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聞天被批鬥（資料圖）
結果卻讓人始料未及，廬山會議發言讓張聞天的政治生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成為整個命運的轉折點。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究竟講了什麼話，讓他遭受如此磨難？廬山會議講話到底給他帶來了哪些變化？到底該怎樣看待他的廬山講話？所有這些無不引起人們的興趣。
本文原載於《湘潮》
廬山會議前，張聞天擔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一直在外交領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就大躍進運動、社會主義經濟、黨內民主作風以及彭德懷的信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談話，引起了不少同志共鳴。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角度來說，張聞天的講話是對現實問題的深刻反思，是黨內民主政治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現象，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結果卻讓人始料未及，廬山會議發言讓張聞天的政治生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成為整個命運的轉折點。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究竟講了什麼話，讓他遭受如此磨難？廬山會議講話到底給他帶來了哪些變化？到底該怎樣看待他的廬山講話？所有這些無不引起人們的興趣。
廬山會議氣氛緊張後，田家英、胡喬木紛紛勸說張聞天不要講話，但他沒有退縮……
1958年以來，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浪潮。由於缺乏充分理論準備，大多數人對於中國的建設問題盲目多於科學，衝動超過冷靜，致使正常經濟生活被一次次狂熱打亂。張聞天赴上海、杭州等地開展調查研究後，逐漸感覺到「大躍進」狂熱下隱藏著的種種問題和危機，並對“左”的錯誤的嚴重性和根源有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同年10月，他與夫人劉英到東北視察，當時東北各地土高爐已經遍地開花，張聞天嚴厲地對吉林省委負責人說，這樣蠻幹，得不償失。與此同時，毛澤東等許多中央領導同志也看到了不少問題，遂決定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運動中“左”的錯誤傾向。
1959年7月2日，廬山會議開幕，毛澤東在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前提下，指出了執行政策中的一些不足和教訓。他認為，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破壞了工業平衡，只抓鋼鐵工業，農村基層幹部脫離群眾瞎指揮，盲目追求產量搞浮誇等等。其實，毛澤東的講話既是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基本態度，又為廬山會議的中心議題定下了基調。
7月3日至10日，與會人員編成6個小組開展討論，張聞天在華東組，彭德懷在西北組。討論過程中，張聞天發言說：「‘大躍進’運動給外交部門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動,尤其是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有的兄弟國家還跟我們學躍進，搞得也很被動。」相比之下，彭德懷的講話則具有濃重的火藥味。不僅如此，劉少奇、朱德、王任重、周小舟、譚震林等人都有分量頗重的批評發言。會議期間，張聞天曾經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
為充分表達個人意見和建議，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約4000字的信。他首先肯定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的正確和成績，然後著重指出了存在的缺點和失誤，並初步提出了解決的主要辦法。16日，毛澤東將這封信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和“印發各同志參考”的批語，發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志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一些與會者表示贊同彭德懷的意見。周小舟說：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隨後幾天，黃克誠、張聞天分別表示支持。但是，責難者也大有人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最早指責“得不償失”；還有人宣稱“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用字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隨著這些論調的提出，廬山會議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
話。田家英勸說道：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就別講了。婉轉地透露了「上面」有不同看法。張聞天表示不去管它。未久，胡喬木也來電話稱，毛主席將要批判彭德懷，還是少說為好。不僅如此，張聞天的秘書也感覺到發言內容與對彭德懷批判逐步升溫的氣氛難以吻合，表示擔心會遭到冷遇，還是不講為好。但是，張聞天聲稱不能退縮，仍然堅決要講，而且要系統講一下。由此可見，張聞天對於發言問題是經過審慎思考的，準備也是非常充分的。
