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曉慧與葉晴晴
2015年跨年夜，廣州天河體育場熒光棒閃耀，Robynn&Kendy組合穿棗紅色裙子，Robynn只是在衣領處點綴幾顆星星，Kendy的裙子襯著格紋，加了腰帶，兩人都沒有髮飾，但一人一把結他。比起開場歌手、同因《中國好聲音》出名的吉克雋逸一身銀閃酷炫，她們的打扮可以說是「平易近人」。作為第三季《中國好聲音》人氣學員，Robynn&Kendy在廣州參加浙江衛視跨年晚會後，又馬不停蹄趕到佛山參加倒數派對的演出。兩個場子她們都翻唱了齊秦的《思念是一種病》。本是憂傷深情的曲子，卻被她們唱出輕鬆搖擺，齊秦說，“聽到了青春的感覺”。
去年7月，當她們在《好聲音》的舞台上唱完這首歌，有人注意到了「中國第一名媛」葉明子在家屬區的身影。Robynn的紅色家世迅速在網上傳開：開國元勛葉劍英的孫女、保利集團下屬凱利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深圳國葉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葉選廉的女兒，設計師葉明子的妹妹葉晴晴。這一信息被反覆提及，甚至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這個組合的標籤，媒體幾乎都要追問Robynn的家世，她往往是“不刻意提起，也不刻意迴避”。
但這也是她們的網路視頻里點擊率最高的一首—從2011年起，她們一起唱歌，翻唱為主，然後拍成視頻傳到網上。結他、手鼓、口琴，她們將流行金曲用「不插電音樂」的方式演繹，單片點擊量超百萬。根據她們的經紀人Jennings的說法，她們默契的合聲、歌曲改編及視頻拍攝、剪輯的能力吸引了環球唱片的注意。2012年，26歲的她們簽約出道。在《中國好聲音》的自我介紹環節，她們說自己是“網路歌手”—而這四個字給人的第一印象是“草根”。
特殊的出身自然影響了她們的樂壇軌跡，她們卻意外地散發草根親和的氣息。就如硬幣的兩面方向相左，又貼合在一起。
機會
根《中國好聲音》第一季時，製作方燦星公司按照國外《The Voice》提供的模式找人，用「組合、唱功穩定、小清新、有改編能力、網路紅人、家庭故事」幾個關鍵詞搜索，就看到了Robynn&Kendy(以下簡稱R&K)。第一季時她們還需培養默契，第二季時公司認為要先把香港的東西做好，期間，她們拿下了幾個香港的新人獎。第三季，她們才決定走遠一步。
但她們當然不是草根。「其實，你們之前也收到過春晚的邀請？」
Robynn頭微側，倒也不隱瞞：「也許是因為家庭的關係。」然而Robynn和自己的身份對抗，不希望它成為摻雜進音樂的雜質，一種“靠自己”的倔強把她們推向另一條路：“正因為是家庭的關係我更不想做，我們走進內地的第一步是《好聲音》，他們邀請我們是因為看到網上的視頻。”
她們選擇親自經歷未知和緊張。盲選那一晚，臨近凌晨，終於輪到她們，兩人雙手握拳輕碰，這是她們互相鼓勵的方式。走過狹長的過道，Robynn突然用手指著四個導師的照片喊了四句「我不怕你」，“瘋”了之後，終於放鬆下來。
當三個導師都為她們轉身，兩個人蹦了起來。原唱齊秦也是轉身的導師之一，問「你們知道我在這裏，是特意選這首么？」Kendy舉起話筒直接就說“其實沒有”，Robynn趕緊對她使了個眼神，兩人笑開—Kendy發現自己好像“說錯話”，不知所措地撓頭，齊秦只得趕緊說“沒關係”，網友卻紛紛在網上說被兩人擊中萌點。
網路能將標籤貼上，也能將它撕去。早在2012年，天涯論壇上已有帖子小範圍提起過Robynn的身世，不過有網友八到一半說，「看了她微博挺可愛的一小姑娘，不太想八她」。在網路上有一批註意她們的歌聲先於她們出身的人，比如香港舞台劇《勁歌金曲3》導演馬志豪。
「她們最初是翻唱，這很吸引我，」這些歌包括Beyond的《海闊天空》、張學友的《怎麼捨得你》，“她們重新編曲，我喜歡的不插電音樂，她們也很擅長。”到了創作這部圍繞流行曲的舞台劇時，他想起總能翻唱出新意的R&K，於是特邀她們出演，邊演邊唱。
很多時候，他是被R&K的「真」吸引：“在網上的影像和私下接觸是很一致的，不像一些藝人有架子、性格古怪—或許大家都希望認識一個抱著結他的鄰家女孩？”這些視頻里，她們的打扮日常，T恤牛仔褲、衛衣、開衫，時常忍不住搞怪。
在視頻「《lalala》紙杯結他版」里，兩人赤腳坐在會議室地板上，Kendy彈結他，Robynn翻轉兩個紙杯、拍打一個紙巾盒製造節奏，一曲罷，Kendy低頭狂掃弦而Robynn惡作劇般把紙巾盒向鏡頭丟去，然後兩人笑得前仰後合—這首歌的創作歷程也像個惡作劇，因為寫不出歌，所以就“lalala”地哼著，結果這樣慢慢寫出來了。在NG里，Robynn失手，杯子幾次滑了出去，她沒心沒肺用英文自嘲：“我自己把人生搞得這麼艱難……”—其實不單是杯子，她的確在家人提供捷徑的時候也選擇了困難模式。
治癒
《好聲音》之後，在強調與眾不同的娛樂圈，Jennings反倒定義二人：「其實和以前一樣，只是普通人。」有著優質資源但也有著平民即視感，在周圍人的愛護下存留的“普通”和「真」反而成了接入粉絲內心的通道。
在瀋陽工作的丹丹面是在《中國好聲音》里注意到這對不飆高音的組合的。她翻出她們早期的視頻，「她們唱歌時都是笑著的」。在重慶讀中學的小一說， “心裏不舒服的時候聽一聽真的很棒”。吸引她們的不是Robynn的身世，是她們鄰家女孩般的親切和治癒感。她們的粉絲多數要提起“她們很努力的”，“請多關心她們的音樂”。
