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毛澤東同志視察東郊人民公社。這張照片由本報記者原一萍拍攝。
同志們彙報的重要問題，主席就一條一條記下來，有時彙報人說得太快，主席就說：「慢點，慢點，我記一記。」有些重要情況，主席還要求彙報人再說一遍。有些方言，一時未聽明白，主席就問：“這是什麼意思啊？”
毛主席來到歷城東郊人民公社
記者 晁明春
這是一幅由本報老攝影記者原一萍拍攝的極具知名度的照片。
時間：1959年4月13日下午；
地點：濟南市歷城縣東郊人民公社大辛庄生產隊的麥田。
照片上，來山東視察的毛澤東主席一腳踏在田壠上，一腳踏在麥田裏，仔細詢問麥苗生長情況。手拿一棵麥苗，向毛主席彙報小麥拔節生長情況的，就是時年27歲的歷城縣委常委、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鄭松。
專列上的「六級書記座談會」
「老人一生歷經滄桑，但最讓老人難以忘記的，還是他擔任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的那段經歷，他多次參加主席召開的座談會，並兩次陪同主席到東郊公社視察，彙報基層工作。」6月16日，鄭松的兒子、濟南市天橋區城市管理局黨委書記鄭海濤對記者說。
東郊公社位於濟南市東部近郊，如今是濟南市歷城區王舍人辦事處。只是，當年廣袤的麥田已蓋滿了樓房，城市化的腳步將歷史掩埋，唯有「幸福柳廣場」上的大柳樹還在無聲地訴說著當年的榮耀。
1958年12月，中中共央八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全國普遍開展了整頓人民公社的工作，中共山東省委確定歷城縣東郊公社作為貫徹黨的六中全會決議進行整社的試點，1959年1月從省級機關抽調部分幹部，組成省委整社試點工作組，到東郊公社幫助整社。時任中共山東省委第一書記的舒同也來到東郊公社當社員。此時，東郊公社黨委第一書記正是鄭松。
這是一個火紅的年代，農村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是當時的主旋律；這也是一個探索的年代，脫離了當時的經濟基礎，背離了經濟社會發展規律，自然要受到歷史的懲罰。但作為運動的提倡者和推動者，毛澤東主席對運動中出現的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特點的左傾錯誤有所覺察，並多次到基層調查研究。1959年2月25日，主席專列開到了山東。
「2月25日下午5點多鐘，我和東郊公社大辛庄管理區總支書記李蘭生、大辛第二生產隊支部書記張印水、歷城縣委第一書記王任之，隨同舒同和省委秘書長吳建，登上了停在濟南西郊機場專車線上的主席專列，主席用鉛筆逐一記下了我們每個人的名字、年齡、職務、家庭情況。下午5點半，座談會正式開始。毛主席掰著手指頭幽默地說：‘我們這次座談會參加的人數雖然不多，但實際上是包括中央、省、縣、社、管理區、生產大隊六級黨的書記、就叫六級書記座談會吧’。」事過多年，鄭松在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毛主席這次來山東，是就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出現的冒進等問題進行調查研究，為中央即將召開的第二次鄭州會議作準備。在這次主席專列召開有六級書記座談會上，主席向鄭松他們詳細地了解了東郊公社的基本情況和整社當中遇到的一系列問題，並請他們在專列上吃了一頓便飯，邊吃邊聊，然後接著開。等座談會開完已是晚上8點半了。
「主席的平易近人讓人備感親切，主席知識的淵博更讓人敬佩。」鄭松在回憶文章中說。
「主席問道東郊公社在什麼地方？舒同說：‘東郊公社駐地大辛庄還有商朝的古迹呢。’他馬上又問都出土些什麼文物，藉機講了龍山文化和殷紂王的故事，說‘龍山文化很有名啊！殷紂王是很有本領的人，周武王把他說的很壞。他的俘虜政策做的不太好，所以失敗了。他抓著俘虜就殺，我們的俘虜政策和他不一樣，是進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我們聽了感到非常新鮮，受到教育，增加了歷史知識，同時也活躍了座談會的氣氛。」
在這次六級書記座談會上，毛澤東辦公室和身邊工作人員一個也沒有參加的，連個幫助做記錄的秘書工作人員也沒有，自始至終都是主席自己親自擬定調查的綱要，提出問題，這個問題座談完了，就提出下一個問題。自己口問、耳聽、眼看、手寫，親自作記錄，把調查的重要情況記下來。同志們彙報的重要問題，主席就一條一條記下來，有時彙報人說得太快，主席就說：「慢點，慢點，我記一記。」有些重要情況，還要求彙報人再說一遍，有些地方方言，一時未聽明白，主席就問：“這是什麼意思啊？”
