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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調的「紅三代」:被改變的人生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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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調的「紅三代」:被改變的人生軌跡

2021年07月06日 18:28

鄧卓棣,是鄧小平唯一的孫子、鄧小平最小的兒子鄧質方的獨生子,今年28歲。

毛新宇一家人(資料圖)

毛新宇與鄧卓棣,分別是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孫子。毛新宇生於1970年,鄧卓棣1985年生於美國。

他們很相似,毛新宇之父毛岸青是毛澤東身邊最小的兒子(毛岸龍夭折或失蹤),鄧卓棣之父鄧質方亦是鄧小平的幼子。父輩都無意於從政,毛岸青47歲喜得貴子,長期與疾病鬥爭;鄧質方則在美國誕下獨子,一度在中信經商。當然,最為相似的是,他們的爺爺是兩代領袖,他們是唯一的孫子。

不同的是,毛新宇是嫡孫,祖母是革命烈士楊開慧。楊開慧生於1901年,1930年遇難,系大家閨秀。鄧卓棣的祖母卓琳是鄧小平的第三任妻子。「名紳千金」卓琳生於1916年,2009年去世,出身鉅賈之家。

毛新宇與毛澤東一樣,沒有留洋,鮮有出國。他1988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此後,先後在中央黨校理論部和軍事科學院就讀,2003年獲得博士學位,專攻軍事戰略理論和毛澤東思想研究。

當毛新宇博士畢業時,鄧卓棣2003年9月開始讀北京大學法律系,祖母卓琳與父親鄧質方均是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受爺爺留法留蘇和父親留美的影響,原本可以入籍美國的鄧卓棣,本科畢業後再赴美國留學,且短暫工作。

他們很相似,都非常低調,按部就班,一切彷彿都是身份安排好的,但又不得不面對各種審視目光。只是,毛新宇的低調、謙和引發出了圍觀者的喧囂,讓人有「毛澤東孫子又出來了」的觀感,這些並非出於其初心。而鄧卓棣的低調卻不同,這位鄧家第三代不得不謹慎行事,他的路還在腳下,剛剛起步。

爺孫的距離

1970年1月17日,77歲的毛澤東晚來得孫,毛澤東高興之餘為其取名為「新宇」。然而直至1976年毛澤東逝世,這6年間祖孫倆未曾謀面,沒有留下一張合影。

按照常理,當了爺爺的毛澤東該享受含飴弄孫的天倫之樂了,飯後茶餘祖孫同聲,一日三餐朝夕相處。為什麼毛澤東爺孫一直未能相見?

「他(爺爺)把自己所有的時間都奉獻給了國家和人民,根本抽不開空來。不過,爺爺還是滿懷喜悅地給我起了‘新宇’這個蘊含詩意和期待的名字。」毛新宇解釋說。

毛新宇的母親邵華不敢也不能將兒子送進中南海,因為江青對邵華曾有段不近人情的口誅筆伐。特里爾在《江青全傳》里披露說—

「她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兒媳婦!」周圍的樹也都驚訝得搖晃起來。她到這所高等學府來,就是要與毛澤東的第二個兒媳婦、毛岸青的妻子邵華辯論的,她一直是江青在家中最恨的人物。“她媽是政治騙子!”江青用最冷酷的詞說邵華,她把邵華和資本主義的“文藝黑線”和世界上的反華力量聯繫在一起。她又一次叫嚷:“我從來就不承認她是毛澤東的兒媳婦,毛主席本人也不承認!”她之所以在這裏攻擊邵華,是因為邵華曾是北大中文系的學生。

江青似乎講個沒完……陳伯達碰碰她的肩膀,江青暫停了她的詛咒。前邊的人能聽到陳小聲對江青說:「我想該結束了。」江青兇狠地瞪著陳伯達,一萬多人坐在地上鴉雀無聲,幾乎能聽到針掉在地上的聲音。

