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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殺袁文才、王佐導致井岡山根據地徹底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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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殺袁文才、王佐導致井岡山根據地徹底失守

2021年10月21日 17:53

錯殺袁文才、王佐導致井岡山根據地徹底失守

文/王洪光(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堅守了兩年四個月的井岡山根據地,與袁、王有密切關係。可以這麼說,袁、王參加革命,井岡山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袁、王被錯殺,井岡山根據地最後徹底失守。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是革命史上的一個悲劇,造成這個悲劇原因錯綜複雜,形成悲劇的過程更是跌宕起伏。

圖中左為袁文才,右為王佐

1930年2月24日,經過改造後參加共產黨並堅持井岡山鬥爭,對黨的事業做出重大貢獻的袁文才、王佐,不是戰死在對敵的疆場,而是犧牲在自己人的槍口下,成為中國共產黨內部最早被錯殺的紅軍高級將領。袁文才、王佐的被錯殺,最終導致了1927年10月起建立的井岡山紅色革命根據地的徹底失守,直到1949年人民解放軍解放井岡山地區之前,我黨我軍再也沒有回到井岡山重建革命根據地。堅守了2年4個月的井岡山根據地,與袁、王有密切關係。可以這麼說,袁、王參加革命,井岡山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袁、王被錯殺,井岡山根據地最後徹底失守。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是革命史上的一個悲劇,造成這個悲劇原因錯綜複雜,形成悲劇的過程更是跌宕起伏。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決心建立自己的革命武裝。自1927年8月1日起,先後組織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但在強大國民黨軍隊的殘酷鎮壓下相繼失敗。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部隊與先期到達井岡山的毛澤東、何挺穎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寧岡會師,建立了工農革命紅軍第四軍。1928年12月初,由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主力輾轉苦戰至井岡山,在寧岡新城與紅四軍會師。

隨著紅四軍軍事鬥爭勝利和井岡山根據地鞏固與擴大,對國民黨新軍閥反動統治的威脅也越來越大。1928年,蔣介石兩次組織對井岡山根據地「會剿」都歸於失敗。隨即,蔣介石委任湖南軍閥何鍵為“湘贛剿匪總指揮部”代總指揮,調集湘贛兩省軍隊共6個旅、18個團3萬餘人,分五路分別從湖南和江西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三次「會剿」。

湘贛兩省「會剿」井岡山,紅軍充其量只不過4個團5000餘人,兵力懸殊巨大。為此,1929年1月4日,前委在寧岡柏路村召集60餘人的聯席會議,軍隊擴大到團,地方上各縣負責人參加,史稱“柏路會議”。在毛澤東主持下,會議首先傳達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精神,接著詳細討論了應對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第三次「會剿」的策略。經過深入研究,權衡各方面因素,決心採用“圍魏救趙”的戰術打破敵軍事進攻。決定:紅四軍主力向山外突圍,一方面打出去,向外發展,開創新的根據地。為配合紅四軍出擊贛南的行動,紅五軍編入紅四軍內,番號是30團,彭德懷以紅四軍副軍長兼30團團長的名義負責指揮。袁文才由32團調至前委,隨紅四軍主力下山。1929年1月14日,紅四軍28團、31團和特務營、獨立營共3600餘人,在毛澤東、朱德、陳毅等率領下,分兩路離開井岡山,踏上進擊贛南的征途。一路經下庄、小行洲、黃坳,一路走荊竹山,進入遂川境內合為一路。經過一場場艱苦的惡戰,最終在贛南站穩腳跟,開闢了以瑞金為中心的新革命根據地,並發展為中央蘇區。

紅四軍主力下山後,何鍵即令進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21旅、進至資興的第五路劉建緒部,會同贛州的劉士毅第15旅,向贛南追擊紅四軍主力。同時,命令進至永新一線的第二路張興仁第35旅、周渾元第34旅,進至蓮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1個團,進至酃縣、茶陵一線的第四路吳尚部1個旅,向井岡山逼近,緊縮包圍圈。

