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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個中國」 1958年毛澤東幫了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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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個中國」 1958年毛澤東幫了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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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個中國」 1958年毛澤東幫了蔣介石

2021年10月13日 19:07

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和蔣介石等人的合影(資料圖)

金門炮戰中蔣軍傷亡慘重,蔣介石卻連稱「好,好」;而在大陸這一方,當參加炮擊的廣大指戰員摩拳擦掌準備統一台灣時,毛澤東卻向他身邊的人說道,可能40年都不去拿台灣。毛澤東如何幫了老蔣一把?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在他身邊工作了12年之久的林克談炮擊金門的前前後後。

  強攻金門,九千將士壯烈犧牲

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突然對金門、馬祖等蔣軍盤踞島嶼發起猛烈的炮擊,使整個世界為之震動。

半個月後,整個行動的總導演毛澤東也說沒料到「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會使“這個世界鬧得這樣滿天風雨,煙霧衝天”。

從那一天起,金門地區的炮戰成了一個固定的程式,一直持續了21年。

數十年過去了,當年如此重大的事件究竟緣何而起,其間前前後後的曲折內幕,毛澤東曾如何以超人的膽略和睿智駕馭著變幻無定的險惡局勢,即便是絕大多數曾經親歷過那個時期的人也不得而知。而愈來愈多的後來者,甚至不知道大陸與台灣之間曾有過這樣一段歷史。

對此,曾在毛澤東身邊當了12年國際政治秘書的林克時有感嘆。(林克,從1954年起擔任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並教授毛澤東英語,後兼顧國內問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2年之久。)也許正是為了不要使這種感嘆持續下去吧,我請他將這一段往事詳詳細細地敘說了一遍。

中:「陳(毅)、粟(裕)、張(愛萍)三同志:新中國馬上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屯兵江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隨即接到中央軍委進擊福建、掃清華東殘敵的電令。

三野立即派由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參謀長陳慶先率領的第十兵團出擊福建。當時正值盛夏酷暑,但第十兵團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三十一軍進兵神速,僅一月之間即到達作戰位置,並完成作戰準備。

從8月11日至10月17日,第十兵團相繼發動福州、漳州、廈門等戰役。作戰進展順利,共殲敵近10萬,而我軍傷亡不足5000人。

福建全省的解放,使距廈門10公里之遙的金門島守敵十分恐慌。金門共分大、小金門兩座島嶼,大金門形似啞鈴,總面積161.4平方公里,海岸線總長74.5公里,但便於登陸的地段僅16公里。為了增強該島的防衛,國民黨迅速調集部隊,使原有的2萬守軍增至3萬。

恰在此時,三野和中共華東局又接到中央軍委電令,要他們認真研究以較少的代價,在較短時間內解放台灣的方略。向台灣的進攻,彷彿成為指日可待之事。

就在這種氛圍下,第十兵團在接管廈門工作緊張進行的同時,匆忙部署強攻金門。由於在一連串的勝利後產生了輕敵情緒,所以對過去根本不熟悉的渡海作戰沒做充分的準備,對風向變化、潮漲潮落對戰事的影響缺乏周密的思考,僅從第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中抽調7個團2萬人,作為登陸作戰的全部兵力。

登陸作戰由二十八軍軍長朱紹清指揮。此時,共籌集到一次可運兵三個團的船隻,按計劃分兩批登陸。

10月24日夜晚,也就是廈門解放後僅一個星期,強攻金門第一梯隊三個團和兩個營九千餘人登上了渡海的木船。此時海面刮的是側逆風,大大延緩了船速,結果在敵軍炮火攔擊下,我軍傷亡很大,航渡隊形全部打亂,但作戰部隊仍頑強駛向金門。

登陸後,又趕上退潮,渡船全部擱淺,被敵機炸毀,使第二梯隊無法實施增援,第一梯隊失去撤退的舟具。我軍激戰三日,彈盡援絕,九千餘人大部分壯烈犧牲,首攻金門以失敗告終。

  美國變「棄蔣」為“保蔣”

首攻金門失利後,中共短期內中止了渡海作戰的行動,直至1950年春夏之交發動解放海南島的戰役。這次戰役吸取了首攻金門的教訓,毛澤東親自致電承擔攻擊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對如何強渡、第一梯隊的兵力、登陸後的作戰原則、後勤保障等問題,都做了極為詳盡的指示。四野也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採用了分批偷渡與大規模強渡相結合的戰術。首先分四批偷渡入島近萬人,與島內瓊崖縱隊會合,做強渡內應。然後以13個團約4萬人強渡。整個戰役持續了約一個半月,以殲敵3.3萬勝利告終。通過這次戰役,解放軍積累了渡海作戰的經驗。

