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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政治生涯180°改變:廬山會議講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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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政治生涯180°改變:廬山會議講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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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政治生涯180°改變:廬山會議講了啥?

2021年10月19日 17:58

張聞天被批鬥(資料圖)

結果卻讓人始料未及,廬山會議發言讓張聞天的政治生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成為整個命運的轉折點。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究竟講了什麼話,讓他遭受如此磨難?廬山會議講話到底給他帶來了哪些變化?到底該怎樣看待他的廬山講話?所有這些無不引起人們的興趣。

本文原載於《湘潮》

廬山會議前,張聞天擔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一直在外交領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就大躍進運動、社會主義經濟、黨內民主作風以及彭德懷的信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談話,引起了不少同志共鳴。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角度來說,張聞天的講話是對現實問題的深刻反思,是黨內民主政治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現象,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結果卻讓人始料未及,廬山會議發言讓張聞天的政治生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成為整個命運的轉折點。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究竟講了什麼話,讓他遭受如此磨難?廬山會議講話到底給他帶來了哪些變化?到底該怎樣看待他的廬山講話?所有這些無不引起人們的興趣。

廬山會議氣氛緊張後,田家英、胡喬木紛紛勸說張聞天不要講話,但他沒有退縮……

1958年以來,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浪潮。由於缺乏充分理論準備,大多數人對於中國的建設問題盲目多於科學,衝動超過冷靜,致使正常經濟生活被一次次狂熱打亂。張聞天赴上海、杭州等地開展調查研究後,逐漸感覺到「大躍進」狂熱下隱藏著的種種問題和危機,並對“左”的錯誤的嚴重性和根源有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同年10月,他與夫人劉英到東北視察,當時東北各地土高爐已經遍地開花,張聞天嚴厲地對吉林省委負責人說,這樣蠻幹,得不償失。與此同時,毛澤東等許多中央領導同志也看到了不少問題,遂決定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運動中“左”的錯誤傾向。

1959年7月2日,廬山會議開幕,毛澤東在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前提下,指出了執行政策中的一些不足和教訓。他認為,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破壞了工業平衡,只抓鋼鐵工業,農村基層幹部脫離群眾瞎指揮,盲目追求產量搞浮誇等等。其實,毛澤東的講話既是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基本態度,又為廬山會議的中心議題定下了基調。

7月3日至10日,與會人員編成6個小組開展討論,張聞天在華東組,彭德懷在西北組。討論過程中,張聞天發言說:「‘大躍進’運動給外交部門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動,尤其是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有的兄弟國家還跟我們學躍進,搞得也很被動。」相比之下,彭德懷的講話則具有濃重的火藥味。不僅如此,劉少奇、朱德、王任重、周小舟、譚震林等人都有分量頗重的批評發言。會議期間,張聞天曾經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

為充分表達個人意見和建議,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約4000字的信。他首先肯定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的正確和成績,然後著重指出了存在的缺點和失誤,並初步提出了解決的主要辦法。16日,毛澤東將這封信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和“印發各同志參考”的批語,發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志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一些與會者表示贊同彭德懷的意見。周小舟說: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隨後幾天,黃克誠、張聞天分別表示支持。但是,責難者也大有人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最早指責“得不償失”;還有人宣稱“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用字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隨著這些論調的提出,廬山會議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

話。田家英勸說道: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就別講了。婉轉地透露了「上面」有不同看法。張聞天表示不去管它。未久,胡喬木也來電話稱,毛主席將要批判彭德懷,還是少說為好。不僅如此,張聞天的秘書也感覺到發言內容與對彭德懷批判逐步升溫的氣氛難以吻合,表示擔心會遭到冷遇,還是不講為好。但是,張聞天聲稱不能退縮,仍然堅決要講,而且要系統講一下。由此可見,張聞天對於發言問題是經過審慎思考的,準備也是非常充分的。

張聞天侃侃而談,講了3個小時,涉及13個問題,在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7月21日下午,張聞天在廬山會議華東組發言。雖然組長柯慶施和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達不同意見,但他堅持毫不讓步,按照擬好的提綱直抒己見,侃侃而談。張聞天總共講了3個小時,涉及13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的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概括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四個主要方面:

第一,「大躍進」運動的後果及其原因。「大躍進」運動的不良後果主要表現是:其一,造成不少經濟問題。由於指標過高、急於求成、加之比例失調,造成一系列失誤,比如國家資金、物資大量積壓、浪費,發了工資不生產,或生產了不能抵償消耗造成的減損。其二,造成信譽損失。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應該說,這一分析是比較中肯的。關於產生問題的原因,張聞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毛澤東的預想。他首先肯定了缺乏經驗,進而指出我們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方法、作風上去探討。並總結提出:一是將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程度,變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二是對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認識上存在混淆及錯誤,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科學,領導經濟工作光政治挂帥還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我們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單靠提幾句政治口號,那都是空的。三是對生產關係理論認識偏頗,為了急於過渡而否定集體所有制,否定按勞分配,大搞平均主義。

第二,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看法。他指出,集體所有制還有積極性,應該確定下來,穩定下來,不要強行改變;小商品經濟還不能廢除,應該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按勞分配建立的是正確的國家、集體、個人關係,是先公後私,公私兩利的辦法;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結合的,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共產主義風格、為集體犧牲個人的思想可以進行宣傳,可以用來要求少數人、先鋒隊或者先進分子,但是不能當作制定現行政策的根據;社會主義不是要將富的拉平,而是要將窮的向富的提高,用平均主義來拉平是不正確的思想;搞群眾運動要適應生產的要求,要有利於生產,而不能妨礙生產。實際上,他談到的這些問題對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些提法與正在進行的大躍進和公社化的現實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給人以非議大好經濟形勢之嫌。

第三,強調黨內的民主作風問題。張聞天說,勝利容易讓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乃至聽不進不同的意見。所以說,發展黨內民主作風是十分重要的。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我們不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光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杆子,都在我們手裏,怕什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第四,總體肯定彭德懷給主席的信。張聞天提出,彭德懷意見書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關於得失的看法,他說彭總講的是局部問題,主要意思還是強調成績。關於各方面關係緊張具有政治性的問題,張聞天說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係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但應該引起我們的考慮。關於浮誇風問題,彭德懷強調的是普遍性,對某些地區、部門說來,他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誇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關於糾“左”比糾右難的問題,張聞天說現在是局部問題,比過去糾正錯誤肯定容易,但容易到什麼程度,還要看我們工作做得怎樣,抓得緊就容易,抓得松就不那麼容易。關於將長期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的問題,彭德懷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並不大。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張聞天提出,“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從以上言論看,張聞天為彭德懷所進行的辯解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在於,這些話和毛澤東對彭德懷來信的處理原則大相逕庭。

張聞天的講話,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許多同志表示支持。親歷過那個難忘場面的李銳說:張聞天「有經濟理論的修養,因而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站得高,看得遠」。發言結束後,張聞天對秘書表示,希望這次發言能夠引起會議討論些問題。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時說,今天我講了3個鐘頭,支持了你的觀點。彭德懷將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隨後告訴張聞天說:“你講得很全面。”

應該說,張聞天的發言是長時間思索的結果,為了更好解決發展中的不良傾向,他緊緊抓住了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得比較透徹深刻,揭示了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具有非常強的現實針對性,也表達了一些與會同志的想法和意見。這個講話應該是非常及時,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而,張聞天和彭德懷都沒有料到,他們的行動會在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並進一步改變了廬山會議的主題。

改變廬山會議主題後,張聞天百口難辯,違心的檢查接二連三……

和彭德懷的信相比較,張聞天的講話可謂進一步觸及到了一些重大理論和黨的基本制度,與毛澤東所定會議的基調就離得更遠了。為此,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逐一批判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意見,聲稱他們將自己拋到離右派只差30公里了。當天,張聞天的發言被整理出來,在第20期的《廬山會議簡報》上刊出。這件事對張聞天觸動極大,他曾到「美廬」院外,請求和毛澤東見面。但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