座談會結束後，當夜11點毛主席乘專列離開了濟南。兩天後，即2月27日，毛主席在鄭州主持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會議決定採納主席提出的「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作為建設人民公社的方針，並照此方針對人民公社進行整頓。
「一畝地究竟能收多少斤？」
如今，一提起「大躍進」，人們首先想起的是畝產幾萬斤的浮誇風、“放衛星”等等。為什麼上至一向注重調查研究的國家主席下至最講實際的中國普通農民，都相信了這樣的“神話”？
「其實主席對這些數字一直是懷疑的。」鄭松在回憶文章中寫道。“當時有個口號‘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產量指標越高越好，越高越表示幹勁足。到處放衛星，山東壽張和高唐縣1958年秋也都曾放過畝產3萬—5萬斤的玉米，畝產3萬—5萬斤的穀子，畝產30萬斤的地瓜，畝產1.5萬斤的棉花。為了造衛星，有的將要成熟的幾畝地的水稻移植到一畝地里，說是一畝產的，把幾棵地瓜捆綁在一起，說是一棵上長的。密植越密越好，一畝小麥下幾十斤種子，密不透風。毛澤東對上述這些情況早就有察覺。2月25日六級書記座談會上，我彙報說東郊公社1958年畝產糧食740斤，他就表示有些懷疑，說‘有這麼多嗎？你們怎麼知道收這麼多，又沒有過秤？怎麼算出來的？’當時頭腦還發熱，高指標還沒有降下來，毛澤東問：‘你們今年的小麥怎麼樣，打400斤比去年翻一翻吧？’大辛生產隊第二隊黨支部書記張印水脫口而出：‘400斤可多，我是準備畝產小麥3000斤。’主席當即就說：‘現在我不相信，等你們打出來我才相信哩。"
毛主席來大辛庄實地視察了
1959年4月13日，毛澤東再次來到山東。首先在兗州車站聽取了舒同的彙報，決定到東郊公社考察小麥生長情況，當天下午到達濟南。鄭松隨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白如冰到濟南火車站迎接毛澤東，一來到主席的專列上，主席一眼就認出了鄭松，微笑著說：「鄭松，今天到你們公社看看小麥可以吧？」聽到毛澤東喊自己的名字，鄭松為之一驚，沒想到2月25日座談會至今已近50天了，主席還記得自己的名字，“頓生一種幸福感”。
毛主席在省委書記處書記白如冰和中共濟南市委書記秦和珍等同志陪同下，乘車直達東郊公社駐地大辛生產隊村北的麥田。他首先察看了公社黨委的試驗田，最關心的仍是產量指標問題。這片試驗田共20畝，是從河南省引進的優良品種，深翻、整平、施肥等都優於其他麥田。試驗田地頭上插著一塊木牌，上面寫著面積、品種、管理措施，計劃畝產1000斤。毛主席一字一句地仔細看了看，然後嚴肅地問鄭松：「一畝能收1000斤嗎？」鄭松說：“計劃畝產1000斤，如果不出現特殊情況，一畝收這些斤問題不大。”毛主席說：“現在我不相信，打出來的時候我才相信哩！”這已是鄭松第二次聽毛澤東講這個話了。
毛主席轉過身子對鄭松說：「到小麥收穫時，你們要親自組織一批幹部收割驗收，仔細稱一稱，看一畝地究竟能收多少斤。」然後主席又認真地對大家說：“做事情一定要留有餘地，實事求是，不要空口說空話，秋後我要再來看看小麥到底畝產多少斤。”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他視察過的那片小麥收穫時，由省、市、縣、公社、管理區、生產隊幹部和老農共同組成一個試打班子，選擇好的、一般的、差的小麥20畝，實行專人收割、專人運輸，當場脫粒、烘乾、過秤，進行試打。省委第一書記舒同也專程來此參加試打。試打的結果是20畝小麥平均畝產572斤。幾天之後，主席視察過的大辛生產隊的小麥全部收穫結束。全大隊1700畝小麥，平均畝產400.6斤，比1958年增產254.31%。公社黨委的20畝試驗田平均畝產742斤，沒有達到原計劃指標。
小麥收穫結束後，東郊公社黨委寫報喜信，向毛澤東作了彙報。至此，鄭松以為毛澤東在東郊公社的調查工作就結束了，沒想到1959年廬山會議結束不久，毛澤東再次來到濟南，又要東郊公社的幹部去彙報。9月21日上午，鄭松隨舒同到了毛主席專列上的辦公室，主席非常惦記東郊公社的情況，最關心的還是農業產量問題，問他「大辛生產隊的小麥到底收了多少斤？」鄭松彙報沒有達到計劃指標。毛主席聽了不僅沒有批評，還高興地說：“你們這是個大躍進啊！”
座談結束時已中午12點了，鄭松他們又在毛主席的專列上吃了一頓飯，這次是便飯，每人一份，一菜一湯，主食是大米飯。下午一點多，毛澤東由舒同等省市委領導陪同，先到山東農業科學研究所，視察那裏的棉花試驗田。這時天下起了小雨。主席要親自看看東郊公社秋作物生長情況，又得知歷城縣參加縣三級幹部會議的700多名農村黨支部書記以上幹部和社員群眾還在大辛生產隊田間等著時，就毫不猶豫地乘車來到大辛生產隊春季曾視察過的那片土地。在那裏冒雨察看了田間即將成熟的玉米、玉米間作大豆。至此，毛澤東經過兩次座談彙報，兩次田間地頭實地考察，終於獲得了畝產量的第一手資料。
