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舞伴大都比他低大半個到一個頭
跳舞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道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有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吃飯
丁樓的東頭的一幢兩層小樓，是中南海多數孩子都熟悉，都能講出相關故事的一個地方。如今回溯起來，牽出的也都是縷縷的眷戀和溫馨。
地層入門門廳北面是廚房，也就是後來的西小灶。
南邊，用如今的話說可稱為多功能廳，當年就是既作餐廳，也當會議室，還用作娛樂場所數功能並舉。
然而，每當孩子們過早地守候在入口處的時候，便可能通過放映廳的兩扇彈簧門的門縫，看到特別有家庭氣氛的場景，有幾家人家還在吃飯。因此，關於在西樓看電影的故事，還得先從西樓里的吃飯說起。
1959年以前，在此吃飯的有幾家，劉少奇家、朱德家、彭德懷家、楊尚昆家，鄧小平家有時也來這裏吃飯。其他的人家，多是把飯菜打回家去吃。偶爾，例如過年過節的時候，中共中央的其他領導人也會來這裏聚餐。
在西小灶吃飯的幾家中，人口最多的是朱德家。50年代中期以後，朱德女兒朱敏的孩子健健、窩窩陸續出生了，朱德和康克清也把這兩個外孫，留在中南海里撫養了一段。加上早在這裏的朱援朝、朱和平，以及從四川老家接來的孩子，就有十多個人了。
一旦朱德老兩口帶上這十多個孩子，一張桌子就擠不下了。那熱鬧的場面，堪為中南海西小灶壯觀一景。同在這裏吃飯的劉源說：「朱老總家人若是聚齊了，就得坐兩大桌子。上菜都得用盆端。」
陳毅的女兒陳姍姍回憶說：「有一次，我看電影去得稍微早了點，看見朱老總一家，劉少奇一家，兩家圍了兩大桌子吃飯。不知為什麼，後來去西樓看電影，我就故意去得早一點，就想看那種感動人的場面。」
因為朱德家人多，所以吃飯時做的菜也多，每份菜的量也大。同在西樓小灶吃飯的楊尚昆，和朱德是四川老鄉，口味相近。在小餐廳，他常常笑呵呵地端著碗，離開自家的餐桌，跑到朱德一家的餐桌來，嘗嘗這個盤子裏的，拈點那個盤子裏的，嘴裏一面嚼著，一面不住地說：「嗯，嗯，好吃，好吃，還是你們家的菜好吃。」
其實，楊尚昆家的師傅，手藝也非常好。楊家大師傅做的各種小點心特別好吃，小孩子比較喜歡吃甜食，所以對此記憶猶新。
純粹就手藝而言，劉少奇、朱德、楊尚昆三家的廚師，都有自己的絕活兒。而且誰家做了師傅最拿手的佳肴，都會主動地招呼其人家來共享。
劉少奇家的郝苗師傅，最擅長的是西餐。「到我們家來主廚，實在是埋沒了他的手藝了，我們家常年吃的就是家常菜。但郝師傅很盡心，把普普通通的菜做得很精細。例如豆角切成很細的斜絲，炒出來很嫩；茄子經他的手燒出來，像燒肉似的，又好看又好吃。他的水平是高，什麼菜，只要他一嘗，就知道要用什麼作料，是如何烹制出來的。」劉源說。
當筆者問生長於湖南的劉少奇怎麼會找了位西餐廚師時，劉源答道：「我爸爸建國前夕去蘇聯，就中國革命進程，新中國建立，國際上特別是蘇聯的承認等問題，與蘇聯方面溝通。日程安排得很緊，工作得心力俱疲，然而至歸國時，爸爸反而胖了。琢磨了半天，推測是吃西餐的緣故，西餐有營養。保健醫生對爸爸說：你胖一些好，腹部有些脂肪，可以把下垂的胃托起來一點兒。就這樣從保健考慮，到北京飯店把西餐廚師郝苗給請來了。可請來後竟使他空懷絕技無處施展。」
楊尚昆在非工作的場合特別活躍，哪兒有他哪兒就特別熱鬧。由於年齡的差異，他比朱德小21歲，故而在和總司令開玩笑時，還是很注意把握分寸的。可當朱琦來吃飯，他和朱琦逗樂的時候，便沒了顧忌。
朱德的長孫朱援朝說：「他總把我爸拉到一邊，嘻嘻哈哈。他煙抽得挺厲害，還都是好煙，老有除了毛澤東其他領袖都很少抽的熊貓牌，是那種金屬扁方盒裝的。我爺爺不吸煙，家裏也沒煙，我爸卻抽煙，偶爾會向楊尚昆要兩包好煙抽。」
每當楊尚昆得到或買到什麼稀罕的玩意兒，就會拿到西小灶餐廳里來，給大家展示。1964年上海首次試製出比肥皂盒略小的袖珍半導體收音機，是熊貓牌的，這在當時是令人驚異的。因為此前，日本共產黨中央總書記宮本顯治，曾送給朱德一架非常高級的日產半導體收音機，有一個旅行包那麼大。
那時中南海里上中學的男孩子，課餘受好之一就是裝半導體收音機。劉源、朱德的幾個孫子，都自己裝過，而且一直琢磨著小型化問題，自己買塑料肥皂盒，設法把所需要的零件塞進去。
「但我們裝的那玩意兒，和楊尚昆拿來的小半導體簡直科沒法比，贏得了我們不少讚歎。他對劉家和我們家的大人和孩子說：你們看看，咱們的上海，能造出這麼精巧的東西來了，我花了160元。這160元在當年我們的感覺里，可是個不小的數目啦！」朱援朝說。
看電影
在電視還不普及，中國電視傳媒業也很不發達的五六十年代，視聽娛樂的主要節目，就是看電影。所以每當放映電影的時候，來看的人還是不少的，通常是住在西樓附近的人家和在西樓工作的幹部。
臨開映前，在門廳買票入場，不論什麼片子，放一部還是兩部，都是兩毛錢一張票。
