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知道，沒有誰能強加給毛澤東什麼，但在定班子的關鍵時刻，他只有抱病豁出去面陳直諫，最後一搏……
總理最後一搏
1974年12月，天氣驟冷。周恩來從初夏住進305醫院直到隆冬，已近半年，連著動了兩次大手術。癌症雖然得到暫時控制，但術後身體十分虛弱。
病床上的周恩來卧不安神。四屆人大召開在即，江青一夥把這次會議作為他們獨攬大權和安插黨羽的天賜良機。如果黨和國家的權力被江青一夥篡奪，中國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
「文化大革命」以來，特別是林彪自取滅亡之後，毛澤東病體難支，深居簡出，加之身邊的人魚龍混雜，江青等人打小報告、進讒言，使他時信時疑，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撫慰”。然而，在決定國家權力由誰掌握的四屆人大前夕，應該讓毛澤東公正地定奪班子，以保證紅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手中。
周恩來十分清楚毛澤東的個性，在毛面前講話要講透、講准、講得適合時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強加給他什麼，只能順著他的思想去發揮，去變通。但是，現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刻不容緩。毛澤東又住長沙，必須面陳直諫。葉劍英等老帥們親自安排護送周恩來飛往長沙的事宜。最後定在12月23日，周恩來在醫生的護送下乘專機直飛長沙，和在那裏養病的毛澤東商討第四屆人大組閣的人選問題。
上午，周恩來一行人到了西郊機場，準備乘專機，可是王洪文遲遲不到。周恩來考慮此行是商討四屆人大的事情，不給江青他們留下「私人會談」的話把子，再說王洪文也是黨的副主席，許多工作是由他臨時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裏彙報工作比較合適。臨行前已經和王洪文說好了，讓他同乘專機去長沙。
等了許久，不見王洪文的影子，隨行的負責人提議總理先走，因為總理到機場前還在尿血，這種身體情況進行空中飛行是十分危險的，醫護人員幾乎是提著一顆心才同意總理冒這個險，如果不是此次行動關係重大，他們說什麼也不會讓總理離開醫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節外生枝。
周恩來卻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員和王洪文聯繫，「想辦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飛一次專機就少飛一次，為國家節省開支」。王洪文回答說：“讓總理先去，我隨後就到。”
周恩來微微一笑，不再說什麼，登上了專機。他對這位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了卻最後心愿
王洪文此時的心情可想而知，兩個月前才飛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鄧小平的狀，被毛澤東好一頓批評，不僅自討了個沒趣，還給主席留下了「上海幫」的壞印象。這次又去不能不說心有餘悸。他不願意和總理同乘一架飛機去長沙，一是為了爭取時間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商量對策，因為他知道總理一旦出馬，他一個嘴上沒毛的年輕人無論如何是壓不住陣腳的，自知分量不夠。二是為了避免和總理同機的難堪場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喪，他們4個人里，能和主席說上話的只有他一個人，而且他的這個地位也岌岌可危，記得那次，他還沒有說上幾句，毛澤東就一錘定了音：「總理還是總理嘛！」他頓時從毛澤東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這次……江青在背後推著，張春橋、姚文元在旁邊捧著，他不得不硬著頭皮又一次到長沙見毛澤東。
總理到了長沙，住進了毛澤東住的賓館大院裏，只相隔一幢樓。總理在房間裏稍稍地休息了一下，就去見毛澤東。
周恩來的到來，毛澤東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見面一樣隨意。但是他心裏有數，周恩來將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門，此行意義決非一般。
兩位老人先是相互關心對方的身體，周恩來還關切地用手按了按毛澤東略有些浮腫的足踝，對毛澤東的健康深感擔憂。很快，話轉入正題。他們談得很多也談得很投機。或許他們已經意識到，這次會面將是有生之年最後的見面，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人事安排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當周恩來從毛澤東的書房裏出來，不由得輕輕舒了口氣。夜幕降臨，王洪文還沒到長沙。這時在長沙的中央辦公廳領導也著急，不停地往北京打電話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專機才出現在長沙的夜空。