光陰似箭，歲月無情。2012年5月26日，走完了80年人生歷程的鄭松老人，平靜地帶走了一段屬於他的歷史。鄭松雖然告別了他所承載的那段歷史，帶走了屬於他的那段輝煌和榮譽，但是歷史卻永遠地留住了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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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雲
在腥風血雨、艱難竭蹶的白色恐怖環境下，中央特科在獲取情報、保衛中共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績卓著，並且為發展黨的隱蔽戰線奠定了良好基礎。「隱蔽戰線的統帥」中央特科的創始人周恩來，家喻戶曉。相較而言，另一位特科機構領導人陳雲在特科的風雲歲月則鮮為人知。
臨危受命
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並未建立保衛自身的各種武裝。因此，也未專門設立負責開展情報收集、政治保衛的機構。可以說，早期的中共中央還「不懂得情報」工作，直至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猝不及防中所釀造的慘案才讓共產黨瞬間驚醒，中央特科才由此應運而生。1927 年4 月11 日夜到12 日清晨，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在黨和人民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先以陰謀詭計繳了工人糾察隊的槍械，隨後開始了瘋狂的屠殺和搜捕，致使大批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慘死街頭。據不完全統計，“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三天內，被殺害者300 多人，被逮捕者500 多人，5000 多人流亡失蹤。在此中國革命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往武漢，並在武昌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革命遭受失敗的慘痛教訓，引起周恩來和黨中央許多領導同志的重視，大家開始懂得：和強大的敵人作鬥爭，必須了解它的軍事、政治動向，才能準確有效地攻擊敵人、戰勝敵人。1927 年，周恩來領導軍事部後，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和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三人組成“中共中央特別委員會”，直接指揮以情報、保衛工作為著重點的中央特科。
在建立初期，中央特科就明確了其主要任務：保證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收集掌握情報，鎮壓叛徒，營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電台。在機構設置上，特科共開設四個科：一科為總部，後來稱總務科，科長洪揚生。該科主要負責中央機關的庶務工作。凡是中央召開的會議和設立的秘密機構及接頭地點，都由一科負責。二科是情報科，科長陳賡。該科主要負責收集情報，掌握敵情。三科是行動科，科長由顧順章兼任。該科負責搶救被捕同志，打擊罪大惡極的叛徒。該科下面設有手槍、盒子槍武裝的「紅隊」，也叫打“狗”隊。其成員都是從上海工人中和各蘇區紅軍中，選調一些機智勇敢、槍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組成，專門負責打“狗”（鎮壓叛徒和國民黨特務）的工作。四科是交通科又稱通訊聯絡科，科長李強。其任務是負責黨中央同各根據地、紅軍和各省委的無線電台聯繫、水陸交通線的聯繫。
