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秘密進入中國的蘇聯飛行員合影，這些飛行員全部著中國軍服。儘管蘇聯空軍參戰成為公開的秘密，但雙方都對這一事實進行了掩蓋。（資料圖）
「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但表示蘇聯空軍至少要待兩個月後才能出動——這是周恩來拒絕中國先出動陸軍的主要理由。」斯大林的顧慮是什麼呢？“一是，這個時候南韓先頭部隊已越過三八線，朝鮮北部即將成為戰區，斯大林不願顯示出蘇聯將與美國直接和公開對抗的跡象。二是，斯大林對待中國入朝作戰的心態非常複雜。
本文原載於《京華周刊》2011年8月，原標題為「蘇聯空軍朝戰真相被掩40年」
1949年下半年，毛澤東要攻佔台灣，金日成要解放朝鮮南方，兩人在尋求政權統一的過程中都寄希望於莫斯科的支持。中蘇朝之間，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三角關係？
關於韓戰起源，在冷戰史研究的傳統派學者中有一種「共謀論」說法，認為是蘇聯、中國和朝鮮共同策劃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沈志華根據近年來解密的檔案文獻，認為這種觀點是缺乏根據的。
他說：「事實上，斯大林和毛澤東最初都反對金日成急於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朝鮮統一，但是後來斯大林改變了主意，為金日成開放綠燈，迫使毛澤東接受既成事實。在這個問題上，中、蘇、朝三國關係十分微妙，各有自己的利益盤算。」
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大規模地解密和開放蘇聯時期鮮為人知的歷史檔案，令各國學者興奮不已。中國外交部檔案館在2004年2月正式對外開放，第一批解密的檔案文件從1949年至1955年，約萬餘件。隨後又解密兩批，文件的時間推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數量也有大幅度增加。其中，涉及中蘇關係的檔案數量尤其令人注目。
被蘇聯米格15戰機武裝起來的志願軍空軍。由於中國空軍過於年輕和弱小，在整個韓戰的空戰中，蘇聯空軍實質上擔負了大部分的戰鬥任務。（資料圖）
金日成急於通過武力實現統一
二戰後，蘇聯和美國在朝鮮半島以北緯38度線為界劃分受降區，扶持各自的勢力。1948年，南北雙方相繼建立政權，朝鮮南北正式分裂。雙方都宣稱對朝鮮半島擁有主權，並且都想用武力統一另一半。
沈志華通過研究中蘇解密檔案證實，「金日成多次請求斯大林和毛澤東允許他武力統一南韓。兩國都否定了金日成的計劃，因為蘇聯不想與美國的緊張關係升級，而中國正忙於解放事業。」
1949年3月金日成訪蘇時，曾試探性地提出通過武力方式解決朝鮮統一問題，但斯大林明確表示反對。4月底，金日成又派人探聽中國的意見，毛澤東原則上支持武裝奪取政權的方式，但希望朝鮮不要急於採取行動，中國完成統一後即可派軍隊幫助朝鮮。
美國從朝鮮半島撤軍後，金日成便制定了進攻南方的「瓮津半島作戰計劃」，試圖立即實現統一。9月下旬，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正式做出決議，否定了這個計劃，認為“這可能給美國人提供以各種方式對朝鮮事務進行干涉的借口”。
新中國成立後，金日成再次動心，並寫信給毛澤東。但此時中國的統一大業尚未完成，西藏和台灣問題均未解決，毛澤東不好作答，只能求助莫斯科。
報中，蘇共中央表示同意中國的意見：「朝鮮人民軍目前還不應實施進攻行動，我們也曾經向朝鮮朋友指出，他們擬組織的朝鮮人民軍對南方的進攻還不能付諸實施。」
此後，莫斯科又多次警告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嚴格地、堅定地」執行“中央關於防止三八線形勢複雜化的指示”。
總之，到1949年底，在朝鮮半島實現統一的問題上，蘇聯與中國的主張還是一致的。
斯大林突然同意金日成開戰
1950年1月19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說金日成在17日的一次午餐會上，藉著酒勁再次提出使用武力解決朝鮮半島統一的問題，並強烈要求與斯大林當面協商。對此，斯大林遲遲沒有作出反應。
但是，1月30日，也就是被迫接受中方有關中蘇協定的條款後兩天，斯大林突然通知蘇聯駐朝使館，他同意金日成關於進攻南韓的計劃，並邀請金日成秘密訪問莫斯科。
「這是迄今為止看到的斯大林同意金日成開戰的第一份文件。斯大林為什麼突然同意金日成的武力統一計劃？因為這個時候，中蘇簽訂新條約，蘇聯即將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而南部朝鮮有三個優良港口。如果能夠控制整個朝鮮半島，那麼蘇聯在遠東的戰略利益就有了保障。」沈志華說。
