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上唯一和東方有關的是我的臉孔」，這是宋美齡的自述。由美國著名傳記作家漢娜·帕庫拉所著的《宋美齡傳》一書中，有很多未曾公開的第一手資料。宋美齡在大學時期的好友埃瑪·米爾斯與宋美齡一直保持通信，宋美齡在信中常會透露一些私下的看法，以至於後來她曾要求米爾斯銷毀一些私人信件。作者還從美國各大圖書館尋找到一些美國政要捐出的私人文件。其中，資料最豐富的是史丹福大學的胡佛研究所，那裏有宋子文後人捐出的58箱文件，其中的19箱因涉及宋美齡，直到2004年時才被公開。《宋美齡傳》中引述了許多宋子文與宋美齡之間的電報原稿，讓讀者對宋美齡在美國的活動有更為詳盡的了解。
少女宋美齡
回到上海上流社會的社交生活，美齡開始思考婚姻問題，向好友埃瑪建議該結婚，又說她本人認為「女人若不結婚，會覺得人生失落，彷彿被騙走了人生……如果沒有小孩，又有什麼好期待的？」埃瑪最近才和某個男子有過感情上的危機，美齡為了安慰她，有時理性、有時不夠理性地整理出自己對人生、愛情和責任的看法，向埃瑪訴說：“你也不確定該走哪一條正確的路，或者是否有所謂正確的路存在……我也有過類似你遇上的經驗，只是，我很確定我要什麼，可是上帝卻不願給我……我注意到最成功的男人往往不是具有天才大力量的人，而是對自己有最大的信心，進而催眠了別人接受他的信念的人。”
這兩位年輕女子通過魚雁往來，互相傾訴挫折、發現新點子—有些很感人,有些很可愛。七月間美齡接到埃瑪來信，談到令她十分苦惱的一番性事遭遇。美齡回信說：「我認為……你可以把這個事件當做是獸性的不愉快經驗……喚醒你對獸性熱情的認識……在我們大學年代對它一無所知。」她又說：
……我認為你對男人要有正確態度，最好的方法是完全撇開性這個問題。當然，這樣做很難，因為幾乎沒有例外，男人對女孩動了心，他就變得感情用事……愛情的組成里有一部分就是性，如果你把它和組成愛情的其他元素放到一起來看，就不會覺得它噁心。譬如說，肉體之愛有如巴赫或貝多芬作品的某些部分，如果光看它們本身，會覺得並不和諧，但如果把它們和作者原本構想要組成整體的其他部分結合起來，它們就變得和諧、優美。極其可能的是，那麼噁心地瞪著你的那個男子，是受你肉體所吸引，這種男人必然是畜生、禽獸……但是，達達，並非每個人都這樣……別開始以為你厭惡愛情，因為你並不是如此。你只是厭惡其中的若干成分，對於你這樣心思純潔的女生而言，這種態度相當自然。
美齡本身也碰上和男人交往的問題。她告訴埃瑪：「上海現在謠言紛傳，說我訂婚了。」又說，她的朋友們不確定（我的訂婚對象）是誰，但肯定我是和某人訂了婚。最好玩的是，這些男人沒人出來否認或承認這個謠言。我可慘了，因為母親當然認為我一定做了什麼，才會引來這些謠言。過去一個月她不准我見任何一個男性朋友。由於她告訴我不准任何人找我，我幾乎願意出於報復心理，乾脆訂婚算了，其實我也曉得，這完全是孩子氣的態度。她擔心死了，因為過去一個月我似乎發瘋地滿城遊盪。其實，我無聊透了。我甚至有一兩次沒人陪伴就跑出去喝茶，只因為……我覺得被管得死死的。有意思的是，我一點也不在乎那些男人。
有箇舊日的追求者重新出現，令她頗為得意。不過，宋夫人因他已離過婚，並不贊同他們來往。她說：
他已經和以前不一樣，現在是個男人不再是倔強善妒的大男孩……但是，老實說，我無聊極了。我懇求母親讓我出外做事。義務工作不是真正的工作……有家報紙願給我一份工作，但我用不著告訴你，如果我接受了，家裏一定震怒，我一定經受不了那紛擾，尤其是天朝大國之民的笨腦袋瓜里，容不下女孩子和男人共事並不會傷風敗俗這個觀念……真是可恨啊！我認為我如果能夠放手做，一定會有一番成就。
另一位比她年長十五歲、非常富有的男子向她求婚，也使她格外高興。在她面前是一個機會，可以改善「他工廠里數百名工人」的教育和社會發展，儘管美齡表明並不愛他，他仍然向她求婚。還有一位已婚男子，她“不幸十分關切……遠非語言所可形容”，但她也拒絕了。
美齡一向喜愛閱讀，一九一九年春天，在韋爾斯利學院念書時的一大箱書經過兩年之久，終於漂洋過海寄回上海，令她特別興奮。幾個月後，她告訴埃瑪，韋爾斯的《歷史大綱》令她「欣喜若狂」，而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厭惡。她也重拾中文功課。這次由子文的中文秘書擔綱教授。老師“十分嚴格”，不僅嫻熟中、日交流之後引進中國的新字詞，也期待她以舊方式背下古書。她每天上午跟他學習三小時，經過幾個月之後，她寫信給有志當作家的埃瑪說：“我打算一旦對中文有相當把握時，可以把中文稀奇古怪有趣的珠玉小品文譯為英文小說，讓你來接棒。你、我合作來介紹中國文學……你說妙不妙？我可以翻譯出精髓，你負責把它精鍊！你覺得‘密爾斯和宋’作品，怎麼樣？”
二十三歲，還和母親、兄弟住在一起的美齡，渴望過自己的生活。一九二〇年冬天，她承認自己「像電線一樣，一觸即發，煩躁易怒……非常不合群」。三個星期後，她說她已經好多了，“尤其是我讓家人了解，我應該有一部分自己的時間，不能被打擾之後”。有些約會沒問她意見就排好，她幾度拒不參加，總算讓家人了解她也是有主見的人。
有一天，她越了線。她說：你也曉得我母親非常保守，雖然她認為我可以參加朋友開的舞會，卻絕不准我跳舞。你應該記得，我在大學時是多麼喜歡跳舞。有一天我去參加舞會，男士們開始邀舞，一不小心，我跳得太晚了，回家對母親從實招認。你應該在場……你會認為，只因為我跳了舞，我就是世界上最不要臉的人，我要認錯悔過、洗刷宋家恥辱唯一的方法就是穿上懺悔衣，向所有邀舞的人以聖潔的不屑之姿掉頭不理。天啊，真是的。
我們從下面的例子知道，宋夫人對兒子的要求，就沒有如對女兒那麼嚴格———或者說，子文不像他妺妺，不必把逾越之事巨細無遺向母親報告。喬治·索克思當時住在上海，和宋家全家都熟。他說：「子文和我，以及後來成為我第一任妻子的女士……安排了第一場華人、洋人在一起跳舞的舞會———這個行為才真是不可思議呢！宋夫人不贊成跳舞，也不贊成南方衛理公會傳教士所列舉的一切不當行為。她有一套斯巴達式的規矩，子女們必須要遵守。」
下一次舞會美齡受邀參加，宋夫人要她保證不跳舞。美齡告訴埃瑪：「我本來決定不跳舞，但是當她要我保證，我氣得頂撞她：我一定會跳舞，而且還要跳個不停。她氣急敗壞，最後我服軟了，答應她：只要我一天姓宋，就絕對不在中國跳舞！請注意，我只要到了美國，我就跳個不停！」
隔了幾個月，美齡開始想要回美國念醫學院———當年她父親也有此心愿———但是母親否決了。然而，在她開刀切除扁桃體之後，她告訴埃瑪：「回國後我體會到一件事：朋友雖然很好，但切記當你真正遇上大麻煩時，總是家人向你伸出援手。」
經過一段休養之後，美齡前往廣州探望二姐慶齡和慶齡的丈夫孫中山。孫中山制服地方軍閥，廢除軍政府，此時正在組建革命政府，與北京對抗；慶齡顯然央求妹妹南下幫忙一兩個月。美齡告訴埃瑪，廣州「不像上海那麼洋化」。隔了一個月，她被哥哥從南方“捉回家”。她向埃瑪講起悄悄話，提到“我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B先生”，要介紹他來見她。她說：
報訴說他想念我。家人試圖攔截電報，但沒有成功……你也曉得我家是出了名保守的，重視家族聲譽，要保持家族血統「純正」，他們寧見我死，也不能讓我嫁給外國人。通常我也是如此想。但是，現在，我正在認真考慮接受另一位男士。我喜歡他；他是最聰明的年輕人之一，家世良好。但我還是猶豫不決。你也曉得，很多時候，人已經理性上信服了、感情上卻仍未能信服某種行動是對的……但是，拜託，請別對任何人說，因為我必須自己思考清楚。同時，當B先生來訪時，請對他特別好，但千萬別說漏我告訴你的事。
蔣夫人宋美齡
