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抗疫之路，由最初在全球毫無經驗下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武漢封城、大範圍檢測、流行病例調查追蹤、大規模接種疫苗，無一不是領跑全球，並為全球抗疫提供了示範。
近日，中國國家呼吸醫學中心、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鍾南山院士和孫寶清教授團隊發表題為《中國的公共衛生措施與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首次系統性整合中國疫情期間的管控策略。
鍾南山團隊首次系統整合中國疫情管控策略。
這個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Clinical Reviews in Allergy and Immunology》發表，科研團隊對中國的社區，企業及個人層面在新冠肺炎疫情不同階段所採取的不同防控策略和措施進行了整理和總結，旨在分享具有中國特色的防疫經驗。
科研團隊總結出的防控策略和措施包括6個重點，研究者認為，快速追蹤、發現、控制傳染源，對高風險地區實施精準動態管控，科學地進行全國資源配置，和在特殊情況下實施局部地區全員核酸篩查均非常重要。
醫護人員為居民進行核酸檢測。
研究者認為，疫情早期，中國制定並推廣了標準化確診方法，通過流行病學調查和大規模PCR檢測（核酸檢測），迅速確定和包圍傳染源從而明確主攻方向。
為降低傳播烈度，在首發疫區武漢果斷採取封城策略，並在全國範圍內實施分區分級精準防控，減少疫區間的流動人群。此外，還實施了嚴格的出入境管制措施（如封鎖關口、航空建立熔斷機制等）。
在社區網格化管理方面，把疫情關在籃子裏後就要開始定點圍剿。將街道和社區根據當地城市規劃進行網格管理，將社區疫情防控管理定位到個人。
在疫情得到遏制後，研究者認為，需要逐步降低管控等級。為了保障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的正常進行，同時也為了減少資源消耗，靈活定點分級管理策略逐步替代了應對暴發的高壓管理政策。不僅需要提升防疫精準化，也要最大限度地降低民眾日常生產的影響。
2020年武漢疫情爆發期間，工作人員在居民社區進行消毒。
科學地進行全國資源配置。根據疫區態勢的嚴重程度，制定物資劃撥的優先級，同時對新冠肺炎患者進行分類並轉入指定隔離定點醫院。不僅緩解了暴發初期較大的物資缺口，也提高了資源利用率，緩解地方生產壓力。此外，「一省包一市」等對口支援政策有效提升了救治效率，進一步優化了醫療資源的配置和供給。
健康碼可有效追蹤密切接觸者。
最後，在密切接觸者追蹤方面，健康碼和行程碼系統作為一種便攜有效的追蹤手段，能夠對病例、疑似疫情和傳播鏈從個體到群體進行系統化剖析，從而協助官方調整警戒級別和管控措施。
毛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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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時隔5年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此如何看？
深圳衛視直新聞特約評論員庚欣解讀了日本的意圖。
庚欣話，這次庚欣，再次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並強調了「構建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的重要性」。這表明日本岸田政府在內外交困之中，依然希望在與美國強化關係的同時，和中國也保持「鬥而不破」的關係定位，強調保持建設性的穩定關係對兩國非常重要，雙方需要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當然，這也是在重申去年11月，兩國領導人對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共識性再定位。
日本發佈2024年版《外交藍皮書》。
庚欣指出，日本這次談及的「戰略互惠關係」，是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問日本之時，雙方發表的《中日關於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的聯合聲明》所提出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確立，其實就類似於今天中美關係要扣好的「第一粒鈕釦」的意義，這是中日關係一次重大的進展。
其實，百年來的中日關係一直都存在誰來主導、走向何方的問題。當然這中間有美國的因素，因為日美在二戰後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國在直接影響甚至在重大問題上主導著日本的一些外交決策。但是，在中日互動中，中方是主導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後開啟的中日關係發展的熱潮中，中方倡導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為主要特徵的中日關係發展，應該說一直是順暢的。
但是，近年來，由於日本面對著「百年變局」等各種各樣的壓力。首先是中日關係力量對比的顯著變化。中國從以前遠遠落後於日本的經濟發展，到2010年經濟總量開始超越日本，到之後的十幾年間，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以上。而日本則明顯感受到了這樣的變化和壓力。而且伴隨中日經濟和綜合實力的這種明顯的變化，同時呈現出中日關係似乎在向著負面的方向發展。在中日經貿額不斷增長的同時，中日之間的政治信任和民間感情卻似乎在不斷的下降，這種微妙、複雜的中日關係取態，對中日都是壓力很大的，對日本尤其如此。
同時，中日兩國在戰後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東亞爭雄」的問題、「歷史認識」的問題、台灣問題、兩國的領海劃界問題等等。近年來，中日都在走向大國化的進程中，又不斷地發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戰略互惠關係」的原因。
那麼日本重申「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對中日關係意味著什麼？日方還有政策調整嗎？
庚欣認為，日本是一個島嶼國家，所謂島嶼國家，就必須要成為「陸海聯動」的橋樑。但是，從戰後幾十年的實踐來看，日本和周邊各國的關係發展並不融洽。另外，日本畢竟是個經濟大國，它的經貿關係主要是靠和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的互動，而不是依靠美國。現在日本和中國每年經貿額達到3600多億美元，而和美國的經貿額只有中日經貿額的一半左右。地緣關係上大家又是「搬不走的鄰居」，這些都使得日本處處進退兩難。
其實，日本無論是自身的穩定、還是經濟繁榮以及大國化進程，都處處離不開中國。這就是為什麼近兩年來，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爭相送「投名狀」，但實際上他也在很積極地推動日本加入RCEP，加強和中國及亞洲的這種實質性的合作關係，以穩定自身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就在最近兩天，他跑到美國去和拜登「秀恩愛」的同時，又和中韓兩國爭取要在五月份舉辦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推動中日韓的合作。這些看似矛盾的表現，正是日本今天面對兩難困境和自身國家發展「焦慮」的一個真實寫照，美國的焦慮是「霸權的焦慮」，日本的焦慮可是「生死的煩惱」，所以就更顯得進退失據、捉襟見肘。
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國國會參眾兩院聯席會議發表演講。
他認為，從這種意義上說，中國尤其要冷靜、準確地把握美日各自的矛盾，特別要重視日本的動向，調動中日關係中的積極因素，注意克服消極因素，中日關係也要扣好第一粒鈕釦，重建「戰略互惠關係」就是今天中日關係的第一粒鈕釦，進而也同樣用「和為貴、穩為重、信為本」的方針來建立中日相處之道，牢牢掌握住中日關係的主導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