報，說一旦朝鮮發生戰爭，美軍將防守日本海，而不在朝鮮半島作戰。
儘管如此，處事謹慎的斯大林還是反覆向金日成強調了兩點：第一，這個計劃必須得到中共同意才可以實施，因為毛澤東對東方問題有很深刻的理解；第二，萬一美國進行干預，蘇聯是不會出面幫助朝鮮的，那時只能依靠中國的援助。
得知斯大林與金日成的共同決定後，毛澤東只得表示同意。
金日成樂觀地認為，美國在遠東並未做好戰爭準備，既然他們沒有干涉中國內戰，也就不會在朝鮮採取行動。他一再保證朝鮮人民軍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朝鮮問題。
金日成回國後就再沒有向毛澤東透露有關戰爭準備和發動的任何消息。戰爭爆發後的第三天，才派遣一名武官來通報戰況。
美國全面武裝干涉
1950年6月25日，朝戰爆發，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三天後佔領漢城。
然而，令斯大林和金日成頗感意外的是，美國在戰爭爆發兩天後便開始對南韓提供海軍和空軍援助，並且很快在聯合國的旗號下實現了全面武裝干涉。
沈志華分析，「美國參戰，確實出乎中蘇朝三國意料，但是，仔細分析，在中蘇結盟後，美國的冷戰戰略就開始調整了，改為全面遏制，目的是阻止共產主義勢力的進一步擴張。」
在美國直接參与戰爭的情況下，毛澤東決定中國將組成穿著人民軍制服的志願軍對抗美軍，並告訴莫斯科，目前在東北已集中了12萬兵力。斯大林馬上表態支持：「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到中朝邊界是正確的，以便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在朝鮮開展志願軍的行動。我們將盡最大努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
周恩來派柴成文以政務參贊名義去朝鮮了解情況，並告訴金日成，「中國不會容忍美國對朝鮮的干涉，中國政府準備儘可能地向朝鮮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幫助。」金日成及時向蘇聯大使什特科夫報告了這個情況，並提出，“既然美國等國家已站在李承晚一邊參加了戰爭，那麼，民主國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軍隊來幫助朝鮮”。
沈志華分析：「顯然，斯大林認為此時還沒有必要讓中國捲入戰爭。道理很簡單，斯大林要通過這場戰爭到達控制朝鮮半島的目標，如果戰爭是靠中國軍隊打贏的，這一目標如何實現？所以，斯大林為中國出兵設定了一個條件——當敵人越過三八線時。」
受到莫斯科立場的影響，朝鮮領導人對中國使館採取了封鎖消息的作法。據柴成文回憶，朝鮮有關方面為他介紹戰場情況，絕大多數都是當晚對外廣播的戰報；在同其他朝方人員的接觸中，柴感到軍事情報對於中國人基本上是個禁區。
中國有意出兵
然而，朝鮮戰事於1950年8月在洛東江陷入僵局，這使中國領導人感到必須做好出兵準備，並計劃組建第二梯隊，把東北邊防軍兵力增加到70萬人。
什特科夫向莫斯科報告說，金日成越來越對憑藉自身力量贏得戰爭勝利沒有信心，因而多次試圖徵得蘇聯使館的同意，以便請求中國軍隊幫助朝鮮。
斯大林明確拒絕中國軍隊入朝，「如果需要，我們可以再向朝鮮空軍提供強擊機和殲擊機」。
有了莫斯科的支持和保證，朝鮮領導人似乎又增強了信心，金日成決心儘快結束南方的戰鬥。
當9月4日柴成文提醒金日成戰爭已處於膠著狀態時，他充滿信心地說，釜山戰役已經開始，突擊部隊上去後，就會打破僵局；柴又提到美軍可能在後方登陸，金日成肯定地回答：「美軍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沒有較大兵力增援。」
與此同時，金日成的冒險主義傾向更加明顯。柴成文報告說，朝鮮領導人開始沒有考慮到美國出兵；及至美軍參戰後，又提出「8月要成為勝利月」。從動員大批技術工人和學生入伍，以及人力、財力嚴重浪費等情況看出，金日成完全是孤注一擲地打算。
9月10日，柴成文按照周恩來的指示緊急向金日成報告，希望朝鮮軍隊考慮戰略退卻的問題。金日成的回答是：「我從未考慮過後退。」
9月15日，美軍在仁川登陸一舉成功，朝鮮局勢立即發生了嚴重變化。
中國領導人感到派兵赴朝參戰已經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來召見羅申和蘇聯軍事顧問時指出，中國軍隊已由南方向東北調動，做好出兵準備。
斯大林沒有回應。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內部對接受中國軍隊幫助意見不一。朴憲永、朴一禹認為，朝鮮明顯無法憑藉自身力量打敗美國人，因而必須請求中國軍隊入朝。但金日成說：「我們所要求的武器，蘇聯都給我們了，我們憑什麼去向中國人求助呢？」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漢城可能已經陷落，人民軍主力部隊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斷。金日成給斯大林去信，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援助；同時也給毛澤東去了一封求援信。
