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侵華日軍在南京也有一個「731部隊」

訊蔣芳 

南京九華山下的北京東路上，車輛川流不息，一派繁忙景象。很少有人知道，80多年前，這裏潛藏著一家細菌武器生產工廠。

絕密運行的「死亡工廠」 

由731部隊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於1939年4月創建，培養霍亂、傷寒、鼠疫等致命細菌是1644部隊的「特長」

1998年8月18日，在一處建築工地深挖過程中，意外挖出41個人頭骨和大量肢骨，現場散發刺鼻氣味。

話後，他立即趕回南京。

1998年12月17日，拍攝出土的「侵華日軍1644部隊細菌試驗受害者頭顱」

「通知我說有可能是挖到了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屍骨，但我到現場查看後覺得不太像。」朱成山至今對這一場景記憶猶新，頭顱骨、肢骨以及同部位的骨骼被裝在長約1米、寬約0.3米的簡易木盒子或蒲包里，顏色發黑，味道刺鼻（後考證為消毒用濃硫酸），並不符合大屠殺拋屍的特徵。

建築施工現場隨後被封閉覆蓋，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學技術研究所、第二軍醫大學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專家先後進場，提取了土壤、水、骨骼等物證，並對現場發現的木盒、蒲包、皮革以及遺骸口腔內的金牙等遺物進行考證。

1998年8月18-19日，北京東路南空司令部北大門陸續發現的遺骨，初步認定為細菌戰受害者遺骸。

朱成山還邀請軍事醫學科學院郭成周教授（已去世）和南京大學歷史系高興祖教授（已去世）等參與研究。

法醫鑒定為非正常性死亡遺骸，埋藏時間約為60年前；醫學取樣化驗結果顯示含有微生物；化學檢測表明存有霍亂弧菌腸毒素基因；現場頭顱上附著的皮革狀帽帶為中國軍人遺物，埋屍地點位於1644部隊本部——原中央陸軍醫院舊址（今東部戰區總醫院）範圍內……隨著越來越多的證據浮出水面，專家最終判定這批屍骨屬於慘死於細菌實驗毒手的同胞。

1998年8月18-19日，在北京東路南空司令部北大門陸續發現的遺骨，初步認為為細菌戰受害者遺骸。

「這是我國第一次發現日本細菌戰部隊人體實驗的物證。在此之前，我們對南京1644部隊知之甚少。」朱成山說。

史料記載，這座隱身鬧市的「死亡工廠」，由731部隊首任部隊長石井四郎於1939年4月創建。對外掛牌為“中支那防疫給水部”，一般被稱作「多摩部隊」，番號為“榮字第1644部隊”。在日本戰敗投降前，1644部隊在蘇、浙、滬、鄂、贛、皖等地共設立了12個分支機構，為其邪惡目的效力的共約1500人。

對外是防疫部隊，對內卻是細菌部隊，培養霍亂、傷寒、鼠疫等致命細菌是1644部隊的「特長」。

199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專家在現場取樣。遺骨的發掘現場曾是侵華日軍「榮」1644部隊的細菌試驗工廠。劉相雲攝

南京大學生物系教授朱洪文，曾在1945年11月與上海國防醫學院（今第二軍醫大學）的多名學者一同參與對1644部隊的接收工作，朱洪文回憶稱：「僅就日寇所余的一批鋁質細菌培養箱，就足以製造滅絕人性的細菌武器3萬萬毫升。」1949年，1644部隊第四任部隊長佐藤俊二在前蘇聯法庭上供認，1644部隊曾大量製造細菌武器。

到底有多少人在這裏悲慘地死去？由於原始檔案被銷毀，這已經成為一個永遠的謎。

美國庇護下邪惡戰犯脫罪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審判的人，很多都與細菌戰有關，但整個人體實驗的罪行都在美國的庇護下逃脫了審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接下來的兩年半時間裡，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二戰日本甲級戰犯進行了審判。1946年8月29日，法庭上曾發生了這樣一段對話：

——美國法官沙頓宣讀《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敵多摩部隊將我被俘虜之人民，引至醫藥試驗室，將各種有毒細菌注射於其體內，觀其變化，該部為最秘密之機構，其因此而死亡之確數，無由探悉。」

