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畫像（資料圖）
和珅(1750~1799年)，字致齋，鈕祜祿氏，滿洲正紅旗人。史稱其「少貧無藉，為文生員」。和珅的高祖尼雅哈納是清朝開國功臣，作為他的後人和珅自然可以隨帝侍君。乾隆三十四年，和珅開始擺脫困境，初為鑾儀衛(掌皇帝儀衛排列及承應諸事)，後承襲高祖尼雅哈納的三等輕車都尉世職，自此為他鋪平了一條接近皇帝的便捷途徑。和珅聰明能幹，相貌俊秀，好察言觀色，善見機行事，又會逢迎討好，所以他的仕途平步青雲，官至宰輔，控制朝政長達二十餘年。和珅在職期間，擅權納賄，貪贓枉法，網羅親信，迫害異己，禍國害民。這一切均發生在乾隆時期。誠然，乾隆並非昏庸之輩，而是一個精明且有作為的皇帝。但是乾隆「喜好歌功頌德，陶醉文治武功，生活奢侈，貪戀聲色」，這一致命弱點，被善於「揣摩帝意，曲意逢迎」的和珅所利用，方造就了其傳奇的一生。前文專門列舉了和珅下台的三大理由：和珅栽在嘉慶手中的三大致命死穴，今天接著談和珅深得乾隆恩寵的三大秘訣。
秘訣一：診好龍脈，練好內功
和珅幼年喪母，家境貧寒，貧窮和冷漠的生活給和珅童年留下了深深的創傷和陰影，從那時起和珅就立志要出人頭地，爭取抓住一切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和珅十來歲時就被選入咸安宮官學，接受儒學經典和滿、漢、蒙古文字教育。他天資聰穎，勤奮努力，成績突出，因而得到老師的器重。乾隆三十四年，20歲的和珅繼承祖上三等輕車都尉的爵位。第二年，和珅參加科舉鄉試，沒有考中舉人。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23歲的和坤被任命為乾隆身邊的三等侍衛，成為他人生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和珅利用隨帝侍君的關係，竭力向乾隆展示自己，以期得以飛黃騰達。皇帝的侍衛很多，但為什麼和珅會得到乾隆的賞識呢？這主要靠和珅精到的溜須拍馬之術。乾隆博學多才，和珅想要拍馬屁就要恰到好處，才能使龍顏大樂，得到賞識。和珅博學多才，善於古玩鑒賞，而且文筆非常好，這都是他得寵的重要原因。和珅的另一手腕就是投其所好。乾隆一生喜愛作詩、書法，和珅為了迎合乾隆，在這些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並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乾隆的書法很見功力，和珅的字酷似乾隆，可能是他刻意模仿的，乾隆後期的有些詩匾乾脆交由和珅代筆。掛在北京故宮崇敬殿的御制詩匾，據考證就是由和珅代筆。乾隆四十年，有一天，乾隆出宮，在轎中聽到奏報說有罪犯潛逃。乾隆微怒，背誦起《 論語 》：「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這時隨從的掌護衛、護衛軍等，都驚愕相視，不知所措；繼而互相詢問，帝語何意？和珅胸有成竹地對答道：「典守者(縣尉，掌緝捕和獄囚)不得辭其責。」乾隆聽後大為驚異，心想此人能夠猜到自己的意思，於是問其出身及所學。和珅應對如流，頗令乾隆滿意。《庸庵筆記》記載：有一天乾隆要外出，倉促中找不到儀仗用的黃蓋，乾隆責問道：「這是誰的過錯？」眾侍衛都嚇得不敢出聲，只有和珅應聲說道：「執掌此事的難辭其咎！」乾隆對和珅的從容不迫十分有好感。還有一次，乾隆在轎中背誦《 論語 》，忘了下文，和珅順口背了出來，乾隆很是歡喜。總之，年輕的和珅英俊瀟洒，又頗有才學，可能在某一偶然的機遇中引起了乾隆的注意，從此時來運轉，飛黃騰達。乾隆四十年閏十月，26歲的和珅被提升為乾清門侍衛，十一月再升為御前侍衛，並授正藍旗副都統。四十一年正月，授戶部左侍郎，三月授軍機大臣，四月，授總管內務府大臣。短短半年，和珅從一名普通的侍衛，進入清王朝權力的最高層，成為乾隆皇帝的親信寵臣。
秘訣二：求同排異，政治聯姻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31歲的和珅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與刑部侍郎喀寧阿一起遠赴雲南，查辦大學士、雲貴總督李侍堯貪污案。和珅一到雲南，首先拘審李侍堯的管家，取得實據，迫使精明幹練的李侍堯不得不低頭認罪。和珅從接受這個任務，到乾隆下御旨處治李侍堯，前後只用了兩個多月。隨後，和珅又向皇帝報告說，雲南的行政管理混亂，許多州縣都出現虧空，需要徹底清理整頓，這一報告立即得到乾隆的讚許。
當年五月和珅回京以後，又進一步向皇上表述想整頓雲南的鹽務、錢法和邊防事務的具體意見，都得到乾隆的肯定。雲南的案子和珅辦得很出色，在回京的途中，和珅就被提升為戶部尚書。時隔一個月，乾隆給和珅6歲的兒子賜名豐紳殷德，又將自己最寵愛的小女兒和孝公主許配給豐紳殷德。這門親事，既給和珅帶來經濟上的利益，又使和珅在政治上得到了不可估量的好處。和珅要風得風、要雨得雨。據史料記載，和珅從繼承三等侍衛，直至他獲罪前後的29年中，重要的封官就有47次之多。