新建立的特科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站在敵我軍事政治鬥爭的第一線，做出了重大的貢獻。特科成立不到兩年，就已利用各種複雜人際關係「滲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滬警備司令部、南京各國駐華使館，以及國民黨通訊社、地方法院和其他黨政軍機關，掌握了敵人致命的要害部門，截獲了大量國民黨核心機密。這些正如國民黨人士後來所說：中央特科“在國民黨特務機關建立內應”，“掌握了特務機關全盤活動機密，及時從中統最機密檔案中得到共黨叛徒、姦細活動的正確情報，不必費多大氣力及時鎮壓，有時還能事先發現國特行動計劃而做到先發制人”。
1931 年4月24日，顧順章在護送張國燾前往鄂豫皖根據地返回途中於武漢被捕叛變。這是中共保衛工作史上所受的一次重大挫折。顧順章掌握中共中央核心機密，熟知中央領導人及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派駐上海的工作人員的化名及秘密住址。顧案發生後，周恩來在陳雲等人的協助下果斷指揮中央負責人及有關人員馬上轉移；中共中央、中共江蘇省委和共產國際機關全部搬家；顧順章所知道的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廢止。這樣巨大的變化所引起的內部收縮，給黨和中央特科帶來不可估量的損失，特科工作面臨重大調整。
為了整頓特科，中共中央決定：「特委本身的組織，從最高指導委員會起，一律重新改組，特委的負責人必須以政治堅定、黨籍較長、有鬥爭歷史的幹部特別是工人幹部擔任。」陳雲在協助周恩來處理顧順章叛變過程中顯示出他的機智果斷，他本人又具備中央規定的上述條件。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由周恩來、陳雲、康生、潘漢年、鄺惠安重新組成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但是在6 月21 日又發生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因擅自在外面過夜而被捕，供出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處。周恩來雖及時撤離，但在上海已很難繼續存身。不久，中央決定周恩來停止工作、等候轉移到中央蘇區去。這時，陳雲在危難之際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擔。陳雲回憶說：“一九三一年顧順章叛變以後，我是特科主任（又稱書記引者注），康生叫‘老闆’，潘漢年叫‘小開’，我叫‘先生’。”
絕地反擊
1931 年5 月，陳雲臨危受命，正式擔任中央特科書記。如何從顧順章叛變的致命打擊中開闢新的工作局面，成為特科新領導人陳雲所面臨的巨大挑戰。面對這一嚴峻考驗，他靈活機動、周密部署、絕地反擊，交出一份出色的答卷。
（一）糾正觀念，精簡機構。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使得特科內部人員在思想上產生了很大的震動：一方面，少數革命意志不堅定的投機分子產生動搖，在敵人自首政策的誘惑下開始密謀叛變投敵；另一方面，受黨內「左」傾冒險主義路線的影響，面對敵特日益猖獗的破壞活動，相當多的戰友按捺不住報仇雪恨的情緒，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情況下，盲目要求與敵人作鬥爭，這無異於以卵擊石。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情況下，向來以“冷靜、沉著”著稱的陳雲並沒有慌亂陣腳，而是首先通過細緻分析當時的敵我形勢，然後再決定如何行動。他強調：適當採取一些反擊措施，打擊特務、叛徒的囂張氣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須明確根據目前的現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點是政治保衛，打擊敵人應該服務於保衛工作。在陳雲的堅強領導下，特科工作又回到了正確的路線上來。
與此同時，由於過去特科組織與工作人員在黨內並沒有嚴格隔離，陳雲主持特科工作後，吸取教訓並根據少而精的原則，進行內部組織的調整：首先，他將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繼續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幹部李強、李克農、陳賡等轉移上海；其次，撤銷第四科，將通訊電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書處，其餘三個科進行精簡縮編。陳雲兼一科科長，潘漢年兼二科科長，康生兼三科科長。最後，採取更嚴密的防範措施，強調單線聯繫，嚴格限制相互之間的往來，以確保特科工作人員的身份安全。「當時特科同志之間，除相互之間有一二人的聯繫外，並無其他聯繫。」
