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4日端午節，拜登在G7峰會後見記者時又出洋相，老邁總統，再犯失誤，將敘利亞讀成了利比亞，而且還是3次之多。
拜登接連講錯話。
拜登在講到對戰亂國家的人道主義援助時，首先，拜登當時正在討論美國可能與俄羅斯合作，為「利比亞」提供幫助，拜登稱那裏的人民陷入了真正的麻煩，其實他想講敘利亞。第二，拜登強調，俄羅斯在敘利亞問題上力不從心，「貪多嚼不爛」，說著說著又將敘利亞講成了「利比亞」。第三，拜登認為，美俄應該找到一種調和方式，比如拯救「利比亞」民眾，其實又是在講敘利亞。拜登的助手隨後表示，拜登在說利比亞的時候，其實是想說敘利亞。
一連3次將敘利亞講成「利比亞」，「拜登演講再犯失誤」的消息，又登上了全美熱搜。6月14日這天，美國民眾頗為諷刺地表示，這沒值得奇怪的，早已經見怪不怪了，拜登根本分不清利比亞和敘利亞。
黎巴嫩籍評論員Sarah Abdallah講得不太客氣。
一名黎巴嫩籍的地緣政治評論員Sarah Abdallah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在想，當你同時間正在轟炸這麼多國家，就很難跟得上訊息。」
推特的網友諷刺說：「我需要媒體來翻譯，告訴我們拜登總統到底在哪裏說甚麼？尤其是關於俄羅斯、利比亞和敘利亞。」
在霍士新聞網站上，網友們開啟了嘲諷模式，有人說：「拜登根本分不清那個地方是在哪裏？他一開口說話就令國家蒙羞。有人居然還認為特朗普是個小丑，其實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都是無用的！」
拜登現年78歲，有點力不從心，不知道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會面時，又會不會再有失言鬧笑話了。
深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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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80年代末，由於對日本經濟崛起的擔憂，美國興起了「日本要接管全世界」的言論，繼而產生了對抗日本崛起，尤其是半導體產業的相應國家工業政策。之後，大多是關於日本經濟衰落的報道。
《紐約時報》發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PAUL KRUGMAN）的評論，當年美國對日本的成功和失敗的報道，都是被過分誇大了。其實在過去的30年里，日本和美國的經濟發展增速大致相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明。
而如今，這種擔憂變成了對中國。然而，雖然拜登政府的「呼籲」比特朗普政府「聰明得多」，但本質上都是經濟民族主義。所以，「拜登政府不會像特朗普對雙邊貿易平衡的痴迷那樣去做蠢事，但也不會回到幾十年來作為美國大部分政策特徵，即是對全球化的不加批判的擁抱。」
以下是克魯明擇譯：
經濟民族主義拜登版
如果你不到50歲，你可能不記得什麼時候「日本曾經要接管世界」。但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許多人對日本的經濟成功非常著迷，擔心美國的衰落。機場書店的所謂非小說區充滿了以武士為封面的書，承諾會教你日本式管理的秘密。邁克爾·克萊頓（Michael Crichton）有一本暢銷小說《旭日東升》(Rising Sun)，講述了日本將要統治世界的迫在眉睫的威脅，之後他又轉向了去寫恐龍了。
克萊頓的暢銷小說《旭日東升》。
戀日症/恐日症的政策方面採取的形式是廣泛呼籲制定國家工業政策。政府支出和可能的保護主義，以促進未來的產業，特別是半導體生產。
然後，日本在很大程度上從美國的談話中消失了——如果有的話，也是作為一個經濟停滯和失去的幾十年的警示故事被引用。我們在美國科技公司的主導地位的鼓舞下進入了一個自我滿足的傲慢時代。
現在的事實是，日本的失敗和它以前的成功一樣，都被過度炒作。這個島國仍然富裕，技術先進；其緩慢的經濟增長主要是反映了其低生育率和低移民率，這些導致了勞動年齡人口的萎縮。扣除人口因素，在過去30年里，日本和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大致相同。
然而，無論如何，我們似乎正在進入一個對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感到擔憂的新時代，這次是由對中國的擔憂所驅動。我們聽到了對產業政策的新呼籲。我不得不承認，我對這些呼籲並不完全信服。但這次政府行動的理由比20世紀80年代要聰明得多——當然，也比特朗普時代的經濟民族主義聰明得多，它們表面上與特朗普時代相似。
這讓我想到幾天前拜登-哈里斯政府發佈的長達250頁的關於供應鏈的報告。這是那些可能會被證明是重要的報告之一，儘管很少有人會讀它。為什麼呢？因為它為政策制定提供了一種知識模板；當立法和規則被起草時，該報告及其分析將潛伏在它們的背景中，有助於形成支出和法規的細節。
現在，自從美國高管試圖將他們自己重塑為武士的時代以來，世界經濟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過去，各國都製造汽車和飛機等物品；如今，它們製造物品的部件，與其他國家製造的其他部件結合在一起，最終組裝成消費者想要的東西。經典的例子是iPhone，在中國由各地來的零碎部件組裝而成。去年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報告》（顯然是預先寫好的），專門討論了全球價值鏈，有一個很好的替代iPhone的例子：自行車。
順便說一下，當我得知日本和新加坡擁有如此多的踏板和曲柄的市場時，我有點驚訝。我以為美國真的在曲柄方面領先於世界。
無論如何，世界銀行提供了一個衡量世界貿易的全球價值鏈的標準——出口產品在到達最終買家的途中至少跨越了兩個國界。
這一衡量標準表明，跨越全球的供應鏈的大幅增長並不新鮮；事實上，它主要發生在1988年至2008年之間。但最近的事件凸顯了與分散的生產相關的危險性。
拜登-哈里斯的報告聚焦於四個行業：半導體芯片、電池、藥品和在許多技術中起關鍵作用的稀土。這並不難理解。
現代經濟幾乎所有東西都使用芯片——而芯片的生產是非常全球化的。因此，我們的情況是，由於台灣的乾旱和日本的工廠火災破壞了這些微小但重要的部件的供應，美國的汽車生產受到了限制。此外，世界上大部分的稀土供應來自中國。
而疫苗民族主義——各國限制疫苗和製造疫苗的關鍵部件的出口——在新冠時代已經成為一個真正的問題。
正如你可能猜到的那樣，拜登-哈里斯報告的大部分內容都集中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國家安全一直被認為是偏離自由貿易的一個合法理由。它甚至被寫入了國際協議中。特朗普濫用國家安全的論點，使其名聲掃地。說真的，美國受到加拿大鋁的威脅了嗎？但你不必成為特朗普主義者來擔心我們對中國稀土的依賴。
也就是說，供應鏈報告遠遠超出了國家安全的論點，提出了我們需要在廣泛的部門保留國內製造業以保持我們的技術能力。這並不是一個愚蠢的論點，但它是非常開放的。它將在哪裡停止呢？
有一點很清楚：如果你認為經濟民族主義的復興純粹是特朗普主義的反常現象，你就錯了。拜登政府不會像特朗普對雙邊貿易不平衡的痴迷那樣去做蠢事，但也不會回到幾十年來作為美國大部分政策特徵的對全球化的不加批判的擁抱。這是否會導致一個新的貿易戰時代的到來？可能不會——但也不要指望未來幾年會有很多大宗貿易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