海南島失守後,再次引起蔣介石集團的驚慌,他們十分擔心中共緊接著發起對台灣的進攻。因為當蔣介石統治迅速崩潰,以及其在大陸邊緣和沿海接連失敗之際,美國朝野人士對其政府扶蔣政策失誤抨擊之聲日烈,杜魯門總統二度準備採取「不予蔣保護」,觀其自生自滅的態度。

失去美國的庇護,國民黨對能否以自身力量同中共抗衡憂心忡忡。為了延緩中共可能的攻擊,蔣經國親自召見黃埔早期學員李次白,要他憑藉妹妹是陳毅兄嫂的特殊關係,充任密使,向大陸透露蔣方願再次與中共合作信息,起碼說服中共暫時不攻打台灣。

1950年6月上旬,李次白經香港到大陸,通過陳毅兄長陳孟熙,會見了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陳毅根據中共中央的精神,告以中共不急於攻台。

台灣剛剛接到李次白轉來的消息,美軍即於6月25日出兵朝鮮,挑起戰爭。兩日後,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他表白說:出於遠東整體戰略的考慮,台灣海峽的局勢安定至關重要。其對台灣政策由「棄蔣」改為“保蔣”,恢復對蔣的經濟援助與軍事援助。與此同時,他還拋出“台灣地位未定”之說,初露美國政府欲將台灣分裂出中國的企圖。

鑒於美國政策的變易,蔣方感到有美國的庇護,立即通知李次白,不必再提國共合作之事,大陸台灣間第一次秘密接觸至此告終。

美國為了集中力量投入韓戰,不希望蔣方在台灣海峽一帶製造摩擦,招致中共對台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一再約束蔣方不得對大陸騷擾。中共亦因抗美援朝不宜多線作戰,暫時擱置解放台灣準備,海峽局勢一度平靜。

朝鮮戰事結束後,美國為了「從三條戰線對付中國」,拼湊亞太地區“集體安全防禦”體系,並加緊同台灣磋商《共同防禦條約》。同時,美方更積極地渲染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中立化、將台灣交聯合國或某中立國託管等主張,企圖以法律或世界裁決的形式使台灣與大陸永久隔絕。

正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周恩來,要他立即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共一定要解放台灣。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我們在朝鮮停戰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台灣的任務是不妥的,如果現在不立即展開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就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立即展開了解放台灣的宣傳攻勢。在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的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解放台灣》。周恩來分別於8月1日、8月11日、8月23日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和報告,強調「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並指出:“一切想把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或中立國‘代管’以及‘中立化台灣’和所謂‘台灣獨立國’的主張都是企圖割裂中國的領土,……都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的。”

為了配合宣傳攻勢,毛澤東決定採取有限的軍事行動。1954年9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炮轟金門,轟擊持續了十餘天。同時,中央軍委下達了準備解放一江山島的作戰命令。

1955年1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協同作戰,佔領了一江山島,全殲守敵一千餘人。蔣軍丟失一江山島後,美軍第七艦隊及航空母艦迅速駛入台灣海峽,並幫助蔣軍將一江山島近旁大陳島上的守軍全部撤走,解放軍隨即進佔該島。

有限的軍事行動,使美國政府誤認為中國政府馬上要以武力解放台灣,立即在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協助國民黨護衛台灣。在調入第七艦隊後,美方又威脅不惜動用核武器,阻止針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個別美國會議員甚至鼓吹先發制人,對大陸發動進攻。海峽局勢再度趨於緊張,並引起世界關注。

美方在韓戰失敗後,歐洲各國對美國在遠東軍事冒險嘖有煩言,不願再為美國的戰略消耗各自的軍力物力。美國鑒於自身能力和盟友們的態度,亦視直接介入台灣軍事行動為下策。其最理想的算盤是:使台灣成為大陸永遠不能收復的,並可用以切斷中國與世界往來的基地。

因此美方命艦隊援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幫蔣軍撤離大陳島。接著,就勸說蔣介石儘快放棄臨近大陸的金門、馬祖等島嶼,用遼闊的海域遠遠地隔絕大陸與台灣的聯繫,使各方關係日漸淡漠,以期「台灣中立化」“台灣地位未定”「託管」等預謀得逞。

然而,不僅中國政府不容同胞分離、國土割裂,蔣介石也不願聽美國擺佈,做一個在孤島稱王的歷史罪人。蔣介石不僅不從金、馬等島嶼撤退,相反向諸島增兵,擺出固守架勢。

美方曾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聲稱《共同防禦條約》防護範圍不包括金、馬等臨近大陸的島嶼,因此這些島嶼遭攻擊時,美軍將不予支持。蔣方則力爭說:新通過的《台灣決議案》中規定,美軍協防範圍包括全部「友方掌握的有關陣地及領土」,美方不應言而無信。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宣佈:“為了不損害自由中國的士氣及斷絕他們的希望,美國決心協防金門、馬祖,以鞏固台澎地位。”