放映廳是木質地板地，只是在沙發前，鋪有地毯。多數男孩子看電影，從不老實地坐後面的椅子。覺得坐後面看效果不好，前面的大沙發都知道是為誰擺設的，即使沒有首長來，也不會去坐。所以，孩子們通常都趴在沙發前的地毯上看。
沙發前的這塊地毯，是孩子們平等相處的見證。不論是誰家的孩子，只要想在這前面看電影，就都在這塊地毯上打滾。劉少奇的孩子。朱德的孫子，李富春的外孫子，無不如此。放映蘇聯電影《攻克柏林》那晚，因片子比較長，電影結束時，地毯上一片睡著了的孩子。
有一次，筆者和一些孩子都趴在地毯上，正等待電影開演時，王光美來了。她見我們趴在地毯上，就說這樣看對眼睛不好，招呼我們坐在沙發上看。那是筆者第一次見王光美，還不認識她，知道她是誰，是後來在新聞紀錄片時，看到她和劉少奇在一起。那次，我們終究沒有坐沙發，但心裏覺得這位阿姨等待小孩真好。
時間長了，我們知道在此看電影次數稍多的，有劉少奇一家、朱老總一家、董老一家、鄧小平一家、李富春和蔡暢。和在春耦齋一樣，楊尚昆此時成了西樓電影院的常客。
田家英的女兒曾立和曾自說：「在西樓看電影老碰到楊尚昆，一碰到他，他就拍著沙發對我們說：‘快去叫你們的爸爸來看電影，別一天到晚老寫啦。’」
但是，田家英非常不愛看電影，他進西樓電影院的次數屈指可數。偶爾去看時，他都是在後面的椅子上一靠。因為他是中央辦公廳副主任，電影院服務員看見他，就會請他到前面沙發上看。可他堅持不去，因為他是隨興緻所至到那裏去看一下，說不定看到哪兒不想看了，就走人。坐前面，一走動就會影響別人，所以他總是在後面隨便找哪兒一坐。
王稼祥夫婦，是到西樓電影院看電影次數最多的首長之一。他們夫婦給人印象深的是從來也不坐第一排沙發，而是坐第二排。再有就是孩子們，特別是女孩子們對朱仲麗的打扮印象深刻。
她總燙著發，略施粉黛，衣著也比較洋氣，也許是在外國做大使夫人要講究這一套的緣故吧。在中南海里平日像她這樣打扮的夫人不多，與康克清、任弼時夫人、董老夫人、張際春夫人、胡喬木夫人比，就顯出差別。「文化大革命」期間，紅衛兵特別醜化王光美，實際上王光美的樸素大方，在中南海里倒是很突出的。
並不是每個片子，都讓孩子們目不轉睛，全神貫注。如果不打仗，不抓特務，也不逗樂，男孩子們就該環顧左右而自尋其樂了。那時幾乎每個男孩子都自製有崩弓槍，對電影沒情緒的時候，就用崩弓槍製造情緒。
他們崩放映機射出的光柱，黑色的小點子在光柱間飛來飛去；或把畫面上的某個人當假想敵，一起射擊，於是在前排的人就會聽到銀幕發出噗噗的聲響；放映廳牆上邊有些排風通氣孔，百葉上積了一層灰塵，在紙彈彈擊下會像雪花一樣紛紛飄蕩。
偶爾他們也會惡作劇，向觀眾射擊。一次，劉少奇來晚了，他彎腰向前排的沙發摸的時候，有的孩子就向他射擊了。那是冬季，劉少奇穿著呢子大衣，紙彈打在身上他並沒有感覺。可警衛人員聽到了聲音，四下搜尋起來。劉源這才發現，被擊中的是自己的父親，連忙悄聲傳話：「別打啦，是我爸！」
「文化大革命」後，孩子們聚在一起，又憶及當年往事，說到此事後，不知是誰發感慨：“炮打劉少奇，是我們打的第一槍啊。比1966年可早多啦。”
在西樓電影院裏，還發生過一些讓人忍俊不禁的事情。這裏又要說到中南海里孩子重名的故事。田家英女兒曾立的小名叫小英；陳伯達的一個女兒，小名也叫小英；曾擔任過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的張際春，也有一個女兒小名小英。
一次電影開映，因為孩子都沒有老老實實地和家長坐在一起，一位媽媽找不到自己的女兒，「小英」「小英」地喊了起來。這下可好，三個小英不約而同地從地毯上爬了起來，齊聲答應：“哎！”把在場的人都給逗樂了。
然而，也有讓孩子們沮喪的時候，就是突然宣佈放映內部電影。一些從東八所、南船塢跑來的孩子，要「跋涉」個十幾二十分鐘呢；還有那些平時住校，就盼著周末回家看電影的，一塊“內部電影，小孩勿入”的牌子，就把孩子們擋在了外邊。
每逢這種時候，孩子們總會不甘心地磨一陣，甚至取鬧一番，但多數情況下是沒有用處的。只好等電影開演了，賣票收票的管理人員進放映廳後，再悄悄來到門廳，把雙開門推開一條縫，扒在門縫那兒看一會兒。
這裏的孩子只是朱老總家中的部分晚輩。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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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毛澤東曾說過：「姚文元的文章不過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信號。」此話不假。發出信號是為了觀察。上海的張春橋等人在觀察，毛澤東也在觀察。張春橋等人觀察的結果，如他在1966年5月所說的：姚文元文章發表以後，“我們天天等北京消息，天天看，天天盼，北京就是不理睬。”江青將這些情況報告了毛澤東。毛澤東觀察的結果，如他1967年5月所說的：“全國大多數的報紙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後來我建議出小冊子，也受到抵制，沒有行得通。”毛澤東更增加了對中宣部的不滿。認為這些事實更證明了他對中央出“修正主義”的擔心和北京市“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看法的正確性。