張聞天侃侃而談，講了3個小時，涉及13個問題，在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7月21日下午，張聞天在廬山會議華東組發言。雖然組長柯慶施和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達不同意見，但他堅持毫不讓步，按照擬好的提綱直抒己見，侃侃而談。張聞天總共講了3個小時，涉及13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的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概括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四個主要方面：
第一，「大躍進」運動的後果及其原因。「大躍進」運動的不良後果主要表現是：其一，造成不少經濟問題。由於指標過高、急於求成、加之比例失調，造成一系列失誤，比如國家資金、物資大量積壓、浪費，發了工資不生產，或生產了不能抵償消耗造成的減損。其二，造成信譽損失。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應該說，這一分析是比較中肯的。關於產生問題的原因，張聞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毛澤東的預想。他首先肯定了缺乏經驗，進而指出我們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方法、作風上去探討。並總結提出：一是將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程度，變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二是對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認識上存在混淆及錯誤，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科學，領導經濟工作光政治挂帥還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我們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單靠提幾句政治口號，那都是空的。三是對生產關係理論認識偏頗，為了急於過渡而否定集體所有制，否定按勞分配，大搞平均主義。
第二，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看法。他指出，集體所有制還有積極性，應該確定下來，穩定下來，不要強行改變；小商品經濟還不能廢除，應該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按勞分配建立的是正確的國家、集體、個人關係，是先公後私，公私兩利的辦法；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結合的，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共產主義風格、為集體犧牲個人的思想可以進行宣傳，可以用來要求少數人、先鋒隊或者先進分子，但是不能當作制定現行政策的根據；社會主義不是要將富的拉平，而是要將窮的向富的提高，用平均主義來拉平是不正確的思想；搞群眾運動要適應生產的要求，要有利於生產，而不能妨礙生產。實際上，他談到的這些問題對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些提法與正在進行的大躍進和公社化的現實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給人以非議大好經濟形勢之嫌。
第三，強調黨內的民主作風問題。張聞天說，勝利容易讓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乃至聽不進不同的意見。所以說，發展黨內民主作風是十分重要的。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我們不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光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杆子，都在我們手裏，怕什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第四，總體肯定彭德懷給主席的信。張聞天提出，彭德懷意見書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關於得失的看法，他說彭總講的是局部問題，主要意思還是強調成績。關於各方面關係緊張具有政治性的問題，張聞天說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係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但應該引起我們的考慮。關於浮誇風問題，彭德懷強調的是普遍性，對某些地區、部門說來，他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誇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關於糾“左”比糾右難的問題，張聞天說現在是局部問題，比過去糾正錯誤肯定容易，但容易到什麼程度，還要看我們工作做得怎樣，抓得緊就容易，抓得松就不那麼容易。關於將長期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的問題，彭德懷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並不大。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張聞天提出，“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從以上言論看，張聞天為彭德懷所進行的辯解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在於，這些話和毛澤東對彭德懷來信的處理原則大相逕庭。
張聞天的講話，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許多同志表示支持。親歷過那個難忘場面的李銳說：張聞天「有經濟理論的修養，因而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站得高，看得遠」。發言結束後，張聞天對秘書表示，希望這次發言能夠引起會議討論些問題。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時說，今天我講了3個鐘頭，支持了你的觀點。彭德懷將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隨後告訴張聞天說：“你講得很全面。”