乾隆四十一年，27歲的和珅被授予軍機大臣。後來，領班軍機大臣于敏中去世，英武殿大學士阿桂擔任領班軍機大臣。當年在軍機處任職的還有大學士王傑、尚書董誥和福長安。阿桂、王傑、董誥都討厭和珅，結果就出現了五位大臣每天不在一起辦公的奇特現象。乾隆知道阿桂與和珅不和，常常讓阿桂在外領兵或查閱工程、辦理案件，軍機處的實權自然就落在和珅的手中。當時許多老百姓私下稱和珅為二皇帝。和珅一方面依靠乾隆掌握朝中大權，同時利用權術拉幫結派，培植親信，不斷擴大自己的勢力。和珅拉攏親信軍機大臣福長安，福長安是乾隆孝賢皇后的親侄子，他的父親傅恆和哥哥福康安都曾任軍機大臣等高官。此外，山東巡撫伊江阿，和珅的老師吳省欽、吳省蘭等，都成了和珅的親信。他的弟弟和琳，更是幾年之內就從一個內閣言官升為四川總督。和珅對那些正直大臣，就不擇手段地排擠打擊。大學士松筠對和珅不屈服，被發配到邊遠地區任職。領班軍機大臣阿桂德高望重，和珅總想扳倒他。軍機大臣王傑、董誥也是和珅壓制的對象。
和珅對付同僚的手段非常高明，討好皇上更是與眾不同。從當時朝鮮《 李朝實錄 》中可以看到來華朝鮮使臣的描述：和珅雖貴為大學士、軍機大臣，每當皇帝吐痰時，他就馬上端個盆子去接。這就是和珅得意官場的原因。
秘訣三：扯虎皮做大旗
乾隆在晚年時生活奢華，大興土木。他六次南巡，沿途建造了三十個行宮；在圓明園和避暑山莊，仿造江南風景，建造娛樂場所；80歲時舉行萬壽大典；這些都需要大量的銀子。當時國庫已枯竭，銀子從哪裏來？在這種情況下，乾隆非常需要和珅來搜刮錢財，因為和珅深諳此道。他在不大動用國庫的情況下，就想方設法滿足乾隆的需要。皇帝八十大壽時，和珅命外省三品以上大員都要進獻，在京各部長官要捐出工資，淮南淮北的鹽商要捐銀四百萬兩。和珅還創立了議罪銀制度，就是讓有過失的官員交罰款代替處分，少則數千兩銀子，多則數萬兩、數十萬兩。這種議罪銀直接交到內務府，入了皇帝的私人腰包。許多督撫大員都受到過這種敲詐。和珅多方搜刮勒索，使得原來入不敷出的內務府，沒用幾年的時間就扭虧為盈。乾隆能夠隨意享樂，十分高興，對和珅也就更加依賴。和珅不僅在崇文門稅關勒索商人和官員士子，而且通過各種方法搜刮大量銀兩與珍寶。和珅在填滿乾隆皇帝腰包的同時，也在毫不含糊地往自己懷裏裝銀子。凡是外省進貢皇上的禮物，都要經過和珅這一關，有時交一兩件給皇上，其餘都落在和珅的手裏。這些珠寶分別藏在許多地方，在當年和珅的住宅，有一部分珠寶就藏在特製的夾牆裏。這種事情，打著效忠皇上的旗號，自然不容易被人發現，即使被發現，也沒有人敢說三道四，和珅認準了這樣一條經驗：只要討得皇帝歡心，其他什麼都好辦，哪怕是犯了什麼過失或是順便也給自己摟錢，皇帝也不會在意。嘉慶四年正月初三，89歲的乾隆壽終正寢，和珅的靠山倒了。嘉慶即位後不久，就將和珅革職查辦，所謂「和珅跌倒、嘉慶吃飽」。和珅的家產值白銀8億兩，是清王朝十年財政收入的總和，這是他招來殺身之禍的重要原因。看看和珅家產的清單，這個貪官到底是多大的排場：房屋3000間、田地8000頃、銀鋪42間、當鋪75間；木材鋪，藥鋪，酒鋪，糧鋪，旅店，古玩店，青瓷店，灰瓦店，車具店，轎子店總共100多家，還兼營車馬運輸，土地買賣等；赤金60000兩、吉林人蔘1200柄、小珍珠230串、大金元寶（100兩一個的）100個、小銀元寶56600個、銀錠900萬個、洋錢15800元、制錢150萬文、桂圓珍珠10串、大紅寶石10個、大藍寶石40個；銀桌40桌、3尺以上的珊瑚樹11支、衣服12300件、狐皮550張、貂皮850張、粗細皮56000張；銅器361萬件、瓷器10萬件、鎦金八寶床24座、西洋鍾700座、四季好衣服7000件。所有物品總計約10億兩白銀，和珅財富富可敵國。
（本文摘自《歷史密碼Ⅱ》孫建華 著，中國工人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一版）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提要】在87年前的今天，1928年3月10日，毛澤東被降職任師長。因受「立三冒險主義」影響， 中共湘南特委派代表周魯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傳達中共中央撤銷毛澤東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 後證實為誤傳），並指責邊界“行動太右”、“燒殺太少”； 將毛澤東任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能過問地方工作的師委，由何挺穎任書記，改任毛澤東為師長，同時強令工農革命軍開往湘南。
政治生涯中的四起四落
毛澤東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之前，在黨內的地位曾幾度沉浮。中共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三落三起的傳奇政治生涯，已為人們所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毛澤東其實還不止三落三起。
1923年6月，毛澤東在中共三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被選入由五人組成的中央局，擔任中央秘書，與陳獨秀等一起負責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是他第一次進入中共中央的領導核心。但在1925年1月召開的中共四大（這次會議他因在湖南老家養病沒有出席）上，他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這是第一次起落。