——法庭主席：「您不想再供給我們一些關於所謂在實驗室內實驗毒血清效能的證據嗎？這算是一種完全新奇的事情，我們至今還沒聽到過這點。你就只說到這裏為止嗎？」

——沙頓先生：「此刻我們不提供關於本問題的補充證據……」

《首都地方法院檢察處奉令調查敵人罪行報告書》（南京市檔案館提供）

從1946年5月3日開庭，到1948年11月終結，在長達兩年半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日軍在中國使用細菌武器、開展活人人體實驗的罪行，只留下了以上短短數行對話。此後，細菌戰和人體實驗問題銷聲匿跡。

據了解，1945年到1946年，南京市的日軍罪行調查和抗戰損失調查機構相繼成立，包括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南京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等。

南京市檔案館人員展示相關檔案。（2015年記者孫參攝）

這些機構陸續開展了調查統計工作，並留下大量珍貴檔案，其中就包括了「多摩部隊」的相關史料，這批檔案現藏於南京市檔案館。

「點到即止，含糊而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被審判的人，很多都與細菌戰有關，並且參與過細菌戰計劃。但不僅是多摩部隊被刻意忽略了，整個人體實驗的罪行都在美國的庇護下逃脫了審判。」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專家、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張生說。

圖為新發現的華北北支1855部隊照片之一。專家稱這是國內首次出現這隻北平細菌戰部隊的影像資料。（圖片由華辰拍賣行影像部提供。）

上世紀80年代發現的受害者

「爛腿病」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炭疽桿菌和鼻疽桿菌

20世紀80年代末，在浙江金華的駐軍醫院服役期間，李曉方接觸到一些來看爛腿病的老人，他們大都年齡在60歲以上，創面既不像靜脈曲張引起的爛腿病，也不像稻田性皮炎引起的潰爛，有個別老人提到是日本鬼子撒的毒害的。

偶然的發現引起了李曉方的關注。從20世紀90年代起，他在浙贛地區開展爛腿病調查，先後走訪了20多個縣市200多個鄉鎮村，找到300多名爛腿病人。

將患者的發病經過及臨床癥狀與當時日本細菌武器的致病機理進行比較，他得出了結論——「爛腿病」真正的罪魁禍首就是炭疽桿菌和鼻疽桿菌，並出版了書籍和畫冊。他的研究也先後得到了郭成周教授、美國醫學家馬丁·弗曼斯基博士等海內外專家的認可。

「1644部隊以研究鼠疫、霍亂與斑疹傷寒等作為重點，毒物則主要是蛇毒、河豚毒、氰化物和砷等。它不僅是研究和生產基地，也是實戰基地。」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專家、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張連紅介紹，1940年起，侵華日軍將細菌武器應用於實戰中，在華中地區進行了三次遠征作戰，即1940年10月對浙東的鼠疫戰，1941年11月對湖南常德的鼠疫戰，1942年5月至9月對浙贛鐵路線的多種細菌戰，都是731部隊牽頭，1644部隊配合進行的。

侵華日軍「731」部隊檔案證實，細菌戰是日軍侵略擴張的重大戰略之一。這是翻拍的偽滿洲國民生部保健司派員參加1940年11月吉林省農安縣鼠疫“防疫”活動照片。

必須抓緊開展「搶救性」研究

細菌戰的親歷者越來越少，學界對侵華日軍在南方開展細菌戰研究相對薄弱。尤其是近十年來，整體研究趨於停滯

隨著時間的流逝，細菌戰的親歷者越來越少。「十多年前我走訪的時候，很多人就跟我說你來晚了，一晃又是十幾年過去了，活著的人證更少了。」李曉方說。

多位專家認為，近年來，學界對731部隊在東北的各種罪惡活動的研究相對重視，而對侵華日軍在南方開展細菌戰研究相對薄弱。尤其是近十年來，整體研究趨於停滯。

左圖：被公佈的731部隊參加浙江細菌戰的作戰命令（翻拍）；右圖：侵華日軍細菌戰倖存者、浙江省麗水市蓮都區聯城街道長瀨村老人馮歡喜坐在家中。

感到震驚和憤怒，接著又說「幸好他們沒有成功」。

「我很驚訝，大家都對這段自己身邊的歷史如此陌生，很多人至今以為細菌戰只停留在實驗室里。」陳旻說。

圖為1946年，原731部隊部隊長石井四郎滿身佩戴著特級勳章。

專門到南京調查1644部隊遺址的日本友人原文夫感慨道，石井四郎等眾多戰犯在戰後均未被追究責任，有的人還把細菌戰人體實驗結果拿來做論文的材料，還有人官拜大學校長、醫學部長、醫學所長等要職。「對於這些人的罪過，日本醫學界保持緘默，未曾告發反省，我對這一切感到非常羞愧。」原文夫說。