莫斯科這才決定為中國軍隊入朝作戰開放綠燈。
美國空軍知道他們的對手是蘇聯人
毛澤東，要求中國軍隊以志願軍的方式入朝參戰，在三八線以北地區組織防禦。
同意立即出兵，但要求蘇聯給以武器裝備方面的援助。但是，在當天召開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出現了不同意見，多數領導人主張對出兵的問題應慎重考慮。毛澤東的電報沒有發出。
10月5日下午，在毛澤東和彭德懷的積極推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終於決定派兵入朝作戰。
毛澤東派周恩來和林彪赴黑海向正在此地休養的斯大林講明情況。
報，作出了這樣的結論：會談的初步結果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韓。
沈志華說：「周恩來提出了中國出兵的困難，斯大林答應向中國提供武器裝備，但表示蘇聯空軍至少要待兩個月後才能出動——這是周恩來拒絕中國先出動陸軍的主要理由。」
斯大林的顧慮是什麼呢？「一是，這個時候南韓先頭部隊已越過三八線，朝鮮北部即將成為戰區，斯大林不願顯示出蘇聯將與美國直接和公開對抗的跡象。二是，斯大林對待中國入朝作戰的心態非常複雜。在美國參戰後，斯大林希望中國做好出兵準備；在戰局陷入危急後，斯大林極力鼓動中國出兵；當美軍越過三八線，而中國在出兵問題上猶豫不決時，斯大林又很不放心。所以，蘇聯空軍晚兩個月出動，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國軍隊是否能在朝鮮站住腳，從而在時間和空間上給莫斯科留下一個迴旋餘地。」沈志華分析。
斯大林向金日成通報了「中國軍隊尚未做好出兵準備」的會談結果，這令朝鮮人非常沮喪。平壤的政府機關和外交使團開始撤離。
告金日成：「鑒於中國同志做出新決定，請把昨日發給您的電報中提出的在北韓進行疏散以及朝鮮軍隊向北撤退的時間往後拖一拖。」
彭德懷、高崗進京議事，並將出兵日期推遲。經過10月18日會議的討論，中國決定，仍於10月19日秘密出兵朝鮮。
中國領導人的最後決定感動了斯大林。1950年10月28日，蘇聯駐華顧問通知周恩來，蘇聯空軍部隊將立即投入戰鬥，並越過鴨綠江迎擊美國飛機。此後不久，在朝鮮鴨綠江至清川江地區的上空，蘇聯米格-15殲擊機已成為美國飛行員懼怕的敵人，這就是朝戰期間著名的「米格走廊」。
需要指出的是，對於蘇聯空軍在朝鮮作戰，斯大林作了種種掩飾：嚴禁任何飛機從蘇聯領土起飛投入作戰；所有飛機都塗上志願軍或人民軍的標誌；蘇聯飛行員都要穿上中國軍服，且在空中通話時不得使用俄語。
實際上，美國空軍很早就知道他們真正的空中對手既不是朝鮮人，也不是中國人——美國飛行員不僅在空中看到了歐洲人的面孔，而且在無線電通話中聽到了俄語。但是艾森豪威爾政府一直將這一情報壓下來，因為如果「泄露出去，將形成與俄國開戰的巨大壓力」。
「正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這種默契，使蘇聯空軍參加韓戰的歷史真相沉寂了40多年。」沈志華說。
來源：人民網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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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聞天被批鬥（資料圖）
結果卻讓人始料未及，廬山會議發言讓張聞天的政治生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成為整個命運的轉折點。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究竟講了什麼話，讓他遭受如此磨難？廬山會議講話到底給他帶來了哪些變化？到底該怎樣看待他的廬山講話？所有這些無不引起人們的興趣。
本文原載於《湘潮》
廬山會議前，張聞天擔任外交部副部長職務，一直在外交領域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就大躍進運動、社會主義經濟、黨內民主作風以及彭德懷的信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談話，引起了不少同志共鳴。從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發展的角度來說，張聞天的講話是對現實問題的深刻反思，是黨內民主政治生活中再平常不過的現象，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結果卻讓人始料未及，廬山會議發言讓張聞天的政治生涯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改變，成為整個命運的轉折點。在廬山會議上，張聞天究竟講了什麼話，讓他遭受如此磨難？廬山會議講話到底給他帶來了哪些變化？到底該怎樣看待他的廬山講話？所有這些無不引起人們的興趣。