應該說，張聞天的發言是長時間思索的結果，為了更好解決發展中的不良傾向，他緊緊抓住了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得比較透徹深刻，揭示了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具有非常強的現實針對性，也表達了一些與會同志的想法和意見。這個講話應該是非常及時，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而，張聞天和彭德懷都沒有料到，他們的行動會在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並進一步改變了廬山會議的主題。
改變廬山會議主題後，張聞天百口難辯，違心的檢查接二連三……
和彭德懷的信相比較，張聞天的講話可謂進一步觸及到了一些重大理論和黨的基本制度，與毛澤東所定會議的基調就離得更遠了。為此，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逐一批判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意見，聲稱他們將自己拋到離右派只差30公里了。當天，張聞天的發言被整理出來，在第20期的《廬山會議簡報》上刊出。這件事對張聞天觸動極大，他曾到「美廬」院外，請求和毛澤東見面。但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
不得已，張聞天於24日作了補充發言。他指出：我沒有經驗，從旁邊看的，與整個群眾運動聯繫得不夠。我們要講缺點，你們要講成績，這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經常講出來，經過爭論，認識一致了，問題就解決了，現在有顧慮的人還是不少的。彭總寫了一封信，引起大家爭論，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爭論，有話就講，大家認識一致了，沒有負擔了，這就是心情舒暢。有什麼講什麼，就沒有什麼緊張了。我有時也想，不關我的事，我講不講，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講了以後還有些後悔，我何必講呢？緊張狀態的確是存在的，養成民主風氣很重要。」
不久，會議秘書機構送來張聞天發言記錄全文，要求核對，他知道問題越發嚴重了。7月26日，毛澤東提出現在黨內外的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同時，各分組接到了指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可以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與此同時，張聞天在小組會上辯解和檢討說：由於對有些同志怕講缺點，心中有些不滿，覺得既然要總結經驗，那就要講缺點。因此在小組會上，在肯定了「大躍進」和總路線以後就大講了一通缺點，還批評了一些不願意講缺點的論點。我當時自以為這樣做是出於責任心，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並不懷疑自己立場有什麼問題。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使我大吃一驚”。開始時，對主席所說的立場問題、動搖問題體會不是那麼深刻，總以為自己的立場是擁護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在上次發言的開頭、中間和結尾也都講了這一點。但是，現在反思一下為什麼強調缺點和反面的經驗？“實際上”確實是“立場問題動搖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一是沒有直接參加「大躍進」運動，對群眾的思想感情體會不深，對國內當前的主要政治動向認識不清；二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條主義，夸夸其談的老毛病還沒有完全克服。
7月31日、8月1日，毛澤東在「美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懷“談話”。毛澤東強調說：洛甫（張聞天）是理論家，這次犯有錯誤。洛甫的馬克思主義哪裏去了？你們要瓦解黨，這回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基於這種判斷，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此後，廬山會議改變了方向，開始轉變為對張聞天等人的大批判。
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動員全黨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指責張聞天說：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舊病複發，他還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當天，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也公開印發。信中說張聞天陷入所謂“軍事俱樂部”，和彭德懷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還批評張聞天從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儘是假的”，認定張聞天是“舊病複發”，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面對壓力，張聞天只得寫出書面檢討，被迫承認“右傾”，犯了“政治性的嚴重錯誤”。並同時給毛澤東寫信，表達了希望得到諒解的心情，期待“滿天雲霧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3日至10日，會議分成三個大組，分別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展開批判鬥爭。在批判過程中，柯慶施、康生、林彪、謝富治等最為積極。柯慶施批評張聞天的發言與彭德懷「有同樣的情況」，涉及到“立場問題”、“路線問題”了。更有甚者提出，彭德懷是黨內反對總路線的代表，張聞天的發言則是“一個反總路線的綱領”。儘管張聞天等人在討論中，反省了自己看法的不當之處，甚至不得不違心地檢討對1958年工作失誤的批評，但是與會者已經難以心平氣和地聽取他們的意見了。