紅五軍毅然承擔了保衛井岡山的艱巨任務。保衛井岡山,實際上就是保衛井岡山軍事根據地,這與井岡山整個根據地是有區別的。井岡山軍事根據地有兩塊,一是井岡山山區本身,周邊550里,以五大哨口為防禦要衝,以茨坪為中心;二是九隴山,位據井岡山西北面。紅五軍初到井岡山,人生地不熟,群眾條件和地形條件不利。面對不利形勢,彭德懷等領導毅然決然擔負起保衛井岡山的重任,與邊界特委召開了一次聯席會議,進一步落實參戰軍民的兵力及部署,組織戰鬥服務工作,研究應急措施。

1月26日,何健率總部從萍鄉移至蓮花。27日,湘贛兩省五路「會剿」軍隊向井岡山發起猛攻。

敵人攻破黃洋界、八面山、桐木嶺三個重要哨口後,三路重兵直逼軍事根據地中心茨坪,守山紅軍危在旦夕。鑒此,彭德懷與滕代遠等緊急商議,決定收攏隊伍突圍,實行紅五軍軍委和邊界特委聯席會議決定的應急措施,撤離井岡山。隨即,紅五軍8、9大隊,特務大隊,10大隊余部,以及遂川赤衛隊,迅即在荊竹山集結,經遂川方向向南突圍。當時,衝出五井的有紅五軍400多人,遂川赤衛隊與留山紅軍教導團及傷病員和群眾1000餘人。此時正值天寒地凍,山路崎嶇難行,部隊行動緩慢,兼之新敗之餘,指揮一時難於統一,進至遂川大汾時,被敵擊散,犧牲較大。1月29日湘系國民黨軍從黃洋界的金獅面,插入小井村後,小井紅軍醫院100餘名重傷員無法行動。敵進村後抓獲了這些紅軍重傷員,他們英勇不屈,全部被殺害在小溪邊的一塊稻田裏。如今,紅軍小井醫院和紅軍傷病員墓,已是井岡山著名的紅軍烈士憑弔地。

為保存有生力量,彭德懷率紅五軍主力向下庄突破「會剿」軍封鎖線,前往贛南尋找紅四軍主力;留守的紅四軍第32團和紅五軍一部則轉入深山密林,堅持游擊戰,繼續抗擊國民黨軍的“清剿”。湘贛兩敵佔領井岡山後,一面派兵追擊紅五軍,另一面對井岡山實行慘無人道的燒殺政策,叫囂“石頭要過刀,茅草要過火,人要換種”,井岡山根據地遭到嚴重破壞。王佐在紅五軍撤出井岡山後利用熟悉群眾和地形的有利條件,帶領部隊採取化整為零的作戰方法,靈活襲擾敵人,堅持在井岡山與敵周旋,進行頑強鬥爭。

堅守了兩年四個月的井岡山根據地,與袁、王有密切關係。可以這麼說,袁、王參加革命,井岡山根據地得以鞏固和發展;袁、王被錯殺,井岡山根據地最後徹底失守。袁文才、王佐被錯殺,是革命史上的一個悲劇,造成這個悲劇原因錯綜複雜,形成悲劇的過程更是跌宕起伏。

到2月底,因蔣桂兩派軍閥戰爭已揭開序幕,進攻井岡山的國民黨軍大部撤走,約一個月的第三次「會剿」基本結束。我堅守井岡山根據地的軍民乘機反攻,很快恢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基本地區。

1929年2月下旬,紅四軍與江西紅2、4團在江西東固勝利會師時,獲悉井岡山已被敵攻佔,於是決定到閩贛邊界開展游擊活動。這時,已調任紅四軍參謀長的袁文才,因為在東固偶然看到了中共「六大」決議案中關於誅殺紅軍中曾任土匪首領的文件,心裏非常害怕,在東固私自離隊,幾經周折,於5月份返回井岡山寧岡王佐的部隊。因私自離隊,袁文才受到“黨內警告”處分,並調回寧岡擔任縣赤衛大隊大隊長。袁文才誠懇接受了處分,與王佐率部積極奮戰,先後收復了邊界部分失地。