廬山會議氣氛緊張後，田家英、胡喬木紛紛勸說張聞天不要講話，但他沒有退縮……
1958年以來，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浪潮。由於缺乏充分理論準備，大多數人對於中國的建設問題盲目多於科學，衝動超過冷靜，致使正常經濟生活被一次次狂熱打亂。張聞天赴上海、杭州等地開展調查研究後，逐漸感覺到「大躍進」狂熱下隱藏著的種種問題和危機，並對“左”的錯誤的嚴重性和根源有了比較全面系統的認識。同年10月，他與夫人劉英到東北視察，當時東北各地土高爐已經遍地開花，張聞天嚴厲地對吉林省委負責人說，這樣蠻幹，得不償失。與此同時，毛澤東等許多中央領導同志也看到了不少問題，遂決定在江西廬山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運動中“左”的錯誤傾向。
1959年7月2日，廬山會議開幕，毛澤東在肯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大前提下，指出了執行政策中的一些不足和教訓。他認為，存在的問題主要是破壞了工業平衡，只抓鋼鐵工業，農村基層幹部脫離群眾瞎指揮，盲目追求產量搞浮誇等等。其實，毛澤東的講話既是他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的基本態度，又為廬山會議的中心議題定下了基調。
7月3日至10日，與會人員編成6個小組開展討論，張聞天在華東組，彭德懷在西北組。討論過程中，張聞天發言說：「‘大躍進’運動給外交部門的一些工作造成了被動,尤其是我們的駐外使節很不好講話。有的兄弟國家還跟我們學躍進，搞得也很被動。」相比之下，彭德懷的講話則具有濃重的火藥味。不僅如此，劉少奇、朱德、王任重、周小舟、譚震林等人都有分量頗重的批評發言。會議期間，張聞天曾經和彭德懷交談時說，會議開了十多天，只能講好、不能講壞，有壓力。
為充分表達個人意見和建議，彭德懷於7月14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約4000字的信。他首先肯定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和大鍊鋼鐵的正確和成績，然後著重指出了存在的缺點和失誤，並初步提出了解決的主要辦法。16日，毛澤東將這封信加上《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的標題和“印發各同志參考”的批語，發給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同志討論。在討論過程中，一些與會者表示贊同彭德懷的意見。周小舟說：彭總給主席的信，我認為總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於某些提法、分寸、詞句，我認為是可以斟酌的。隨後幾天，黃克誠、張聞天分別表示支持。但是，責難者也大有人在。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最早指責“得不償失”；還有人宣稱“彭總的信的問題，不在於個別措詞用字的不當，而在於總的看法有問題”。隨著這些論調的提出，廬山會議的氣氛開始緊張起來。
話。田家英勸說道：如果發言，有些問題就別講了。婉轉地透露了「上面」有不同看法。張聞天表示不去管它。未久，胡喬木也來電話稱，毛主席將要批判彭德懷，還是少說為好。不僅如此，張聞天的秘書也感覺到發言內容與對彭德懷批判逐步升溫的氣氛難以吻合，表示擔心會遭到冷遇，還是不講為好。但是，張聞天聲稱不能退縮，仍然堅決要講，而且要系統講一下。由此可見，張聞天對於發言問題是經過審慎思考的，準備也是非常充分的。
張聞天侃侃而談，講了3個小時，涉及13個問題，在會上引起軒然大波……
7月21日下午，張聞天在廬山會議華東組發言。雖然組長柯慶施和好幾個人不斷插話，表達不同意見，但他堅持毫不讓步，按照擬好的提綱直抒己見，侃侃而談。張聞天總共講了3個小時，涉及13個問題：（1）「大躍進」的成績；（2）缺點；（3）缺點的後果；（4）對缺點的估計；（5）產生缺點的原因；（6）主觀主義和片面性；（7）政治和經濟；（8）三種所有制的關係；（9）民主和集中；（10）缺點講透很必要；（11）光明前途問題；（12）關於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13）成績和缺點的關係。概括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四個主要方面：