8月11日，毛澤東作大會發言強調，張聞天是教條主義，彭德懷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帶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參加革命的，對無產階級革命都沒有精神準備，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13日至15日，張聞天、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在大會上檢討。張聞天被迫承認犯了「反黨的右傾路線錯誤」，自己的發言和彭德懷的信是“這條錯誤路線的綱領性的文件”，損害了毛澤東同志的威信，損害了黨的利益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但在回答什麼是「反黨集團」的目的、計劃時，張聞天總是說“我腦子裡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等話，進行搪塞。檢討發言後，受到與會者對“斯大林晚年錯誤”這句話的追問，張聞天坦率承認這句話是在同彭德懷談話中講的，是從說毛澤東同志說了算，毛澤東同志不民主，集體領導等問題扯起來的。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指出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他們“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由來已久”，“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並宣佈將張聞天調離外交部，但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後效。這些決議，將黨內正常的意見表達上升為路線鬥爭，體現了全黨政治民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
8月18日，張聞天在巨大的群體壓力面前不得不承認錯誤，下山的當天，他寫給毛澤東一封信說：我這次動了大手術，對我以後的身體健康，定會起良好的影響。我衷心地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給予我的幫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毛澤東收到這封信，當即批示：印發各同志，印160多份，發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從7月23日到8月18日，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處置過程，黨中央對這一事件的處理存在些許不足，破壞了黨內的民主氣氛。在全黨內部，甚至高層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是在所難免的事情，對待不同意見應該堅持團結的方法。但是，實際上採取的批判處理方式，直至發展到實行「圍攻」，不許本人辯解，甚至不許別人發表同情支持的意見，都對張聞天等人造成了更大傷害。
調離外交部、調離社科院經濟所、遣送廣東肇慶、遷居無錫……一次次地打擊著張聞天，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給他換來兩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隨後，他的命運被徹底改變了。
廬山會議閉幕後不久，全國外事系統開會，集中火力批判鬥爭張聞天。隨後，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內容根據統一佈置集中在所謂「反黨集團」和“裏通外國”兩個問題。此時，儘管張聞天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實際上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已被迫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雖然遠離了權力中心，可張聞天卻不肯賦閑在家，多次寫信申請工作。1960年11月，他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工作，遂潛心研究經濟問題。1962年8月，張聞天寫成了給中央的報告《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報告的中心意思是建議中央開放市場。在送交中央之前，他還鄭重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送上去不出兩個月，八屆十中全會就重點批判「單幹風」、“翻案風”，決定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進一步審查。張聞天這篇報告又變成了新的“罪證”。1965年，經濟所進行“社教”運動，這篇報告又成為新的批判對象，說它是反映了沒落階級的要求，甚至說是又一次向党進攻，性質嚴重，超過了廬山會議發言。後來，科學院學部召開批判張聞天大會，這篇報告仍然是集中批判的重點，甚至鬧到對南方調查中接觸過的人也都要進行審查，凡是有過與張聞天相同觀點的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聞天自然難以擺脫厄運。批判過程中，有人指責說，他的廬山會議發言是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8000多字的發言，只有270個字講了成績，還使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前分明是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此外，還有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講這些話，說明其居心叵測。
1969年10月，張聞天、劉英夫婦離開北京，被遣送到廣東肇慶。在那裏，張聞天化名「張普」，生活了6年。此間，他雖然已是垂垂暮年，但思維仍然清晰、敏銳。他一直沒有間斷過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深深思索，對社會主義國家治國興邦規律的孜孜探求。以僅有0.2的視力，艱辛寫作，總共寫下10多萬字的文章和筆記。其實，在此期間，毛澤東也在反思廬山會議。他曾在1969年、1973年的“九大”、“十大”籌備期間，兩次提出讓張聞天進中央委員會，只是由於康生、江青等人的阻撓才沒有實現。
