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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個中國」 1958年毛澤東幫了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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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個中國」 1958年毛澤東幫了蔣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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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一個中國」 1958年毛澤東幫了蔣介石

2021年10月13日 19:07 最後更新:17:30

重慶談判時,毛澤東和蔣介石等人的合影(資料圖)

金門炮戰中蔣軍傷亡慘重,蔣介石卻連稱「好,好」;而在大陸這一方,當參加炮擊的廣大指戰員摩拳擦掌準備統一台灣時,毛澤東卻向他身邊的人說道,可能40年都不去拿台灣。毛澤東如何幫了老蔣一把?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在他身邊工作了12年之久的林克談炮擊金門的前前後後。

  強攻金門,九千將士壯烈犧牲

1958年8月2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突然對金門、馬祖等蔣軍盤踞島嶼發起猛烈的炮擊,使整個世界為之震動。

半個月後,整個行動的總導演毛澤東也說沒料到「金門、馬祖打這樣幾炮」會使“這個世界鬧得這樣滿天風雨,煙霧衝天”。

從那一天起,金門地區的炮戰成了一個固定的程式,一直持續了21年。

數十年過去了,當年如此重大的事件究竟緣何而起,其間前前後後的曲折內幕,毛澤東曾如何以超人的膽略和睿智駕馭著變幻無定的險惡局勢,即便是絕大多數曾經親歷過那個時期的人也不得而知。而愈來愈多的後來者,甚至不知道大陸與台灣之間曾有過這樣一段歷史。

對此,曾在毛澤東身邊當了12年國際政治秘書的林克時有感嘆。(林克,從1954年起擔任毛澤東的國際問題秘書,並教授毛澤東英語,後兼顧國內問題,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2年之久。)也許正是為了不要使這種感嘆持續下去吧,我請他將這一段往事詳詳細細地敘說了一遍。

中:「陳(毅)、粟(裕)、張(愛萍)三同志:新中國馬上要成立了,希望你們抓緊做好解放台灣的準備工作,加強海軍力量,做到中央一聲令下,隨時殲滅敵人。」屯兵江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隨即接到中央軍委進擊福建、掃清華東殘敵的電令。

三野立即派由司令員葉飛、政委韋國清、參謀長陳慶先率領的第十兵團出擊福建。當時正值盛夏酷暑,但第十兵團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三十一軍進兵神速,僅一月之間即到達作戰位置,並完成作戰準備。

從8月11日至10月17日,第十兵團相繼發動福州、漳州、廈門等戰役。作戰進展順利,共殲敵近10萬,而我軍傷亡不足5000人。

福建全省的解放,使距廈門10公里之遙的金門島守敵十分恐慌。金門共分大、小金門兩座島嶼,大金門形似啞鈴,總面積161.4平方公里,海岸線總長74.5公里,但便於登陸的地段僅16公里。為了增強該島的防衛,國民黨迅速調集部隊,使原有的2萬守軍增至3萬。

恰在此時,三野和中共華東局又接到中央軍委電令,要他們認真研究以較少的代價,在較短時間內解放台灣的方略。向台灣的進攻,彷彿成為指日可待之事。

就在這種氛圍下,第十兵團在接管廈門工作緊張進行的同時,匆忙部署強攻金門。由於在一連串的勝利後產生了輕敵情緒,所以對過去根本不熟悉的渡海作戰沒做充分的準備,對風向變化、潮漲潮落對戰事的影響缺乏周密的思考,僅從第二十八軍、二十九軍中抽調7個團2萬人,作為登陸作戰的全部兵力。

登陸作戰由二十八軍軍長朱紹清指揮。此時,共籌集到一次可運兵三個團的船隻,按計劃分兩批登陸。

10月24日夜晚,也就是廈門解放後僅一個星期,強攻金門第一梯隊三個團和兩個營九千餘人登上了渡海的木船。此時海面刮的是側逆風,大大延緩了船速,結果在敵軍炮火攔擊下,我軍傷亡很大,航渡隊形全部打亂,但作戰部隊仍頑強駛向金門。

登陸後,又趕上退潮,渡船全部擱淺,被敵機炸毀,使第二梯隊無法實施增援,第一梯隊失去撤退的舟具。我軍激戰三日,彈盡援絕,九千餘人大部分壯烈犧牲,首攻金門以失敗告終。