一九三七年一月，埃瑪·密爾斯收到蔣氏夫婦寄來一張正式聖誕卡———典型的國家元首問候卡，內附一張蔣氏居家照片。埃瑪幽怨回憶說：「我最後一次接到美齡的信，已是將近十年前的事。這段期間，我寄去的幾封信都沒收到回信。」即使如此，埃瑪受人之託、忠人之事，仍召集一群韋爾斯利校友一起聽聽中國近況。她邀請十多位同學午餐，大家合起來寫回信給美齡。次月，埃瑪收到美齡複信，請她轉給大家傳閱，一方面感謝大家寫信給她，一方面也敘述中國的立場：
我們國家存亡絕續已到緊要關頭……全世界慢慢理解到中國不僅為自己作戰，也為大家作戰……為我們禱告———是的，但是同時也請諸位儘力推行抵制運動。我不必告訴各位過去三個月我國所遭遇的恐怖暴行……我走過當地之後，鞋子浸滿鮮血……請協助我們制止這場戰爭。
這封信尚未寄達，美齡收到埃瑪另一封信。埃瑪答應會隨時讓蔣夫人了解美國對中國的民意動向。埃瑪臨筆之際，顯然天人交戰，難以下筆———她在日記中承認，花了一整個晚上寫信，字斟句酌，顯然對老朋友仍有幾分生疏。埃瑪寫給美齡說：「你應該仍記得我，可以確定我對你的忠誠與深刻同情。你或許不清楚的是，多年來我對中國的興趣不減、甚至更增……美國百分之百同情中國。」但是她不能不又補上一句：“美國人絕對尚未準備好接受大規模的抵制運動。姑且不論其對錯是非，大部分人似乎覺得這將是無可避免走上戰爭的第一步。”埃瑪告訴美齡，她已經在韋爾斯利同學中發起運動，募款賑濟中國難民。埃瑪的結語是：“如果還有任何事我可以為你效勞，或是你覺得我可以為中國貢獻，你一定已知道可以借重我。”
美齡同意她可以全力推動之後，埃瑪提升美國人關注中國局勢、捐款賑濟中國難民的工作，變成一份全職的工作。這時候的埃瑪除了有待提出論文以取得中國研究碩士之外，已經沒有太多旁騖。她並沒結婚。她說，因為和八十九歲高齡的祖母相依為命，她的社交生活「十分有限」，“在她家也無事可做”。至於美齡呢，她的信函和要求無非是重申昔日交情，以及身為一國元首之妻向她可以信賴的友人求助的官樣文字。美齡現在用的敬語稱謂是“親愛的埃瑪”，不再是“親愛的”或“最親愛的達達”；她的落款署名有時是“愛你的，蔣宋美齡”或非常官方的“你真誠的蔣介石夫人”。美齡一九三八年寫給埃瑪的頭一封信，談到日本人屠殺中國難民，抱怨“民主國家畏懼日本”，以致停止運送到中國的補給：“美國在聖地亞哥把飛機卸下船，這是我們在戰事爆發前就買、也已經付了錢的飛機……美國實質上在幫助日本擊敗中國。”幾個月後，她改變說法，聲稱中國人了解美國國內形勢，“它使得（美國）政府不好和日本作對。我們曉得他們怕日本，他們也害怕戰爭。”但是她說，中國人很難理解為什麼盟國不嘗試懲罰日本的“不人道行為，它的無恥已使得黑暗時期的蠻族部落都望塵莫及。他們所知道的不人道行為，統統比不上日本人今天的屠殺、搶劫和凌虐行徑。”
四月底，蔣夫人寫信告訴埃瑪她剛從前線回來。她說：
我每一站都盡量在時間允許之下探望更多的醫院，也設法安排兩千名戰爭孤兒安置到四所天主教會。這些小孩將受到好好照顧，修女們投注給他們最大的愛……我們也儘可能安置更多難童到其他教會機構……你答應要送來的錢，將用在收容難童上面。你會同意吧？稍後我會把這些孤兒的照片寄給你，他們會曉得你和一些朋友對他們的關愛。
此時，蔣夫人送一些中國杯盤器皿和綠茶給她的韋爾斯利同屆同學，以及選她為榮譽成員的一九三八年班校友。她拜託埃瑪替她分送這些禮物：「你已經為我做了這麼多，也要再麻煩你幫忙。」埃瑪回信時顯然是在指涉美齡以前的呆板，她說：“我有時候說我很了解宋美齡，卻一點兒也不認識蔣夫人；但是，讀了第二封信之後，我猜想她們或許畢竟是同一個人。是的，我當然會處理那些禮物……你已經有那麼多事要煩了，其實不必為我們這麼費心。”替美齡分送禮物時，埃瑪說她自己也“相當沾光……受韋爾斯利學院校長麥卡菲之邀吃晚飯。”麥卡菲被人批評在當前的衝突中太偏袒中國、輕忽日本。據說，她反駁說：“如果我們沒有像（蔣夫人）同樣出名的日本校友，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呀！”一九三八年六月中旬，蔣夫人有三篇文章發表在《紐約時報》上。當年冬天在漢口囑咐董顯光搜集她的演講稿、報上文章、廣播稿和信函，交給法默編輯成冊。法默奉命在六個月內完成此一任務。他說：“這是我新聞記者生涯中最怪異、最困難的一份任務。”因為中國的排版工人完全不識英文，而且即使只有四十頁的篇幅，也全得靠手工撿字排版。過程中，原本對蔣夫人全然欽佩的法默，也完全改變看法。他說：“好幾次，一萬冊的四十頁文本已經完成，夫人———她的意旨不得有違———又要更改修訂……夫人……對她的第一本書非常重視。每次見到我，她就變成吹毛求疵的夫人。某某頁怎麼出現錯字了？她的詩句怎麼被誤植了？”
雖然她不讓這本書在美國或英國販賣，她卻送了三百冊簽名本到韋爾斯利，因為它們是「有趣的一本書，其中有些瑕疵乃是我們在漢口受限於戰時條件困難所致」。她拜託埃瑪替她代為發送，附了一張一萬美元的支票作為郵資和包裝費用。（《文匯讀書周報》）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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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87年前的今天，1928年3月10日，毛澤東被降職任師長。因受「立三冒險主義」影響， 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魯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傳達中共中央撤銷毛澤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 後證實為誤傳），並指責邊界“行動太右”、“燒殺太少”； 將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能過問地方工作的師委，由何挺穎任書記，改任毛澤東為師長，同時強令工農革命軍開往湘南。
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毛澤東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前，在黨內的地位曾幾度沉浮。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三落三起的傳奇政治生涯，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其實還不止三落三起。
192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擔任中央秘書，與陳獨秀等一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但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這次會議他因在湖南老家養病沒有出席）上，他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隨後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他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出發，果斷改變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部隊向農村進軍，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開創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壯舉，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評。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這一決定在井岡山傳達時，又被誤傳為「開除黨籍」，結果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第二次起落。