時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也曾回憶說:1966年6月25日,江青在北大辱罵邵華,而邵華就在台下。邵華和毛岸青1960年已經結婚。江青卻聲稱「我們根本不承認」,據稱江青的一番話,馬上就被作為“中央首長講話”印成傳單,撒向全國。邵華和張文秋連夜轉移,在北京東躲西藏,以避江青派人追斗。

由此可見,毛澤東很長一段時間因為政治原因無法與孫子毛新宇相見,甚至林彪墜機事件以後,毛澤東也拒見江青。有一天毛澤東問汪東興,誰能擋住江青,不讓她到我這裏來?汪東興回答:「只要你下命令,我就敢。」江青的司機李子元說,有一次江青要到毛澤東的住處中南海游泳池去,被警衛擋住,江青說:“我回家你怎麼擋?”警衛堅拒,江青無奈,不得不取消“回家”之行。

劉思齊,毛岸英之妻,身為毛澤東長兒媳,不僅無緣進入中南海,1971年10月還被蒙住雙眼,在上海入獄。可以想像,毛岸青夫婦也選擇退避三舍,低調生活,想進入中南海,也並非易事。至於毛澤東與毛新宇沒有留下一張合影是因為沒想到拍攝,這種說法更是不成立。邵華酷愛攝影,曾擔任中國女攝影家協會主席。

相比之下,鄧卓棣就幸福得多。在報紙、書籍、專題片中都有與爺爺在一起親昵的鏡頭。

1989年11月9日,鄧小平退休這一天,鄧卓棣親了爺爺一口就被人反覆提及。鄧林回憶說:在離開大會堂的時候,江澤民同志一直把父親送到門口,他緊握住父親的手說:「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夜幕漸漸降臨,而我們家卻是一片燈火通明。全家人忙忙碌碌了整整一下午,到了吃飯的時間,四個孫子孫女一齊跑去請爺爺。他們送給爺爺一個他們親手趕製的賀卡,上面貼有四朵美麗的蝴蝶花,代表他們四個孫輩。卡上端端正正地寫道:“願爺爺永遠和我們一樣的年輕!”他們四個人輪流上前親爺爺,才三歲的小孫子小弟(即鄧卓棣—作者注)親了爺爺一臉的口水,逗得全家人哈哈大笑。

「兩個醜八怪。」鄧小平評價自己和孫子鄧卓棣的親吻照。此後,鄧小平就過著含飴弄孫的生活,不時關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進程。

被改變的人生軌跡

毛新宇的人生軌跡,因母親而改變。

1992年,母親邵華和剛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畢業的毛新宇進行了一次談話,這場看似輕鬆的家庭談話卻是毛新宇一生中一次重要的轉折。

母親邵華說:「新宇,你原來大學裏學的是歷史專業,媽媽尊重了你的愛好,你已經學了。你覺得歷史上的帝王將相和你的爺爺相比,他們誰偉大,誰更值得研究?現在已經有人在研究你爺爺,研究領袖,你作為他的後代反而不去研究,你一輩子不去從事這個工作,這符合你的身份嗎?你覺得是不是心裏有愧呀?」母親繼而說道。

毛新宇開始認真考慮母親的建議。1992年9月,他考取了中央黨校碩士研究生,開始研究黨史和毛澤東思想。2000年9月,毛新宇師從解放軍軍事科學院歷史研究部研究員劉國語將軍,攻讀博士學位,研究方向為毛澤東軍事思想。與此同時,毛新宇加入解放軍。毛新宇在讀博期間完成了論文《毛澤東戰略進攻思想研究》,獲得了當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獎。

毛新宇提及爺爺總是面露敬仰神情。「毛澤東的後代不好當,我感覺到包括我的朋友,軍隊的同事,大家都是這種心情,所有的人把對毛主席的敬仰和熱愛都轉移到我身上,所以我的壓力太大,責任太重。」