不得已,張聞天於24日作了補充發言。他指出:我沒有經驗,從旁邊看的,與整個群眾運動聯繫得不夠。我們要講缺點,你們要講成績,這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經常講出來,經過爭論,認識一致了,問題就解決了,現在有顧慮的人還是不少的。彭總寫了一封信,引起大家爭論,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爭論,有話就講,大家認識一致了,沒有負擔了,這就是心情舒暢。有什麼講什麼,就沒有什麼緊張了。我有時也想,不關我的事,我講不講,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講了以後還有些後悔,我何必講呢?緊張狀態的確是存在的,養成民主風氣很重要。」

不久,會議秘書機構送來張聞天發言記錄全文,要求核對,他知道問題越發嚴重了。7月26日,毛澤東提出現在黨內外的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同時,各分組接到了指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可以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與此同時,張聞天在小組會上辯解和檢討說:由於對有些同志怕講缺點,心中有些不滿,覺得既然要總結經驗,那就要講缺點。因此在小組會上,在肯定了「大躍進」和總路線以後就大講了一通缺點,還批評了一些不願意講缺點的論點。我當時自以為這樣做是出於責任心,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並不懷疑自己立場有什麼問題。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使我大吃一驚”。開始時,對主席所說的立場問題、動搖問題體會不是那麼深刻,總以為自己的立場是擁護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在上次發言的開頭、中間和結尾也都講了這一點。但是,現在反思一下為什麼強調缺點和反面的經驗?“實際上”確實是“立場問題動搖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一是沒有直接參加「大躍進」運動,對群眾的思想感情體會不深,對國內當前的主要政治動向認識不清;二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條主義,夸夸其談的老毛病還沒有完全克服。

7月31日、8月1日,毛澤東在「美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懷“談話”。毛澤東強調說:洛甫(張聞天)是理論家,這次犯有錯誤。洛甫的馬克思主義哪裏去了?你們要瓦解黨,這回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基於這種判斷,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此後,廬山會議改變了方向,開始轉變為對張聞天等人的大批判。

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動員全黨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指責張聞天說: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舊病複發,他還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當天,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也公開印發。信中說張聞天陷入所謂“軍事俱樂部”,和彭德懷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還批評張聞天從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儘是假的”,認定張聞天是“舊病複發”,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面對壓力,張聞天只得寫出書面檢討,被迫承認“右傾”,犯了“政治性的嚴重錯誤”。並同時給毛澤東寫信,表達了希望得到諒解的心情,期待“滿天雲霧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3日至10日,會議分成三個大組,分別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展開批判鬥爭。在批判過程中,柯慶施、康生、林彪、謝富治等最為積極。柯慶施批評張聞天的發言與彭德懷「有同樣的情況」,涉及到“立場問題”、“路線問題”了。更有甚者提出,彭德懷是黨內反對總路線的代表,張聞天的發言則是“一個反總路線的綱領”。儘管張聞天等人在討論中,反省了自己看法的不當之處,甚至不得不違心地檢討對1958年工作失誤的批評,但是與會者已經難以心平氣和地聽取他們的意見了。

8月11日,毛澤東作大會發言強調,張聞天是教條主義,彭德懷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帶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參加革命的,對無產階級革命都沒有精神準備,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13日至15日,張聞天、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在大會上檢討。張聞天被迫承認犯了「反黨的右傾路線錯誤」,自己的發言和彭德懷的信是“這條錯誤路線的綱領性的文件”,損害了毛澤東同志的威信,損害了黨的利益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但在回答什麼是「反黨集團」的目的、計劃時,張聞天總是說“我腦子裡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等話,進行搪塞。檢討發言後,受到與會者對“斯大林晚年錯誤”這句話的追問,張聞天坦率承認這句話是在同彭德懷談話中講的,是從說毛澤東同志說了算,毛澤東同志不民主,集體領導等問題扯起來的。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指出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他們“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由來已久”,“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並宣佈將張聞天調離外交部,但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後效。這些決議,將黨內正常的意見表達上升為路線鬥爭,體現了全黨政治民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