受訪專家表示，希望未來能夠有更多的國內外專家學者共同開展研究，尋找更多的史料檔案和實物，來揭示那段鮮為人知的歷史，揭露這種反人類的罪行。「唯有保存歷史記憶以史為鑒，才能有力反擊歪曲歷史真相的企圖，防止罪行重演。」中國抗戰史學會副會長朱成山說。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瞿秋白

本文摘自：《文史參考》2010第10期，

《文史參考》2010年第8期發表了瞿秋白女兒瞿獨伊的口述回憶「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在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屬後來遭遇等以往人們知之不詳的細節，頗有意義。不過，文中說“‘四人幫’為了改寫整部黨史，不顧事實，硬把瞿秋白打成‘叛徒’，使父親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卻不甚準確。因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說認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時「文革」尚未開始，「四人幫」遠未形成。

對於「瞿案」，「文革」後參與複查、平反工作的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孫克悠，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員陳鐵健，都有回憶文章公開發表。這些文章公開了許多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卻未引起應有的重視，筆者謹以它們為基礎，對“瞿秋白冤案”的起源與平反略作概述。

胡耀邦批示：要給瞿秋白一個公正的評價

1979年3月，《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學者陳鐵健的《重評〈多餘的話〉》一文，公開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轟動，因為此時雖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不久，一些冤案開始平反、昭雪，但劉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有人在報刊上著文“大批判”，這些文章仍堅持「文革」時的“欽定”標準，口氣嚴厲。陳要求着文反駁，卻被拒絕。1979年6月，陳鐵健到福建才溪參加學術討論會，主持者執意要他在全體會上講瞿秋白，然後對他進行事先準備好的「圍攻」。

但就在被「圍攻」兩天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轉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通知，要陳鐵健即日趕赴上海，與瞿秋白案複查組人員會合，參加複查工作，這時會議的“論調”突然一變。7月1日，陳趕到上海，住東湖招待所，見到中紀委瞿秋白案複查組負責人、時任中紀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孫克悠，她向陳詳細介紹了情況。

原來，瞿秋白的親人在粉碎「四人幫」後多次給中央寫信，要求為瞿恢複名譽。中紀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組」，準備複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時已79歲的瞿軼群從居住地杭州寫信給時任中紀委第一書記的陳雲，再次要求為瞿秋白恢複名譽，並要求修復「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陳雲於1979年5月20日對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請你閱批”。同年5月22日，胡耀邦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給他一個公正的評價，請現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決。請陳野蘋同志辦”。陳野蘋於5月29日對該件批示：“請鶴壽同志閱後再轉中紀委第八組。”

陳野蘋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這樣，中紀委臨時機構「第八組」就於1979年6月開始瞿案複查工作。「第八組」由五人組成，先已借調了中央調查部常凡、中央黨校李玲玉參加工作，中紀委則由孫克悠和軍隊團政委出身的老王參加，孫讀過陳鐵健的《重評〈多餘的話〉》，於是要求陳也參加。孫克悠任「第八組」組長，具體負責此案複查工作，中紀委常委曹瑛則代表中紀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紀委書記王鶴壽、秘書長魏文伯首次約見了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希望她相信黨中央會作出正確結論。

毛澤東評點《多餘的話》：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

「中紀委第八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開始了緊張的調查工作，與瞿的多位親人見面訪談，訪問知情者，舉行座談會……

他們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國民黨殺害後一直被視為烈士，所以他的家鄉江蘇常州從1953年開始籌建瞿秋白烈士紀念陳列展覽，於1959年開始陳列展出；而後，又準備瞿秋白故居陳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陳列展開始接納內部參觀。不久，江蘇省委宣傳部長在南京傳達毛澤東對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餘的話》的批評，瞿秋白陳列於8月停辦。」

原來，1962年香港自聯出版社出版了司馬璐寫的《瞿秋白傳》，書後附錄《多餘的話》全文。1963年，《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了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為叛徒。戚文刊出後，學術界和文藝界反映強烈，意見反映到國務院。在周恩來過問下，中共中央宣傳部約集二十多位歷史學家開會，討論戚文，與會者嚴厲批評此文歪曲歷史。中宣部表示贊同與會者的觀點，認為戚文在事實上站不住腳，理論上是錯誤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但是，1962年後重提「階級鬥爭」的毛澤東先後在《瞿秋白傳》附錄上看到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在《歷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評李秀成自述》，並且急切地把兩者與他想要解決的“黨內叛徒問題”緊密聯繫起來，做出異乎尋常的重大政治判斷。第八組在調查中，周揚、陸定一提供的重要情況以及戚本禹在秦城監獄中的交代材料驗證了這一點。