艾森豪威爾的表態引起美國盟國的強烈不滿,紛紛指責美國不該對台灣海峽事務大包大攬。而蔣介石堅決不從金、馬後撤,頻頻叫囂反攻大陸,又使美國隔絕兩岸的如意成算落空。這一切都使美國十分尷尬。又鑒於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後,蔣介石集團政治腐敗、經濟癱瘓、軍事一敗再敗,威望一落千丈,美方遂密謀「換馬」,另覓有利於美方的新代理人。

蔣方雖然了解到美國的意圖,但沒有美國的援助,蔣介石自知獨力難撐,所以不敢公開同美國翻臉,只得暗中對與美國關係親近又掌握軍隊的實力人物大加猜疑。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相繼發生了「孫立人事件」「劉自然事件」。

孫立人是蔣介石退台後的陸軍總司令,早年留學美國,是曾到華調停的馬歇爾將軍的校友。他任台灣防衛司令時,麥克阿瑟曾召他密談,要他負起保衛台灣之責,美國會全力支持他,並示意美對蔣介石已不抱希望。孫當即表示他不能背棄蔣,並將此次密談如實上報。

當「換馬」風聲暗涌之際,蔣介石立即想到與美淵源非同一般的孫立人,認為他可能是美國欣賞的人選。不久,蔣氏以“參軍長”虛銜奪去他的軍隊指揮實權。1955年5月,孫的親信郭廷亮被逮捕,罪名是策動兵變,企圖擁戴孫立人為“台灣元首”,孫被控為兵變後台。此事究系捕風捉影,抑或確有真憑實據,至今霧鎖迷津,但孫因此遭長期軟禁。

劉自然是國民黨軍少校,被美國顧問團上士雷諾無故開槍打死。美國軍事法庭以「誤殺」判雷諾無罪,激起台灣人民憤慨。蔣經國利用民怨,發泄對美逼蔣、「換馬」的不滿,慫恿衝擊美國駐台“大使館”,砸了保險柜,拿到一些美政府「棄蔣」的文件。美蔣之間裂隙更深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打一些炮。」

「劉自然事件」傳到北京,毛澤東對他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說:“美國對它自己的夥伴沒有同情心。你看,連老朋友蔣介石都要整嘛!……5月24日,台灣大打美在台‘大使館’,用大鐵鎚砸開了美國‘使館’的保險柜,拿走了秘密文件,文件上有要搞垮蔣介石的內容。”

針對美蔣矛盾加深的情況,毛澤東從祖國統一大義著眼,不失時機地發起和平攻勢。

自1954年中美在日內瓦就台灣問題舉行領事級會談以來,美方一再要中共承諾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中共則對此始終不鬆口。而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首次公開提出:「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採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1956年初春,毛澤東、周恩來先後發出「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4月,毛澤東更清楚地說:我們跟台灣“和為貴”,愛國一家。7月,經毛澤東首肯,周恩來在接見原“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時,進一步提出:“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在中共中央通過當時住在香港的章士釗轉蔣介石的信中,還出現了“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一類寓意豐富的文字。

蔣介石在遲疑良久之後,決定派台灣立法委員宋宜山密赴大陸。宋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來即在東興樓飯店設宴交談。隨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又同他進行了數次磋商,初步商定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高度自治地區,其政務由蔣介石領導,中共不前往干預,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務的領導,但外國軍事力量必須撤離台灣及台灣海峽。

宋宜山在大陸逗留近一個月,通過參觀遊覽對大陸印象頗佳。返香港後,宋寫了份萬餘字的報告,主張國共合作,實現統一,並對大陸情形加以讚美。

蔣介石本無合作誠意,派宋赴大陸,主要目的是打探一下情況,見宋的報告後,蔣異常生氣,認為他被中共赤化了,遂將他拒之台島之外,關於和平統一的談判再度無疾而終。

蔣介石拒絕和平統一談判後,加緊了對大陸的騷擾,不斷派飛機襲擾閩浙地區,甚至深入到雲南、貴州、四川、西康、青海等地撒傳單,空投特務。毛澤東對此有些惱火,他操著湖南鄉音說:「太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打一些炮,警告他們一下。」