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發生在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七次至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在6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他關於加強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正確意見沒有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沒有繼續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被迫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後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來「九月來信」，對他的正確主張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年12月召開的紅四軍九大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遭到錯誤的批判，並被剝奪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縣召開會議，對他正確的軍事方針進行了批評和指責。會議停止了他對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會後不久，又任命周恩來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他離開紅軍的軍事領導崗位長達兩年多，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直到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才重新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傾冒險主義者打擊和排擠期間，毛澤東處境艱難。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許多人不敢與他接近，“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他的親屬也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妻子賀子珍由管文件改當收發；弟弟毛澤覃受到批判並被撤職；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被撤銷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並遭到批判。
毛澤東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較大的四次打擊。除此以外，他還受到過其他的一些打擊。這些打擊究竟有多少呢？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記得起來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澤東沒有一一列舉，只是說：“比如，不選做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二十次打擊，除了撤職和降職外，還包括各種處分。這可能並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不止前面所述的四次，則是確定無疑的。
毛澤東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大多數是不公正的。他曾說，他並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真正的錯誤沒有受到過處罰，而受到的打擊和處分則「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待遇面前，他的革命意志並沒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奮，最後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並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會使當事者的心態失去平衡，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困擾。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後，往往從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依然保持頑強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能夠正確分析和對待不公正待遇。
毛澤東對不公正待遇產生的原因曾作過富有啟示性的分析。他認為，不公正待遇是難以避免的。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會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這種不公平、不公正，有時是為了照顧整體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為了選舉出一個能夠執行七大路線，領導全黨、團結全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央委員會，制定了三條選舉方針：第一，既要選舉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也要選舉犯過路線錯誤而又能夠改正錯誤的同志；第二，組織成分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認識山頭，爭取最後消滅山頭的前提下照顧山頭，即照顧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選舉能夠通曉各方面知識的同志，也要選舉只通曉一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知識的同志。這三條選舉方針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為了團結全黨，為了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要照顧各個方面。