  美國變「棄蔣」為“保蔣”

首攻金門失利後,中共短期內中止了渡海作戰的行動,直至1950年春夏之交發動解放海南島的戰役。這次戰役吸取了首攻金門的教訓,毛澤東親自致電承擔攻擊任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對如何強渡、第一梯隊的兵力、登陸後的作戰原則、後勤保障等問題,都做了極為詳盡的指示。四野也進行了充分的準備。

解放海南島的作戰,採用了分批偷渡與大規模強渡相結合的戰術。首先分四批偷渡入島近萬人,與島內瓊崖縱隊會合,做強渡內應。然後以13個團約4萬人強渡。整個戰役持續了約一個半月,以殲敵3.3萬勝利告終。通過這次戰役,解放軍積累了渡海作戰的經驗。

海南島失守後,再次引起蔣介石集團的驚慌,他們十分擔心中共緊接著發起對台灣的進攻。因為當蔣介石統治迅速崩潰,以及其在大陸邊緣和沿海接連失敗之際,美國朝野人士對其政府扶蔣政策失誤抨擊之聲日烈,杜魯門總統二度準備採取「不予蔣保護」,觀其自生自滅的態度。

失去美國的庇護,國民黨對能否以自身力量同中共抗衡憂心忡忡。為了延緩中共可能的攻擊,蔣經國親自召見黃埔早期學員李次白,要他憑藉妹妹是陳毅兄嫂的特殊關係,充任密使,向大陸透露蔣方願再次與中共合作信息,起碼說服中共暫時不攻打台灣。

1950年6月上旬,李次白經香港到大陸,通過陳毅兄長陳孟熙,會見了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陳毅根據中共中央的精神,告以中共不急於攻台。

台灣剛剛接到李次白轉來的消息,美軍即於6月25日出兵朝鮮,挑起戰爭。兩日後,杜魯門下令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他表白說:出於遠東整體戰略的考慮,台灣海峽的局勢安定至關重要。其對台灣政策由「棄蔣」改為“保蔣”,恢復對蔣的經濟援助與軍事援助。與此同時,他還拋出“台灣地位未定”之說,初露美國政府欲將台灣分裂出中國的企圖。

鑒於美國政策的變易,蔣方感到有美國的庇護,立即通知李次白,不必再提國共合作之事,大陸台灣間第一次秘密接觸至此告終。

美國為了集中力量投入韓戰,不希望蔣方在台灣海峽一帶製造摩擦,招致中共對台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一再約束蔣方不得對大陸騷擾。中共亦因抗美援朝不宜多線作戰,暫時擱置解放台灣準備,海峽局勢一度平靜。

朝鮮戰事結束後,美國為了「從三條戰線對付中國」,拼湊亞太地區“集體安全防禦”體系,並加緊同台灣磋商《共同防禦條約》。同時,美方更積極地渲染台灣地位未定、台灣中立化、將台灣交聯合國或某中立國託管等主張,企圖以法律或世界裁決的形式使台灣與大陸永久隔絕。

正在出席日內瓦會議的周恩來,要他立即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政府的嚴正立場,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部分,中共一定要解放台灣。毛澤東在電報中指出:我們在朝鮮停戰後,沒有及時提出解放台灣的任務是不妥的,如果現在不立即展開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就將犯嚴重的政治錯誤。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立即展開了解放台灣的宣傳攻勢。在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的同一天,《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一定要解放台灣》。周恩來分別於8月1日、8月11日、8月23日發表了一系列講話和報告,強調「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侵犯的領土」,並指出:“一切想把台灣交給聯合國‘託管’或中立國‘代管’以及‘中立化台灣’和所謂‘台灣獨立國’的主張都是企圖割裂中國的領土,……都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的。”

為了配合宣傳攻勢,毛澤東決定採取有限的軍事行動。1954年9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福建前線部隊奉命炮轟金門,轟擊持續了十餘天。同時,中央軍委下達了準備解放一江山島的作戰命令。