1965年11月下旬，彭真返京。在聽取《紅旗》雜誌的彙報後，他指示：中央報刊是否發表批判吳晗的文章，還要再考慮一下再說。他要北京市委書記處討論轉載的問題，並說吳晗性質不屬於敵我矛盾，對姚文元文章錯誤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書記處研究認為：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第四部分「《海瑞罷官》要人們學習什麼東西？」從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須轉載這篇文章，則加上編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態度。
11月29日，《北京日報》轉載了姚文元的文章，根據彭真28日的指示寫的按語，強調「有不同意見應該展開討論」，“實事求是地弄清是非。”30日《人民日報》轉載，根據周恩來、彭真意見寫成並修改的按語說：“我們希望，通過這次辯論，能夠進一步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我們的方針是：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反批評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我們也採取說理的方法，實事求是，以理服人。”《人民日報》並將姚文元的文章放在第5版“學術討論”專欄，以此表示了不同於姚文元文章的態度。
12月21日，毛澤東在杭州同陳伯達、艾思奇、關鋒談話說：「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點了名，對戲劇界、歷史界、哲學界震動很大，但是沒有打中要害。要害問題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此言一出，要害由“退田”變為“罷官”，政治批判的分量更加增強。這場以文藝問題為突破口，以1958年“大躍進”以來包括廬山會議、七千人大會、西樓會議和四清運動中的分歧問題為內容的批判，使得人們感覺到了鬥爭的嚴重性和尖銳性。但是人們普遍意識不到，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開始了。制定《五一六通知》在轉載姚文元的文章等問題上所遇到的來自中宣部、北京市委及彭真等人的強大阻力，使毛澤東更加堅定了他對中央可能出修正主義和發生反革命政變的估計。他開始避開黨中央其他領導人，依靠康生、江青等人幫助他開展這場“文化大革命”。1966年3月下旬，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康生指定王力起草1個撤銷《二月提綱》的通知，根據王力的回憶，他所擬的通知只有一句話，即“中共中央通知：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中央批轉的《文化革命小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現予以撤銷。”這個通知政治局討論同意。《通知》急送毛澤東，他不滿意，說道：“《通知》不應是技術性的，而應是理論性的。”並要黨內“理論家”陳伯達另行起草通知。據陳伯達回憶，他領會毛澤東的意思，也就是要他從理論的高度批判《二月提綱》，即要他做一篇大文章。於是他和王力合作，很快在4月初寫出了初稿。初稿送毛澤東，他閱後決定成立1個小組來起草通知，並點名陳伯達為組長。
話到上海，又加進了一些話。雲密風緊，中國的政治氣氛日益緊張。「五一」節，天安門城樓上不見了往年必上天安門的彭真。如此費力、秘密制定出來的《通知》，應該發揮作用了。
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毛澤東仍在外地，劉少奇主持會議，由康生負責向毛澤東彙報。這次會議的主要內容是以反黨集團的罪名對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進行批判。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停止、撤銷彭真等4人在中央書記處、北京市委、中宣部的職務。會議還決定撤銷原來的以彭真為組長的文化革命小組，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這一決定由毛澤東親筆寫在《通知》中。