毛新宇畢竟代表了中國最重要的紅色家族,他的一舉一動都受人矚目。在人民大學的四年求學期間,毛新宇居然能選擇住校。這讓一些對毛澤東有想法的人蜂擁而至。「有些人把對‘老人家’的恩恩怨怨發泄到我身上。四川就曾有個人寫信給我,說爺爺造成了她的悲劇,被打成右派,一生坎坷。言詞很激烈。我理解她的心情,也同情她可能遭受過的不幸。但我覺得她這麼做不客觀,也不必要,可不管怎麼說,這種事總讓我心裏有陰影,不痛快,每遇見一次這種事,總有幾天吃不好飯。」

由於毛澤東與楊開慧、賀子珍、江青三任妻子共育有10個子女,留在身邊的子女只有毛岸英、毛岸青、李敏、李訥,因而,一些人自稱是毛新宇失散多年的「叔叔」,人民大學的學生宿舍成為他們的尋親目標。“不管自述的身世能不能牛頭對上馬嘴,譜還挺大,來了就朝同學們的床上一躺,開始誰也不知究竟,都不敢說什麼,趕忙找我回來,然後就有各式各樣表演,有痛說家史,有慷慨陳詞,有痛哭流涕,弄得我莫名其妙。總之是要我認他做叔叔,引他們見爸爸媽媽,叫人又可笑又可惱,臨了還得管他們—頓飯,有時還得請系裏教師來攆人。這些人什麼地方的都有,四川、湖南、江西。其他也有些自稱是我姑姑什麼的。還有極個別堅持極左思想的,還曾叫我幫助見江青,我懷疑這些人有精神病。”

人們總以為鄧卓棣還是那個在北京景山后街米糧庫衚衕5號院裏,被鄧小平摟在身邊的男童。

父親鄧質方在美國羅切斯特大學學習量子物理學並獲得博士學位,與同學劉小元結婚。出生在美國的鄧卓棣原本可以像「留美二代」那樣,做一個黃皮白心的“香蕉人”, 但是鄧家父子沒有選擇這條西化之路,鄧卓棣在媒體的揣測和傳聞中回到了中國,追尋祖母和父親的足跡,進入北大,完成本科學業後才選擇去大洋彼岸。

2007年,22歲的鄧卓棣從北大法律系畢業,前往美國杜克大學,一年後獲得法學碩士學位,並獲得律師事務所的工作資格。偉凱律師事務所1901年在美國紐約成立,在全球25個國家設有36個辦事處,律師2000多人,該所以其在國際訴訟仲裁、資本市場、金融、併購方面的出色業務而聞名,是2009年全球第十大律師事務所。鄧卓棣在美國偉凱律師事務所工作了兩年左右,其北京辦事處位於建國路81號華貿寫字樓1座19層,毗鄰北京最昂貴的購物中心新光天地。

他用老款非彩屏諾基亞手機,駕駛一輛瑞典品牌的轎車,如果從華貿中心的地庫駛出,即可融入北京國貿的繁華世界,如果一路暢通,一腳油門即可抵達中國的政治中心—天安門廣場。鄧卓棣與爺爺就生活在廣場北面的不遠處。

這樣的城市新階層生活並沒有持續太久。從小在爺爺的光環下長大,又是鄧家第三代唯一的男丁,鄧卓棣的人生軌跡,因爺爺而改變。

低調的「毛委員」和小鄧書記

擔任廣西百色市平果縣副縣長。2014年5月,百色市委機關報一篇報道披露了鄧卓棣已成為鄉鎮「一把手」,兼任平果縣新安鎮黨委書記。據了解,鄧卓棣2014年1月份調任新安鎮。

此前的2013年12月,彭清華專程到平果縣調研。曾任中共元老宋平秘書的彭清華是鄧卓棣的北大校友,當地傳言是鄧卓棣向彭清華請求「下沉基層」。2014年2月份,鄧卓棣獲補選為平果縣黨代表。