1927年，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在隨後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他從敵強我弱的客觀形勢出發，果斷改變中共中央原定的攻打長沙的計劃，率領部隊向農村進軍，開闢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這一開創中國革命新道路的壯舉，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肯定和支持，反而遭到了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的批評。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決定，撤銷了毛澤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的職務。這一決定在井岡山傳達時，又被誤傳為「開除黨籍」，結果他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是第二次起落。
毛澤東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起落，發生在1929年紅軍第四軍第七次至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期間。在6月召開的紅軍第四軍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他關於加強黨對紅軍絕對領導的正確意見沒有得到當時大多數人的理解和支持，沒有繼續當選為紅四軍前委書記，被迫離開了紅四軍的領導崗位。後來，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來「九月來信」，對他的正確主張表示肯定和支持。他在1929年12月召開的紅四軍九大上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毛澤東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是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遭到錯誤的批判，並被剝奪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1932年10月，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縣召開會議，對他正確的軍事方針進行了批評和指責。會議停止了他對紅一方面軍的軍事指揮。會後不久，又任命周恩來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實際上撤銷了毛澤東的軍事領導職務。從此，他離開紅軍的軍事領導崗位長達兩年多，在中央和紅軍的重要決策上，都失去了發言權，直到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上才重新進入中共的領導核心。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第四次起落。
在遭受「左」傾冒險主義者打擊和排擠期間，毛澤東處境艱難。他受到孤立，被“搞得臭得很”，許多人不敢與他接近，“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他的親屬也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妻子賀子珍由管文件改當收發；弟弟毛澤覃受到批判並被撤職；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的職務；賀子珍的妹妹賀怡被撤銷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並遭到批判。
毛澤東的四落，是政治生涯中受到的較大的四次打擊。除此以外，他還受到過其他的一些打擊。這些打擊究竟有多少呢？1956年9月1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說：「記得起來的就有二十次。」到底是哪二十次，毛澤東沒有一一列舉，只是說：“比如，不選做中央委員，只給發言權不給表決權；撤銷一些職務，如中央農民委員會書記、黨代表（井岡山時候）、前委書記等。‘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毛澤東在這裏所說的二十次打擊，除了撤職和降職外，還包括各種處分。這可能並不是一個確切的數字，但他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不止前面所述的四次，則是確定無疑的。
毛澤東受到的打擊和處分絕大多數是不公正的。他曾說，他並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真正的錯誤沒有受到過處罰，而受到的打擊和處分則「都是沒有確實根據的」。然而，在一次又一次的不公正待遇面前，他的革命意志並沒有消沉，而是愈挫愈奮，最後成功地走出了人生的逆境，成長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領袖，並領導中國革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