5月16日，會議在很不正常的氣氛下，沒經過認真討論就通過了陳伯達主持起草的《通知》，後稱《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不愧是一篇理論性的大文章，它羅列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加以批駁。《通知》說《提綱》掩蓋了這場學術批判的政治性質，是1個為資產階級復辟做輿論準備的修正主義綱領。毛澤東在文件中親筆加了許多尖銳激烈的話。他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尤其不能信用這些人去做領導文化革命的工作。」這個《通知》還根據黨、政、軍里都混進了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估計，發出了將要出現資產階級復辟的危險信號，提出：“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這個《通知》集中反映了毛澤東對當時黨和國家政治形勢的嚴重估計，以上所引的一些尖銳字句都是他親筆加寫上去的。作為1個無產階級黨的領袖，毛澤東極為關心他參與締造的黨和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命運，高度警惕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並努力探索解決這個問題的途徑，這不能不說是十分可貴和富有遠見的。而毛澤東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現象和脫離群眾的傾向所做的堅持不懈的鬥爭，也一直贏得了黨和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但是，他把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直至混淆敵我，認友為敵，他在人民掌握政權的情況下還要用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方法，既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又不符合中國實際，是完全錯誤的。
掣般地跨過長江，穿越黃河，在華北大平原上急速飛奔。這是毛澤東主席的專列。毛澤東1965年11月去南方巡視，已經接連在上海、杭州、韶山滴水洞、武昌停留了8個月，差不多是新中國成立後他離開北京外出時間最長的一次。
1966年7月16日，他以73歲高齡在武漢暢遊長江，然後啟程返回。7月18日晚，他回到中南海豐澤園。得知毛澤東已經回來，劉少奇立即趕去豐澤園，想向他彙報一下工作。可門衛通報後傳話說「主席要休息」。劉少奇只得回家，等明天再說。從第二天起，毛澤東陸續聽取各方面彙報，閱讀材料，了解北京和全國的情況。劉少奇除了向毛澤東彙報，還是繼續主持例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處理文化革命問題和各項日常工作。但是，圍繞工作組的爭論卻越來越大了。社會上，小部分學生要趕走工作組，大部分學生要維護工作組，各不相讓。常委擴大會上，陳伯達3次提出取消工作組，同樣遭到大多數同志的反對。劉少奇、鄧小平支持多數同志的意見。
在7月22日的常委擴大會上，劉少奇還說：「多數工作組是好的，還是教育幫助，改正錯誤。趕工作組，有的不應該趕。」鄧小平也說：“要教會工作組做工作，有的學校沒有工作組恐怕不行。”陳伯達的意見被否決。然而，劉少奇、鄧小平儘管代表了大多數同志的意見，但他們採取的一系列穩定局勢的措施，卻同毛澤東的“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設想大相逕庭。毛澤東終於表態了。7月24、25日，他連續兩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組負責人和正在北京開會的各大區中央局書記談話，明確地表示了他的意見。他說：“有這麼一段，運動冷冷清清，就是6月20號左右以後，有許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組一不會斗二不會改，只會起阻礙運動的作用；許多工作組，包括張承先的工作組，都是阻礙運動的，都要把它撤出來。對毛澤東的表態，「中央文革」小組以最快的速度作出反應。
7月25、26日兩個晚上，「中央文革」小組全體出動來到北京大學，參加在東操場舉行的兩次萬人大會。陳伯達、康生、江青在大會上竭盡挑撥煽動之能事，聲稱“毛主席1個工作組也沒有派”，宣佈撤銷張承先為首的北大工作組，“搬掉這個障礙物”。27日，他們又到北京師範大學，主持召開揭批工作組大會，當場宣佈罷免北師大工作組組長孫友余的職務、撤銷工作組。康生在大會上還公開放出“彭真策劃二月兵變”的奇聞，藉以蠱惑群眾。形勢急轉直下。消息像旋風般傳遍北京大中學校，產生了極大的轟動效應。反工作組立即成為合法而又時髦的行動。學生們再度躁動起來，在學校內外掀起陣陣狂潮。工作組是肯定留不住了。