中,鄧卓棣以新安鎮黨委書記的身份見報。報道稱,該鎮黨政「一把手」按照市委、縣委的要求,帶領全鎮領導幹部到各村黨支部、貧困屯擔任3~5天的「一把手」,切實將自己融入新的工作角色,做到真換位、真履職、真體驗、動真格,感悟基層工作,聚焦“四風”問題,解決基層實際困難。平果縣副縣長兼新安鎮黨委書記鄧卓棣在三合村龍懷屯擔任“屯長”3天後感嘆說:“以前我以為屯長沒什麼事干,當了幾天才知道基層的苦、群眾的難。……只要領導幹部能堅持進行換位思考,用心來感同身受群眾的疾苦,其實很多要求就不會難以做到,問題就不會無法解決。”

打開百色市、平果縣政府網站,至今都沒有錄入鄧卓棣的名字和簡歷,當地幹部也難以獲悉其履職平果縣的具體時間。

副縣長鄧卓棣分管發展改革、物價、政府法制、農業農村、扶貧和重大項目等方面工作。目前雖沒有接受任何記者採訪,但媒體紛紛誇獎鄧卓棣「知識淵博、能力突出,但為人低調、謙虛謹慎、勤奮好學」。

鄧卓棣可謂踏著爺爺的足跡。1929年10月中旬至1930年11月初,鄧小平在廣西右江地區生活、戰鬥時間跨度達一年。他與張雲逸、韋拔群、李明瑞等發動領導了百色起義,建立紅七軍和工農民主政權,創建右江革命根據地。其間,鄧小平曾5次途經或進駐平果。

平果縣還推出了「紅色平果?鄧小平足跡之旅」旅遊線路,以平牛屯為起始點,長度僅為1.89公里的徒步旅遊線路,貫穿“一崗會”“議軍壁”“飲馬槽”“鄧公泉”“望獅台”“三層崗”“小平亭”“鄧小平曾經住過的屋舍”等景點。

其實,平果縣是廣西最富裕的縣,位列「中國中小城市綜合實力百強縣市」“中國最具海外影響力市(縣區)”。平果鋁的興起,與鄧小平頗有淵源。1986年9月13日,鄧小平聽取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田紀雲關於平果鋁等項目的準備情況彙報。鄧小平指示:“廣西平果鋁要搞!” 隨後,平果鋁項目被定為國家“七五”計劃重點工程之一。平果鋁已成為中鋁集團標杆企業。1996年,鄧小平長子鄧朴方也曾到平果縣參觀。

如今,分管發展改革、重大項目的副縣長鄧卓棣能否讓平果再上一層樓,還有待觀察。

與鄧卓棣躲閃鏡頭和不願露面不同,毛新宇除了因為職務需要不得不拋頭露面,一般情況下都低調地在北京西山生活著。

毛新宇的秘書郭景良總是找各種理由為其搪塞採訪時間安排,用這種柔性的辦法讓採訪者不了了之,因為這位中國最著名的「紅三代」的一言一行都被公眾亦莊亦諧地解讀,而他本人熱愛讀書,崇拜爺爺,對生活的細節不甚要求,對各種傳聞也不斤斤計較。

但是,關係民生話題,他間或會發表點意見。不過,發表意見並非是其願意指點江山,而是因為職責。先後擔任北京市西城區政協委員、北京市政協委員的毛委員,在2008年3月當選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毛新宇坦言:「自己能夠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正是體現了黨和人民希望我們的開國領袖們的後代能夠更好地反映群眾的意願,更好地為群眾服務,為國家建設出力。」

第一次當選全國政協委員,毛新宇準備了四個提案,其中三個提案都和毛澤東思想有關。 有人尖銳地問毛新宇:「當年你爺爺能深入群眾之中寫出震驚世人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請問你也能深入底層人民中寫出震驚兩會的會議提案嗎?」

「我在調查研究方面,做得很不夠,與爺爺要求的差距是十分巨大的。所以,我應該像爺爺教導的那樣,向社會學習,向群眾學習,做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工作,才能夠寫出好的符合實際的有質量的政協提案來,才能當好一名全國政協委員。」對於自己的不足,毛新宇坦誠承認。