1955年1月中旬,中國人民解放軍海、陸、空協同作戰,佔領了一江山島,全殲守敵一千餘人。蔣軍丟失一江山島後,美軍第七艦隊及航空母艦迅速駛入台灣海峽,並幫助蔣軍將一江山島近旁大陳島上的守軍全部撤走,解放軍隨即進佔該島。

有限的軍事行動,使美國政府誤認為中國政府馬上要以武力解放台灣,立即在國會通過《台灣決議案》,協助國民黨護衛台灣。在調入第七艦隊後,美方又威脅不惜動用核武器,阻止針對台灣的軍事行動。個別美國會議員甚至鼓吹先發制人,對大陸發動進攻。海峽局勢再度趨於緊張,並引起世界關注。

美方在韓戰失敗後,歐洲各國對美國在遠東軍事冒險嘖有煩言,不願再為美國的戰略消耗各自的軍力物力。美國鑒於自身能力和盟友們的態度,亦視直接介入台灣軍事行動為下策。其最理想的算盤是:使台灣成為大陸永遠不能收復的,並可用以切斷中國與世界往來的基地。

因此美方命艦隊援台的第一件事,就是幫蔣軍撤離大陳島。接著,就勸說蔣介石儘快放棄臨近大陸的金門、馬祖等島嶼,用遼闊的海域遠遠地隔絕大陸與台灣的聯繫,使各方關係日漸淡漠,以期「台灣中立化」“台灣地位未定”「託管」等預謀得逞。

然而,不僅中國政府不容同胞分離、國土割裂,蔣介石也不願聽美國擺佈,做一個在孤島稱王的歷史罪人。蔣介石不僅不從金、馬等島嶼撤退,相反向諸島增兵,擺出固守架勢。

美方曾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聲稱《共同防禦條約》防護範圍不包括金、馬等臨近大陸的島嶼,因此這些島嶼遭攻擊時,美軍將不予支持。蔣方則力爭說:新通過的《台灣決議案》中規定,美軍協防範圍包括全部「友方掌握的有關陣地及領土」,美方不應言而無信。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不得不宣佈:“為了不損害自由中國的士氣及斷絕他們的希望,美國決心協防金門、馬祖,以鞏固台澎地位。”

艾森豪威爾的表態引起美國盟國的強烈不滿,紛紛指責美國不該對台灣海峽事務大包大攬。而蔣介石堅決不從金、馬後撤,頻頻叫囂反攻大陸,又使美國隔絕兩岸的如意成算落空。這一切都使美國十分尷尬。又鑒於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後,蔣介石集團政治腐敗、經濟癱瘓、軍事一敗再敗,威望一落千丈,美方遂密謀「換馬」,另覓有利於美方的新代理人。

蔣方雖然了解到美國的意圖,但沒有美國的援助,蔣介石自知獨力難撐,所以不敢公開同美國翻臉,只得暗中對與美國關係親近又掌握軍隊的實力人物大加猜疑。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相繼發生了「孫立人事件」「劉自然事件」。

孫立人是蔣介石退台後的陸軍總司令,早年留學美國,是曾到華調停的馬歇爾將軍的校友。他任台灣防衛司令時,麥克阿瑟曾召他密談,要他負起保衛台灣之責,美國會全力支持他,並示意美對蔣介石已不抱希望。孫當即表示他不能背棄蔣,並將此次密談如實上報。

當「換馬」風聲暗涌之際,蔣介石立即想到與美淵源非同一般的孫立人,認為他可能是美國欣賞的人選。不久,蔣氏以“參軍長”虛銜奪去他的軍隊指揮實權。1955年5月,孫的親信郭廷亮被逮捕,罪名是策動兵變,企圖擁戴孫立人為“台灣元首”,孫被控為兵變後台。此事究系捕風捉影,抑或確有真憑實據,至今霧鎖迷津,但孫因此遭長期軟禁。

劉自然是國民黨軍少校,被美國顧問團上士雷諾無故開槍打死。美國軍事法庭以「誤殺」判雷諾無罪,激起台灣人民憤慨。蔣經國利用民怨,發泄對美逼蔣、「換馬」的不滿,慫恿衝擊美國駐台“大使館”,砸了保險柜,拿到一些美政府「棄蔣」的文件。美蔣之間裂隙更深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打一些炮。」