第一，「大躍進」運動的後果及其原因。「大躍進」運動的不良後果主要表現是：其一，造成不少經濟問題。由於指標過高、急於求成、加之比例失調，造成一系列失誤，比如國家資金、物資大量積壓、浪費，發了工資不生產，或生產了不能抵償消耗造成的減損。其二，造成信譽損失。使我們黨在人民中、在國內外失掉了信用。應該說，這一分析是比較中肯的。關於產生問題的原因，張聞天觸及到了深層次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毛澤東的預想。他首先肯定了缺乏經驗，進而指出我們不能滿足於說缺乏經驗，而應該從思想、方法、作風上去探討。並總結提出：一是將主觀能動性強調到荒謬程度，變成了主觀主義，這是違反馬列主義哲學基本原理的。二是對政治與經濟關係的認識上存在混淆及錯誤，違反經濟規律，違反科學，領導經濟工作光政治挂帥還不行，還要根據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我們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單靠提幾句政治口號，那都是空的。三是對生產關係理論認識偏頗，為了急於過渡而否定集體所有制，否定按勞分配，大搞平均主義。
第二，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看法。他指出，集體所有制還有積極性，應該確定下來，穩定下來，不要強行改變；小商品經濟還不能廢除，應該允許農民經營自留地和家庭副業；按勞分配建立的是正確的國家、集體、個人關係，是先公後私，公私兩利的辦法；在社會主義社會，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結合的，不能否定個人利益，共產主義風格、為集體犧牲個人的思想可以進行宣傳，可以用來要求少數人、先鋒隊或者先進分子，但是不能當作制定現行政策的根據；社會主義不是要將富的拉平，而是要將窮的向富的提高，用平均主義來拉平是不正確的思想；搞群眾運動要適應生產的要求，要有利於生產，而不能妨礙生產。實際上，他談到的這些問題對於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都具有積極的意義。但是，這些提法與正在進行的大躍進和公社化的現實存在一定的矛盾，甚至給人以非議大好經濟形勢之嫌。
第三，強調黨內的民主作風問題。張聞天說，勝利容易讓人頭腦發熱，驕傲自滿，乃至聽不進不同的意見。所以說，發展黨內民主作風是十分重要的。主席常說要敢於提不同意見，要捨得一身剮，不怕殺頭等。這是對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殺頭還不行。所以問題的另一面是要領導上造成一種空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發表不同意見，形成生動活潑、能夠自由交換意見的局面。我們不怕沒有人歌功頌德，講共產黨光明、偉大，講我們的成績，因為這些是客觀存在的事實。怕的是人家不敢向我們提不同意見，幾句話講得不對，就被扣上帽子，當成懷疑派、觀潮派，還被拔白旗，有些虛誇的反而受獎勵，被樹為紅旗。為什麼不能聽聽反面意見呢？刀把子、槍杆子，都在我們手裏，怕什麼呢？真正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群眾路線的人，一定能夠聽，也一定會聽的。聽反面意見，是堅持群眾路線、堅持實事求是的一個重要條件。毛主席關於群眾路線、實事求是的講話，我認為是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真正要培養這種風氣不容易。
第四，總體肯定彭德懷給主席的信。張聞天提出，彭德懷意見書的中心內容是希望總結經驗，本意是好的。關於得失的看法，他說彭總講的是局部問題，主要意思還是強調成績。關於各方面關係緊張具有政治性的問題，張聞天說在刮「共產風」時各方面的關係確實緊張，現在已基本好轉，但應該引起我們的考慮。關於浮誇風問題，彭德懷強調的是普遍性，對某些地區、部門說來，他的話可能嚴重了一些，但是浮誇風確實是嚴重的，是很大的問題，現在也並不是已經完全解決。關於糾“左”比糾右難的問題，張聞天說現在是局部問題，比過去糾正錯誤肯定容易，但容易到什麼程度，還要看我們工作做得怎樣，抓得緊就容易，抓得松就不那麼容易。關於將長期形成的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作風置諸腦後的問題，彭德懷講的是一個時期的事，這樣講問題並不大。關於“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問題，張聞天提出，“這個問題不說可能更好一點，說了也可以，究竟怎樣，可以考慮。但是刮‘共產風’恐怕也是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從以上言論看，張聞天為彭德懷所進行的辯解基本上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問題在於，這些話和毛澤東對彭德懷來信的處理原則大相逕庭。