我們在舞台劇的後台見面時，Kendy在挑選耳環，當我和造型師一致選中了其中一個後，她比對了幾下最終戴上了；Robynn念叨著今天又差點和Kendy撞衫，「因為我衣服很少」，然後問我昨晚看戲冷不冷，一下把人拉入“閨密頻道”前一晚，坐在我兩側的觀眾都抱著她們剛剛發行的新專輯《Picturesque》，沒有聽到誰提起Robynn的家世。
1986年8月，葉晴晴出生在香港。就在這一年的10月22日凌晨，89歲的葉劍英在北京病逝，當媒體問起葉晴晴對爺爺的印象時，她只能聳肩，說當時自己還是個嬰兒。小時候Robynn和很多被逼著學鋼琴的孩子一樣，應付著考級。在香港瑪利諾修院中學讀書時，卻發現自己可以不看譜就彈出一堆流行曲。當她向父親提起學校里彈結他的男生好帥，葉選廉拿出一把結他就彈，並送了她第一把結他。15歲到美國讀書，報名參加無伴奏合唱團，被老師誇讚聲音好聽，從此性格開始從內向變得外向，但也沒有再進一步將音樂當職業。「因為家人都在香港，從沒想過離開家」，在美國西北大學攻讀完心理學方面的專業，2010年她回港做起了自閉症兒童的行為治療師。
影《志明與春嬌》里，而Robynn則在自閉症兒童的尖叫聲中付出愛心，行程很滿，嗓子很累。
尚未相遇的R&K各自在商場，在隧道，在婚禮，在酒吧唱歌，有時沒有人在聽，也懷疑過自己。「做音樂的人都遇到過吧」，Robynn說。在朋友的介紹下相遇後，2011年7月，她們把一起翻唱劉德華《你是我的女人》上傳到YouTube，她們一下子找到了聽眾，通過社交媒體傳播，點擊率高漲。創作上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也出現。Kendy有一次逛街一路看到貧困、受傷的人，於是寫了一段demo，撫慰陌生人的苦和傷，Robynn想起幾年前母親蘇丹丹病重的時候自己寫的一首demo，便把其中一句“gonna be ok”的旋律抽出來穿插其中。“加了她這部分，聽起來有一種聲音在安慰別人，”Kendy說。
「用音樂照顧別人，是因為音樂照顧我們」，Robynn說。
「為什麼這麼說？」
她的回答有些偏題，但像根正苗紅的三好學生：「我一直感覺我們是被照顧過來的，從小爸爸媽媽、老師的照顧，到社會以後，（我）都是希望我們無論是做什麼都要有貢獻。」
失衡
香港街頭，R&K生活如常。練歌、練琴、寫歌、吃飯、鍛煉、聚會。每一周，Kendy都要和玩結他的朋友見面，Robynn在靈感來的時候熬夜寫歌。
當夏天過去，《好聲音》帶來的熱度也漸漸褪去。去年7月25日起，她們在《好聲音》第一次亮相後，Robynn陸續發出的100條微博里，有45條評論過百，而最近發佈的100條微博里，這個數字為16，以其10萬粉絲的基數來看，這樣的互動不算活躍。
廣州白領陳墨在聽了4首歌之後按了停止鍵。「我知道了她是葉家後人好奇找來聽的，但是她們的歌對我來說太小清新了。」相比之下，他喜歡同樣在2014年因為參加大陸選秀節目被更多人知曉的香港歌手鄧紫棋。Jennings觀察，購買R&K專輯的人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的都有，但是中學生比較多。
但工作卻依然忙碌，一副趁熱打鐵的樣子。新專輯、舞台劇，內地的商演和活動通告湧來。
在上一張專輯《Sail Away》推廣期間，她們自發在常規宣傳外做起「V計劃」：一般公司只會為主打歌製作MV，“這樣好可惜！”她們叫上了幾個同是青年創作者的好友搭起班子，自己拍攝剪輯起專輯裏的其他歌。“我覺得她們好瘋狂”，因為不滿意一個房間的牆壁，就拆了貼上木板，一種理解是“有錢任性”，但在馬志豪心中，“只有做自己喜歡的東西才會不計算付出，多走一步”。
但生活還是失衡了。「劇中我的角色是天真活潑，當時的氛圍，我一直找不到自己天真的那一面」，Kendy自問，“趕通告是為了什麼呢？”日常生活是她們的創作源頭，也是歌迷的共鳴點。她們也曾被人說沒有“星味”，乾脆把這放進《一顆星的故事》mv，鼓勵起每個不夠閃耀的人生，歌里唱“人其實就似一顆星嗎……偉大與否/在這寬廣天際/是你或我/都會有份”。
唱片業不景氣，R&K抱著「趁著年輕試一試」，“可能兩張之後會幹別的事情了”的心，最初只是簽定兩張唱片，如今卻出到了第四張。她們現在希望的是，能有一首讓大家重新認識她們的原創歌曲。
或許有時庸常瑣碎是必經，在泥中才能開出花。舞台劇表演結束後的問答環節，Robynn對一個音樂專業的學生提問者說，「不要覺得這樣應該會好聽就這樣寫，要打動自己先。這當然是難的，要先做，然後發現是對的，收穫的這個獨特的東西，別人拿不走。」Kendy側耳聽完，點頭。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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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首都百萬群眾於天安門廣場舉行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上，第一次接見全國各地來北京串聯的紅衛兵、青年學生和學校教師。在接見中，一位紅衛兵代表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袖章。以後，毛澤東又連續七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各地來京的紅衛兵，總數達1100萬人。