「劉自然事件」傳到北京,毛澤東對他的國際問題秘書林克說:“美國對它自己的夥伴沒有同情心。你看,連老朋友蔣介石都要整嘛!……5月24日,台灣大打美在台‘大使館’,用大鐵鎚砸開了美國‘使館’的保險柜,拿走了秘密文件,文件上有要搞垮蔣介石的內容。”

針對美蔣矛盾加深的情況,毛澤東從祖國統一大義著眼,不失時機地發起和平攻勢。

自1954年中美在日內瓦就台灣問題舉行領事級會談以來,美方一再要中共承諾不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中共則對此始終不鬆口。而1955年5月13日,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首次公開提出:「解放台灣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中國人民願意在可能的條件下採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灣。」

1956年初春,毛澤東、周恩來先後發出「國共已經合作了兩次,我們還準備進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4月,毛澤東更清楚地說:我們跟台灣“和為貴”,愛國一家。7月,經毛澤東首肯,周恩來在接見原“中央通訊社”記者曹聚仁時,進一步提出:“只要政權統一,其他都可以坐下來共同商量安排的。”在中共中央通過當時住在香港的章士釗轉蔣介石的信中,還出現了“奉化之墓廬依然,溪口之花草無恙”一類寓意豐富的文字。

蔣介石在遲疑良久之後,決定派台灣立法委員宋宜山密赴大陸。宋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來即在東興樓飯店設宴交談。隨後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又同他進行了數次磋商,初步商定兩黨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台灣成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高度自治地區,其政務由蔣介石領導,中共不前往干預,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全國政務的領導,但外國軍事力量必須撤離台灣及台灣海峽。

宋宜山在大陸逗留近一個月,通過參觀遊覽對大陸印象頗佳。返香港後,宋寫了份萬餘字的報告,主張國共合作,實現統一,並對大陸情形加以讚美。

蔣介石本無合作誠意,派宋赴大陸,主要目的是打探一下情況,見宋的報告後,蔣異常生氣,認為他被中共赤化了,遂將他拒之台島之外,關於和平統一的談判再度無疾而終。

蔣介石拒絕和平統一談判後,加緊了對大陸的騷擾,不斷派飛機襲擾閩浙地區,甚至深入到雲南、貴州、四川、西康、青海等地撒傳單,空投特務。毛澤東對此有些惱火,他操著湖南鄉音說:「太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打一些炮,警告他們一下。」

也是在這個時期,美國分離台灣、敵視中國的行動也有所升級。1958年5月,美國把在台灣的「軍事援助顧問團」“美軍協防台灣司令部”等17個不同機構,合併為“美軍駐台協防軍援司令部”,形成統一的指揮體系,並對中共發出的恢復中美台灣問題大使級會談通知置之不理。

美國國務卿杜勒斯也在此時親赴台灣,再次以削減軍援來要挾蔣介石從金門、馬祖等臨近大陸的島嶼後撤,以避免因這些島嶼的爭端使美國捲入對中國的軍事衝突。更險惡的是要以此從地理和政治上隔離台灣與大陸,通過「劃峽而治」,雙方停止軍事行動,進而實現其「兩個中國」的預謀。

金、馬等島嶼是台灣在地域上和政治上同大陸連接的最後紐帶。一旦蔣介石屈從美國的壓力而後撤,台灣問題的解決將更為複雜和棘手。

基於這種情況,毛澤東提議再次炮轟金門、馬祖。一方面,對蔣幫的襲擾進行回擊;一方面,再次向美國表明中共絕不坐視台灣被割出祖國的堅決態度。另外,還有一層秘而不宣、有待蔣介石領會的用意。

中共中央做出炮轟金、馬決定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隨即電話通知福建省委書記葉飛,開始炮擊準備,整個行動由葉飛指揮。葉飛接受命令後,立即籌建由他本人和福州軍區副司令員張翼翔、副政委劉培善組成的前線指揮部,著手緊張的準備工作。

恰在此時,中東局勢突變,引起世界性的震動。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爆發了反對殖民主義統治的民族革命,建立了伊拉克共和國。美國軍隊遂於7月15日在黎巴嫩登陸;英國亦在7月17日出兵約旦,向伊拉克施加壓力,企圖扼殺中東地區的民族獨立運動。