7月26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撤銷工作組，28日由中共北京市委正式下達文件。7月29日上午10時許，人民大會堂中央大禮堂座無虛席。上萬名師生擠滿了整個3層大廳。這是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召開的北京市大專院校、中等學校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大會由中共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主持。他首先宣讀了關於撤銷工作組的決定，接著宣佈由總書記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講話。鄧小平講完後，由周恩來講話。周恩來、鄧小平在講話中，都對派工作組承擔了責任。鄧小平說：以新市委名義向各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是根據中央的意見辦的，工作組有好的、比較好的和犯有嚴重錯誤的三種情況。周恩來傳達了毛澤東提出的文化大革命要完成「一斗二批三改」三大任務的指示。他們不約而同地用“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這句話來表達自己跟不上形勢的心情。接下來，是劉少奇講話。劉少奇講話結束後，毛澤東從後台走出來，接見全體師生代表。當上萬名滿懷熱情的青年看到毛澤東出現在他們面前的時候，激動的心情難以形容。擴音器里響起《大海航行靠舵手》的雄壯樂曲。“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的歡呼聲響成一片。工作組撤銷了，可毛澤東對運動情況仍不滿意。他認為前一段運動走了彎路，剛剛興起的文化大革命被壓了下去，為了排除阻力，必須再做一次發動。
8月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全體大會的會場設在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出席這次會議的，有中共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141人，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中央有關部門的負責人按慣例列席會議。與往常不同的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首都高等學校“革命師生代表”聶元梓等也列席了會議。
8月1日下午2點45分，出席會議的人員都已到齊，毛澤東宣佈開會。他作了簡短的開場白，說：「這次八屆十一中全會，今天以前算作小組預備會議，從今天起正式開會。大概是1號、2號、3號、4號、5號，開5天。今天開一次大會，全體到，中間開3天小組會，最後開一天大會，就行了。現在請小平同志宣佈幾件事情。」
鄧小平也用簡潔的語言報告了會議出席人員情況和議程。接著是劉少奇作報告。
劉少奇報告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以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的身份，向全會彙報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以來中央所做的工作，特別是在國際、國內各方面所採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後半部分，他講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作，並且在工作組等問題上做自我批評。
毛澤東開始頻頻插話，會場氣氛緊張起來。
劉少奇說：「……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北京的情況一星期向主席彙報一次。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錯誤，特別是工作組問題上出了問題，責任主要由我負……陳伯達同志正式寫了一個不要工作組的書面提議，有兩條。討論時，多數同志的意見還是要工作組。最後我也發言，說我是主張要工作組的，工作組這個方式比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
