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知道，沒有誰能強加給毛澤東什麼，但在定班子的關鍵時刻，他只有抱病豁出去面陳直諫，最後一搏……
總理最後一搏
1974年12月，天氣驟冷。周恩來從初夏住進305醫院直到隆冬，已近半年，連著動了兩次大手術。癌症雖然得到暫時控制，但術後身體十分虛弱。
病床上的周恩來卧不安神。四屆人大召開在即，江青一夥把這次會議作為他們獨攬大權和安插黨羽的天賜良機。如果黨和國家的權力被江青一夥篡奪，中國將會面臨什麼樣的命運？
「文化大革命」以來，特別是林彪自取滅亡之後，毛澤東病體難支，深居簡出，加之身邊的人魚龍混雜，江青等人打小報告、進讒言，使他時信時疑，對以周恩來為首的“老人”和以江青為首的“新人”交替“打板子”又交替“撫慰”。然而，在決定國家權力由誰掌握的四屆人大前夕，應該讓毛澤東公正地定奪班子，以保證紅色江山不落入野心家手中。
周恩來十分清楚毛澤東的個性，在毛面前講話要講透、講准、講得適合時宜，才能得到理解和支持。任何人不能強加給他什麼，只能順著他的思想去發揮，去變通。但是，現在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關鍵時刻，刻不容緩。毛澤東又住長沙，必須面陳直諫。葉劍英等老帥們親自安排護送周恩來飛往長沙的事宜。最後定在12月23日，周恩來在醫生的護送下乘專機直飛長沙，和在那裏養病的毛澤東商討第四屆人大組閣的人選問題。
上午，周恩來一行人到了西郊機場，準備乘專機，可是王洪文遲遲不到。周恩來考慮此行是商討四屆人大的事情，不給江青他們留下「私人會談」的話把子，再說王洪文也是黨的副主席，許多工作是由他臨時主持的，和他一同去主席那裏彙報工作比較合適。臨行前已經和王洪文說好了，讓他同乘專機去長沙。
等了許久，不見王洪文的影子，隨行的負責人提議總理先走，因為總理到機場前還在尿血，這種身體情況進行空中飛行是十分危險的，醫護人員幾乎是提著一顆心才同意總理冒這個險，如果不是此次行動關係重大，他們說什麼也不會讓總理離開醫院病床的，所以大家都不希望節外生枝。
周恩來卻很有耐心，又一次叫工作人員和王洪文聯繫，「想辦法叫他一同走，能少飛一次專機就少飛一次，為國家節省開支」。王洪文回答說：“讓總理先去，我隨後就到。”
周恩來微微一笑，不再說什麼，登上了專機。他對這位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的用意十分清楚。
了卻最後心愿
王洪文此時的心情可想而知，兩個月前才飛長沙向毛澤東告周恩來、鄧小平的狀，被毛澤東好一頓批評，不僅自討了個沒趣，還給主席留下了「上海幫」的壞印象。這次又去不能不說心有餘悸。他不願意和總理同乘一架飛機去長沙，一是為了爭取時間和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商量對策，因為他知道總理一旦出馬，他一個嘴上沒毛的年輕人無論如何是壓不住陣腳的，自知分量不夠。二是為了避免和總理同機的難堪場面。
王洪文想想也感到沮喪，他們4個人里，能和主席說上話的只有他一個人，而且他的這個地位也岌岌可危，記得那次，他還沒有說上幾句，毛澤東就一錘定了音：「總理還是總理嘛！」他頓時從毛澤東冷漠的眼神里，看到他的暗淡前景。可是這次……江青在背後推著，張春橋、姚文元在旁邊捧著，他不得不硬著頭皮又一次到長沙見毛澤東。
總理到了長沙，住進了毛澤東住的賓館大院裏，只相隔一幢樓。總理在房間裏稍稍地休息了一下，就去見毛澤東。
周恩來的到來，毛澤東表面上好像平平淡淡，和在中南海見面一樣隨意。但是他心裏有數，周恩來將自己安危置之度外，抱病登門，此行意義決非一般。
兩位老人先是相互關心對方的身體，周恩來還關切地用手按了按毛澤東略有些浮腫的足踝，對毛澤東的健康深感擔憂。很快，話轉入正題。他們談得很多也談得很投機。或許他們已經意識到，這次會面將是有生之年最後的見面，毛澤東對周恩來的人事安排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當周恩來從毛澤東的書房裏出來，不由得輕輕舒了口氣。夜幕降臨，王洪文還沒到長沙。這時在長沙的中央辦公廳領導也著急，不停地往北京打電話催王洪文起程。一直到半夜，王洪文的專機才出現在長沙的夜空。