也是在這個時期,美國分離台灣、敵視中國的行動也有所升級。1958年5月,美國把在台灣的「軍事援助顧問團」“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等17個不同機構,合併為“美軍駐台協防軍援司令部”,形成統一的指揮體系,並對中共發出的恢復中美台灣問題大使級會談通知置之不理。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在此時親赴台灣,再次以削減軍援來要挾蔣介石從金門、馬祖等臨近大陸的島嶼後撤,以避免因這些島嶼的爭端使美國捲入對中國的軍事衝突。更險惡的是要以此從地理和政治上隔離台灣與大陸,通過「劃峽而治」,雙方停止軍事行動,進而實現其「兩個中國」的預謀。

金、馬等島嶼是台灣在地域上和政治上同大陸連接的最後紐帶。一旦蔣介石屈從美國的壓力而後撤,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更為複雜和棘手。

基於這種情況,毛澤東提議再次炮轟金門、馬祖。一方面,對蔣幫的襲擾進行回擊;一方面,再次向美國表明中共絕不坐視台灣被割出祖國的堅決態度。另外,還有一層秘而不宣、有待蔣介石領會的用意。

中共中央做出炮轟金、馬決定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隨即電話通知福建省委書記葉飛,開始炮擊準備,整個行動由葉飛指揮。葉飛接受命令後,立即籌建由他本人和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張翼翔、副政委劉培善組成的前線指揮部,著手緊張的準備工作。

恰在此時,中東局勢突變,引起世界性的震動。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發了反對殖民主義統治的民族革命,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國。美國軍隊遂於7月15日在黎巴嫩登陸;英國亦在7月17日出兵約旦,向伊拉克施加壓力,企圖扼殺中東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

毛澤東認為:必須根據新的變化,將炮擊金、馬的行動放在新的國際局勢背景下加以考慮。他好幾個晚上都為思慮此事而夜不能寐,於7月27日展紙給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央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澤東提出炮擊金、馬的行動應該緩一緩,要「看一看形勢」,並聯繫“中東解決”的問題通盤研究,這樣才能“運籌帷幄之中,制敵千里之外”。信尾囑咐彭、黃,若同意他的看法,立即將信轉給前線指揮葉飛。

葉飛收到毛澤東的信,對信中「政治挂帥,反覆推敲」“不打無把握之仗”的精神十分贊同。為了確保對金、馬的有效攻擊,並防止蔣方的反撲,中央將大批作戰飛機調到福州、漳州、連城、汕頭、龍田等沿海機場;又將3個炮兵師、1個坦克團調入廈門,前線指揮部擬出周密的海空協同作戰方案,只待中央一聲開打的命令了。

蔣軍傷亡慘重,蔣介石卻連稱「好,好」

8月11日,美國國務院公佈《關於不承認共產黨政府的備忘錄》,大肆詆毀中國政府。6天之後,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確定了炮轟金、馬的作戰方案,而在本來列出的17項會議議題中並沒有炮擊金、馬這一項。

毛澤東隨後批示彭德懷:不要在深圳方面進行原定的軍事演習,以免驚動英國人。要防止蔣軍大編隊空軍的反擊,我大編隊空軍要做好迎戰準備,但追擊不得超越金、馬線。限定追擊的意圖,是不給蔣介石造成攻擊會向縱深發展的錯覺。

8月22日之前的數天裏,炮擊的序幕已經拉開。這些天,每天均有成百架飛機組成的機群飛臨馬祖上空,擺出將發起解放馬祖戰役的架勢。蔣軍被迷惑,急忙把三分之二的海、空力量調防馬祖區域。

8月23日中午12點,福建前沿陣地萬炮齊鳴,大小金門、大擔、二擔等蔣軍盤踞島嶼,遭到猛烈的轟擊。三天之間,10萬發炮彈傾瀉在這些島嶼的機場、彈藥庫、油庫和前沿及炮兵陣地上。蔣軍猝不及防,死傷3.6萬餘眾。金門防區司令胡璉因躲入地下指揮部,倖免一死,副司令吉星文、章傑、趙家驤均傷重殞命。

在蔣軍陣地上的兩名美軍顧問,也在炮擊中喪生。當初,在討論炮擊時,毛澤東是希望最好能避免美軍傷亡,以防止中美直接對抗,林彪因而建議以某種方式暗示美軍躲避。但這樣一來,必然暴露我軍作戰意圖,無法達到預期的攻擊效果。毛澤東又經一番熟慮,認為美國不可能因個別顧問的傷亡捲入戰爭,毅然決定不向美方暗示。

隨著美蔣日益激烈的紛爭,毛澤東形成了炮擊持續下去,並使金、馬留在蔣軍手中以支持蔣介石抵制美國製造「兩個中國」預謀的方略。他在又一次閑談中對林克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援蔣抗美,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杜勒斯到台灣,如果我們不炮擊金門,那實際上是聯美壓蔣。我們炮擊金門,打亂了美國的陰謀,打亂了他的計劃。”