一到長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態度。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違心地在主席面前檢討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輕幼稚……雖然臨行前和江青他們商量了好幾種對策，但是王洪文說什麼也不敢輕舉妄動，更不敢在主席面前為江青說好話。兩天後，日曆醒目地印著1974年12月26日，周恩來清楚地記得這一天是主席的生日，於是對大家說，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請大家吃頓飯，祝賀一下。大家都知道，周恩來從不為自己過生日，他也不提倡過生日。
傍晚，周恩來回到住所，特意叫廚師準備一桌生日宴席，將醫護人員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叫到一起吃飯，為毛澤東祝壽。
相隔不久，「壽星」也在自己的住宅里和工作人員一起吃了頓長壽麵。場面和以前一樣，沒什麼特別熱鬧的感覺，但大家還是感到這一天主席的笑容多了，而且話也多了，可見毛澤東為自己在晚年的生日前後再次定奪中國政府領導人的班子而欣慰。
28日，周恩來完成了重大使命，飛回北京。
8天之後，即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又相隔5天，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著在四屆人大上，周恩來仍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中國的政局出現了令人振奮的景象。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了卻了他最後的心愿，為中國革命完成了一項非凡的使命。
（據《紅鏡頭中的毛澤東》顧保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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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話到他家，要他把溫濟澤找去與胡喬木通話，因溫濟澤自從被定為「右派」之後，二十年來家中一直沒有電話。溫濟澤匆匆到了這位老熟人家，跟胡喬木接上電話後，胡喬木說，他已被任命為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急需調些有真才實學的同志充實社會科學院，問溫濟澤願意不願意去。
「願意。」溫濟澤說，“不過，我正在要求解決黨籍問題，等解決了再去可以嗎？”
「還是先把你調來吧，」胡喬木說，“說不定到這裏來還能較快地解決哩！”接著喬木又表示，將由他自己與廣播事業局局長張香山直接商談這個調動事，要溫濟澤等著。
大約過了兩個星期，喬木又與溫濟澤通了話，說他與張香山談了三次，張香山終於答應了。「既然說定了，你明天就來吧！」
溫濟澤猶豫了一會兒，說：「能不能請你先跟我談一次話？我現在不是黨員，怕去了做不了多少事，反而給你添麻煩。」
「不會的。我了解你，這裏不少同志也了解你。你明天就來，來了再談。」
溫濟澤是個腳踏實地的人，他再次要求談好了再去；而胡喬木偏要他去了再談，他也只好答應了。
據當時正在喬木身邊的喬木的妹妹方銘後來對人說，喬木一掛上電話就很高興地對身旁的人說：「我已經把溫濟澤同志調來社科院了！」
第二天早上七點半，溫濟澤如約到了喬木的家，搭上喬木的車，來到了建國門內的社科院。在喬木的辦公室里，喬木和溫濟澤差不多談了兩小時。最後喬木說：「新成立了科研組織局，局長是劉仰嶠同志；副局長已有一位，是劉導生同志，你也擔任副局長。」
溫濟澤連忙推辭說：「我二十年沒做領導工作了，現在還不是黨員，我不要擔任領導職務，只願做好普通一兵。」
喬木說：「這是社科院黨組決定，已經在科研組織局宣佈過了，現在你就去上班吧。」
一夜之間，溫濟澤就從「摘帽右派」成了副局長，雖然覺得受了二十年的冤屈終於吐了一口氣，但仍未免有點惶恐之感。他到了科研組織局一看，秘書小於已給他佈置好一間辦公室，局裏的同志待他都蠻好。他深深感到“同志”這兩個字是多麼可貴。
3月，黨中央召開全國科學大會。此時喬木已因病住院，全院工作由副院長鄧力群主持。鄧力群指定溫濟澤為社科院代表團團長，率領一個十人代表團去參加大會。溫濟澤推辭不過，只得硬著頭皮去。
在會上，科技界的一些老朋友、新聞界的不少老記者與溫濟澤久別重逢，備感高興。但是溫濟澤這個代表團團長只能參加公開的大會和小組會，而不能參加人數較少的黨的會議，頗為彆扭。
科學大會結束不久，喬木也出院了，他就向喬木提出黨籍問題。喬木要溫濟澤給中組部寫個申訴書，由他交給社科院政治部轉給中組部。申訴書很快就寫好：過去在工作中雖然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或錯誤，但從來沒有反過黨反過社會主義，廣播事業局原黨組對自己的處理是錯誤的，等等。喬木隨即將它交給院政治部。
不但如此，喬木自己還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證明溫濟澤被補為「右派」確屬冤錯案，交給了社科院政治部。政治部的同志問溫濟澤：“還有誰能給你作證明？”溫濟澤提出“還有廖承志、吳冷西、熊復”，他們就去請這三位也寫了證明，連同溫濟澤的申訴書一併送到了中組部。
這時，中央五部的代表正在煙台開會，研究為全國尚未摘帽的「右派」全部摘帽，並為確實搞錯了的甄別改正問題。耀邦看到了溫濟澤的申訴書和廖承志、胡喬木、吳冷西、熊復的證明，隨即要中組部的一些同志去找過去中央關於處理「右派」問題的文件，對被搞錯了的同志究竟叫做「平反」還是“改正”。
不一會兒就有人向他回報：不叫「平反」，叫“改正”。