毛澤東插進來說：「當時只有去的問題。」
劉少奇解釋說：「那個時候已經是撤的問題。我說這個比較簡單，要撤，下一個命令就撤了。」
毛澤東反駁道：「陳伯達撤了，你們就沒撤。」
劉少奇只得又解釋：「當時我考慮，這樣大的運動，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組織已經癱瘓了，怕中斷了黨的領導不好。」
「怎麼會中斷呢？」毛澤東又插了一句。
場內靜寂無聲。人們屏息靜聽著兩位主席的不尋常對話。
劉少奇繼續說下去：「當時我想，是不是下這個決心撤，還是先看一看。這個時候主席回來了，我們就請示。主席就下了決心，撤銷工作組。主席頭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說了。陶鑄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個地方談了。」
毛澤東再次打斷了劉少奇的講話，厲聲說：「工作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組完全是錯誤的。不管怎麼樣是做了壞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個鎮壓群眾、阻礙群眾的作用，起了壞作用。」
這天的會議共進行了兩個鐘頭，下午4點40分散會。
8月4日下午，按原定計劃，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舉行全體會議，代表們陸續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剛坐下，有關工作人員宣佈，下午不開全體會了，改開小組會。與此同時，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另外一些人接到通知，下午3點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出席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
在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毛澤東嚴厲指責派工作組是「鎮壓學生運動」，“是路線錯誤。”
劉少奇主動出來承擔責任，說：「這段時間，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負主要責任。」
毛澤東接過話頭，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講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聲色俱厲地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毛澤東採取更為嚴厲的措施，寫了一篇異乎尋常的文字。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猶如巨石投入水面，激起層層波浪。密雲不雨的局面終於被打開，形勢急速發展。
話，要他最近不要公開露面，不要再會見外賓。
8月6日晚，林彪結束休養從大連飛抵北京，直接住進人民大會堂浙江廳，出席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
8月7日，毛澤東的「大字報」在全會上印發。
8月8日，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
原定計劃5天開完的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現在是無論如何不能如期結束了。從8月8日下午開始，會議轉入討論毛澤東的「大字報」，批評劉少奇、鄧小平。
彎子實在拐得太急，大多數人思想不通。在討論劉少奇、鄧小平的「錯誤」時，表示同情者有之，沉默不語者有之，亦贊亦批者有之。自然，也有一些人一反常態，狠揭猛批，用詞刻毒。
在全會分組討論的同時，中共中央政治局開了幾次生活會，批評劉少奇、鄧小平。
江青不是政治局委員，卻成了生活會外的活躍角色。她策動一些人打頭陣向劉少奇、鄧小平「開炮」。然而並未完全如願，陶鑄第1個拒絕了她。結果，謝富治放了頭炮。
8月12日，是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最後一天。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全會在這天改選中共中央領導機構。中央委員們在事先印好名單的選票上畫了圈，投了票。