不公正待遇會使當事者的心態失去平衡，對他們的身心造成嚴重困擾。很多人在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後，往往從此消沉下去，一蹶不振。在受到種種不公正待遇之後，毛澤東為什麼能夠依然保持頑強的革命意志，成功地走出逆境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毛澤東能夠正確分析和對待不公正待遇。
毛澤東對不公正待遇產生的原因曾作過富有啟示性的分析。他認為，不公正待遇是難以避免的。任何社會、任何時期，都會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的現象。這種不公平、不公正，有時是為了照顧整體的公平而造成的。例如，1945年4月召開的中共七大在選舉中央委員會時，為了選舉出一個能夠執行七大路線，領導全黨、團結全黨，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中央委員會，制定了三條選舉方針：第一，既要選舉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的同志，也要選舉犯過路線錯誤而又能夠改正錯誤的同志；第二，組織成分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革命力量，要在認識山頭，爭取最後消滅山頭的前提下照顧山頭，即照顧各個方面的革命力量；第三，既要選舉能夠通曉各方面知識的同志，也要選舉只通曉一個方面或某幾個方面知識的同志。這三條選舉方針的一個重要精神就是為了團結全黨，為了集中各個方面的智慧，要照顧各個方面。按照這樣的選舉方針，在中央委員名額有限的情況下，勢必會使得一些沒有犯過路線錯誤、知識水平較高、能力較強的同志不能被選入中央委員會。對這些同志來說，這顯然是不公平的。如何看待這種不公平呢？毛澤東在七大上專門講了這個問題。他說：「一些夠條件當選的同志不能當選，從一個側面去看，是不公平的，但是從更大的方面看、從全面看，是公平的。」
1956年9月，中共八大選舉中央委員會之前，為了防止因選舉產生矛盾而影響黨的團結，毛澤東再一次解釋了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他認為，世界上沒有完全的、絕對的公平，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他說：「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也不可能。」“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中國共產黨從七大以來，在處理黨內事務上力爭求得一個比較公平的結果，與錯誤路線統治時期相比，黨內是比較公平的。但是，“凡事都是有比較的，不是絕對的，絕對的公平或者絕對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錯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當，是難免的。”沒有被選入中央委員會的同志，並不意味著他們的能力不行，條件不夠，恰好相反，他們很可能是將來在中國起很大作用的同志。他們之所以落選，一是各方面要平衡，二是選誰不選誰，這裏面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要客觀地、心平氣和地看待選舉中的公平與不公平的問題，不要因此而影響工作情緒，影響黨的團結。
毛澤東還認為，思想認識上的不一致，黨內外存在的各種矛盾，也會導致一些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在中共八大上的一次講話中，他在回顧了自己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後，分析了包括自己在內的很多同志在歷史上為什麼會挨整，會受到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他認為，這主要是由於思想認識不一致。他說，那些整人的人跟我們並不是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他們跟我們以前都不認識。「他為什麼要整你呢？就是因為思想不同，對問題的看法不一樣。」思想認識不一致，必然就會產生矛盾，必然就有人會產生主觀主義，犯「左」傾和右傾的錯誤。而這種思想認識的不一致，在開始的時候是難免的，黨內外的各種矛盾永遠都會存在。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某些同志在某些時期受冤枉和委屈是難免的。