一到長沙，王洪文就知道了毛澤東的態度。為了保住自己的前途，他不得不違心地在主席面前檢討自己水平低，能力差，年輕幼稚……雖然臨行前和江青他們商量了好幾種對策，但是王洪文說什麼也不敢輕舉妄動，更不敢在主席面前為江青說好話。兩天後，日曆醒目地印著1974年12月26日，周恩來清楚地記得這一天是主席的生日，於是對大家說，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晚上請大家吃頓飯，祝賀一下。大家都知道，周恩來從不為自己過生日，他也不提倡過生日。
傍晚，周恩來回到住所，特意叫廚師準備一桌生日宴席，將醫護人員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叫到一起吃飯，為毛澤東祝壽。
相隔不久，「壽星」也在自己的住宅里和工作人員一起吃了頓長壽麵。場面和以前一樣，沒什麼特別熱鬧的感覺，但大家還是感到這一天主席的笑容多了，而且話也多了，可見毛澤東為自己在晚年的生日前後再次定奪中國政府領導人的班子而欣慰。
28日，周恩來完成了重大使命，飛回北京。
8天之後，即1975年1月5日，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又相隔5天，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接著在四屆人大上，周恩來仍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鄧小平為國務院第一副總理。
中國的政局出現了令人振奮的景象。
躺在病床上的周恩來了卻了他最後的心愿，為中國革命完成了一項非凡的使命。
（據《紅鏡頭中的毛澤東》顧保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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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遠新的中學是在北京101中學讀的。1960年暑假畢業時，毛遠新被學校保送「哈軍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回家後，他告訴伯伯毛主席，毛主席說：「保送算什麼本事？」毛遠新毅然決然地回答：「那我考！」主席說：「你考什麼學校？」毛遠新說：「考最難考的。」毛主席說：「那就是北大、清華。」結果在統考中，毛遠新考取了清華，併到清華讀書。後來，有個高幹子弟跟他說：「遠新，你還是應該去哈軍工。」毛遠新有些心動。回家跟毛主席說：「伯伯，我還是想去哈軍工！」毛主席笑著說：「那就看陳賡接收不接收你了。」當時，陳賡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院長。當動員毛遠新「還是應該去哈軍工」的那位高幹子弟把這個消息告訴陳賡院長時，陳賡立刻打電話給毛遠新，說：「熱烈歡迎你來哈軍工！」就這樣，毛遠新從清華轉到了哈軍工，成為哈軍工的一名高材生。
毛主席讓毛遠新找吳法憲安排工作
1965年暑假，毛遠新從哈軍工畢業了。談到工作問題，毛主席叫他去空軍找吳法憲。吳法憲熱情地接待了他，給他安排到某團部當參謀。毛遠新回來跟毛主席說了這個情況。毛主席說：「沒當兵，怎麼就當官？不行，再去找吳法憲，重新安排。」其實，一個團部參謀也算不上什麼官。按照毛主席的意見，毛遠新又去找吳法憲。吳法憲聽了毛主席的意見，非常感動和感慨，說：「主席對自己的子女要求真嚴格！」這樣，吳法憲一下子就把毛遠新安排到雲南邊防的一個炮兵營去了，他實打實地當了一名操炮手。
毛遠新在「文革」中做過三次聯絡員
現在所有談到毛遠新的文章和著作中，說他做聯絡員，只談到1975年這一次（當然這是最重要的一次）。實際上，毛遠新在「文革」中做聯絡員，不止這一次，而包括這一次，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做周總理的聯絡員。1966年9月，他從雲南部隊回到北京，「文化大革命」開始好幾個月了，他對要打倒劉少奇的事，還不知道什麼。毛主席要他參加「文化大革命」，並且希望他參加一個單位的全過程，至於去哪個單位由他自己定。毛遠新考慮了一下，他是101中學畢業的，但離開6年多了；離開哈軍工才一年多，那裏還比較熟，於是他決定去哈爾濱。毛主席同意。毛遠新到哈爾濱時，對立的兩派早形成了，由於他的特殊身份，很快成為造反派的一個領袖。他說，當時很威風，很神氣，連省委書記潘復生，都經常找他聯繫，或「請示」工作。後來，他又到延邊造反，還參加過那裏的武鬥。1967年春夏，他回到北京後，住到釣魚台十一號樓（江青住的樓）。毛主席因為他到少數民族地區造過反，要他讀點民族問題的書，研究一下民族問題。為此，我（當時任江青的機要秘書）還幫他從《紅旗》雜誌圖書室和中宣部圖書館借了十幾本關於民族問題的書（主要是列寧的）。在這次交談中，我問他，在1967年的時候，我經常看到周總理轉來你寫的信讓江青閱，怎麼沒看到你給江青寫信啊？他告訴我，他從參加「文化大革命」起就是周總理的聯絡員。這是他在「文革」中第一次當聯絡員。
