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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把公眾利益放到哪裏去了?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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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份子」把公眾利益放到哪裏去了?

2021年07月08日 19:25 最後更新:19:34

7.1有兇徒意圖殺警之後自殺案發生之後,坊間搞出很多悼念。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議案」,「感激」兇徒對香港的「犧牲」。而前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吳靄儀在報章的專欄為文,題為「願你安息」。

若說年青人激進,為何長者都要頌揚暴徒呢?

吳靄儀在文章中講,「一個又一個普通市民走到現場悼念、送花、痛哭,豈是美化、煽動暴力?還是只因為這些良善的平民,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因為他們感到相同的悲憤、無力和絕望,因為他們心中的冤屈鬱結難排,因為他們同樣感到孤立無助,所以前來陪伴,同聲一哭?」

看到這種評論,我只能夠用「震驚」二字來形容,特別是「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這句說話。去悼念自殺兇徒的人們如果真的是「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的話,他們已是「反社會人物」了,自己鬱結難排,就可動刀殺人?

一個恐怖分子,用嚴重傷害他人生命的手法去宣泄自己的仇恨,或宣揚自己的政見,或脅逼政府接受其政治主張,這就是最典型的恐怖主義襲擊行為。現今世界,有各種類型的政治矛盾,主要分成三大類。一、種族叠加宗教矛盾。這種「非我族類」的矛盾最激烈,伊斯蘭教徒和基督信徒的衝突屬於此類,大量恐怖襲擊與此有關;二、社會經濟矛盾,主要是貧窮問題,令沒飯吃的窮人對制度不公的質疑。這種衝突在發展中國家比較普遍,特別是在非洲,有變成海盜的,有變成遊擊隊的,向政府軍甚至遊客,實施恐怖襲擊;三、政治矛盾。這個矛盾排在最後,因為其強度相對較弱,是不同政治信念的矛盾,一般不會去到恐襲的你死我活階段。

香港並無嚴重的種族加宗教的衝突(港獨分子有些種族主義的味道),激進反對派也不是基於社會經濟差距提出訴求。而民主自由訴求是政治性的,強烈程度理應不足以去到恐怖襲擊這種凶殘地步。如不受到持續鼓勵,香港即使出現恐怖活動,也只是零散的,不易持久。由此觀之,有無持續煽動,是香港暴恐活動能否發展的關鍵。

吳靄儀曾經是報紙主筆、大律師、立法會議員、公民黨的核心成員,在我唸大學的年代,這些人已經以知識份子自居,但如今講話卻越來越激。

她說「善良的平民」會在死者身上看到自己。「善良的平民」真的會在兇徒梁健輝身上看到自已嗎?

梁健輝在街上隨意挑選不認識的警員,用利刀從背後刺他,刺穿了他的背部和肺部,想將警員殺死,這種實施無差別殺人的人善良嗎?同情、認同這種暴徒的人,善良嗎?若誰人「在梁健輝身上看到自己」,恐怕這個人不能定義為一個「善良的人」,只能被界定為一個「反社會的人」。

如果是在美國,公然表達這種思想的人,公然去悼念拉登的人,已被當成潛在的恐怖分子,會被納入反恐部門的監控名單之內,甚至逮捕和起訴。若被監控的人在網上搜尋TATP等曾用以恐襲的炸藥,或海外購買槍械零件,或搜索壓力煲(波士頓襲擊,就使用了壓力煲),監控部門的電腦會亮起紅燈,反恐部門會馬上警覺,全程監控,要將恐怖襲擊活動,消滅於萌芽階段。

香港有很多人以知識份子自居,而據我理解,知識份子會有一份公益心,在公眾利益(Public interest)之前,會放下自己的成見。知識份子好辯,常在政治沙龍中鬧得面紅耳赤,不同政黨在選舉中也會鬥個你死我活。但是,當有人實施恐襲,意圖殺人然後自殺時,已經觸動到正常社會行為底線,觸及公眾利益的考量。對這些行為,絕對不能鼓勵,只能譴責。同情、悼念兇徒,就是在鼓勵這些行為,特別是令年輕人覺得殺警是英雄,死後受人尊崇景仰,他們就會起而效尤。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應該要良知,就是譴責一切非法暴力的行為。