1929年下半年,中共中央派彭清泉(即潘心源)為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工作。在彭清泉的指導下,1930年1月18日至21日,湘贛邊特委、贛西特委、紅五軍軍委在遂川縣于田召開聯席會議。會上議決用軍事手段解決袁、王。袁文才、王佐被殺,直接導火線是「羅克紹事件」。羅克紹有個兵工廠能造槍,袁文才、王佐一直很想把這個兵工廠變為邊界紅軍的兵工廠。1930年2月2日,袁文才、王佐捉住羅克紹不殺,是企圖掌握他的兵工廠,為我所用。然而,袁、王沒有及時向特委報告,湘贛特委便以袁王“勾結羅克紹,擾害永新赤色政府”為由,於2月22日假借“毛委員來信”,通知袁、王部隊配合紅五軍攻打吉安,將隊伍開到永新城聽編。

22日晚上,特委通知開會。袁、王皆按時出席。會議由彭清泉主持。會上,彭清泉以整頓思想為由,不點名地指責袁、王「受編不受調」,“反對分田”,“勾結土豪,破壞蘇維埃政府,擾害永新赤色政權”。袁文才、王佐對此責難極為惱火,最後與彭清泉等對斥起來,會議不歡而散。

會議雖然爭辯激烈,但特委對袁、王及其部隊仍似往常一樣,熱情款待。23日照例無事,晚上還備有大量酒菜款待。而其實,22日晚,彭清泉和邊界特委已給紅五軍(紅五軍已於1929年12月間回到邊界游擊)去信,並派邊區特委書記朱昌偕、永新縣委書記王懷連夜前往紅五軍駐地安福洲湖,請求派兵,立即解決袁、王。彭德懷在聽了朱昌偕、王懷等彙報後,感到十分突然。但還是命紅五軍4縱隊的2個連於2月24日拂曉趕到永新。到永新後即包圍了袁、王及其部隊駐地。24日拂曉,朱昌偕開槍將袁文才打死在床上。王佐聽見槍聲,趕忙跳牆騎馬逃跑,當通過縣城東禾水河時,河上原有的橋板被事先撤走,王連人帶馬跌進河裏,淹死在禾水河的東關潭裏。袁、王部40餘名幹部骨幹隨即被殺,剩下部隊一部編入紅五軍,一部被解散。「在解決袁、王並改編他們的部隊後,湘贛邊特委對於王、袁在井岡山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紅五軍第3縱隊派出部隊上山進行‘搜索’」。袁、王在永新被殺,其部遭到解體和收編,這起事件在湘贛邊界各個方面引起巨大震動。袁文才、王佐部下,包括整個客籍的黨員和群眾,對袁、王被殺感到極其憤怒。他們認為這是湘贛邊界特委一方面公報私仇,另一方面是打擊客籍人。於是向上級黨組織控告龍超清、朱昌偕等人。

反共”,編入反動民團,掌控了井岡山軍事根據地;另一部分人則心灰意冷,回鄉務農,脫離革命隊伍。

早在1929年三四月間,蔣桂戰爭爆發,參加第三次「會剿」的湘贛兩敵正規軍相繼撤走,井岡山根據地又重新出現了新的局面。這時紅五軍在彭德懷、滕代遠率領下,按照毛澤東講得“井岡山是不能丟的,那是革命最早的根基之地,是革命的母胎”的意見,又殺回到邊界,使邊界的革命力量倍增,取得了安福戰鬥的勝利,再度激起根據地軍民的勝利信心。在這樣的大好形勢下,卻發生了錯殺袁、王的事件,使得井岡山根據地又為敵所佔。錯殺袁、王使湘贛邊界的革命鬥爭形勢急轉直下,後來紅軍部隊數次上山,力圖恢復井岡山軍事根據地,但均未奏效,反遭嚴重損失。設想如果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仍在紅軍手裏,當蔣介石國民黨軍圍剿中央蘇區時,有井岡山根據地與中央蘇區互為犄角,從側背牽制由吉安、泰和向瑞金核心區進攻之敵,紅軍反“圍剿”鬥爭將會主動得多。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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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井岡山會師》(資料圖)