8月18日,張聞天在巨大的群體壓力面前不得不承認錯誤,下山的當天,他寫給毛澤東一封信說:我這次動了大手術,對我以後的身體健康,定會起良好的影響。我衷心地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給予我的幫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毛澤東收到這封信,當即批示:印發各同志,印160多份,發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從7月23日到8月18日,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處置過程,黨中央對這一事件的處理存在些許不足,破壞了黨內的民主氣氛。在全黨內部,甚至高層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是在所難免的事情,對待不同意見應該堅持團結的方法。但是,實際上採取的批判處理方式,直至發展到實行「圍攻」,不許本人辯解,甚至不許別人發表同情支持的意見,都對張聞天等人造成了更大傷害。

調離外交部、調離社科院經濟所、遣送廣東肇慶、遷居無錫……一次次地打擊著張聞天,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給他換來兩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隨後,他的命運被徹底改變了。

廬山會議閉幕後不久,全國外事系統開會,集中火力批判鬥爭張聞天。隨後,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內容根據統一佈置集中在所謂「反黨集團」和“裏通外國”兩個問題。此時,儘管張聞天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實際上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已被迫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雖然遠離了權力中心,可張聞天卻不肯賦閑在家,多次寫信申請工作。1960年11月,他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工作,遂潛心研究經濟問題。1962年8月,張聞天寫成了給中央的報告《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報告的中心意思是建議中央開放市場。在送交中央之前,他還鄭重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送上去不出兩個月,八屆十中全會就重點批判「單幹風」、“翻案風”,決定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進一步審查。張聞天這篇報告又變成了新的“罪證”。1965年,經濟所進行“社教”運動,這篇報告又成為新的批判對象,說它是反映了沒落階級的要求,甚至說是又一次向党進攻,性質嚴重,超過了廬山會議發言。後來,科學院學部召開批判張聞天大會,這篇報告仍然是集中批判的重點,甚至鬧到對南方調查中接觸過的人也都要進行審查,凡是有過與張聞天相同觀點的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聞天自然難以擺脫厄運。批判過程中,有人指責說,他的廬山會議發言是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8000多字的發言,只有270個字講了成績,還使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前分明是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此外,還有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講這些話,說明其居心叵測。

1969年10月,張聞天、劉英夫婦離開北京,被遣送到廣東肇慶。在那裏,張聞天化名「張普」,生活了6年。此間,他雖然已是垂垂暮年,但思維仍然清晰、敏銳。他一直沒有間斷過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深深思索,對社會主義國家治國興邦規律的孜孜探求。以僅有0.2的視力,艱辛寫作,總共寫下10多萬字的文章和筆記。其實,在此期間,毛澤東也在反思廬山會議。他曾在1969年、1973年的“九大”、“十大”籌備期間,兩次提出讓張聞天進中央委員會,只是由於康生、江青等人的阻撓才沒有實現。

1974年10月,張聞天致信毛澤東,要求遷回北京居住。毛澤東不願意讓張聞天再次回到北京,授意張玉鳳簽批了意見:「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另換一地方居住。」張聞天想回故鄉上海,又不獲准。最後他決定到臨近上海的無錫。接下來的日子裡,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背著毛主席實行法西斯手段,張聞天最後的處境很凄涼,於1976年7月1日含冤逝世。

1979年8月,黨中央召開追悼張聞天大會。大會充分肯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並莊嚴“決定為他平反和恢複名譽”。會議號召全黨向張聞天學習:學習他服從真理,誠懇修正錯誤,勇於自我批評,善於吸取歷史經驗的優良品質;學習他作風正派,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突出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處事民主,善於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白,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1981年6月,張聞天正式得到平反。所有這些,或許是對張聞天最好的告慰吧。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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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在檔案中,「主席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划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

本文摘自《中國新聞周刊》2009年第12期,

臨近1964年7月,中蘇邊界談判取得重大進展,但此後急轉直下。一個重要原因是,蘇方拒絕同意中方關於承認19世紀沙皇俄國與中國簽署的所有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此時,陷入困境的毛澤東採用了一種外交策略:主動使局勢尖銳化,使當事一方失去鎮靜,迫使其緊張起來,然後,再把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結果引起蘇方強烈反彈,雙方關係陷入僵局。