重新選出的11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最顯著的變化有兩個：一是林彪由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二是劉少奇由原來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劉少奇在選舉後當即表示，他保證服從黨的決定，努力認識自己的錯誤，不做任何不利於黨的事。
這次全會沒有重選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後來對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4人的副主席職務不再提起，對林彪卻仍稱他副主席。這樣，林彪實際上成了唯一的副主席，沒多久便明文稱他為毛澤東的「最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檢閱百萬紅衛兵
1966年8月18日，首都舉行大規模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從凌晨1時開始，上百萬各界代表在統一指揮下，陸續聚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正前方安排的是來自上海、天津、武漢、廣州、哈爾濱、烏魯木齊等外地師生，城樓兩旁的觀禮台上站著數以萬計的紅衛兵代表。
這天，主席睡不著覺，清晨5點多，太陽剛剛從東方升起，主席便穿上軍裝準備出發。當時，我們(指陳長江等)沒有給主席準備軍衣，臨時決定找來一中隊幹部劉雲堂的軍裝，給主席試穿。劉是個大個子，他把僅有的一套幹部新軍裝拿來了，主席一試正好。主席在工作人員的陪伴下，身著軍裝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這時，廣場上已坐滿了人。當主席魁梧的身影出現在天安門城樓上時，整個廣場一片沸騰，人們歡呼雀躍，「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響徹上空。主席從天安門城樓上緩緩走下，走過金水橋，來到群眾中間。主席邊同群眾握手邊微笑向群眾招手致意。我們跟隨主席向廣場中間走去。周圍的群眾紛紛站起來，把我們圍在廣場中間，前進不成，後退不行。我們身後跟著幾部汽車，公安部長謝富治站在車前高喊：“我是公安部長，請同志們讓主席走。”儘管他扯著嗓子喊個不停，但無濟於事，因為喊聲早被淹沒在人們海嘯般的歡呼聲中了。我們10幾名警衛人員一直寸步不離主席，緊緊圍在主席周圍，以免人群衝撞主席。當警衛團的機動部隊和衛戍區機動部隊聯合清出一條路後，主席才安全回到金水橋畔，主席一再揮帽向激動萬分的紅衛兵致意。當主席重新回到天安門城樓上，廣場再次沸騰起來，歡呼聲一浪高過一浪。10時半，慶祝大會在雄壯的《東方紅》樂曲聲中開始。林彪發表了講話，他說“我們堅決地支持你們敢闖、敢幹、敢革命、敢造反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要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要反對形形色色的壓製革命的行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他還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們毛主席，毛主席是統帥。”周恩來總理也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一切革命者應當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做人民的勤務員，先當群眾的學生，後當群眾的先生。要堅決反對包辦代替，做官當老爺，站在群眾頭上瞎指揮。”“無論是北京市的革命師生，還是各地的革命師生，主要的任務都是把本單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林彪和周恩來的講話稿，都經主席審閱過。大會結束後，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檢閱了首都上百萬人的遊行隊伍。主席台上的中央領導不時地向群眾招手致意。而遊行群眾的眼睛都在尋找主席的身影。雖然，往年「五一」國際勞動節和國慶節都有過這種場面，但此時此刻人們把能親眼見到主席賦予了不尋常的意義。遊行隊伍似潮水在天安門前翻滾，源源不斷地流過，主席始終站在城樓上，不曾休息片刻。這時，一名紅衛兵走過來，把寫有“紅衛兵”字樣的袖章戴在主席左臂上，主席沒說什麼，就默默地接受了。
了8月18日主席接見紅衛兵的活動。此後紅衛兵運動風起雲湧，席捲全國。