周揚1979年8月28日在萬壽路住所對中紀委第八組談話時說：戚本禹評李秀成的文章（指《李秀成自述》一文）發表當時，我不知道，沒有看。有一天看戲，總理問我看過戚的文章沒有，我說還沒有。總理說你要看看，過問一下。現在台灣也在反對太平天國，這麼樣一個歷史人物翻案，怎麼也不和中宣部打個招呼？弄得陽翰笙的戲（指《李秀成之死》，寫李秀成征戰，太平天國滅亡）也不演了，博物館也停了（英國送來一把劍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發表引起全國反響，劍也收起來了）。

我看過戚文後，在中宣部召開一個會，意思是戲還要演，文章也作為學術討論大家發表意見。范文瀾、郭老、劉大年都對戚文有不同意見。劉大年根據我的意見寫一篇文章，尚未發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劉大年、周揚為叛徒李秀成辯護……

我問陳伯達，對李秀成怎麼看。他說李秀成還不是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陳是為李辯護的。陳伯達又說，瞿秋白不是也寫過一個自述嗎？陳說是黃敬告訴他的，因為黃敬被捕後也寫過這種東西。

我見到江青，向她說起黃敬說瞿秋白寫過自述的事。江青說：什麼自述，他（黃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離開的。

我見到了（毛）主席時，把對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彙報了，主席一言不發。

以後江青見到我，說：主席認為李秀成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忠王不忠（晚節不終？），不足為訓」！主席關照不要告訴你，但我還是告訴你了。

我又見主席時，主席第一次那麼生氣地批評了我（他從來總是表揚我，沒有批評過）。他說：范文瀾、郭老，還有你，你們都為李秀成辯護。你這個人沒辦法，你是大地主階級出身，本性難改……。我當時聽了很難受。總理在一旁承擔責任說他有錯誤（因為是總理要我過問的）。我說還是我的責任。這時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問主席看《多餘的話》沒有，主席說：看不下去，無非是向敵人告饒，自首叛變。為什麼不宣傳陳玉成而宣傳李秀成？為什麼不宣傳方誌敏而宣傳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羅爾綱的觀點（羅認為李秀成是偽降），她會經常向主席講的。

陸定一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醫院對中紀委第八組等談話時說：三年困難時期，有一股很大的為彭德懷翻案的力量。我給總理寫信說：彭德懷反對毛主席是錯誤的。總理告訴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傳閱了。這時有人提出彭德懷有功，軍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為彭德懷翻案的。我認為這是攻擊主席，我應起來作戰。

1964年，香港的國民黨雜誌，又把《多餘的話》登出來了。有一次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有毛主席，有總理，還有我，三個人，怎麼談起的我不記得了。我向他們報告說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在香港那裏又登出來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給他了，請他看。……後來，毛主席看了以後，就對我講，就是以後少紀念瞿秋白，多紀念方誌敏……他的話是那麼講的，此外就沒有多的話了。周總理想把《多餘的話》的原稿找到，據我所知，沒有找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1966年總理派了兩個人來問過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況再一次報告了他。

戚本禹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監獄中的交代材料：1963年，我寫了《評李秀成自述》。寫的目的是說對人的評價應看到功勞，也要看到晚節，晚年反對毛主席也不行。這是決定我對《海瑞罷官》的態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錯誤，都不是偶然的，是有歷史根源的。我的文章發表後，全國都知道，鬥爭是尖銳的。當時周揚批評我，他罵我很厲害，翦伯贊也反對我。這時我與江青就有接觸了，她批了一個材料給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贊成我，還是反對我。那時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說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長。我去了，江一開口就說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揚了你，他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你可別驕傲。又說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給你，叫你繼續作戰。我說現在還開會圍攻我，她聽了大發其火，說她給主席彙報。這次接見是決定我以後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難時，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寫文章，要快寫。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這篇交待材料，陳鐵健和中紀委八組同事們感到有些事情要進一步查清，於1979年秋到秦城監獄提審戚本禹，問他寫《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說，1963年他寫批判李秀成文章，開初只是認為中國「防修反修」可從近代史上找到同類例證，影射彭德懷晚年反毛也是“晚節不終”。1963年底，江青找他談話，說是你給黨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揚你，很滿意你寫的文章。主席認為黨內叛徒問題長期未能解決，你的文章提出這個問題，為黨立了一功。你可別驕傲，要繼續寫。可以請教康生的“九評”（指與蘇共論戰的九篇評論文章）寫作班子。戚寫完第二篇文章，到釣魚台找康生。在飯桌上，康生等要戚不必跟著批評者的觀點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擊，務使對手無還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對手於死地。1964年，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樣對待李秀成的投降變節行為？》在《歷史研究》第4期發表，明確提出叛徒問題，從李秀成、汪精衛到彭德懷，從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魯曉夫，大批特批，其勢洶洶，在全國引起更大震動。