金、馬守軍傷亡慘重的消息立即報到蔣介石那裏。他聽後,長時間緊蹙的眉頭驟然舒展,情不自禁地連聲說:「好,好,好!」他身邊的一些人見此,都覺得不可思議。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曾料到:他們總統此時的心情,作為其老對手的毛澤東,卻早已料到了。

在金門炮擊開始後的一天,毛澤東突然對林克說:「向金門打炮,也不是為了解放金門,而是蔣介石希望我們打炮,這樣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國的壓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林克才更清晰地了解到,毛澤東從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大義出發幫老蔣一把的深刻用意。

原來,面對杜勒斯的步步緊逼,蔣介石雖硬著頭皮頂著不撤,卻一直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回絕杜氏,壓力日重,成了他一塊心病。中共的炮擊行動,給他送上一個順理成章的借口。

在蔣介石授意下,台灣「外交部」首先發言,聲稱台灣將堅守金、馬,並反對美國關於海峽中立化的建議。9月,蔣介石親自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說:中共炮擊金門,是進攻台灣的前奏。金、馬是台灣的屏障,自動放棄這些島嶼,等於敞開門戶。因此,金、馬地區必須固守,哪怕是由國民黨獨立作戰,也決不後撤。這等於是對杜氏的要求做了針鋒相對的公開回復。

蔣介石關於不後撤的表態使美國政府十分惱火。杜勒斯在蔣介石談話的翌日,即以訓斥的口吻指責說:如果美國能夠爭取到大陸和台灣之間都放棄武力對峙,而台灣卻仍在金門、馬祖等島嶼保持龐大的軍事力量,則是愚蠢、不明智和欠謹慎的,並再次兜售「託管」台灣之說。

杜勒斯話音剛落,就遭到蔣介石的反駁。他對美國記者說:杜勒斯有關放棄金、馬,停止海峽兩方軍事對峙的建議,只是片面的聲明,台灣當局並無非接受不可的義務。10月9日,蔣介石發表「雙十文告」,再次強調要“堅守”金、馬,絕不後撤。10月15日,蔣介石在答《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問時,言辭犀利地指出:美國關於台灣地位未定的說法,以及「託管」台灣的建議,是“空洞和愚蠢”的,申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點無可爭議。

在這之後,蔣介石偕宋美齡親臨金門戰壕巡視。他還派「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三赴金、馬地區,慰問守軍。以此向美國示意,其將不惜一切代價死守金、馬的強硬態度。

毛澤東一直密切地關注著美蔣之間的爭鬥,他認真地分析著來自各方面的材料,並要求黨內在事關台灣海峽的問題上持慎重態度。他親自審閱事關台灣海峽的行動與宣傳的文件,指出:這是一個複雜的國際鬥爭,對各方面的影響很大。因此,一切重要的行動和宣傳(包括文告、談話、口號、社論、新聞、廣播),都必須遵守集中統一的原則,不得自作主張。

後來陸續發表的一系列對金、馬,對台灣的文告,有些雖以別人的名義簽發,但都是由毛澤東親自執筆的。

隨著美蔣日益激烈的紛爭,毛澤東形成了炮擊持續下去,並使金、馬留在蔣軍手中以支持蔣介石抵制美國製造「兩個中國」預謀的方略。他在又一次閑談中對林克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援蔣抗美,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杜勒斯到台灣,如果我們不炮擊金門,那實際上是聯美壓蔣。我們炮擊金門,打亂了美國的陰謀,打亂了他的計劃。”

沒有跟上中央的意圖,沒有充分地注意到美、蔣的分歧,在報道中沒有突出美、蔣的矛盾,而且仍有將美、蔣聯為一體的傾向。他將這些材料上的問題一一標出來,並指出其處理不當之處。他告訴與他一起讀材料的林克:「從最近《參考資料》上台灣海峽地區局勢新聞的標題和編排可以看出,《參考資料》的編輯人員不了解中央在這方面的政策和方針。他們應該好好學習。」

因為經過同毛澤東的幾次交談,林克對中央處理對金、馬、台事務的意圖比較明了,所以在10月24日由他到新華社傳達毛澤東對《參考資料》的指示。他陳述了毛澤東的要求:「你們編報的人要懂得抓動向,看起來現在還不懂。」“要善於抓動向。如杜勒斯第一次講話,有脫身的味道。你要脫身,就抓住,不讓脫身。”“有很多問題,摸不到方向,做新聞工作的就要學會摸方向。”

新華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及時調整了關注焦點,使毛澤東能夠更快、更明了地了解世界及美、蔣方面對台灣海峽局勢的反應。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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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 