外交部最新公佈的解密檔案中,一份題為《毛主席關於蘇聯劃別國領土太多的談話》揭開了這段塵封的歷史

1964年上半年,從東交民巷40號中蘇邊界談判會場,不時傳出一些緩和的信號。朱瑞真感覺到,在過去幾年趨於緊張的中蘇邊界問題,或將迎來一個美好的結局。

朱瑞真時任中央辦公廳翻譯組俄語翻譯。到了六七月份,談判的氣氛正在變得越來越輕鬆。7月1日,中方代表團副團長、外交部蘇聯東歐司司長余湛向蘇方提出建議,先到北戴河療養地休息一兩周,邊界問題回頭再議。

雙方沉浸在輕鬆的氣氛里,這時,毛澤東發表了一個講話,使得這場談判的調子急轉直下。談話發表時,中蘇代表團的很多成員還盡情徜徉在北戴河的溫泉里。

2008年11月,外交部開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檔案。毛澤東的這份講話,正在解密之列。

談判「觸礁」

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有關蘇聯佔領其他國家領土的問題。這份編號為「外發(64)午760號」的檔案顯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時,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島群島被蘇聯佔領,日方要求歸還,想知道毛主席對此問題的看法。毛澤東發表了一席講話,被很多人稱為“要跟蘇聯算領土賬”。

檔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發給各駐外使館、代辦處的一份外交通報。在檔案中,「主席說:蘇聯占的地方太多了。在雅爾塔會議上就讓外蒙古名義上獨立,名義上從中國划出去,實際上就是受蘇聯控制。外蒙古的領土,比你們千島的面積要大得多。我們曾經提過把外蒙古歸還中國是不是可以,他們說不可以……有人說,他們還要把中國的新疆、黑龍江划過去。他們在邊境增加了兵力。我的意見就是都不要劃。蘇聯領土已經夠大了。有兩千多萬平方公里,而人口只有兩億。你們日本人口有一億,可是面積只有三十七萬平方公里。一百多年以前,把貝加爾湖以東,包括伯力、海參崴、勘察加半島都划過去了。那個賬是算不清的。我們還沒有跟他們算這個賬。所以你們那個千島群島,對我來說,是不成問題的,應當還給你們的。」

這話傳到蘇方代表團耳朵里,已經是3天之後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報紙對毛澤東的講話在顯著的位置刊登,隨後迅速在全世界傳開。

澤里亞諾夫上將感覺不可思議。作為蘇方代表團團長,5月初,他曾專門飛返莫斯科,向赫魯曉夫闡述蘇方代表團的意見,並獲得首肯。這個意見是:必須在根據條約劃定邊界和解決邊界全線問題上迎合中國。

這已經是蘇方作出的很大讓步。根據沈志華主編的《中蘇關係史綱》的記述,會談剛剛開始時,蘇方並不認為這是一場解決邊界全線問題的談判,只是就中蘇邊界的「某些地段」因“勘界已經過去多年,地形難免有些變化”,需要進行磋商。於是,在2月25日會談開始時,中蘇雙方的對外宣傳口徑就出現了戲劇性的差異:中方宣佈:關於“邊界問題”的談判開始了。蘇方則宣佈:關於「某些地段」的磋商開始了。

蘇方一開始也不認可中方提出的以條約線作為劃界唯一基礎的提法。他們提出了一個「三條線」論,除了條約線外,還有實際控制線和歷史形成線。對蘇方來說,這兩條線都大大越過了條約線。

來北京之前,赫魯曉夫對澤里亞諾夫耳提面命,讓其避免陷入意識形態論戰的泥潭。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兩個問題上作出一些讓步。

在此之前,中蘇已經在意識形態領域混戰了三四年,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在兩黨的相互攻訐中漸行漸遠。

蘇方的這一態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積極回應。於是,這場談判開始走出意識形態論戰的溝壑,很快就東段邊界的絕大部分走向達成了一致。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雙方同意在以黑龍江、烏蘇里江為界的地段,以兩江主航道的中心線為界。中國一側的400多個爭議島嶼,以及約600平方公里的爭議水面劃歸中國。珍寶島等島嶼均歸屬中國。

雙方代表團都沉浸在一種就要水到渠成的輕鬆氣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個足以導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條約問題。

毛澤東「背後推一把」?