從此，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遍及全國。紅衛兵在「中央文革小組」的支持下，在全國到處“煽革命之風，點革命之火”，鼓吹“革命無罪，造反有理”，層層揪斗所謂“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搞亂了地方各級黨委和人民政府。
了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領導人在北京出席「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的實況。在這個報道中，第一次正式公佈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改組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單，引起了全中國、全世界的廣泛注意。世界各國的新聞媒介紛紛對此予以報道、評論和猜測，弄不清中國高層究竟發生了什麼重大事情。
不久，1966年第13期的《紅旗》雜誌發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組」幾個人起草、定稿的《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的社論，提出了“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的口號。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是掌握在「中央文革小組」手中的兩個重要輿論工具，每發表一篇重要文章，都被說成是“代表了黨中央的聲音”，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新的偉大戰略部署”，成為極不正常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全國起著重要的煽風點火、推波助瀾、引導輿論、左右局勢的作用。「中央文革小組」的令旗一舉，霎時間，「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聲音立即傳遍了全國城鄉。
但是，究竟什麼是「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然「文化大革命」中發動全國幾億老百姓對此批判了整整10年，恐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陳伯達、張春橋等人之外，沒有幾個人能夠說得上來。原來，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指的是劉少奇、鄧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組到各單位領導運動這件事。派工作組領導運動，既有中共過去領導運動的慣例，又經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的集體研究，以後劉少奇、鄧小平又專程飛到杭州向毛澤東當面彙報和請示，毛澤東當時既沒有支持派工作組，也沒有反對派工作組。於是，在中央的會議上一致決定派工作組。這充其量不過是工作方法問題。現在，「中央文革小組」在《紅旗》雜誌社論中一下子把派工作組上升到「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高度，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上綱上線，進行批判，其圖謀顯然是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矛頭更集中地指向主持派工作組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掀起更大的波瀾。
10月9日至28日，以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中心內容的中央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於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以後，各級領導幹部對「文化大革命」仍然有很大的抵觸情緒，表現為“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為了進一步排除這些主要來自高級領導幹部中的對運動的“阻力”，中央決定將各省、市、自治區的黨委負責人召集起來，舉行這一次中央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的講話中讚揚「文化大革命」，鼓吹“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謬論，為煽動“造反”、揪斗領導幹部製造依據。