組建的中紀委第一書記。有人請示今後紀檢工作如何搞,他當即回答:「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因此,黨風問題必須抓緊搞,永遠搞。」1982年,東南沿海一帶走私猖獗,涉及一些黨員幹部。他將一份情況簡報批給中央常委各同志,提出:“對嚴重的經濟犯罪分子,我主張要嚴辦幾個,判刑幾個,以至殺幾個罪大惡極的……並且登報,否則黨風無法整頓。”

在1983年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陳雲同志再一次就執政黨黨風問題向全黨敲起警鐘。他在發言中說:「黨在全國執政前和執政後的情況有很大不同。黨在全國執政以前,在敵人統治下的地下黨,那時作一個黨員就有殺頭的危險,根本談不上什麼物質享受;在蘇區的黨和解放區的黨,大家忙於打仗和支援戰爭,另外,也沒有什麼物質可以享受。黨在全國執政以後,從中央到基層政權,從企業事業單位到生產隊的領導權,都掌握在黨員手裏了,黨員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各種權力為自己謀取私利。」他提醒全黨,對以權謀私的人如果不嚴厲打擊,“就會敗壞黨的風氣,使黨喪失民心”。

以後,陳雲同志又多次在各種場合講話,強調抓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關鍵是搞好執政黨的黨風」。“希望所有黨的高級領導人員,在教育好子女的問題上,給全黨帶好頭。決不允許他們依仗親屬關係,謀權謀利,成為特殊人物。”“對於危害社會主義建設,敗壞黨風、社會風氣的歪風邪氣,熟視無睹,聽之任之,除了追究那些為非作歹的個人外,還要追究那個單位、那個地區的黨委的責任,包括紀委的責任。”他說,在處理這類事情上,“得罪點人,比不管而讓群眾在下面罵我們要好”。

  第三,主張黨內一定要充分發揚民主。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延安時代,我們黨還處在武裝鬥爭的狀況,因此,形勢要求更多地強調集中統一。陳雲同志作為黨的組織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一方面和其他領導同志一樣,在講話中反覆講解遵守紀律、維護統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也經常強調黨內民主的意義。他曾說過:「無產階級政黨應該是一個最有紀律的黨,也是一個最講民主、最講自由的黨。」

什麼是民主呢?陳雲同志在講到要尊重和團結非黨幹部時說:「在民主選舉的政權機關和民眾團體中,共產黨員與非共產黨員合作共事,應共同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少數服從多數。」怎樣才能發揚民主呢?陳雲同志說得最多的是要讓人講話,尤其是講不同意見和批評的話。他說:“要人敢說話,就不能給人戴大帽子”。“比如,有一個人說錯了幾句話,你就對他來一頓批評,不是說他是‘左’傾空談主義,便是講他有右傾機會主義的嫌疑。如果隨便給人家戴上這類大而無當的帽子,一個人頭上戴上三四頂,恐怕就‘差不多’了,不能工作了。”他還提醒大家要特別警惕光講好話的人,指出:“光說好話的人都是拍馬屁的,拍馬屁決不是件好事;不客氣批評別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夠得上是革命同志。有些幹部常常不了解這一點。”

在長期的革命生涯中,陳雲同志無論做什麼工作,總是十分注意黨內民主問題。1947年,他在兼任中共遼東分局書記時,針對黨內生活不健全的問題指出:「不經大家交換意見,是不可能集中的,形式上集中了也難免出錯誤。不民主,只集中,必然愈不能集中;多交換意見,反而容易集中。」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期間,陳雲同志參加了陝西省全體幹部會議並發言,強調「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說:“這幾年我們黨內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這種現象是非常危險的。一個人說話有時免不了說錯,一點錯話不說那是不可能的。在黨內不怕有人說錯話,就怕大家不說話。”他還說:“如果共產黨不能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大家見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們就不會參加革命了,也不會願意當這樣的共產黨員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人們痛定思痛,更加感到發揚黨內民主的重要。陳雲同志在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說:實現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是我們這樣一個在9億人口國家中的執政黨的重大責任。蘇聯在列寧領導時,民主氣氛是很濃的;斯大林有很大功績,但後來黨內生活不正常。「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對民主集中制破壞很大,黨內出現了極不正常的狀態。在審閱胡喬木同志起草的一份文件時,他針對稿子上關於“民主生活很不夠是‘文化大革命’得以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句話提出:“這個問題實際上應該說,黨內民主集中制沒有了,集體領導沒有了,這是‘文化大革命’發生的一個根本原因。”