第二次’，是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1967年春夏，毛遠新正在認真研究民族問題，有時還到我辦公室來討論一下這個問題，記得他說不同民族終究是要融合的。一天上午，他到我辦公室來，跟我說，毛主席要他不要回延邊了，也不回哈爾濱了，留下來，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對此我很高興，因為我們相處甚洽，很談得來。不一會兒，江青從外邊回來了，她到我辦公室，看到毛遠新，就誇獎起來了，十分高興地笑著說：「你是好孩子，留下來，做聯絡員好，好好做！」聽她這樣誇毛遠新，我感到很彆扭。就在幾天前，她從外邊同來，一進門就問警衛員孫占龍：「李訥住這裏嗎？」孫答：「這幾天李訥沒住這裏，遠新在這裏住呢。」江青氣呼呼地說：「他住我這裏幹什麼？」孫也沒再說什麼。毛主席為什麼把毛遠新留下做處理東北兩派問題的聯絡員呢？我們所能看到的原因，就是毛遠新和這兩派的領導人都很熟，因此讓他幫助做兩派聯合的工作。這是毛遠新在「文革」中第二次做聯絡員。
第三次，這就是人們常說的毛遠新1975年做毛主席的聯絡員。這確實是毛遠新在「文革」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次聯絡員。其作為人們已經說過很多了，都知道了。我只補充一點，他是怎樣做了這次聯絡員的。2001年，毛遠新到我家作客時，他告訴我！1975年9月至10月，他作為祝賀新疆維普爾自治區成立20周年代表團的副團長（團長是陳錫聯）參加完慶祝回到北京後，毛主席告訴他，你不要回瀋陽了，留在我身邊做我和政治局的聯絡員吧，那兩個“小耗子”跳船了。毛遠新以毛主席的意志為意志，就這樣，他留下來，做了毛主席的聯絡員。這實際上是他在「文革」中第三次做聯絡員。
「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遠新曾告訴我：在1975年做聯絡員期間，有一次江青把我叫去。要我把她保險柜里的文件給登記一下，以便她查找。這件事沒法拒絕。我就把她保險柜里的文件，按目錄一一登記下來。交她看後，她說，這樣我還是只知道題目，不知道內容，能不能每個文件都摘個內容提要。我覺得這樣做，很費時間，很難做，我沒答應。江青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談這件事，還是要求我給她摘每份文件的內容提要。在這封信上毛主席畫了一個圈，沒批語。我不知是什麼意思，我怕江青拿著毛主席畫了圈的這封信找我，就去問毛主席。毛主席說：「你幫幫她的忙吧，我們家剩的人不多了！」
毛遠新說他進監獄是「三進宮」
視上可以看到，在毛主席書房的一個地方放著同樣版本的兩套《二十四史》，那套舊的，是毛主席看過的，上面有他的批註；那套新的，就是毛主席送給我的。毛主席為什麼送毛遠新這套《二十四史》？毛遠新解釋說，在我當聯絡員期間，我拿毛主席看過的《二十四史》看，有時毛主席也要看，這就發生衝突。因為出現這種情況，毛主席說：孩子，這樣吧，我給你搞一套同樣版本的《二十四史》，你可以把我的批註抄在上面，這樣我們都可以讀了，並且還可以討論。這就是毛主席送我一套《二十四史》的原因和情況。「天公不作美」。正準備「假釋」我的時候，恰逢胡耀邦辭去中央領導職務，這件事就被擱置起來，我繼續被關在監獄。這就是毛遠新所說的「三進宮」。
毛遠新說：我的媽媽朱丹華，還有我的妻子、女兒，都急盼著我出來。1989年3月，我媽媽找了楊尚昆，要我「保外就醫」。楊主席發令，公安部同意放我，讓我到江西我媽媽那裏去。這樣決定後，公安部的人問我：“你什麼時候走？”我毫不猶豫地答道：“明天就走！”
這是我吸取了「假釋」不成的教訓，怕“夜長夢多”。公安部的人說，明天走怕搞不到票吧。我立馬接上去說：“我不相信你們公安部的人搞不到幾張去南昌的票！”就這樣，第二天，我總算走出了呆了10多年的秦城監獄。
本文摘自：《黨史博覽》2008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