1974年10月，張聞天致信毛澤東，要求遷回北京居住。毛澤東不願意讓張聞天再次回到北京，授意張玉鳳簽批了意見:「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另換一地方居住。」張聞天想回故鄉上海，又不獲准。最後他決定到臨近上海的無錫。接下來的日子裡，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背著毛主席實行法西斯手段，張聞天最後的處境很凄涼，於1976年7月1日含冤逝世。
1979年8月，黨中央召開追悼張聞天大會。大會充分肯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並莊嚴“決定為他平反和恢複名譽”。會議號召全黨向張聞天學習：學習他服從真理，誠懇修正錯誤，勇於自我批評，善於吸取歷史經驗的優良品質；學習他作風正派，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突出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處事民主，善於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白，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1981年6月，張聞天正式得到平反。所有這些，或許是對張聞天最好的告慰吧。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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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
本文摘自《紅牆童話：我家住在中南海》，王凡 東平 著，作家出版社出版
中南海最早的舞場
每星期六下午，家在豐澤園附近已經讀書的孩子們，陸續從育英、育才、師大女附中或師大二附中回來。晚飯後，夜幕降臨，呆在家中的他們，就會聽到一陣陣富於節奏感的旋律，從不遠處飄來。胡喬木的女兒胡勝利說：「在我們家不用出門，就能聽到春耦齋的音樂。」
曾經隨父母進過舞場的孩子，聽到這樂曲，就知道是舞會開始了。
多數男孩子對舞會並無興趣，在舞場出現，純粹是因為實在沒有什麼好玩的去處，找個熱鬧而輕鬆的地方起起鬨、搗搗亂。這時，他們就會帶著追隨他們的小一點的孩子，循聲摸索，繞過曲徑迴廊，找到春耦齋。
女孩子們和男孩子不同，音樂和舞蹈對她們總是有誘惑的，家長們也常領著她們到舞場。一來她們比男孩子更依戀家長，二來除此之外再沒什麼娛樂項目，就讓孩子在音樂和舞蹈中感受快樂吧。
中共領導機關內組織舞會，可以追溯到延安時期。當時是戰爭環境，中共領袖們工作也緊張，根據地文化生活也單調，就靠跳舞來調劑一下生活。這種方式，在西柏坡時依然保持著。
新中國初創時，緊張工作的情況並沒有立即出現多少改變，或者說是更有甚之。所以，中共領袖和中央辦公廳機關搬進中南海，在緊張的新政協會議籌備，新政府的構建之餘，仍舊以插空安排場舞會的方式，使領袖們鬆弛一下，運動一下，恢復疲勞。
開始是每周一次，也許是考慮到中央領導同志的活動太少，一次舞會的運動量明顯不夠，一段時期以後，就改成了每周安排兩場，周三和周末。
這是一項比較經常的活動，讓領袖們到外面的場所參加舞會，從安全的角度顯然是不可取的，應該安排在中共領袖們居住得比較集中，來去也比較方便的地方。
1949年9 月以後，中共的最高領袖都搬入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的部分直屬機關，也在中南海內辦公，把舞場選在中南海內是比較合適的。當時，毛澤東、劉少奇、朱德、周恩來等居住的寓所，都在豐澤園一帶。豐澤園西北的春耦齋，東面的勤政殿前、瀛台橋北的空曠之地，成為中南海內最早的舞場。
最主要的舞場在春耦齋，宮苑書齋式建築的春耦齋，顯得素雅渾厚，單檐四角攢尖頂，灰牆灰筒瓦，地鋪紫綠石。整個建築面闊5間，進深3間。室內雖然雕梁紅柱，彩繪飾頂，但因年久失修，漆彩斑駁，已經褪去了當初的富麗。
民國肇始，春耦齋常常充當統治者擘劃政務的場所。民國第一任正式總統袁世凱、1913年的代理國務總理段祺瑞，都在此召集過財政會議。1918年10月，與段祺瑞抗衡的代總統馮國璋下台，被安福國會舉為民國總統的徐世昌，將其總統辦公處，設在了春耦齋。
春耦齋用作舞場後，偶爾也被用來開一些中小型的會議。廳內擺設了一些櫥櫃、屏風、桌子以及沙發和軟椅。這樣一來，供跳舞的地方，僅餘六七十平方米了。當時的地面，還是紫綠方石鋪的，雖不夠平滑，但比起延安、西柏坡的舞場，已經「豪華」多了。
朱老總跳舞
經歷過延安和西柏坡生活的孩子們，在春耦齋里看見的，有許多是認識的面孔，中共領袖，秘書和警衛，中直機關的老人。連起初擔任伴奏的，都還是在延安、西柏坡時就愛在業餘時間鼓搗樂器的機關幹部。一段時間以後，他們才被更專業的演員們取代。
伴奏者是老的，樂曲也多是老的，有傳統的民族音樂，有根據根據地的老歌改編的樂曲。例如《雨打芭蕉》、《步步高》、《旱天雷》、《採茶撲蝶》、《花好月圓》、《茉莉花》；還有《瀏陽河》、《南泥灣》、《綉金匾》等等。
偶爾，也穿插一兩首外國樂曲，如《送我一枝玫瑰花》、《義大利花園》等。由專業演員取代業餘演奏者以後，這類世界著名舞曲，似乎比以前多了一些。
業餘演奏者很投入，專業演員水平高，吸引得有些人也來到舞場，卻並不是為了跳舞，而就是要欣賞欣賞音樂。如是者最典型的，就是胡喬木。
胡喬木夫婦對跳舞都沒有興趣，在春耦齋舞場上，是很難見胡喬木夫婦蹤影的。但他們也不是絕對的不去，有時為了換換腦筋、鬆弛一下，在靜谷曲徑漫步時，受悠揚的舞曲吸引，踅進春耦齋，聽聽舞曲。後來又增加了一些文藝節目表演，他們也會看一會兒。
春耦齋的舞會，參加者最初幾乎都是在中南海里工作的機關幹部，大多數孩子的父母，不論跳得好醜，都在這個舞場裏亮過相。開始去時，各單位都對參加者打過招呼，不要透露自己的單位和身份。
舞場上的焦點，是幾位最高領袖和他們的妻子們。所以一追溯春耦齋的舞會，孩子們就會記憶起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如何如何。
每次舞會都準時到場，又準時離去的，是朱德朱老總夫婦。他們總是在8點15分左右，舞會開始了一會兒後，悄然走進春耦齋。
舞場上的朱老總，常穿一套淺灰色的中山裝，腳上則習慣穿黑色軟底布鞋。夫人康克清通常穿一件藍色便服。他們兩人一進舞場，就隨著樂曲起舞，跳得很默契。走著舞步的朱老總總是含著微笑，人們形容說和他標準像上的笑容一樣。