如今,每當召開全國政協會議時,毛新宇總會在會堂內外被記者團團圍住,大家除了想了解這位偉人後代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現狀外,個別媒體還問一些五花八門的偏門問題,每每這時,毛新宇一般都會熱心地接受採訪,耐心講述自己的故事和觀點。

毛新宇並不擔心與別人進行比較,因為父親和兩個姑姑沒有給家族抹黑。毛新宇說:「爺爺長大成人的兒女中,大伯毛岸英犧牲在朝鮮,父親和兩個姑姑雖然沒有驚人業績,但他們都善良、正直、清正、廉潔,都沒有做過給爺爺名聲抹黑的事,什麼官倒之類腐敗行為與他們無緣。爺爺的兒女都是好樣的。」

標籤之外的新宇、卓棣

按照中共的慣例,開國元勛的第二代會受到或多或少的照顧,而第三代受到公開照顧的僅限於領袖人物之後。在領袖孫子的光環下,無論是毛新宇還是鄧卓棣都會感到壓力。

邵華在其著名散文《我們愛韶山的紅杜鵑》一文中寫道:「我們一定要讓我們兒子新宇懂得,韶山的紅杜鵑為什麼這樣紅。」

毛新宇說這輩子自己有三個沒想到:「第一,我本以為大學畢業後會繼續研究我很感興趣的明清歷史,沒想到會轉移想法研究毛澤東思想,不過現在看來,這個決策完全正確;第二,入黨我也沒有思想準備。我入黨的日期特別有紀念意義,是1993年12月16日,十天後就是我爺爺誕辰一百周年;第三,我沒有想到我會參軍入伍,更沒有想到自己會當將軍。」

從小經受嚴格的教育,在母親邵華密切照看下長大的毛新宇,雖然有點不諳世事,但也養成了樸素近人的性格。有人問毛新宇,「生活在這樣的一個家庭會不會失去一些東西」,毛新宇直言,作為毛主席的後代,自己擁有永恆的財富。

2009年8月1日,年僅39歲的毛新宇晉陞為少將,不僅成為我國第一位「70後」少將,也是目前中國最為年輕的將軍。有人問毛新宇:對於自己的努力,能給自己打幾分?他回答:“如果是滿分十分的話,我給自己打六分。還差四分滿分,說明我要更加地努力。”

有人問毛新宇:「能到今天這個位置,有家庭的影響嗎?」他回答:“肯定有,這個是客觀事實,這不能迴避。”

熟悉毛新宇的人都知道他喜歡唱卡拉OK,並且所唱歌曲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關於爺爺的。1995年,毛新宇還專門錄製了自己演唱的歌曲集《爺爺曾在這裏走過》。

毛新宇也喜歡互聯網生活,對網上的褒貶雖然也會查閱,但往往一笑而過,並沒有上綱上線地去麻煩宣傳部門「刪帖」。毛新宇能容忍負面信息對自己的傷害,卻不願爺爺的名聲受到玷污。他說:“社會是複雜的。有些人,想掙錢,用很多手段,用毛澤東賺錢,讓我們很生氣。比如說,有些人說要做一個紀念毛主席的活動,但是缺少資金,就去向一些實力雄厚又不明真相的企業以我們家的名義攤派。打著我們家的旗號要錢,同時也請我過去,很多善良的企業家就被這些人騙了。這些打著毛主席旗號、把毛主席當商品的人最可恨。這樣不僅把毛家清正廉潔的名聲敗壞了,而且本來有意義的活動也變得有銅臭味,這是毛家最反感的,最可惡。”

因為身體比較肥胖,毛新宇很注重鍛煉身體。他最喜歡的運動就是游泳,這個愛好和爺爺吻合。

除了鍛煉身體,生活中的毛新宇喜歡看書,在兩會的會場他還在看書記筆記,並練習硬筆書法。鮮為人知的是,毛新宇是中國作協會員。毛新宇解釋說,「我從小喜歡寫一些東西,包括旅遊觀光的感悟,而現在主要寫毛澤東思想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調查報告,這些東西作協也歡迎。」此外,毛新宇還被聘為國內數所大學的客座教授,他會利用自己閑暇的時間去給當代的大學生們講述毛澤東思想。