8月31日，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林彪率先戴上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的袖章。他在接見大會上講話說：「紅衛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組織，像雨後春筍一樣地發展起來。他們走上街頭，橫掃‘四舊’，文化大革命已經觸及政治，觸及經濟。學校的斗、批、改，發展到社會的斗、批、改。」“打擊的重點，是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一定要掌握這個鬥爭的大方向。”接著，周恩來講話，他說：“永遠做人民忠實的勤務員。要學習解放軍的三八作風，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保護群眾利益，保衛國家財產，造成良好的社會主義的新風氣。……在鬥爭中，要用文斗，不要武鬥。……中央決定，全國各地大學生的全部和中學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來。”這次接見了50萬紅衛兵，接見情況與8月18日那天差不多。
9月15日，主席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此時凡來京串聯的人均成了主席請來的客人，都要熱情接待。前兩次接見後有人提出，看不清毛主席。這次安排百萬紅衛兵分坐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兩側，中間留出8米寬的道路，用12輛吉普車，中間一路四輛分別由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站在車上，緩緩前進。兩邊各4輛，由我們警衛人員乘坐並行前進，不影響兩側紅衛兵看清主席。主席站在車上不斷地向紅衛兵招手致意，後來幾次都是這樣做的。這樣做紅衛兵能看清主席和其他首長，但是主席已70多歲，其他首長年齡也不小了，一次站幾個小時確實很累、很辛苦。我們若指揮不當，還有被包圍的可能。有兩次接見，在準備換車時，群眾擁擠過來，在我們警衛人員和機動部隊的幫助下才使主席安全返回。每次這樣的接見都是對我們警衛工作的一次檢驗。
10月1日，國慶17周年。這天中央首長在中南海勤政殿集中，一起出發到天安門。
上午10時，《東方紅》樂曲響徹整個廣場上空，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民主人士檢閱遊行紅衛兵和各族人民代表。這年與往年不同，沒有閱兵，遊行成員主要是紅衛兵，到12點多遊行才結束。這天下午4點多，主席和其他中央領導都到大會堂一一八所開會。由於晚上天安門廣場要舉行燈火晚會，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要一起上城樓與大家共同歡度國慶佳節。於是7點多，我們便隨主席從大會堂西門乘車到大會堂西北角，即南長安街南口，準備到天安門城樓。可是車剛行駛到南口，紅衛兵和群眾便攔住車要見毛主席，我們車一停，後面其他首長的車也被堵住，前進不了，頃刻間被包圍在萬人之中。當中央警衛團領導帶機動部隊趕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車隊得以解圍。
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接見紅衛兵時，主席改用敞篷吉普車，在車上一站就是幾個小時。11月的北京天氣漸冷，湧入北京城急切盼望見主席的人驟然增加，有的排隊等不到火車、汽車的人就步行千里到北京，各方面壓力很大，吃住都困難，而且天氣又冷，很難辦。
周總理請示主席：「你不見，他們不走啊。」
主席說：「不是停止串聯，要回原地鬧革命嘛。」
總理擔心地說：「已經來了，天又漸冷，北京市壓力很大，要儘快想辦法見，讓他們快回去。」
主席和總理決定，11月25日、26日兩天全部接見完。兩天安排300多萬人，談何容易。東西長安街、天安門和西郊機場都安排滿了。一天150多萬，連續兩天，主席和其他中央首長分乘吉普車接見紅衛兵。由於在車上站的時間太長，有的首長下車後，腳都走不了路了。
從主席的言談話語中，我隱隱感覺到主席接見紅衛兵有時是不情願的，而是紅衛兵逼著主席非見不可，不然就不走。因此，有時接見就成了主席的一大負擔。
一次，主席對我講：「這些紅衛兵娃娃來了，你不見，他們不走，天冷了，了不得。」
我見主席面有倦容，便不由地問道：「昨天見了，今天還要見？」
主席說：「累也要見，不然娃娃們不走，你有什麼辦法。」“這是逼上梁山呀！”
主席8次接見紅衛兵，共有1100多萬人次。像主席乘敞篷吉普車接見上千萬紅衛兵，我每次僅能帶20多人，分坐在兩邊車上保衛主席，真正遇到群眾擁擠和包圍，就很難辦。好在8次下來，安全保衛工作沒有出現大的紕漏。
本文摘自《毛澤東生平全紀錄》柯延著，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