（二）深入社會，隱秘工作。特科組織要在白色恐怖下生存和活動，就必須依靠全體黨員嚴格執行秘密工作紀律，利用公開合法的形式來掩護特科工作，密切與群眾的聯繫，隨時防止敵人的襲擊。一方面，為了擴大情報來源，爭取社會支持，陳雲和潘漢年等人充分利用各種關係，積極廣泛地跟上海各階層人士建立聯繫。這些人中有社會名流如董健吾、楊度等，也有普通店員、郵遞員等。這些革命的同情者利用其合法的社會職業為中央特科的工作提供了很多便利。另一方面，陳雲改變了特科的活動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員以真實的公開職業掩護自己，從而能夠深入社會活動，通過社會活動去建立起各種社會關係，以這些社會關係掩護特科的工作。在深入群眾的基礎上，陳雲花了幾千塊錢，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辦了一二十間小商鋪，分佈在上海各個地區，以做買賣的形式掩護特科人員的往來接頭。比如，他在上海紅廟路派人開了一個木器傢具店，像一個舊貨商店的樣子。那時在白色恐怖嚴重的上海，中央經常要根據形勢的變化，設立或撤銷某個機關。有了這個木器店，「機關搬家的時候，東西都弄到它那裏去，要成立機關，沒有傢具又可來搬，很方便，是倉庫，又做商店，又接頭」。
對於特科這些工作方式的變化，一個當年的國民黨特務在回憶錄中感慨道：「實行新的隱蔽策略之後，把我們在共黨中所建立的線索，一下割斷了，於是我們的耳朵又失靈了，眼睛又失明了。我們只知道共黨的地下組織已經變了，但是怎樣變？何人負責？機關設在哪裏？一切具體情況，我們便茫然無知。」
（三）將計就計，深入敵營。顧順章叛變後，敵人實行自首政策，妄圖分化、瓦解中共中央的特科機構。陳雲與潘漢年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將計就計，派特科人員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敵特機關，在其內部建立情報點。這個建議得到中共臨時中央的批准。另一方面，為了進一步保障特科骨幹的人身安全，陳雲和潘漢年經過商議後決定：保衛機關的幹部被捕後，如無法掩藏身份，在不幫助敵人破壞組織（抓人、破壞機關）的條件下，可以實行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敵人內部獲取情報，或者在適當時候潛逃回部隊。
「假自首」政策的實行有效地破壞了敵人的自首政策。它一方面為特科人員打入敵人內部開闢了一條新途徑，另一方面也減少了不必要的犧牲，為中國共產黨保存了一批骨幹。後來的事實也證明絕大多數經黨批准向敵人“自首”的幹部在脫離敵人魔掌後，又義無反顧地投入與敵人的鬥爭中。更為重要的是，該政策成功地混淆了敵人的視聽，對“真”“假”叛徒都心存疑慮，放慢了向特科進攻的腳步。敵人也因此對大叛徒顧順章失去信任，將其秘密處死。
（四）保衛中央，懲凶除惡。中央特科的另一項重要任務就是保衛中央機關和重要領導人的安全，設法營救被捕的戰士。1932 年11 月，中央領導人瞿秋白因遭受敵人的秘密圍捕而潛藏於魯迅家中。中共中央為了確保他們二人的安全，特別委派陳雲在一個雨夜將瞿秋白夫婦從魯迅家中安全轉移。在《一個深晚》一文中，陳雲詳細記述了與魯迅會面的情景，並稱讚魯迅是「愛護我們黨，愛護我們革命戰士的中國共產黨的最好的朋友」。此外，曾經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的“牛蘭事件”中，陳雲及其領導的中央特科為成功營救牛蘭夫婦再次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正如陳雲所言，中央特科的工作重點是政治保衛，打擊敵人應該服務於保衛工作。面對特務和叛徒的囂張氣焰，為了鼓舞戰士們的革命士氣，陳雲遵照中央指示，召集潘漢年等人商議，決定在短期內對敵人的首惡分子，用武力手段予以鎮壓。經過陳雲等人的周密部署和多方努力，一名敵方的特務首腦被成功刺殺。公開鎮壓敵特首腦的勝利，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開闢了嶄新的突破口，此舉更令敵特和叛徒大受震撼，有力地打擊了敵方的囂張氣焰，就進一步為中共情報機構分化、爭取和利用他們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原載於《黨史文匯》，作者，張伊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