毛澤東多次受到不公正待遇，主要是在錯誤路線統治時期。他在中共八大上提到的那些因為思想認識不一致而整人的人，也主要是那些執行錯誤路線的人，如王明、博古等。由於思想上的主觀主義、工作作風上的宗派主義，因而在他們統治中央時期，不少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處分和待遇。那麼，到了正確路線在中央佔據了領導地位的時期，各種不公正待遇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了呢？毛澤東認為，這同樣不可避免。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在錯誤路線被糾正以後，我們也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對這些幹部，不論是全部處理錯了的，還是部分處理錯了的，都應當按照具體情況，加以甄別和平反，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歷史階段，總是有這樣處理錯誤的事實。在階級社會，這樣的事實多得很。在社會主義社會，也在所難免。不論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還是在錯誤路線領導的時期，都在所難免」。區別只是在於，在正確路線領導的時期，一經發現有錯誤處理的，就能甄別、平反。而在錯誤路線領導時期，則不可能這樣做，而只能由代表正確路線的人們，在適當的時機，通過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起來糾正錯誤。
認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對於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非常重要。認識到在任何社會、任何時期，不公正待遇都難以避免這一事實，就能在受到各種冤枉和委屈時有足夠的思想準備，正確對待，把挫折變為自己進步的動力。
視不公正待遇為一種鍛煉和教育
毛澤東認為，不公正待遇並非有害無益，關鍵是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它。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正確的態度應該是把它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當做一種有益的教育。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多次在會議上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要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要把不公正待遇作為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1956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上一方面指出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另一方面又強調要以正確的態度對待不公正待遇。他說：「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做一種有益的教育，當做一種鍛煉。」這兩種態度，無疑是後一種對自己和革命工作都更加有益，是黨員和幹部應該採取的態度。
在1962年1月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又講到不公正待遇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當事者是有益的。在這次會議上，他號召發揚民主集中制，開展廣泛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他強調不要壓制批評，認為批評所導致的結果無非就是被批評者下台、被撤職，或者被調離原崗位，這對被批評者來說不一定是壞事。為什麼呢？他說：「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
毛澤東從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中，得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收穫。在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者統治中央期間，他被剝奪了對紅軍的軍事指揮權，長期“靠邊站”。這對他來說，無疑是十分痛苦的。但另一方面，又使他得到了較多的空閑時間。他利用這段時間，認真閱讀了大量過去沒有時間閱讀的馬列著作。關於這一方面的情況，他在1957年曾經這樣談及：“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紮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這段時期閱讀的馬列著作，讓他受益匪淺。他說：“後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