林彪還公開點名攻擊劉少奇和鄧小平執行的是“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在一個短時期內，劉、鄧的這條路線是取得了一個差不多統治的地位”，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號召“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但是在會議的開始階段，參加會議的中央及各地的一些同志，卻仍然表現出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很不理解”和跟不上形勢。正如毛澤東所批評的那樣，“頭一階段的發言不那麼正常”。於是，由剛剛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又擔任著“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的陳伯達出場，在會上作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的講話，扮演攻擊劉少奇、鄧小平的“主攻手”的角色。陳伯達的講話雖然“火藥味”不太濃，但是卻從理論上把派工作組作為與“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相對立的“錯誤路線”、“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路線”進行了比較、分析和“批判”。
陳伯達在講話中，把劉少奇、鄧小平派工作組惡意類比為「國民黨的‘訓政'」，手段極為卑劣。
康生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也紛紛在發言中對劉少奇、鄧小平進行批判。在會上發言的還有鄧小平在戰爭年代的老部下，曾擔任過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政治委員，此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公安部長的謝富治。他說：“鄧在人們的印象中，是一個30年‘一貫正確'的形象，在黨內有很大影響，這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阻力之所以如此大，同這種影響不無關係。”
10月25日，毛澤東在聽取會議彙報後，作了正式講話。指出這次會議「就是要總結一下經驗，做政治思想工作」，解決“思想不通”的問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是以前過於信任人，在中央搞了一線、二線後，出了相當多的獨立王國，我的意見在北京不能實行，推行不了。對於「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興起，毛澤東說：“時間很短，來勢很猛。我也沒有料到，一張大字報一廣播，就全國轟動了”，“紅衛兵一衝，把你們沖得不亦樂乎”，“文化大革命這個火是我放起來的”。此時，他認為中央的問題已經解決，劉、鄧及許多幹部的問題仍然是人民內部矛盾。他說要允許人家犯錯誤，要准許他們革命。還對與會者說：“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我看紅衛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們。你們過不了關，我也著急呀。時間太短，可以原諒，不是存心要犯路線錯誤，有的人講，是糊裏糊塗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劉少奇同志、鄧小平同志，他們兩個同志犯錯誤也有原因。”他還宣佈：“這個運動才5個月，可能要搞兩個5個月，或者還要多一點時間。”
林彪和陳伯達的講話，是此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批判劉少奇、鄧小平的主題講話。會後，迅速被大量印發，廣為傳播，並刊登在各個群眾組織編輯的報紙、刊物、小冊子上，成為「徹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個重磅炮彈”。
劉少奇和鄧小平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違心地作了檢查。劉少奇在檢查中檢討了自己在「文化大革命」爆發以來50天以及歷史上的「錯誤」，沒有諉過，敢於負責。但在當時的形勢下，即便他作出違心的自責，也已於事無補。鄧小平在違心地檢討「錯誤」的同時，為了保護從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領導幹部，採取了把所有責任全部攬到自己身上的做法，他說：“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在中央領導同志中，在全黨範圍內，就是少奇同志和我兩人。”“必須講清楚，工作組的絕大多數是好同志，在這段工作中所犯的錯誤除了個別人外，主要責任不應由他們來負擔，而應由我和少奇同志來負擔。”其光明磊落和浩然正氣，躍然紙上。