中國古代有一句為政格言:「文死諫,武死戰。」國家的穩定全賴文武官員各司其職,各守其責。神武之勇,戰功卓著,名揚疆場者被尊為開國功臣、民族英雄,如韓信,如岳飛。敢說真話,為民請命,犯顏直諫者為諍諫之臣,如魏徵,如海瑞。進入現代社會,講民主,講法制,但個人的政治操守仍然是從政者必不可少的素質。在共和國歷史上兼武戰之功、文諫之德於一身並驚天動地、彪炳史冊的當數彭德懷。

在十大元帥中,彭德懷是唯一一個參加過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在解放後又和美國人打過仗的。文天祥在《指南錄後序》里,敘述他歷經敵營,不知幾死。彭德懷行伍出身,自平江起義、蘇區反「圍剿」、長征、抗日、解放戰爭、抗美,與死神擦邊更是千回百次。井岡山失守,「石子要過刀,茅草要過火」,未死;長征始發,彭殿後,血染湘江,八萬紅軍,死傷五萬,未死;抗日,鬼子掃蕩,圍八路軍總部,副參謀長左權犧牲,彭奮力突圍,未死;轉戰陝北,彭身為一線指揮,以兩萬兵敵胡宗南28萬,幾臨險境,未死;韓戰,敵機空襲,大火吞噬志願軍指揮部,參謀毛岸英等遇難,彭未死。

毛澤東對彭德懷曾是極推崇和信任的。長征途中曾有詩贈彭:「山高路遠坑深,大軍縱橫馳奔,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十大元帥中,毛澤東除對羅榮桓有一首悼亡詩外,對部下贈詩直誇其功,這也是唯一一首了。抗日戰爭,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後期朱老總回延安,他實際主持總部工作。解放戰爭初期,彭德懷轉戰西北更是直接保衛黨中央、毛主席。朝鮮戰事起,高層領導意見不一,毛澤東急召彭德懷從西北回京,他堅決支持毛澤東出兵抗美,並受命出征。多次戰役較量,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杜魯門總統事先沒有通知朝戰司令麥克阿瑟,就直接從廣播裏宣佈將他撤職,可見其狼狽與惱怒之狀。從平江起義到廬山會議,這時彭德懷的革命軍旅生涯已30多年,他的功勞已不是按戰鬥、戰役能計算清的,而是要用歷史時期的壘砌來估量。蔡元培評價民國功臣黃興說:「無公則無民國,有史必有先生。」此句用於彭,「無彭則少軍威,有軍必有先生」。他不愧為國家的功臣、軍隊的光榮。

如果彭德懷到此打住,當他的元帥,當他的國防部長,可以善終,可以保官、保名、保一個安逸的日子。戰爭過去,天下太平,將軍掛甲,享受尊榮,這是多麼正常的事情。林彪不就是不接赴朝之命,養尊處優多年嗎?但彭德懷不是這樣的人。他是軍人,更是人民的兒子。打仗只是他為國、為民盡忠的一部分。戰爭結束,忠心未了,人民又有疾苦,他還是要管,要爭。

1959年,建國十周年。對戰爭駕輕就熟的共產黨領袖們在經濟建設上遇到了新問題,並發生了嚴重分歧。毛澤東心急,步子要快一些;周恩來從實際出發,覺得應降降溫,提出反冒進。毛澤東說,你反冒進,我反「反冒進」,並多次批周,甚至要周辭職。怎麼估價當前的經濟形勢,下一步該怎麼辦?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了廬山會議。會議之初,毛澤東已接受一些反「左」意見,分歧已有一點小小的彌合,但彭德懷還是不放心。會前,他到農村做過認真的調查,親眼見到人民公社、大食堂對農村生產力的破壞和對農民生活的干擾,而幹部卻不敢說真話。在小組會上,他先後作了七次發言,直陳其弊,就是涉及毛澤東也不迴避。他說:「現在是個人決定,不建立集體威信,只建立個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險的。」在廬山176號別墅里,他夜不成眠,心急如焚。他知道毛澤東的脾氣,他想當面談談自己的看法。他多麼想,像延安時期那樣,推開窯洞門叫一聲「老毛」,就與毛澤東共商戰事。或者像抗美援朝時期,形勢緊急,他從朝鮮前線直飛北京,一下飛機就直闖中南海,主席不在,又驅車直赴玉泉山,叫醒入睡的毛澤東。那次是解決了問題,但毛澤東也留下一句話:「只有你彭德懷才敢攪了人家的覺。」現在,彭德懷猶豫了,他先是想,最好面談,踱步到了主席住處,但衛士說主席剛休息。他不敢再攪主席的覺,就回來在燈下展紙寫了一封信。這真的是一封信,一封因公而呈私人的信,抬頭是「主席」,結尾處是「順致敬禮!彭德懷」,連個標題也沒有,不像文章。後人習慣把這封信稱為「萬言書」,其實它只有3700字。他沒有想到,這封信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全黨也沒有想到,因這封信黨史而有了一大波折。這封信是黨史、國史上的一個拐點,一塊里程碑。