鄧小平：瞿秋白的叛徒問題非改不可

「瞿案」複查中，最主要的一項工作就是認真、仔細查閱從公安部調來的關於瞿秋白被害案審查卷宗，共二十卷，約三尺厚。公安部關於瞿秋白被害問題的調查，是1954年初根據湖南省公安廳上報的兩名參與殺害瞿秋白案犯的有關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長羅瑞卿的指示，責成湖南省公安廳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組織專門力量查辦。“經過十年的嚴密調查偵審，於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問題調查報告》。證據確鑿，事實清楚，中央決策者完全可以據此做出瞿秋白在獄中對敵鬥爭堅決、從容就義的結論。而這時正是常州瞿秋白故居陳列展被下令停辦之後兩個月。

又過兩個月，1964年12月30日，北京的軍事博物館、歷史博物館依據中宣部向陸定一、康生和中央的報告，將陳列中出現瞿秋白、項英、博古、譚政、甘泗淇、袁國平、彭雪楓、陳光等人的名字和形象文物完全除掉。歷史事件的真偽，歷史人物的沉浮，就這樣被某些人為了某種目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顛倒於股掌之中了。

陳鐵健在為新出版的《多餘的話》（貴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所寫的「導讀」中認為：“劉少奇的‘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公開判定於1968年的八屆十一中全會，而其張網以待的秘密部署應不晚於1962－1963年間。”因為“大躍進”導致數千萬人餓死，“面對災難，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中共中央的指導方針和一系列政策舉措正誤的估量，存在著巨大差距。”特別是1962年召開的黨內“七千人大會”，使毛極為不滿。

「文革」開始，公開批瞿。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貧債交逼自殺，葬於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紅衛兵砸毀。1967年2月8日，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紅衛兵砸毀。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紅衛兵砸毀。瞿父瞿世瑋1932年在濟南貧病交加中去世，葬於濟南南郊，文革中也被紅衛兵砸墓平墳。1972年中發12號文件稱：“瞿秋白在獄中寫了《多餘的話》，自首叛變了”。

經過大量調查研究，「瞿秋白問題複查組」在1979年底起草了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準備提交給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討論。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中紀委第三書記胡耀邦主持會議。會議修改和充實了即將提交中共中央通過的包括《關於劉少奇、瞿秋白同志的複查平反報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在北京舉行，但遺憾的是這次全會只通過了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對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過。

雖然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在2月29日的五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當有人提到如何評價瞿秋白時，鄧小平明確指出：「歷史遺留的問題要繼續解決。比如這次會議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講他是叛徒就講不過去，非改正不可。」

中紀委調查報告：《多餘的話》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儘管為瞿平反的文件未獲通過，但事實上已經「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國文聯、中國作協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在人民大會堂西大廳聯合舉行座談會，紀念瞿秋白就義45周年。會議由中國作協副主席賀敬之主持，中國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在會上講話，高度讚揚瞿的一生。

座談會上還有許多人發言，孫克悠回憶說：「在這個會上，我記得李維漢同志曾經說過，在中國共產黨歷史黨的主要領導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長制。」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了轉發中紀委《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就義情況的調查報告》的通知，結束了對此案的複查工作。該「報告」明確宣佈：“《多餘的話》文中一沒有出賣黨和同志；二沒有攻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三沒有吹捧國民黨；四沒有向敵人乞求不死的意圖。”“客觀地全面地分析《多餘的話》，它決不是叛變投降的自白書。”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中紀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報告中說：「對所謂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國民黨逮捕後‘自首叛變’的問題，重新作了調查。瞿秋白同志是我們黨早期的著名的領導人之一，黨內外都很關心他的問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經過對他被捕前後的事實調查，證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後堅持不屈不撓的鬥爭，因而遭受敵人殺害。」至此，瞿秋白冤案被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