按照這樣的選舉方針，在中央委員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勢必會使得一些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知識水平較高、能力較強的同志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對這些同志來說，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這種不公平呢？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說：「一些夠條件當選的同志不能當選，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為了防止因選舉產生矛盾而影響黨的團結，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絕對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他說：「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中國共產黨從七大以來，在處理黨內事務上力爭求得一個比較公平的結果，與錯誤路線統治時期相比，黨內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能力不行，條件不夠，恰好相反，他們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們之所以落選，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選誰不選誰，這裏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觀地、心平氣和地看待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不要因此而影響工作情緒，影響黨的團結。
毛澤東還認為，思想認識上的不一致，黨內外存在的各種矛盾，也會導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在回顧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後，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同志在歷史上為什麼會挨整，會受到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思想認識不一致。他說，那些整人的人跟我們並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們跟我們以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思想認識不一致，必然就會產生矛盾，必然就有人會產生主觀主義，犯「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而這種思想認識的不一致，在開始的時候是難免的，黨內外的各種矛盾永遠都會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時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難免的。
毛澤東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錯誤路線統治時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為思想認識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執行錯誤路線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於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因而在他們統治中央時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和待遇。那麼，到了正確路線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的時期，各種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澤東認為，這同樣不可避免。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在錯誤路線被糾正以後，我們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幹部，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還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區別只是在於，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而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對於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不公正待遇都難以避免這一事實，就能在受到各種冤枉和委屈時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正確對待，把挫折變為自己進步的動力。
視不公正待遇為一種鍛煉和教育
毛澤東認為，不公正待遇並非有害無益，關鍵是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它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當做一種有益的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要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為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不公正待遇。他說：「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這兩種態度，無疑是後一種對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黨員和幹部應該採取的態度。