彭德懷是黨內高級幹部中第一個犯顏直諫、站出來說真話的人。隨著歷史的推進,人們才越來越明白,彭德懷當年所面對的絕不是一件具體的事情,而是一種制度,一種作風。當時,毛澤東在黨內威望極最高,至少在一般人看來,他自主持全黨工作以來還沒有犯過任何錯誤。而彭德懷對毛澤東所熱心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提出了非議,這要極大的勇氣。對毛澤東來說,接受意見也要有相當的雅量。粱漱溟在建國初就農村問題與毛澤東爭論時就直言:我倒要看看你有沒有這個雅量。毛澤東對黨外民主人士常有過人的雅量,這次對黨內同志卻沒有做到。

彭德懷與毛澤東相處30多年,深知毛澤東的脾氣。他將個人的得失早已置之腦後。果然,會上,他被定為反黨分子,會後被撤去國防部長之職,林彪漁翁得利。廬山上的會議開完,不久就是國慶,又恰逢十年大慶,按慣例彭德懷是該上天安門的,請柬也已送來。彭說我這個樣子怎麼上天安門,不去了。他叫秘書把元帥服找出來疊好,把所有的軍功章找出來都交上去。秘書不忍,看著那些金燦燦的軍功章說:「留一個作紀念吧。」他說:“一個不留,都交上去。”當年居里夫人得了諾貝爾獎後,把金質獎章送給小女兒在地上玩,那是一種對名利的淡泊;現在彭德懷把軍功章全部上交,這是一種莫名的心酸。沒幾天,他就搬出中南海到西郊掛甲屯當農夫去了。他在自己的院子裏種了三分地,把糞尿都攢起來,使勁澆水施肥。他要揭破畝產萬斤的神話。1961年11月經請示毛澤東同意後,他回鄉調查了36天,寫了五個共十多萬字的調研報告,涉及生產、工作、市場等,甚至包括一份長長的農貿市場價格報告。如:木料一根2元5角、青菜一斤3-6分。他固執、樸實,真是一個農民。他還是當年湘潭烏石寨的那個石伢子。夫人浦安修生氣地說:“你當你的國防部長,為什麼要管經濟上的事?”他說:“我看到了就不能不管。”生性剛烈的毛澤東希望他能認個錯,好給個台階下,但更耿介的彭德懷就是不低頭。

被貶的日子裡,他一次次地寫信為自己辯護。寫得長一點的有兩次。一次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前。他正在湖南調查,聽說中央要開會糾左,他高興地說,趕快回京,給中央寫了一封8萬字的信。廬山會議已過去了三年,時間已證明他的正確,他覺得可以還一個清白了。但就在這個會上他又被點名批了一通,他絕望了。「文革」期間,這位打敗過日軍、美軍的戰神被一群紅衛兵娃娃玩弄於股掌,被當作囚犯關押、遊街、侮辱。作為交代材料,他在獄中寫了一份《自述》,那是一份長長的辯護詞,細陳自己的歷史,又是8萬字。他是用在朝鮮停戰協議上簽字的那支派克筆寫的,寫在裁下來的《人民日報》的邊條上。他給專案組一份,自己又抄了一份,這份珍貴的手稿幾經周轉,親人們將它放入一個瓷罐,埋在烏石寨老屋的灶台下,直到「文革」結束才重見天日。那年,我到烏石寨去尋訪彭總遺蹤,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黑糊糊的灶台和堂屋裏彭總回鄉調查時接待鄉親們的幾條簡陋的長板凳。

他憤怒了,1967年4月1日給主席寫了最後一封信,沒有下文。4月20日他給周總理寫了最後一封信,這次沒有提一句個人的事,卻說了另一件很具體的與己無關的小事。他在西南工作時看到工業石棉礦渣被隨意堆在大渡河兩岸,常年沖刷流失很是可惜。這是農民急缺的一種肥料。他說,這事有利於工農聯盟,我們不能搞了工業忘了農民。又說這麼點小事本不該打擾總理,但我不知該向誰去說。這時雖然他的身體也在受著痛苦地折磨,但他的心已經很平靜,他自知已無活下去的可能,只是放心不下百姓。這是他對中央的最後一次建議。