這個問題其實在談判的一開始就提了出來,只是在後來談判進入解決具體問題的通道後,關注有所轉移。

前駐俄羅斯大使李鳳林曾在這場談判中擔任翻譯。他在後來接受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研究員李丹慧的採訪時,曾經透露了中方這次談判的底線:一定要蘇方承認清政府與沙皇俄國簽署的界約是不平等條約。同時告訴他們,中方並不打算據此收回被割去的領土,以體現中國的「寬宏大量」。

這一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中蘇關係的現狀。從1960年開始的中蘇大論戰,大部分情況下不牽涉實體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論戰所涉及的範圍,可從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中共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的題目中窺斑見豹:《關於斯大林問題》《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這樣的文章此間共發表了9篇,時稱“九評”。

蘇共則在1年多的時間裡,發表了2000多篇反華的文章。

朱瑞真說,這些爭論,由於產生於兩國在不同發展階段對有些問題的不同理解,註定不會有一個皆大歡喜的結局,而是讓事情變得越來越糾結。到了最後,爭論甚至演變成了對細節的反覆糾纏。

朱瑞真向《中國新聞周刊》提到了一個細節。就在這一次邊界談判開始前5天,朱瑞真和他翻譯組的同事,還在準備針對蘇聯的一封措辭激烈的信,其中有一個詞的選擇讓他們絞盡腦汁。

當年2月份,蘇共中央召開全會,會後給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發出了一封譴責中共的信,這封信並沒有發給中共,但很快這封信的內容就被中共獲悉。於是,中共中央於當2月20日給蘇共中央發去一封短訊,痛斥「蘇共領導一方面裝著要團結的樣子,叫嚷停止公開爭論;一方面又背著中國共產黨策動新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運動」。

這封信是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起草,並經他閱批後發出的。信的最後寫道:我們再一次鄭重地要求蘇共中央把最近給兄弟黨的反對中國共產黨的信同樣發給我們。當時,在譯「要求」一詞時,朱瑞真等人為如何用俄文表達反覆推敲。“TPEBATb”和“nPCCHTb”都是「要求」的意思,前者語氣強硬,在俄文中幾與“命令”同意,後者語氣謙和。大家對是用前者還是用後者意見不一致。幾經推敲後,最後還是用了“TPEBATb”。

第二天,蘇共中央就作出了答覆。顯然,這封信的措辭使蘇共大為惱火,來信語氣尖刻,特別指出中共居然不是「nHXHTb」(請求)他們而是“TPESDATb”(要求)他們!來信說:“難道有誰會認真地聽從你們的腔調,被嚇唬住而立刻跑去執行你們的要求嗎?”“這是根據什麼權利呢?”

就這一件事,外電後來有一個評論,說「當時的中蘇關係,已經容不下一個單詞」。

中方滿以為自己提出的要求對方會爽快地答應。畢竟「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卻是實惠。」常年研究中蘇關係的李丹慧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分析,當時,“面子”對於中方意義重大,原因在於它一方面有助於安撫國內的民族情緒,另一方面,還有助於維護領導的權威。

沒想到這一要求卻招致蘇方的強烈反彈。蘇方代表團團長澤里亞諾夫對中方的這一要求深感「震驚」。朱瑞真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在蘇方代表團成員眼裏,不平等條約問題簡直就是一個設給未來的圈套。他們認為,蘇方如果承認了以往條約的不平等性,這些條約就成為無效條約。這等於賦予了北京這樣一種權力,即假如它認為有必要,莫斯科就應當把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歸還中國。這是蘇方絕對不能接受的。

蘇方的態度又反過來刺激了中方代表團。在第三、第四輪談判時,中方論戰的火藥味日益濃烈。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外交部副部長、中方代表團團長曾湧泉有一次在會上激憤地說:「佔領我們的領土吧。假如你們有足夠的勇氣!你們可以挺進到北京並佔領它,你們可以挺進到廣州並佔領它。但你們永遠都休想我們承認你們的侵佔是合法的!」

雙方在不平等條約上的糾纏,後來隨著雙方交換地圖而有所消減。這場在毛直接領導下的邊界談判,直到雙方行將對東段邊界達成協議時,還沒有邁過不平等條約這一當初設定的「最低門檻」。很多研究中蘇關係的專家分析說,毛澤東的這個談話,就是想在關鍵時刻在背後“推一把”。

反修,還是讓蘇「緊張一下」?