毛澤東認為:必須根據新的變化,將炮擊金、馬的行動放在新的國際局勢背景下加以考慮。他好幾個晚上都為思慮此事而夜不能寐,於7月27日展紙給國防部長彭德懷、中央軍委秘書長黃克誠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澤東提出炮擊金、馬的行動應該緩一緩,要「看一看形勢」,並聯繫“中東解決”的問題通盤研究,這樣才能“運籌帷幄之中,制敵千里之外”。信尾囑咐彭、黃,若同意他的看法,立即將信轉給前線指揮葉飛。

葉飛收到毛澤東的信,對信中「政治挂帥,反覆推敲」“不打無把握之仗”的精神十分贊同。為了確保對金、馬的有效攻擊,並防止蔣方的反撲,中央將大批作戰飛機調到福州、漳州、連城、汕頭、龍田等沿海機場;又將3個炮兵師、1個坦克團調入廈門,前線指揮部擬出周密的海空協同作戰方案,只待中央一聲開打的命令了。

蔣軍傷亡慘重,蔣介石卻連稱「好,好」

8月11日,美國國務院公佈《關於不承認共產黨政府的備忘錄》,大肆詆毀中國政府。6天之後,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第一次會議上,確定了炮轟金、馬的作戰方案,而在本來列出的17項會議議題中並沒有炮擊金、馬這一項。

毛澤東隨後批示彭德懷:不要在深圳方面進行原定的軍事演習,以免驚動英國人。要防止蔣軍大編隊空軍的反擊,我大編隊空軍要做好迎戰準備,但追擊不得超越金、馬線。限定追擊的意圖,是不給蔣介石造成攻擊會向縱深發展的錯覺。

8月22日之前的數天裏,炮擊的序幕已經拉開。這些天,每天均有成百架飛機組成的機群飛臨馬祖上空,擺出將發起解放馬祖戰役的架勢。蔣軍被迷惑,急忙把三分之二的海、空力量調防馬祖區域。

8月23日中午12點,福建前沿陣地萬炮齊鳴,大小金門、大擔、二擔等蔣軍盤踞島嶼,遭到猛烈的轟擊。三天之間,10萬發炮彈傾瀉在這些島嶼的機場、彈藥庫、油庫和前沿及炮兵陣地上。蔣軍猝不及防,死傷3.6萬餘眾。金門防區司令胡璉因躲入地下指揮部,倖免一死,副司令吉星文、章傑、趙家驤均傷重殞命。

在蔣軍陣地上的兩名美軍顧問,也在炮擊中喪生。當初,在討論炮擊時,毛澤東是希望最好能避免美軍傷亡,以防止中美直接對抗,林彪因而建議以某種方式暗示美軍躲避。但這樣一來,必然暴露我軍作戰意圖,無法達到預期的攻擊效果。毛澤東又經一番熟慮,認為美國不可能因個別顧問的傷亡捲入戰爭,毅然決定不向美方暗示。

隨著美蔣日益激烈的紛爭,毛澤東形成了炮擊持續下去,並使金、馬留在蔣軍手中以支持蔣介石抵制美國製造「兩個中國」預謀的方略。他在又一次閑談中對林克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援蔣抗美,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杜勒斯到台灣,如果我們不炮擊金門,那實際上是聯美壓蔣。我們炮擊金門,打亂了美國的陰謀,打亂了他的計劃。”

金、馬守軍傷亡慘重的消息立即報到蔣介石那裏。他聽後,長時間緊蹙的眉頭驟然舒展,情不自禁地連聲說:「好,好,好!」他身邊的一些人見此,都覺得不可思議。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曾料到:他們總統此時的心情,作為其老對手的毛澤東,卻早已料到了。

在金門炮擊開始後的一天,毛澤東突然對林克說:「向金門打炮,也不是為了解放金門,而是蔣介石希望我們打炮,這樣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國的壓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林克才更清晰地了解到,毛澤東從維護祖國領土完整的大義出發幫老蔣一把的深刻用意。