毛澤東在廬山會議後對彭德懷的評價只有一次比較客觀。那是1965年在彭德懷閑置6年後中央決定給他一點工作,派他到西南大「三線」去。臨行前,毛澤東說:“也許真理在你一邊。”但這個很難得的轉機又立即被「文革」的洪水所淹沒。彭德懷最終還是死於「文革」冤獄之中。“文死諫,武死戰”,他這個功臣沒有死於革命戰爭卻死於“文化大革命”,沒有倒在敵人的槍炮下,卻倒在一封諫書前。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文死諫」的含義,他遠比「武死戰」要難。當一個將軍在硝煙中勇敢地一衝時,他背負的代價就是一條命,以身報國,一死了之。敢將熱血灑疆場,博得烈士英雄名。而當一個文臣堅持說真話,為民請命時,他身上卻背負著更沉重的東西。首先,可能失寵,丟掉前半生的政治積累,一世英名毀於一紙;第二,可能丟掉後半生的政治生命,許多未競之業將成泡影;第三,可能丟掉性命。更可悲的是,武死,死於戰場,死於敵人,舉國同悲同悼,受人尊敬;文死,死於不同意見,死於自己人,黑白不清,他將要忍受長期的屈辱、折磨,並且身後落上—個冤名。這就加倍地考驗一個人的忠誠。彭德懷因為這封說真話的信,前半生功名全毀,任人批判謾罵為右傾、反黨、叛國、陰謀家,扣在他背上的是一口何等沉重的黑鍋。在監禁中他被病痛折磨得在地上打滾,欲死不能。而現在我們看到的哨兵關押記錄竟是這樣的文字:“我看這個老傢伙有點裝模作樣”、“這個老東西從報上點他名後就很少看報”。這就是當時一個普通士兵對這個開國老帥的態度。可知他當時的處境,其所受之辱更甚於韓信鑽胯。

而許多舊友親朋,早已不敢與他往來,就連妻子也已提出與他離婚。廬山會議後,全國有300萬人被打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一紙薄薄的諫書怎承載得這樣的壓力?其時其境,揪斗可死,遊街可死,逼供可死,加反黨名可死,誣叛國罪可死。「文革」中有多少老幹部不堪其辱而尋死自殺啊。但是,彭德懷忍過來了,他要“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相信歷史會給他一個清白。他在廬山上對毛澤東說過:“我一不會反黨。二不會自殺。”就這樣,經30年的革命戰爭生涯後,他又有15年的時間被批判、賦閑、挨斗、監禁,然後含冤而去。他是1974年11月去世的,骨灰被化名“王川”,送往成都一普通陵園。當時周恩來已在病中,特囑此骨灰盒要妥善保存,經常檢查,不得移位換架。直到4年後的1978年才得以平反。當骨灰撤離成都從陵園到機場時,人們才明真相,泣不成聲。專機落地前在北京上空環繞三圈,以慰忠臣之心。

中國古代,君即是國。所以傳統的忠臣就是忠君。但「君」和“國”畢竟還有不同。就是在古代,真正的忠臣也是:為民不為君,憂國不惜命。朗朗吐真言,蕩蕩無私心。既然為“臣”,當然是領導集團的一員,上有「君」下有民。他要處理好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對領導負責還是對人民負責。當出現矛盾時,唯民則忠,唯君則奸。“杜稷為重君為輕”,真正的忠臣,並不是“忠君”,而是忠於國家、民族、人民。像海瑞那樣,寧願堅持真理,冒犯皇帝去坐牢,而彭德懷在毛澤東號召學海瑞後,真的在案頭常擺著一本線裝本《海瑞集》。第二個難題是敢不敢報真情,提中肯的意見,說逆耳的話。所謂犯顏直諫,就是實事求是,糾正上面的錯誤,準備承擔“犯上”的最壞後果。這是對為臣者的政治考驗和人格考試。“諫”文化成了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個特有的內容。披閱中國歷史,我們會發現一串長長的冒死也說真話的忠臣名單:比千被剖心、屈原投江、魏徵讓唐太宗動了殺心、海瑞被打入死牢、林則徐被充軍新疆……他們都是“不說真話毋寧死”的硬漢子。現在,這個名單上又添了一個彭德懷。

彭德懷愛領袖更愛真理,珍惜生命更珍惜國家的前途。他浴血奮戰30年,不知幾死,經受住了「武死戰」的考驗;廬山會議30天的爭論和其後15年的折磨,他又不知幾死,通過了「文死諫」的測試。他是一位為人民、為國家二死其身的忠臣。

人民永遠記住了廬山上的那場爭論,記住了彭德懷。

 本文摘自:《黨史文苑》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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