張聞天的講話，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鳴，許多同志表示支持。親歷過那個難忘場面的李銳說：張聞天「有經濟理論的修養，因而能抓住問題的本質，站得高，看得遠」。發言結束後，張聞天對秘書表示，希望這次發言能夠引起會議討論些問題。當天晚飯後，他見到彭德懷時說，今天我講了3個鐘頭，支持了你的觀點。彭德懷將張聞天的發言提綱要去，讓參謀讀了一遍。隨後告訴張聞天說：“你講得很全面。”
應該說，張聞天的發言是長時間思索的結果，為了更好解決發展中的不良傾向，他緊緊抓住了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得比較透徹深刻，揭示了黨的建設和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一般規律，具有非常強的現實針對性，也表達了一些與會同志的想法和意見。這個講話應該是非常及時，也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然而，張聞天和彭德懷都沒有料到，他們的行動會在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並進一步改變了廬山會議的主題。
改變廬山會議主題後，張聞天百口難辯，違心的檢查接二連三……
和彭德懷的信相比較，張聞天的講話可謂進一步觸及到了一些重大理論和黨的基本制度，與毛澤東所定會議的基調就離得更遠了。為此，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重要講話。他逐一批判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的意見，聲稱他們將自己拋到離右派只差30公里了。當天，張聞天的發言被整理出來，在第20期的《廬山會議簡報》上刊出。這件事對張聞天觸動極大，他曾到「美廬」院外，請求和毛澤東見面。但得到的答覆是：主席很忙。
不得已，張聞天於24日作了補充發言。他指出：我沒有經驗，從旁邊看的，與整個群眾運動聯繫得不夠。我們要講缺點，你們要講成績，這主要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大家把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見，經常講出來，經過爭論，認識一致了，問題就解決了，現在有顧慮的人還是不少的。彭總寫了一封信，引起大家爭論，能把問題看得更清楚。「不怕扣帽子，不怕爭論，有話就講，大家認識一致了，沒有負擔了，這就是心情舒暢。有什麼講什麼，就沒有什麼緊張了。我有時也想，不關我的事，我講不講，我是搞外交工作的，講了以後還有些後悔，我何必講呢？緊張狀態的確是存在的，養成民主風氣很重要。」
不久，會議秘書機構送來張聞天發言記錄全文，要求核對，他知道問題越發嚴重了。7月26日，毛澤東提出現在黨內外的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同時，各分組接到了指示：事是人做的，不僅對事，也可以對人，要劃清界限，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
與此同時，張聞天在小組會上辯解和檢討說：由於對有些同志怕講缺點，心中有些不滿，覺得既然要總結經驗，那就要講缺點。因此在小組會上，在肯定了「大躍進」和總路線以後就大講了一通缺點，還批評了一些不願意講缺點的論點。我當時自以為這樣做是出於責任心，目的是為了幫助同志，並不懷疑自己立場有什麼問題。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使我大吃一驚”。開始時，對主席所說的立場問題、動搖問題體會不是那麼深刻，總以為自己的立場是擁護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在上次發言的開頭、中間和結尾也都講了這一點。但是，現在反思一下為什麼強調缺點和反面的經驗？“實際上”確實是“立場問題動搖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一是沒有直接參加「大躍進」運動，對群眾的思想感情體會不深，對國內當前的主要政治動向認識不清；二是由於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教條主義，夸夸其談的老毛病還沒有完全克服。
7月31日、8月1日，毛澤東在「美廬」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彭德懷“談話”。毛澤東強調說：洛甫（張聞天）是理論家，這次犯有錯誤。洛甫的馬克思主義哪裏去了？你們要瓦解黨，這回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基於這種判斷，毛澤東決定召開八屆八中全會徹底解決這一問題。此後，廬山會議改變了方向，開始轉變為對張聞天等人的大批判。