對於如何發揚民主、保持生動活潑政治局面的問題,陳雲同志講得最多的就是發動廣大群眾、幹部提意見。他說:「領導幹部聽話要特別注意聽反面的話。相同的意見誰也敢講,容易聽得到;不同的意見,常常由於領導人不虛心,人家不敢講,不容易聽到。」他反覆提醒大家:“如果鴉雀無聲,一點意見也沒有,事情就不妙。”“講錯話不要緊,要是開起會來,大家都不說話,那就天下不妙。”“如果沒有不同意見,自己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讓大家來批駁。有錢難買反對自己意見的人。有了反對意見,可以引起自己思考問題。常常是,有不同意見的人,他不講出來。能夠聽到不同聲音,決不是壞事。”

到了晚年,陳雲同志通過黨內生活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深切感到要發揚黨內民主,僅僅強調讓大家講話還是不夠的,還必須要有一定的制度保證。1987年,他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指出:「我們黨內要強調一下,要有民主生活制度。常委多少時間開一次會,政治局多少時間開一次會,要立個規矩。常委會議,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分開來開。這是黨內民主生活。民主集中制要堅持。經常開會討論,經常交換意見,就不至於出大的問題。」

  第四,主張堅持終身學習,尤其是學習哲學。

大部分人在他的一生中都有過一段時間學習,但做到不間斷學習的人卻不多。陳雲同志不僅自己堅持學習,而且一貫提倡黨員幹部要終身學習。他在延安曾提出,學習是共產黨員的責任。他說:「我們好多同志總以為只要一天到晚不停地工作,就算盡了我們對黨的全部責任,這種想法是很不全面的。一天到晚工作而不讀書,不把工作和學習聯繫起來,工作的意義就不完整,工作也不能得到不斷改進。因為學習是做好工作的一個條件,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怎麼學習呢?陳雲同志建議,沒有離開工作崗位的人,最好訂一個切實的讀書計劃,然後堅持每個星期讀30、40頁書,讀懂一本再讀一本,讀書時要做筆記,而且幾個人組成一個小組,邊讀邊討論。他還帶頭在中組部內組織了一個領導幹部的學習小組,每天上午9點前自學,每周集體討論一次,從1938年一直堅持到1942年,由於堅持得好,被評為了中央機關的模範學習小組。這個學習小組學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也學政治經濟學和黨的歷史,但重點是學習哲學。

陳雲同志到延安後,檢討自己過去犯錯誤的原因是經驗少。毛澤東同志說,你不是經驗少,是思想方法不對頭,並建議他學點哲學,一共給他講過3次,並派教員幫他。於是,他開始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除了讀馬恩列斯的書外,他還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實踐論》、《矛盾論》、《論持久戰》等著作,並把毛澤東同志起草的重要電報認真讀了一遍。通過學習,他感到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文電中貫穿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就是實事求是。那麼,如何才能做到實事求是呢?他反覆琢磨,得出了15個字的體會,那就是: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

從那以後,只要黨內對某一問題發生分歧時,陳雲同志就會提倡大家學哲學,就會講他的15字體會。他在解放戰爭時期主持南滿根據地時講過,在1957年兼任商業部長時講過,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時講過,在1977年「兩個凡是」方針盛行時講過,在1981年制定黨的第二個歷史決議時又講過。1987年,他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負責同志談話,主要談的就是學習哲學。他說:“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幹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他還說:“我個人的體會是:學習哲學,可以使人開竅。學好哲學,終身受用。希望能夠組織政治局、書記處、國務院的同志都來學習哲學,並把這個學習看成是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一項重要責任。”1990年他85歲高齡時,還利用到外地休養的機會,向當地黨政領導同志宣傳學習哲學的重要意義,講解自己學習哲學的體會。

以上四點,我認為是陳雲同志從延安時代開始講起,一直貫穿其一生的主張。這些主張,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思想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些主張,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都加以繼承下來並有新的發展,有的正向制度化推進。因此,今天重溫陳雲同志在延安主持中央組織部期間的這些主張,對我們了解陳雲同志思想發展的脈絡很有意義,也有助於我們從歷史的高度深刻理解在新的歷史時期,尤其是十四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在知識分子、反腐倡廉、民主政治、理論學習等問題上提出的新觀點和制定的新政策。

〔來源:《黨的文獻》 作者朱佳木,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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