一曲終了，朱老總才會找一張沙發坐下。在春耦齋內南牆中門右側，排放著四五個寬大的單人沙發，是供來跳舞的領袖休息的。沙發中間有茶几相隔，上面擺著茶杯、煙灰缸，還有一盤小毛巾。
已經是60多歲的朱老總，跳幾支曲子就要休息一下。間歇的時候，他會邀舞伴坐在他休息的沙發旁，輕鬆地聊一會兒。他的記憶力相當好，同他聊過的人，下次再碰見，他還能叫得出名字，記得起聊過的事情。有時，他會被閑談的趣事逗樂，此刻的笑容，就比標準像上的生動多了。
康克清在休息時，總是安詳地坐在和朱老總隔幾個位子的椅子上，而不是坐沙發。春耦齋舞場內的椅子，什麼樣子的都有，高高低低，有軟有硬，像是從不同的單位搜羅來的，也沒有統一的布罩。可見在那個時期，領袖的娛樂場所也沒什麼講究。坐在椅子上的康克清，或者和熟人打打招呼，聊聊天；或者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昂首闊步」。
有時，朱老總的鞋帶鬆開了，康克清馬上會注意到。曲子一間歇，她就走到朱老總身旁蹲下，邊為他系鞋帶邊說：「老總呀，你的鞋帶兒跳散啦。」系好後，她依舊回到椅子上，笑眯眯地看著朱老總跳舞。
9點15分左右，康克清會提醒朱老總，回去休息的時間到了。「好，再跳最後一個。」碰上朱德興緻特別高的時候，他會提一點小小的請求。有時，朱老總的最後一個舞不一定跳到曲子終了，便和康克清走向衣帽架，取下衣帽，像來時一樣悄然退場。
劉少奇三步跳得好
劉少奇到春耦齋跳舞的時間好像沒個準兒，有時舞會還沒開始，他就和夫人王光美來了；有時則到朱德夫婦走了，他們兩口子才來。後來他們的孩子稍大些以後，有時他們一家同時到場，有時王光美和孩子們來得早些。
到場早時，他們總是面帶微笑，向認識的人點頭致意，和熟人握手寒暄。當樂隊奏起了舞曲，劉少奇都是和夫人王光美共舞第一支曲子。
這一曲舞過之後，王光美就招呼舞場上的其他女同志邀劉少奇跳舞。她自己則到旁觀的人群中，找熟人攀談。多數人對王光美的印象是落落大方，待人親切隨和，所以許多人都和她談得來，也願意主動和她打招呼。
跳幾支曲子後，劉少奇也會找個沙發一靠，吸顆煙，稍事小憩。和他跳舞的幾個女同志就會圍過來為他點煙、倒茶，等著過一會兒再邀他跳舞。王光美見有那麼多女同志等著和劉少奇跳，自己就另覓舞伴跳舞。
有一次，劉少奇夫婦來跳舞時，楊尚昆夫婦也在場。當一曲悅耳的探戈舞曲奏響，楊尚昆夫人李伯釗，邀劉少奇跳舞。她是位老文藝工作者，早在瑞金時期，她就和錢壯飛、胡底編寫了話劇《為誰犧牲，為誰打仗》，還擔任過中央蘇區高爾基戲劇學校的校長。抗戰期間，她主辦過晉東南魯迅藝術學校。
他們兩人的舞步與樂曲的節奏非常協調，舞姿也很優美，吸引得不少人停下來觀看。當他們跳完這一曲時，在場的人都為他們的優美舞姿鼓起掌來。一向較嚴肅的劉少奇，露出微笑向大家招了招手；李伯釗則以她戲劇藝術家的風度，向大家鞠了90度的大躬，給舞會平添了幾分歡快。
在舞場的劉少奇也常常是一臉嚴肅，對此連孩子們也發現了。跟著叔叔阿姨們學會跳舞，聽到春耦齋的音樂，就忍不住要去湊熱鬧的周秉德，和毛澤東、朱德、劉少奇都跳過舞。她說劉少奇，「舞姿很優雅，舞步準確輕快，但是他彷彿不太會笑，話也不太多，臉上總是嚴肅的慈祥，讓人有點距離感。」
劉少奇和王光美的退場，有一個明顯的標誌，就是再共同舞一曲：
「約10點半鐘……這時，王光美又請少奇同志跳舞了，有人告訴我說：少奇同志快要退場了，因為王光美同志總是和少奇同志跳第一場和最後一場，然後就走。我注意看看王光美同志與毛主席和周總理打招呼，他們都微笑著點頭示意。一曲終了，果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同志一起走到門口，穿好衣服走開了。」
毛澤東將陝北秧歌融入交際舞中
毛澤東一般也是在開場以後才到，但有時他到得很晚，要10點鐘左右才來。
如果樂隊得到毛澤東就要進舞場的通知，音樂就會戛然而止，場內的燈光也會全部亮起來。到舞會次數多的人，遇到音樂突然停，燈突然全部亮起來，就知道是毛澤東要進來了。
此刻，人們通常是閃在舞池周邊，等待毛澤東到來後重新起舞。但毛澤東有時並不是來了就跳舞，而是和先到的其他領導人打個招呼，在沙發上坐一會兒。服務人員會立即為他點煙、泡茶，一些女同志會簇擁在沙發旁，等待和他跳舞。
毛澤東的到來，往往能使舞場的氣氛為之一變。這種變化並不表現為外在的場面的熱烈，而是人們內心的、精神的變化。正如一位舞會參加者描述的那樣：「舞場的氣氛也更活躍、更莊重，滿場的人都興高采烈，都在微笑，但卻聽不到任何嘈雜、喧嘩。」
心情最為激動的，是那些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景的人，讓我們聽聽另一位親歷者的追憶：「我也一眼就認出，這是我一直盼望見到的領袖毛主席……這時我的心在亂跳，嘴在嚅動，嗓子也要喊出聲來，幸虧全場格外的寂靜，我才控制住自己，沒有喊出‘毛主席萬歲’來。」
樂隊為毛澤東奏起的第一支曲子，通常是《瀏陽河》。樂曲響起來，毛主席就帶著擠在最靠近他身邊的女同志，步入舞池，四周的人也紛紛隨之下場，舞會漸漸進入高潮。
一位多次和毛澤東跳過舞的人回憶說：「毛澤東喜歡民族音樂。每當聽到他喜歡的《瀏陽河》，他的目光立刻變得柔和了，情思悠悠，彷彿走進了一個夢裏。舞曲換成了《步步高》，他越來越神采飛揚，雙眸熠熠生輝，舞姿更加瀟洒。」
關於毛澤東的舞姿，我們還是聽聽專業人士和做過毛澤東舞伴的人們的評價吧：
「毛澤東的舞跳得極其有‘份兒’的，他把陝北大秧歌和類似迪斯科中的動作融進了交際舞中。這在50年代的交際舞中，是很少見的，純粹是毛澤東特色。文工隊的舞蹈演員們也曾模仿過毛澤東的動作，卻沒有他來的那麼從容、帥氣。」
「主席的四步舞跳得非常嫻熟輕盈，步調活潑多樣。他帶著舞伴時左時右，時進時退，輕鬆靈活，從不走錯步踩對方腳。有時他走大步，步伐矯健有力，右手還在舞伴的腰背上打拍子；有時跳快四步，他挽著舞伴轉了一圈又一圈，舞姿瀟洒合韻，全不像個年過花甲的老人；有時他擺動雙肩或身軀，看得出是故意加大活動量，以達鍛煉之目的，而舞步又都符合樂曲的旋律。」
這些追述的文字，多少讓人感到含著幾許崇敬色彩的修飾；相形之下，孩子們的回憶，則在平鋪直敘中透著率真。
領袖，在孩子們幼稚的心靈還是個太抽象的辭彙。一個稱職的、傑出的領袖，對一個黨、一個國家以及民眾自身的利益意味著什麼，其間複雜的邏輯和殘酷的現實，還有待爾後的教育和灌輸。當真的經歷了如是鋪墊，他們再和領袖見面時的心態，果然就有了變化。
此刻，他們對舞場上的毛澤東的印象更深的是他身材的高大，幾乎所有的舞伴，都比他低大半個頭甚至一個頭；另一個就是毛澤東的長腿大步。
汪東興的長女汪延群說：「我幾次去春耦齋，都是和小學的同班同學濤濤在一起。我們坐在一起觀看幾位領袖的舞蹈，分辨曲子是快三、慢三，還是快四、慢四。一次，濤濤問我：‘你看毛主席跳的是幾步舞？’我想也沒想就脫口而出：‘一步！’我覺得，不論樂曲怎樣變換，也不論是向前、向後或旋轉，毛澤東都是均勻地一大步，一大步地邁，所以我認為是一步。而且他的一步特別大，女舞伴得兩三步才跟得上他。」
周秉德的感覺是：「記得我與毛澤東伯伯跳舞，別管是三步四步的舞曲，總是被身材高大的他攬在懷中來回晃呀晃，像乘上大船，在音樂中隨波蕩漾。」