在遭到王明「左」傾冒險主義者排擠期間，毛澤東還抓緊時間作了大量的農村調查研究。在此基礎上，他寫出了兩篇很有價值的調查報告《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這兩次調查，對他加深對農村階級關係的認識，正確制定農村政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並不是毛澤東對黨員和幹部所做的一種空洞的教育，而是他自己人生經驗的總結。他在七千人大會上說“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信非虛言。
把不公正待遇當做一種鍛煉和教育，既是毛澤東親身經歷的總結，同時又是他對中國傳統文化中優秀成分的繼承和發揚。自強不息，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中國古代先哲孟子十分強調正確對待人生的種種磨難，認為正是磨難造就了傑出人才。關於這一點，孟子講過一段眾所周知的話，「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毛澤東自幼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這方面的修養和造詣極其深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自強不息精神，對他產生了很深的影響。他在論述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有益的鍛煉和教育時，一方面經常以自己的經歷作為例子加以說明，另一方面也以中國歷史上的事例來進行論證。在七千人大會上，他就引用了司馬遷《史記》中的一段話。他說：“司馬遷說過，‘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司馬遷講的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當時上級領導者對他們作了錯誤處理的。”他認為，受到不公正待遇，對他們本是壞事，但卻成就了他們在哲學、文學、軍事等方面的傳世之作，所以又是好事。他以此為例，進一步說明，黨在過去的不同歷史時期，都錯誤地處理過一些幹部。錯誤地處理幹部，讓幹部受到不公正待遇，當然是不應該提倡的，是應該被反對、應該被糾正的。但是，作為被錯誤處理的幹部，應該正確地對待，因為“一般來說，這種錯誤處理，讓他們下降，或者調動工作，對他們的革命意志總是一種鍛煉，而且可以從人民群眾中去吸取許多新知識”。
遵守紀律，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
不公正待遇包括錯誤的批判、錯誤的處分、錯誤的職務變動（降職、撤職或者調職），在某些情況下，也指待遇上的不平等，如職務、生活待遇上的不平等。它一般是由上級對下級、組織對個人作出的。毛澤東認為，既然不公正待遇難以避免，既然不公正待遇對當事者是一種鍛煉和教育，那麼當事者不管受到哪一種不公正待遇，都應該把黨的紀律、黨的團結和統一擺在第一位，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這是一個共產黨員對待不公正待遇應有的態度。
各種不公正待遇中，最嚴重的恐怕莫過於職務變動。毛澤東認為，共產黨員應該正確對待職務的變動，應該能上能下。他說：「（共產黨的幹部）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正確對待職務上的變動，是一個共產黨員黨性的表現，是一個共產黨員紀律觀念的表現，同時也能體現一個共產黨員的寬廣胸懷和遠大眼光。
召便何時來。”
在中央蘇區時期與毛澤東一道工作過的李維漢，目睹了當時毛澤東所受到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就毛澤東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態度作出過概括性的描述：「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這三條，是毛澤東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思想的集中概括和體現，也是他能夠在人生逆境中愈挫愈奮，最終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
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不僅是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所堅持的，而且是他在整個革命生涯中都始終如一地堅持的。他不僅這樣要求自己，而且也以此要求和教育全黨的黨員和幹部。毛澤東的經歷告訴我們：他正確對待不公正待遇的思想和行為，是中國共產黨的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值得所有的黨員和幹部學習和思考。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 彭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