我覺得香港缺乏領袖,特別是在政界,有水平的人,實在太少了,而政治狂熱的人,卻又太多。香港有不少人見到有人意圖殺警但竟然無感,甚至同情悼念,這個社會顯然是病了,需要進行刮骨療毒的徹底治療。

盧永雄

4大領域中毒已深……

警方破獲港獨組織「光城者」企圖策劃本地恐怖襲擊案,被捕者打算製造TATP烈性炸彈,針對公共設施。警方拘捕9個男女,案中要角竟然是大學職員。

消息指涉案的浸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公關及傳訊主任杜倚獅,現年39歲,自2014 年起於浸大持續教育學院任職,同案被捕的中學女職員為其妻子,負責中學校內行政工作。有人涉嫌充當「金主」角色,「組織內所有資金皆由他提供」,警方在案中凍結了該名人士的60 萬元資產。

一個有正當職業的大學職員,竟然是部署進行炸彈襲擊的恐怖份子,消息令人十分震驚,亦觸發人思考,大學的政治氛圍是否出了大問題。

在2019年11月,多間大學爆發佔領式示威,當時傳出的影片可見,浸大、理大、中大,都有大學生在製造大量的汽油彈。事後警方在一間大學,就搜獲4000個汽油彈,情況相當嚇人。

聞說阿爺研判香港問題,認定除了核心的政治領域外,在傳媒、教育、法律和青年4大領域,都出了嚴重問題,未來要花很大力氣去撥亂反正。

阿爺的總結很對,你看最近幾天發生的事情,可知一二。

1. 有關傳媒。7.1發生的暴恐份子梁健輝意圖殺警後自殺案,警方在梁健輝家中,插出大量《蘋果日報》舊報紙,梁更把很多失實的報道珍而重之剪起留下,可見他被偏頗傳媒的毒害有多深。

2. 有關教育。浸大職員涉嫌是炸彈集團「金主」,種種跡象可見,大學已成為激進份子的搖籃。

3. 有關法律。剛退休的港大法律學院公法講座教授陳文敏又出來替悼念暴恐份子的市民護航,而非制止意圖殺警的暴行,其傾向彰彰明甚。要知港大法律學院是本地法學的最高殿堂,有多少頂級大狀、多少高級法官來自港大,你就想像到他們過去受老師的影響有多深遠。

4. 有關青年。青年深受傳媒、老師的影響,若然一直受激進思想汚染,長大後很易成為暴恐份子。炸彈恐襲案的「金主」,在宣揚港獨的街站,用金錢招攬中學生加入炸彈團夥,已是學生中毒發作的最後一步。

這4大領域顯然中毒已深,我從中再拉出一個線頭:為何大學變成暴恐份子製造工廠?有兩個問題比較突出:

1. 特別激進的老師。大學本是思想自由之地,藉此孕育創新思想,但香港的大學的自由,卻有點被濫用了。幾年前在北京一個閉門討論會中,有一位中央領導說起,「你們香港的大學的副教授,特別激進,他們在學術上不成功,但在政治上很出位。」當時他說的是戴耀庭,但亦道出問題所在。大學裏有一大批人學術上不成功,就想出位,去做青年導師,結果越搞越激,一錯再錯。

2. 投其所好的領導。大學是教學育人之地,老師、校長本應負起教育之責。1919年5月4日,北大學生因火燒趙家樓被捕,校長蔡元培把他們營救出來,等5月7日學生一出獄,蔡元培就離北大而去,並登報指:「殺君馬者道旁兒」,就是想勸激進的學生回頭是岸。我在2019年6月21日反修例風波開始時,講過上述故事,但沒有多少教育界聽得進去。大學之內,投學生之所好的領導多,勸學生回頭的領導少,很多人都想做受歡迎的校長,不想做得罪學生的「箭靶」,只想威威水水,結果就撒手不管了。大學之禍,校長有責。

千錯萬錯,都是大人的錯。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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