「‘改正’就‘改正’」，耀邦說，即刻讓干審局的副局級調研員唐佩榮給廣播事業局黨組打電話，說溫濟澤已向中組部申訴，耀邦同志已同意給他“改正”，“現在徵求一下你們的意見，希望今天下午就答覆”。
廣播事業局黨組立即答覆：「同意耀邦同志的意見。」耀邦當天就批給社科院：給溫濟澤同志改正。
社科院與廣播事業局幾乎同時宣佈，改正溫濟澤的被錯劃「右派」問題。1958年跟著溫濟澤被劃入“反黨小集團”的鄒曉青、張紀明所受的撤職、降級、留黨察看的處分，也被徹底取消。
這會兒，專談「右派」問題的煙台會議剛剛結束。在這個會議上，人們還為到底是給“確實完全劃錯了的極個別‘右派’改正”，還是為“所有被劃錯了‘右派’全都實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而爭論不休。溫濟澤被“改正”的消息遂不脛而走，幾乎傳遍了全中國。不少外省市被劃為「右派」的人紛紛來找他，問他是怎樣得到“改正”的。他們說他們聽到了這樣的傳說：煙台開會以後，北京又開了一次會，耀邦在這個會議上說：「右派」的“改正”問題，我已經開了個頭，這位被“改正”的同志叫溫濟澤他的名字很好記，三個字旁邊都有三點水；經過了解，他的問題是冤錯案，我就批了，你們也可以照這樣辦……
北京更有人譽稱溫濟澤是「春天第一燕」。
李之璉與溫濟澤等人在1958年被一些人強加的「右派」或“反黨”罪名，就這麼被全部推倒了。
寫到這兒，筆者以為有必要引述1986年4月16日，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胡啟立，約請參加上海文藝創作座談會的部分文藝家談心的一段話，作為對歷史之邪僻復歸正道的小結。胡啟立在這個談心會上說
耀邦同志常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們說，回顧我們黨的歷史，有好多經驗教訓可以總結。從延安時期批王實味，後來批胡風，直至「文革」批“三家村”，這些經驗教訓我們：搞運動，打棍子，把思想問題搞成政治問題，然後再以組織手段加以懲處，這樣做出的結論最後都是站不住腳的。思想問題無論如何不能用組織手段解決。我們要堅持“雙百”方針，要說服、引導，要鼓勵大家真正講心裏話。不要一聽到議論，特別是尖銳的話，動不動就要查，就要立案、追究、打擊、壓制。這種惡劣做法不能再搞了！
正是由於十年「文革」中“這種惡劣做法”的登峰造極，整李之璉、溫濟澤的一些人也經受了切膚之痛的凌辱與磨難，這些人這才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悟與感嘆。這種或者先整人後挨整、或者先挨整後整人的輪迴反覆窩裏鬥的慘痛歷史教訓，是值得我們和我們的子子孫孫永遠牢記的。誰要是再重演“這種惡劣做法”，必是亡黨亡國的慶父，人人都得怒而抗之。
1982年，在黨的「十二大」上，李之璉被選為中紀委委員，並在這一屆中紀委第一次全會上被選為常委，1987年換屆時才退了下來，時年已七十有四歲。但為了端正黨紀黨風、糾正冤假錯案、落實黨的政策，他繼續操心勞碌、孜孜不倦，仍在實現著他給耀邦信上所說的，“更好地為黨的事業而獻身”……
溫濟澤這隻「春天第一燕」，也飛得又輕又快又矯健。“改正”時他已六十有四，總覺得大好時光被浪費得太多了，每天都要辛忙十幾個小時，使得當時主持社科院日常工作的鄧力群不得不對他說：“有同志反映，你像火山爆發了那樣不要命地工作。我勸你還是應當注意勞逸結合，保重身體才好。”
但是，溫濟澤一心要補回二十年的損失，「不拼一拼怎行呢？」何況社科院已有十四個研究所，科研組織局不但要密切聯繫這些所，還要籌建新的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成立研究生院，周揚當院長，他兼任副院長，從辦院的方針、計劃、體制、學制、課程、教材到各個系的主任人選，他無不一一過問。1982年周揚病重，他又接任院長，一直到1985年七十一歲時才離休。
在他離休前，李維漢向黨中央建議編一套完整系統的《革命烈士傳》。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中央黨史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以黨史研究室的名義把這個任務交給溫濟澤。1980年，中央決定為在「文革」中蒙冤受辱的瞿秋白平反昭雪，並出版包括他的政治理論著作在內的《瞿秋白文集》。又是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的胡喬木，也把這任務交給溫濟澤。
對《革命烈士傳》，溫濟澤本著盡量節約人力財力、不要國家編製、不要國家經費、不成立專職機構的原則，聯繫了十幾個單位數十人，組成了一個主要由兼職人員或離退休老同志組成的業餘編輯部，歷時十二載，於1991年出齊了一共十卷、一千多位烈士傳記的《革命烈士傳》，作為向黨的七十周年的獻禮。關於《瞿秋白文集》，他也同樣本著節省人力財力的原則，組織了二十多位業餘編注人員，只向文獻研究室要了少量必要的經費，搜集了大約六百萬字文稿，從1985年秋白同志就義五十周年起，直到1995年秋白同志就義六十周年，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全部出齊。
視學會顧問、中國新聞教育學會顧問、中華愛國工程聯合會顧問，等等，加上個人的寫作，每天仍工作不少於六小時。
溫濟澤與李之璉，兩位都曾受過磨難且已八旬開外的老者，不但沒向社會索取什麼，也沒去「頤養天年」，而是堅持“生命不息，戰鬥不止”。
這是為什麼，難道不值得如今許多一個勁地追權逐利向錢看的人們好生思索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