在劉少奇和鄧小平報送毛澤東審閱的檢查稿上，毛澤東都作了批語。
對劉少奇檢查稿的批語是：「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是後半段更好。建議以草案形式印發政治局、書記處、工作組（領導幹部）、北京市委、中央文革小組各同志討論一下，提出意見，可能有些收穫，然後酌加修改，再作報告，可能穩重一些，請酌定。」
對鄧小平檢查稿的批語是：「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之後，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及時糾正，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幹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一蹶不振了嗎?又，題目‘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從毛澤東的兩個批語來看，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是作為中央的領導同志來看待，持犯了「錯誤」改了就好的態度。尤其在對鄧小平的批語中，與人為善，十分中肯，親切的話語猶如兩人面對面談心一般。同時，從兩個批語中也可以看出來，毛澤東此時在對劉少奇和鄧小平兩人的看法上，顯然對鄧小平的看法要更好一些。
10月25日，毛澤東在會議上的講話中，對劉少奇、鄧小平仍然持保護態度，指出：「把對劉、鄧的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嘛!要允許犯錯誤，允許改，讓紅衛兵都看看《阿Q正傳》。劉、鄧兩人是搞公開的，不是秘密的，要允許劉、鄧革命。」
然而，就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的同時，「中央文革小組」的陰謀家們卻在私下策划著一系列的“打倒劉、鄧”的陰謀勾當。
11月2日，中共中央組織部內突然貼出一大批批判劉少奇和鄧小平的大字報。11月8日，聶元梓也在北京大學貼出了《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大字報，所列罪名，有大反個人崇拜，公開「鼓吹」在農村恢復單幹，反對「文化大革命」，是彭真的後台之一，等等。
「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到如此地步，超過了所有人的預料。這時，鄧小平已完全失去了工作和出席任何會議的權利，只能整天坐在家裏看一些送來的文件。這些文件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內容上來說，都已不能和往日相比。對於未來的政治命運，鄧小平採取等待的態度。這也只能是他在當時形勢下可以採取的唯一選擇了。
實事求是地看，無論在長期的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對於鄧小平一直是十分信任、十分欣賞、十分重用的。但在「大躍進」以後，鄧小平與其他中央領導人一起，採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堅決糾正「大躍進」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堅決糾正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的“左”的錯誤，使毛澤東對於包括鄧小平在內的中央第一線領導人開始產生不滿。這種不滿日益加深，並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演變成為進行人事更替的決心。「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在決定確立林彪為接班人的時候，還沒有想徹底去掉鄧小平，曾希望繼續用鄧小平，並希望鄧小平能配合他在人事上的新選擇。為此，毛澤東曾找鄧小平談了一次話。據鄧小平後來回憶：“‘文革'開始的時候，主席找我談話，要我跟林彪搞好關係，我答應了。但與林彪談了一次就談崩了。”林彪深知，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與對劉少奇的看法是不同的，不僅程度不同，而且性質也不同。這種不同，對於如何處理鄧小平，是相當重要的。在林彪費盡心機打倒劉少奇以後，鄧小平就成為林彪最大的心頭之患。工於心計的林彪知道，要除掉鄧小平，還必須不斷加緊加重對鄧小平的攻擊和批判。與此同時，看到劉少奇、鄧小平雖然受到批判，但還沒有被徹底打倒，陳伯達、康生、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大員便聯合林彪集團，策劃於密室，企圖掀起一場更大的波瀾，欲置劉少奇、鄧小平於死地。於是，一場由林彪、康生、陳伯達、江青精心策劃的陰謀拉開了帷幕。
本文摘自《「文革」的終結：歷史的見證》，薛慶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