8月2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開幕，毛澤東動員全黨要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猖狂進攻」。 毛澤東指責張聞天說：王明沒有改，洛甫也沒有改，又舊病複發，他還在發瘧疾，一有機會就出來了。當天，毛澤東給張聞天的信也公開印發。信中說張聞天陷入所謂“軍事俱樂部”，和彭德懷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還批評張聞天從四面八方，勤勞艱苦，找出了那些漆黑一團的材料“儘是假的”，認定張聞天是“舊病複發”，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要言妙道”。面對壓力，張聞天只得寫出書面檢討，被迫承認“右傾”，犯了“政治性的嚴重錯誤”。並同時給毛澤東寫信，表達了希望得到諒解的心情，期待“滿天雲霧散了，又是明朗的青天”。可是，事實並非如此。
3日至10日，會議分成三個大組，分別對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展開批判鬥爭。在批判過程中，柯慶施、康生、林彪、謝富治等最為積極。柯慶施批評張聞天的發言與彭德懷「有同樣的情況」，涉及到“立場問題”、“路線問題”了。更有甚者提出，彭德懷是黨內反對總路線的代表，張聞天的發言則是“一個反總路線的綱領”。儘管張聞天等人在討論中，反省了自己看法的不當之處，甚至不得不違心地檢討對1958年工作失誤的批評，但是與會者已經難以心平氣和地聽取他們的意見了。
8月11日，毛澤東作大會發言強調，張聞天是教條主義，彭德懷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帶著資產階級世界觀參加革命的，對無產階級革命都沒有精神準備，都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同路人。13日至15日，張聞天、彭德懷、黃克誠、周小舟在大會上檢討。張聞天被迫承認犯了「反黨的右傾路線錯誤」，自己的發言和彭德懷的信是“這條錯誤路線的綱領性的文件”，損害了毛澤東同志的威信，損害了黨的利益和全國人民的利益。但在回答什麼是「反黨集團」的目的、計劃時，張聞天總是說“我腦子裡不清楚”，“模模糊糊的”等話，進行搪塞。檢討發言後，受到與會者對“斯大林晚年錯誤”這句話的追問，張聞天坦率承認這句話是在同彭德懷談話中講的，是從說毛澤東同志說了算，毛澤東同志不民主，集體領導等問題扯起來的。
8月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等文件。指出以彭德懷同志為首，包括張聞天、黃克誠、周小舟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發動了“反對黨的總路線、反對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他們“進行分裂黨的活動由來已久”，“在廬山會議期間和廬山會議以前的活動，是有目的、有準備、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並宣佈將張聞天調離外交部，但保留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以觀後效。這些決議，將黨內正常的意見表達上升為路線鬥爭，體現了全黨政治民主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的弱化。
8月18日，張聞天在巨大的群體壓力面前不得不承認錯誤，下山的當天，他寫給毛澤東一封信說：我這次動了大手術，對我以後的身體健康，定會起良好的影響。我衷心地感謝你和中央其他同志給予我的幫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個反動的我，永遠決絕。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毛澤東收到這封信，當即批示：印發各同志，印160多份，發給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郵送去。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
從7月23日到8月18日，是對張聞天發言的處置過程，黨中央對這一事件的處理存在些許不足，破壞了黨內的民主氣氛。在全黨內部，甚至高層之間，發生意見分歧是在所難免的事情，對待不同意見應該堅持團結的方法。但是，實際上採取的批判處理方式，直至發展到實行「圍攻」，不許本人辯解，甚至不許別人發表同情支持的意見，都對張聞天等人造成了更大傷害。