通過讓雙方的關係「緊張一下」,來實現雙邊關係中的一種合理狀態,曾是毛澤東引以為傲的一種外交戰略手段。

據李丹慧介紹,50年代中期,為了建立與美國的直接外交聯繫,1954年9月,毛澤東下令解放軍炮擊台灣控制下的沿海島嶼。為了解決這一危機,中美之間建立了直接聯繫,並在1955年8月份發展成兩國的大使級會談。由於兩國尚未建交,這樣的談判一直在日內瓦進行。這一非外交承認的官方溝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毛澤東本人也在後來會見外賓時,承認自己的這一講話是為了讓蘇方「緊張一下」。10月9日,他在接見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巴盧庫時,主動談及此事。他說:“我們放些空炮,講些空話,引起他緊張。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赫魯曉夫這個人,你不跟他放幾通空炮,他不舒服。因為我們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來了。這樣的空炮,以後我們還要放。要讓赫魯曉夫從地面跳起幾丈高。”

赫魯曉夫確實蹦了起來。9月15日,赫魯曉夫也藉助會見日本代表團的機會,對此事作出了回應。他說:中國各個朝代的帝王,是不遜色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赫魯曉夫聲稱:如果誰把戰爭強加於我們的話,那麼,我們將會全力以赴地與其戰鬥。我們擁有足夠有力的、可以說是無可限量的戰爭武器。

此前的9月2日,蘇聯《真理報》轉載了毛澤東與日本社會黨人士會談的內容,同時配髮長篇編輯部文章。文章說:毛澤東與日本議員的會談,暴露了中國領導人迄今為止仍然在低聲談論的那個目的,在謀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佔據特殊的思想地位的企圖背後,隱藏著擴張主義的意向。文章警告:「任何試圖重新劃分世界地圖的做法,」都將會導致“最危險的後果”。

莫斯科的強硬姿態反過來又刺激了毛澤東。據《中蘇關係史綱》記載,他在此後多次會見外賓時詢問:「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佔領新疆、黑龍江,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他明確表示,“我們要準備。”當年9到11月,總參戰役勘察組對華北、東北和西北地區重要地段進行戰役勘察時,特別勘察了當年蘇軍實施遠東戰役時的進攻路線。與此同時,中國對中蘇西段邊界的防衛工作也有所加強。

對毛澤東的這一講話,還有另外一種解讀。李丹慧認為,毛澤東可能對邊界談判後來轉入降低政治鬥爭調門、解決具體問題的方針不滿,認為在原則問題上,劉少奇、周恩來等人有再度與蘇聯修正主義進行調和的傾向。由此採用這種方式,在刺激赫魯曉夫的同時,也觸動一下中央領導層中有這種妥協情緒的人。

在當年幾次與外賓的談話中,毛都流露出對國內修正主義的焦慮。據邸延生所著《歷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澤東》一書記載,4月10日,毛澤東在武漢接見日本共產黨代表團田裏見一行時說:“中央各部,每個部都不是太平的。每個部都可以一分為二。地方上也不是太平的。我們的中央委員、中央候補委員中,就有十幾個人是修正主義者。”

此前的2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金日成時,也提到對修正主義的擔心:「我擔心,我死以後,中國會出現資本主義復辟。」

有人據此分析,當蘇方不承認這些條約為不平等條約後,毛澤東認為可暫不與蘇聯達成協議,維持中蘇邊界一定程度的緊張度,從而調動國內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醞釀中的那場反對修正主義的運動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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