原來,面對杜勒斯的步步緊逼,蔣介石雖硬著頭皮頂著不撤,卻一直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回絕杜氏,壓力日重,成了他一塊心病。中共的炮擊行動,給他送上一個順理成章的借口。

在蔣介石授意下,台灣「外交部」首先發言,聲稱台灣將堅守金、馬,並反對美國關於海峽中立化的建議。9月,蔣介石親自出席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談話說:中共炮擊金門,是進攻台灣的前奏。金、馬是台灣的屏障,自動放棄這些島嶼,等於敞開門戶。因此,金、馬地區必須固守,哪怕是由國民黨獨立作戰,也決不後撤。這等於是對杜氏的要求做了針鋒相對的公開回復。

蔣介石關於不後撤的表態使美國政府十分惱火。杜勒斯在蔣介石談話的翌日,即以訓斥的口吻指責說:如果美國能夠爭取到大陸和台灣之間都放棄武力對峙,而台灣卻仍在金門、馬祖等島嶼保持龐大的軍事力量,則是愚蠢、不明智和欠謹慎的,並再次兜售「託管」台灣之說。

杜勒斯話音剛落,就遭到蔣介石的反駁。他對美國記者說:杜勒斯有關放棄金、馬,停止海峽兩方軍事對峙的建議,只是片面的聲明,台灣當局並無非接受不可的義務。10月9日,蔣介石發表「雙十文告」,再次強調要“堅守”金、馬,絕不後撤。10月15日,蔣介石在答《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問時,言辭犀利地指出:美國關於台灣地位未定的說法,以及「託管」台灣的建議,是“空洞和愚蠢”的,申明台灣是中國的領土,這一點無可爭議。

在這之後,蔣介石偕宋美齡親臨金門戰壕巡視。他還派「國防部」政治部主任蔣經國三赴金、馬地區,慰問守軍。以此向美國示意,其將不惜一切代價死守金、馬的強硬態度。

毛澤東一直密切地關注著美蔣之間的爭鬥,他認真地分析著來自各方面的材料,並要求黨內在事關台灣海峽的問題上持慎重態度。他親自審閱事關台灣海峽的行動與宣傳的文件,指出:這是一個複雜的國際鬥爭,對各方面的影響很大。因此,一切重要的行動和宣傳(包括文告、談話、口號、社論、新聞、廣播),都必須遵守集中統一的原則,不得自作主張。

後來陸續發表的一系列對金、馬,對台灣的文告,有些雖以別人的名義簽發,但都是由毛澤東親自執筆的。

隨著美蔣日益激烈的紛爭,毛澤東形成了炮擊持續下去,並使金、馬留在蔣軍手中以支持蔣介石抵制美國製造「兩個中國」預謀的方略。他在又一次閑談中對林克說:“我們現在的方針是援蔣抗美,堅決反對兩個中國的陰謀。杜勒斯到台灣,如果我們不炮擊金門,那實際上是聯美壓蔣。我們炮擊金門,打亂了美國的陰謀,打亂了他的計劃。”

沒有跟上中央的意圖,沒有充分地注意到美、蔣的分歧,在報道中沒有突出美、蔣的矛盾,而且仍有將美、蔣聯為一體的傾向。他將這些材料上的問題一一標出來,並指出其處理不當之處。他告訴與他一起讀材料的林克:「從最近《參考資料》上台灣海峽地區局勢新聞的標題和編排可以看出,《參考資料》的編輯人員不了解中央在這方面的政策和方針。他們應該好好學習。」

因為經過同毛澤東的幾次交談,林克對中央處理對金、馬、台事務的意圖比較明了,所以在10月24日由他到新華社傳達毛澤東對《參考資料》的指示。他陳述了毛澤東的要求:「你們編報的人要懂得抓動向,看起來現在還不懂。」“要善於抓動向。如杜勒斯第一次講話,有脫身的味道。你要脫身,就抓住,不讓脫身。”“有很多問題,摸不到方向,做新聞工作的就要學會摸方向。”

新華社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及時調整了關注焦點,使毛澤東能夠更快、更明了地了解世界及美、蔣方面對台灣海峽局勢的反應。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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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我們追問:「這是不是你自己寫的呢?」他見白紙黑字,再無法推脫,不得不說:“這,這倒是我,我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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