調離外交部、調離社科院經濟所、遣送廣東肇慶、遷居無錫……一次次地打擊著張聞天，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給他換來兩頂「帽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成員。隨後，他的命運被徹底改變了。
廬山會議閉幕後不久，全國外事系統開會，集中火力批判鬥爭張聞天。隨後，大會小會反覆進行「揭發」、“批判”，內容根據統一佈置集中在所謂「反黨集團」和“裏通外國”兩個問題。此時，儘管張聞天仍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實際上他看不到中央文件，不能參加中央的會議，已被迫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雖然遠離了權力中心，可張聞天卻不肯賦閑在家，多次寫信申請工作。1960年11月，他被安排到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工作，遂潛心研究經濟問題。1962年8月，張聞天寫成了給中央的報告《關於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報告的中心意思是建議中央開放市場。在送交中央之前，他還鄭重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報告送上去不出兩個月，八屆十中全會就重點批判「單幹風」、“翻案風”，決定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進一步審查。張聞天這篇報告又變成了新的“罪證”。1965年，經濟所進行“社教”運動，這篇報告又成為新的批判對象，說它是反映了沒落階級的要求，甚至說是又一次向党進攻，性質嚴重，超過了廬山會議發言。後來，科學院學部召開批判張聞天大會，這篇報告仍然是集中批判的重點，甚至鬧到對南方調查中接觸過的人也都要進行審查，凡是有過與張聞天相同觀點的人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牽連。
「文化大革命」期間，張聞天自然難以擺脫厄運。批判過程中，有人指責說，他的廬山會議發言是對彭德懷的信作了“全面系統的發揮”，是“進攻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反黨綱領”。8000多字的發言，只有270個字講了成績，還使用了39個“但”字，“‘但’字以前分明是虛晃一槍，以後便大做缺點的文章”。此外，還有13個“比例失調’，12個“生產緊張”，108個“很大損失”（或損失），以及“太高”、“太急”、“太快”、“太多”等一大批“太”字。講這些話，說明其居心叵測。
1969年10月，張聞天、劉英夫婦離開北京，被遣送到廣東肇慶。在那裏，張聞天化名「張普」，生活了6年。此間，他雖然已是垂垂暮年，但思維仍然清晰、敏銳。他一直沒有間斷過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深深思索，對社會主義國家治國興邦規律的孜孜探求。以僅有0.2的視力，艱辛寫作，總共寫下10多萬字的文章和筆記。其實，在此期間，毛澤東也在反思廬山會議。他曾在1969年、1973年的“九大”、“十大”籌備期間，兩次提出讓張聞天進中央委員會，只是由於康生、江青等人的阻撓才沒有實現。
1974年10月，張聞天致信毛澤東，要求遷回北京居住。毛澤東不願意讓張聞天再次回到北京，授意張玉鳳簽批了意見:「到北京住，恐不合適，另換一地方居住。」張聞天想回故鄉上海，又不獲准。最後他決定到臨近上海的無錫。接下來的日子裡，由於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背著毛主席實行法西斯手段，張聞天最後的處境很凄涼，於1976年7月1日含冤逝世。
1979年8月，黨中央召開追悼張聞天大會。大會充分肯定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一生」，並莊嚴“決定為他平反和恢複名譽”。會議號召全黨向張聞天學習：學習他服從真理，誠懇修正錯誤，勇於自我批評，善於吸取歷史經驗的優良品質；學習他作風正派，顧全大局，以黨的利益為重，不突出個人，不計較個人得失的堅強黨性；學習他謙虛謹慎，艱苦樸素，平易近人，處事民主，善於團結幹部的優良作風；學習他終身好學，不斷求知，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學習他胸懷坦白，光明磊落，愛憎分明，敢於鬥爭的革命精神。1981年6月，張聞天正式得到平反。所有這些，或許是對張聞天最好的告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