舞場上能較和諧地與毛澤東搭檔的，是楊尚昆的夫人李伯釗，她舞姿熟練輕盈，能和毛澤東配合得很好。他們一面跳，一面有說有笑，李伯釗文藝宣傳生涯的起始，就是奉毛澤東之命，到寧都起義的趙博生、董振堂部隊進行慰問演出。她參與創作的第一部話劇，也是受毛澤東一再叮嚀的啟示。因此他們見面，總像老朋友一樣親切。
江青出現，音樂改變
江青在春耦齋舞場留給人的印象，也是相當深的。她的氣質中，好像含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氤氳，能讓人很快就有感覺。
在孩子們的記憶里，在中南海春耦齋舞場，江青和毛澤東，幾乎沒有像朱德和康克清、劉少奇和王光美那樣，相偕而來過。多數情況下，她來得要早一些，但有時也會到得晚一點。
如果她和毛澤東同時出現在舞場上，毛澤東會和她共舞一曲。江青在當年的女性中，應該說是屬於高個子了，所以和毛澤東跳舞是滿般配的，她跳得也好。但她和毛澤東跳得很少。有人說這是因為江青喜歡跳那種舞蹈性強的，像倫巴、探戈一類的舞。跟毛澤東，就難以施展她的舞技。
喜歡跳舞的江青，有時為了盡興或營造氣氛，還會親自參與舞會的張羅，由她出面邀請總政文工團的樂隊來為舞會伴奏。當這些專業的樂隊一來，氣氛確實不太一樣。
最初，江青在舞會上是比較活躍的，特別是對在一個單位工作的人。但是到了後來，她就不像初進中南海時那麼活躍了，幾位後來在舞場見到江青的長輩，追憶的情形就有了變異：
“走進一個身材瘦長，板著黃面孔戴著金絲眼鏡的女人，她身穿暗黃色的連衣長裙，外披灰色大衣，頭髮梳得高高的，腳下穿著高跟鞋，更顯得身材的比例失調。她氣度不凡地站在門口，等隨從人員幫她脫下大衣，便傲然走向少奇同志，互相致意後，就坐在剛才朱老總坐過的沙發上。這時，我身邊的同志……說那個高傲的女人，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是毛主席的秘書……
江青的舞跳得自然不錯，還能跳各種花樣，樂隊還專為她演奏‘華爾茲’、‘倫巴’、‘探戈’之類的舞曲，只有她身邊的少數人陪他跳，她舞姿流暢，樂感強，不愧為電影演員出身。但因她個太高，神態太冷峻，別人很少有人敢請她跳舞，常陪她跳舞的幾個人，又都比她矮，跳起舞來伸展不開，我看她自己也不會覺得舒服。”
「江青的舞姿高貴，風範高雅。她每次在舞會上亮相，都經過精心打扮，穿著講究的裙服，在一片藍色的列寧裝的夫人們中間，宛如驕傲的孔雀，向人們顯示她苗條的身材，白皙的皮膚和主席夫人的地位。」
“這時，我們看到，江青出現在東頭的小門外，她身披大衣，站在門外的過道里。只見她雙手一抬，身後的工作人員接過她的大衣，現出她一身很合體的黑色的蘇式連衣裙。另一位工作人員搬過來一把椅子。這把椅子與舞場上的不一樣，是為她準備的。她坐下，就在她坐下的時候，一位護士在她背後墊進一個充氣枕頭。她筆挺地坐在那裏，面部沒有任何錶情，只是有時用手指托一下眼鏡架。少奇同志和王光美跳舞跳到她面前時，王光美很有禮貌地向她點頭示意，她只是把脖頸挺了挺，咧了咧嘴，似乎表示並不恭維他倆的舞姿。江青出現後，音樂也改變了，大多是慢三步和探戈，節奏舒展、流暢。她從不主動找人跳舞，只等著人家找她。我們看到，很長時間沒人去找她。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走來，細聲說：‘你們可以去找江青跳舞。’可是我們仍坐在那裏。過了不久，又有一位工作人員來對我們說：‘你們是來跳舞的還是來看的，如果是來看的就出去。’說話生硬，態度也不好。後來我們才知道，曾經有過通知，各單位派去參加中南海舞會的，都必須跳舞，不跳的不要派……
找江青跳舞的大多是機關中和她比較熟悉的人和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她的舞姿是很優美的，跳起探戈風度翩翩，節奏準確，步伐自信，很是瀟洒。但是表情過於嚴肅、冷峻，有點令人望而生畏，難於靠近，也不敢靠近。”
陳毅夫婦的舞最和諧
自從周恩來搬到政務院辦公區域後，他就幾乎不到南海這邊來跳舞了。因為政務院辦公區域內，也開闢了一個跳舞的場所，就在紫光閣。
政務院的舞會就在紫光閣大廳舉行。據張元女兒簫遠音記憶： 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都來紫光閣跳過舞。但他們來時，跳舞是小範圍的，總共也就十來對人在那兒跳。
一般毛澤東來時，周恩來都會到場。在紫光閣舞廳邊上，也有一間小休息室。每逢毛澤東來跳舞，周恩來總會見縫插針地和毛澤東到小休息室里交談一陣工作，然後再跳舞。
因為這種舞會的範圍小，女舞伴不很多，周恩來每次都特別注意，和所有的女舞伴跳舞。他並不是一個人一支曲子地跳，而是在退場前，發現還沒有和哪幾位女舞伴跳過，便在最後一支舞曲里，和每個沒跳過的人跳幾圈。只要他在一支舞曲中和幾個舞伴舞蹈，就表明他將退場了。
紫光閣這種小範圍的舞會，通常時間並不很長。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說：「常常是在舞會結束之後，我爸爸和其他幾位副總理，就又到總理那裏開會去了。」
除了小範圍的舞會之外，紫光閣還有大範圍的舞會。來跳舞的，是在中南海里辦公的政務院幾個辦公室的幹部，不在中南海里辦公的各個部委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副主任們。總理、副總理有時也會來湊趣同樂。
每逢這種時候，還會邀請一些演藝界的客人。有些既到過春耦齋，又在紫光閣跳過舞的人，在敘述兩邊的感受說：「所不同的是，紫光閣舞會上來的都是客人，有華服盛裝的影劇明星，也有首都文藝工作者；而春耦齋舞會則是純家庭式的，全是自家人。」
在陳毅的兒子陳曉魯，女兒陳珊珊的記憶中，他們的爸爸走到哪裏，哪裏就熱鬧。在舞場也是如此，和相識的人打招呼，擺擺「龍門陣」。他們的媽媽張茜，是部隊文工團演員出身，能歌能舞，父母在一起，舞跳得很和諧。
李紫陽回憶：「跳舞是爸爸比較喜歡的一項娛樂活動。我媽媽雖然會跳舞，但對跳舞好像興趣不是很大，不是每次都陪著爸爸去。記得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夫人水靜阿姨，曾提到過我媽媽和毛主席跳過舞，那大概是陪我爸爸去江西開廬山會議的時候吧？」
當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幾位最高層領袖不在場，也沒有年事過高的領導人時，紫光閣的舞會氣氛就更活躍，顯得比春耦齋要喧鬧一些。
有些到紫光閣跳舞的部長，軍隊的高級幹部，比如像鐵道部副部長呂正操，空軍司令員劉亞樓等，其中好多人有留學國外的經歷。他們舞到興緻高時，節奏也快了，舞蹈的幅度也大了，還會把地板跺得嘭嘭響。這種場面，在春耦齋是絕對不可能出現的，這也是紫光閣舞場比春耦齋喧鬧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愛聽侯寶林