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講到不公正待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當事者是有益的。在這次會議上，他號召發揚民主集中制，開展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強調不要壓制批評，認為批評所導致的結果無非就是被批評者下台、被撤職，或者被調離原崗位，這對被批評者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為什麼呢？他說：「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毛澤東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長期“靠邊站”。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較多的空閑時間。他利用這段時間，認真閱讀了大量過去沒有時間閱讀的馬列著作。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他在1957年曾經這樣談及：“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段時期閱讀的馬列著作，讓他受益匪淺。他說：“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排擠期間，毛澤東還抓緊時間作了大量的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兩篇很有價值的調查報告《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這兩次調查，對他加深對農村階級關係的認識，正確制定農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並不是毛澤東對黨員和幹部所做的一種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信非虛言。
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鍛煉和教育，既是毛澤東親身經歷的總結，同時又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的繼承和發揚。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國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強調正確對待人生的種種磨難，認為正是磨難造就了傑出人才。關於這一點，孟子講過一段眾所周知的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澤東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方面的修養和造詣極其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對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他在論述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時，一方面經常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例子加以說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來進行論證。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就引用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段話。他說：“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他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對他們本是壞事，但卻成就了他們在哲學、文學、軍事等方面的傳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為例，進一步說明，黨在過去的不同歷史時期，都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錯誤地處理幹部，讓幹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當然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被反對、應該被糾正的。但是，作為被錯誤處理的幹部，應該正確地對待，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去吸取許多新知識”。
遵守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錯誤的批判、錯誤的處分、錯誤的職務變動（降職、撤職或者調職），在某些情況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職務、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級對下級、組織對個人作出的。毛澤東認為，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鍛煉和教育，那麼當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種不公正待遇，都應該把黨的紀律、黨的團結和統一擺在第一位，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不公正待遇應有的態度。
各種不公正待遇中，最嚴重的恐怕莫過於職務變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正確對待職務的變動，應該能上能下。他說：「（共產黨的幹部）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正確對待職務上的變動，是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表現，是一個共產黨員紀律觀念的表現，同時也能體現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遠大眼光。
召便何時來。”
在中央蘇區時期與毛澤東一道工作過的李維漢，目睹了當時毛澤東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就毛澤東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態度作出過概括性的描述：「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這三條，是毛澤東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體現，也是他能夠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奮，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不僅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所堅持的，而且是他在整個革命生涯中都始終如一地堅持的。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毛澤東的經歷告訴我們：他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所有的黨員和幹部學習和思考。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 彭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