毛新宇還喜歡收藏扇子,從1994年開始已經收藏了4000多把扇子,據說最貴的紙扇子價值6000多元。

「父母在的時候給我們立下的家規:毛家絕對不從事經商,不從事任何經營活動。這個家規,我跟我愛人,包括我們的後代永遠要恪守,我感受到作為一名革命軍人的光榮和崇高,我對人民軍隊的感情也更深了。我從來沒有想過經商。」對於毛新宇而言,遵守家規是他兒時就養成的習慣。毛新宇稱自己和愛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甚至會比較清苦,原來還要靠母親的接濟,即便是現在,也有一定的壓力。關於金錢,毛新宇很欣賞爺爺的一句話:“錢這個東西就像蘇聯的盧布一樣,不能沒有,但只要能維持住日常的生活就好了,追求過多的財富是沒有用的。”

毛新宇如今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家庭生活非常幸福。兒子毛東東出生於2003年12月26日,而這一天正好是爺爺毛主席的誕辰日。對於兒女,毛新宇希望他們將來做普通人,做毛澤東思想的繼承者和傳承者。

與毛新宇的豐富生活相比,身高180的鄧卓棣的履歷簡單,過著普通的白領職場精英生活,使用著英文名「David」,也可以吃著麥當勞等快餐食品,他一直想低調地生活,但他的出身,註定讓他無時無刻不成為聚光燈下的人物。

鄧卓棣直言,家庭背景給他帶來一些壓力。爺爺鄧小平對他最大的影響是橋牌。他小時候總看爺爺打橋牌,自己卻沒跟爺爺打過,感覺非常遺憾。大學時,鄧卓棣是銀地橋牌俱樂部的青年隊選手,曾經在北京橋牌界的一次活動上作發言。「在家庭環境的熏陶下,從小我就學會了橋牌這項智慧高雅的運動,也有幸和很多長輩切磋學習過,長輩們的牌技和風度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為我樹立了牌桌內外的學習榜樣。」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4年第12期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29年毛澤東在閩西唯一的照片

1929年10月初,毛澤東來到福建上杭縣,住在臨江樓。10月11日恰逢農曆重陽節,當時臨江樓庭院黃菊盛開,他觸景生情寫下《採桑子·重陽》詞一首: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重陽節期間福建根本沒有霜,即便是北方也罕有霜。所以詞的末後一句,道出了毛澤東當時的悲慘處境與霜的心境。

屢受打擊的處境

「開除黨籍」。1927年11月9日,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會議強調,中國革命形勢是“不斷高漲”,中國革命性質是“不斷革命”。批評湖南省委在秋收起義指導上“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湖南省委的錯誤,毛澤東應負嚴重的責任,會議決定撤銷其政治局候補委員和湖南省委委員職務。

「朱毛」之爭與毛澤東“難以繼續工作,準備赴俄留學”。對於「朱毛」之爭,很多年前是一個忌諱的問題,近些年來,黨史界多有研究。實際上,其爭論過程和爭論的主要問題,進行系統分析和論述的是毛澤東本人。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親筆給林彪寫了一封7000多字的長信,專門講了「朱毛」的爭論。這封信收錄在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毛澤東文集》第一卷之中。

井岡山時期「朱毛」爭論的起因很多,爭論內容更多,僅就爭論的問題,毛澤東就列了十四個:「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小團體主義與反小團體主義”“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問題”“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問題”“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等。