為了舞會能辦得熱烈活躍一些，而且好的舞伴能使領導人跳得更盡興些，達到多運動的目的，中南海內舞會的組織者，想到了從部隊的文工團抽調人員，參加中南海內的舞會。
於是，總政文工團、空軍文工團等單位，經過挑選的演員們，都常在舞會舉辦時，被請進中南海。這裏說的挑選，主要是政治方面的審核，而且從部隊文藝團體邀人，本身就是從政治可靠這點出發的。
因為是專業的演員，他們除了做舞伴之外，還能表演一些小節目。在舞蹈的間歇時，他們常常應領導人的要求，各展特長。這又啟發了舞會的主辦者們，特意安排演員們在跳舞中間穿插一些小節目，這既避免了間歇時場面的冷落，又能讓領導人稍事休息。
久而久之，組織者又考慮到各個領袖們的欣賞口味，考慮到節目的豐富和多樣性。毛澤東喜歡聽京劇，而且有較高的欣賞水準，進城後曾安排他到劇院去看過戲。但這樣的安排比較繁瑣，驚動的方方面面比較多，警衛的壓力也大，毛澤東本人也要受到許多限制。
而在中南海里的舞會中間，加幾個京劇的段子，就方便多了。於是京劇演員們被陸續請進中南海。李和增的《逍遙津》、《四郎探母》，李慧芳的《掩耳盜鈴》，張君秋的《潭記兒》，杜近芳的《女起解》，李世濟的《春秋配》，都在春耦齋里演出過。
在京劇的各色行當中，毛澤東比較喜歡老生戲，對李和增唱的《空城計》等片段尤其欣賞。因為戲劇演員就在跟前，他還同李和增等探討過唱段和唱腔的修改問題。有時，李和增不能到場演出，舞場的服務員知道毛澤東愛聽李和增的唱段，就放放他的唱片。
毛澤東聽京戲十分認真，常常隨著唱腔的節拍拍打沙發的扶手，晃著頭，嘴裏輕哼著唱詞。一次舞會間歇演出的清唱，是京劇《群英會》中的段子，演員唱時，毛澤東也跟著輕聲相和，口型與演員一致，一板一眼皆與唱腔合拍。
如果上演的是不熟悉的段子，毛澤東就會事先讓演員把唱詞寫給他，演員表演時，他就一邊看著唱詞一邊聽。因為和演員靠得很近，每個節目演完，毛澤東都要和演員握手致謝。
相聲是適應面更廣、老少咸愛的藝術形式，經常一露幽默的毛澤東也很喜歡聽相聲。侯寶林、郭啟儒、劉寶瑞、郭全寶，後來的馬季等著名的相聲演員，多次被邀到春耦齋來演出。侯寶林回憶說，自己給毛澤東說過150多個相聲段子，其中傳統的段子100個左右，新創作的50多個。
毛澤東特別欣賞侯寶林的相聲，聽到高興時，常常朗聲大笑。儘管如此，一般的段子他也就聽一遍。惟獨演《關公戰秦瓊》那次，毛澤東聽完了一遍，又要求侯寶林、郭啟儒再演一遍。顯然，作品對舊社會官僚軍閥不學無術，卻憑藉權勢地位發號施令的譏諷，引發了毛澤東的某些聯想。
還有一次，劉寶瑞和郭全寶合說《買猴》。生動形象的表演，風趣善意的諷刺，逗得毛澤東開懷大笑。相聲說完後，兩位演員上前向毛澤東鞠了一躬，毛主席隨即起身和他倆親切握手道謝。
相聲也是對孩子們充滿誘惑力的，像侯寶林、郭啟儒合說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夜行記》，劉寶瑞、郭全保說的相聲《買猴》等等，孩子們都能背出其中幾句最逗人的片段。
男孩子們開始對舞會感興趣，能耗著不走，最初就是受相聲的吸引。而且就是通過春耦齋舞會中間穿插的節目，早早地認識了侯寶林、劉寶瑞等中國的幾位相聲大師們。
這些相聲大師們來演出時，到的時候早了，就在東小門邊上的休息室里歇一會兒，等待演出。到休息室里等著看節目的孩子們，會在這裏和相聲大師們碰面。有一次，侯寶林來早了，在休息室內的沙發上閉目養神，也許是因為白天演出有些辛勞，竟睡著了。孩子們進來，聽到他發出輕輕的鼾聲。
本來，侯寶林到春耦齋演相聲，也跳跳舞。但有一次，他在跳舞旋轉時，不小心碰到了毛澤東。毛澤東並沒覺得怎麼，在舞場互相碰撞一下，本來也沒什麼了不起，可侯寶林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以後再到春耦齋，就堅決不跳舞了。演出來早了，他就在休息室里等著。
令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
既然說到了這個休息室，就在此多交代幾句。休息室是專為領袖們設的，和舞場僅一門之隔。舞場畢竟是娛樂場所，有音樂和嘈雜的人聲，遇到前面提到的類似周恩來找毛澤東等商量要務的情況，沒有這樣一個休息室，就很不方便。
其實休息室設立後，也不是除了領袖，別人就不得入內。像侯寶林等演員，就在這裏休息過；有些隨家長來的孩子，實在對交誼舞沒興趣了，也有跑到這裏打個盹的。
一次，李樹槐的長女李延梅，也跑到休息室，想等到舞會中間演節目時再出去看。誰知她等著等著，竟裹著換下來的舊窗帘，躺在沙發底下睡著了。
舞會結束了，她還沒有醒。李樹槐在舞場沒見到女兒，以為她回家了，可到家仍不見女兒。找遍女兒可能去的地方，仍不見蹤影。已經是凌晨時分了，他有點著急了。
長女李延梅是個惹人喜愛的孩子，春耦齋有舞會，李樹槐到那一帶巡視，常把女兒丟在舞場。有一次舞會中間演節目，在叔叔阿姨們的慫恿下，她毫不怯場地為大家跳了個「小白兔洗耳朵」的舞蹈。恰巧毛澤東也在場，他被女孩稚嫩的表演逗得哈哈大笑，抱了她半天。
聽說李樹槐女兒不見了，警衛處許多人被驚動了，都摸著黑到豐澤園、淑清院一帶尋找起來。最後還是警衛處的紀和富，在舞場的小休息室發現了李延梅，把睡夢中的她抱回了家。
被某些人說得很神秘莫測的舞場休息室，實際上不時會發生的，就是這一類的故事。
後來，舞會辦得越來越紅火，中間的節目也越來越豐富多彩。像歌唱演員張映哲、蘇盛蘭、張越男、馬玉濤，粵劇演員紅線女，歌劇《劉三姐》的主角黃婉秋，舞蹈演員陳愛蓮等，也都被邀請進春耦齋。此外，最受孩子們歡迎的，是雜技團的小型雜技、口技和魔術等節目。
由於邀請了演員，邀請了陪舞的文工團員，舞會的組織者們就在他們到來後，擺上一些水果、小甜點和汽水等飲料，夏天有時還有雪糕，當然所有到場的人都可以享用。這無疑是孩子們更加垂涎的「節目」，大人們都很有節制，淺嘗輒止，可孩子們就沒那麼多禮數了。
有節目可看，有甜點飲料吃喝，這就是舞會對孩子們越來越有吸引力的原因所在。當然，除了看跳舞，看節目外，還有熱鬧好看，就是大人們圍著領袖握手，不過這個場景並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來了女文工團員，演節目的女演員們除了演節目外也跳舞，女舞伴就多了，出現了被晾在那兒的情況。於是舞會組織者在給中南海里的機關發舞票時，男票就多一些。許多單位故意把票給年輕的工作人員，實際是讓他們利用舞會之機，和中共領袖們見一面。
在舞會上，女士們一直很讓男士們嫉妒。因為她們可以充當毛澤東的舞伴，和毛澤東接觸。而男士就沒這個福分了，這總讓他們耿耿於懷，但又想不出什麼湊到毛澤東身邊的借口。
直到有一年的「五一」勞動節，一位聰明的男士，以祝賀節日為由，走上前和毛澤東握了一下手。他這個先例一開，霎時間，在場的男士們排起了一路縱隊，一個接一個跟毛澤東握手祝賀節日。有些平時缺乏主動邀毛澤東跳舞勇氣的女士，也插進隊裏和毛澤東握手。
好在春耦齋舞場容不下成千上萬的人，毛澤東含著微笑，和排著隊的人一一握手，還向幾個第一次見面的人，簡單地詢問兩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