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見到了毛澤東,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袁、王被殺是我黨、我軍早期革命歷史上發生的一起冤案。建國後,他們兩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對袁妻謝梅香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當時造成錯殺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當時黨內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通過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據。「六大」精神傳到井岡山之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主張把袁、王殺掉;毛澤東等人則堅決反對,最終還是統一到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上來。實際上,“土匪”和「綠林」是有本質區別的。“土匪”是不論貧富,皆為其壓迫和搶奪對象,社會各階級包括貧苦農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綠林」則不同,「綠林」本質上是農民武裝,是農民起義軍,宗旨是“劫富濟貧”,貧苦農民是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綠林」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湘贛特委和一些縣委把“土匪”和「綠林」混淆起來,本來就是對袁、王隊伍階級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的影響,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是存在於邊界、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械鬥。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來的晚,只能佔據相對比較貧瘠的山地,被佔領平地的當地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後,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在當時的井岡山地區,大約20%的土籍(原住民)佔據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為佃農,受到土籍豪紳的壓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綠林」,作為客籍民眾領袖和客籍利益的保護者,得到廣大客籍民眾廣泛擁護。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在革命初期與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等土籍的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領導人之間關係還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龍超清。但袁、龍等人都沒有超脫於當地的土客籍之爭,相處時間長了,他們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後,採取了組織措施,化解矛盾,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紅四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毛澤東率主力紅軍離開井岡山後,1929年下半年,湘贛邊界特委與袁、王矛盾開始惡化。

當時在湘贛邊界特委工作的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1929年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也認為“……照六大會議的指示解決之。”邊界特委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僅受黨內左的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帶著強烈的個人恩怨與成見,邊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邊界情況的一個報告也說:“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對我們現在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由此可見,邊界地方黨組織早對袁、王二人深惡痛絕,埋下殺機,邊界特委對這場歷史悲劇應負直接責任。羅克紹事件正好是條導火線,給了邊界特委以借口,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摻雜了地方黨組織領導人與袁、王的個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隊存在的一些不良習氣,是導致事態惡化的主要誘因

袁、王及其部隊雖然已被編為紅軍,但長期的綠林生活對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組織觀念淡薄,紀律松馳;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組織,看不起寧岡當時的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認為他們二人年紀輕,本事不大。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合不來。袁、王曾當著部隊和特委縣委的面說過「毛委員有帝王之相,是個中央才,跟著他是有出息的」、“我只聽毛委員的”,為了把毛澤東留在井岡山,他們主動做媒,促成賀子珍嫁給毛澤東。如今毛、賀結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岡山的著名旅遊景點,庵中一棵古樹上,青年男女把象徵美好愛情的紅綢條掛滿了枝椏。

袁文才本已隨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卻中途私自離隊回到井岡山,雖接受了組織處分,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當然,這些問題均屬於黨內矛盾,有問題但也不至於要殺掉他們。

1929年2月袁文才從贛南擅自離開部隊跑回井岡山,袁文才、王佐領導的部隊不服從地方黨組織的調派,紀律鬆懈。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袁、王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此稱為‘特殊黨員’。他們相信自己萬能,槍杆子萬能而已」,最後發展到要武力解決的地步。而且,袁、王作為客籍民眾利益的代表,在處理土客籍矛盾時,始終難以超脫,最後導致與土籍的邊界特委負責人直接對立,也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四、中央巡視員彭清泉的錯誤指導決策,作出了用軍事手段處理袁文才、王佐的決議,這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工作。潘和袁、王都沒有談過話,僅根據他近半個月的巡視,就偏聽偏信邊界特委、縣委的意見,在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議。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記述道:「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辦理的。」“解決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響,這問題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開會,CY(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縮寫)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城裏來”。足見於田聯席會議作出殺害袁、王的決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進行的,表現了當時黨的一些負責同志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與決定,不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是將柏路會議已經議決過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現出極端的狹隘主義。

五、紅五軍領導人輕信了特委的錯誤意見,未作深入調查便草率派兵解決袁、王,對事件的發生也負有一定責任

當時,袁、王兩部加起來有800餘人槍,其戰鬥力與紅五軍不相上下。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對付,非但達不到目的,弄不好還會反受其害。於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調虎離山,將袁、王誘至永新縣城下手,二是藉助紅五軍的力量。恰在這期間,紅五軍停駐在安福、永新邊界地方。湘贛邊界特委向中央和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反映袁、王的問題,有些問題並不是實事求是,但由於各種原因,彭德懷輕信了片面之詞,同意借兵給特委解決袁、王。

如果紅五軍領導人能深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複雜情況,也許就不會聽信特委的不實之詞了。彭德懷後來回憶道:「朱昌偕(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錯誤。”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文/王洪光(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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