在這些爭論中最根本的問題只有一個,即毛澤東說的「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

1929年5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與朱德主要圍繞保守主義與游擊主義、「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即家長制與民主制、“黨權”與“軍權”即軍委與前委等問題,發生爭議。“爭論結果,未能統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書記(毛澤東時任紅四軍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毛澤東給中央寫報告說:“朱、毛同志可以隨時離開部隊,只要請中央派人來代替。”“紅軍第四軍派遣留俄學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來代替人員時即動身。”當然,由於種種原因,朱、毛沒有離開部隊。然而,毛澤東卻因與陳毅之爭,離開了部隊。

「毛陳」之爭與毛澤東的“兩次”處分。作為紅四軍“三號”首長、政治部主任的陳毅,對於朱、毛之爭一直起調和作用。1929年6月27日,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福建龍岩召開,陳毅主持會議,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各種問題進行討論。會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會後,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1929年9月下旬,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召開,會前,給毛澤東致信,讓他參加會議。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釘,陳毅要我做八邊美人,四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因此信,毛澤東再次受到處分。“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並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

毛澤東的「訃告」。1929年10月下旬,毛澤東轉移到福建上杭蘇家坡途中患病。國民黨媒體造謠說,毛澤東已死於肺結核病。共產國際聽到毛澤東病逝消息後,於1930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專門補發1000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雖然是因誤傳而發的訃告,但說明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尊重。

「萬里霜」的心境

毛澤東寫《採桑子·重陽》時,不滿36周歲。「人生易老」是感嘆,「萬里霜」是他當時真實的心境,有三件事足見當時毛澤東賦閑程度、寂寞程度、寒心程度和思念親人的程度。

「饒豐書房」。毛澤東離開部隊後,“到閩西永定金豐大山,住在只有十來戶人家的牛牯撲一個小竹寮里。在這間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裏,除了服藥治病,大量時間是讀書看報,批閱戰場上送來的情報、查看軍事地圖、擬定作戰方案等。這個竹寮,既像是戰地指揮所,又像是文房書室,毛澤東親筆在一塊木板上題寫‘饒豐書房’,把它掛在門口”。為什麼起“饒豐”這個名字,饒有興趣,豐富自己,不得而知。反正是賦閑,讀書取樂吧。

《模範英語讀本》。1927年10月21日因敵人圍剿,毛澤東隨鄧子恢轉移到福建上杭縣,在蘇家坡住了一個多月,「貪婪地閱讀當時所能找到的書籍,有一本《模範英語讀本》,天天朗讀一段課文」。反正,無所事事,學點英語消磨時間唄。

「想老婆孩子了」。人在遭到政治打擊或疾病纏身時,往往想念親人。1929年11月28日,毛澤東給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寫了一封信,說:“我大病三個月,現雖好了,但精神未全復元。開慧和岸英等我時常念及他們,想和他們通訊,不知通信處。聞說澤民(毛澤民)在上海,請兄替我通知澤民,要他把開慧的通信處告訴我,並要他寫信給我。”1927年8月31日離開楊開慧,整整一年沒了音信,生病加政治打擊能不想老婆孩子嗎?

周恩來與「三巨頭」握手言和

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中央特派員劉安恭等的信件,通過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央。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中央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鬥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劉安恭於1929年10月紅四軍進攻梅縣途中犧牲)

8月21日,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鬥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作用」,指出紅軍“必須採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並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於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派別鬥爭”是錯誤的。周恩來的這封信支持了毛澤東的觀點,對於化解“朱、毛、陳”之間的隔閡起到了重要作用。

不久,陳毅代表紅四軍前委來到上海,8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彙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確定,以周恩來8月21日代表中央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這封指示信,即著名的中央「九月來信」。

來信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後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徵,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於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徹底解決與和解紅四軍「三巨頭」的爭論,指明了原則,提供了依據。

陳毅帶回來信後及時貫徹落實,1929年11月下旬,毛澤東在他休養處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便隨前來接他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並介紹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

半年後,當中央特派員塗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並作了自我批評。塗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裏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地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並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係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麼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

毛、朱、陳「三巨頭」的和好,使紅四軍黨內的爭論划上圓滿句號。毛澤東的「萬里霜」心境,也發生了轉變。於是寫下了《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名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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