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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處決韓復榘內幕:秘定十罪 直接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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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處決韓復榘內幕:秘定十罪 直接槍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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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處決韓復榘內幕:秘定十罪 直接槍殺

2021年10月21日 18:02

韓復榘

1938年1月,原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團軍總司令韓復榘,在武漢被國民政府軍委會組織軍事法庭審判處決,這是抗戰中第一個被軍法處死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也是國民黨在大陸執政時期按軍法處死的軍銜、軍階最高的國民黨軍將領。

數次開罪蔣介石

九一八事變後,韓復榘(字向方)看出蔣介石寧可屈辱求和,也不想和日本人打仗,於是便藉機擴充軍隊,加強自己的實力。他首先把他的五師一旅補足兵員,又辦起了地方武裝,同時健全了地方行政機構,統一了政令。為使財政不虞匱乏,他又辦起了民生銀行和平市官錢局,進而掌握了山東全部地方金融。

韓復榘是國民黨中委和山東省黨部常委,但他不是借黨自重,而是黨同伐異。1931年春,他把國民黨沾化縣黨部常委馬丹亭裝入麻袋扔到海里淹死。及至南京方面查詢,他遷罪于山東省黨部常委CC分子劉漣漪,並把劉逮捕後驅出山東。接著,他借口山東是日本人的敏感區域,解散了反日會,取締反日宣傳;後又借口財政困難,拒絕執行南京政府收回地方銀行紙幣的通令,並兩次截留中央稅款,控制南京設在山東的稅務機關;不久又停發了國民黨各縣黨部的經費,並勒令解散,停止活動。

韓復榘這一系列舉動令南京政府非常惱火,但因九一八後華北多事,又因馮玉祥此時寄居泰山,韓馮親近,南京政府對韓復榘只好暫時隱忍寬待,沒有過於追究。

然而韓復榘開罪南京,卻令日本人大為高興,他們認為韓復榘可以利用,想抓住他再樹起個「第二滿洲」。從此,日本人像韓復榘的影子一樣,纏著他不放。

但九一八事變後,十九路軍的英勇抗戰和南京政府的喪權辱國,讓韓復榘有了一些感觸,一是人民明辨是非:愛國,人民就擁護,辱國,人民就反對;二是南京政府不僅不抗戰,而且還要借戰爭消滅異己。而這後一點感觸對他影響尤大,促使他牢牢地掌握著軍隊。

淞滬抗戰後,十九路軍被調駐福建,這令該軍將士反蔣情緒日趨強烈。1933年11月22日國民黨中的進步力量代表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黃琪翔、余心清(代表馮玉祥)等,與全國部分省市代表聚集福州,成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舉起反蔣旗幟,與南京國民政府對峙。

韓復榘十分希望閩變成功,他與寄居在山東的前北平市長何其鞏秘密商議,由何擬稿,以韓的名義向閩變中的人民革命政府發電祝賀和響應。而這更加深了蔣介石對韓復榘的猜忌。

1935年6月中日簽署《何梅協定》,日、蔣、偽逼著宋哲元和蕭振瀛搞華北妥協,華北特殊化,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將國民黨中央在華北的機關全部撤走。在這種情形下,日本人感到山東介於華北和南京之間,韓復榘舉足輕重,韓向北倒,“華北五省三市自治”有可能實現;韓向南倒,必然會阻止華北形勢朝著有利於日本的方向發展。日本人看清了這個形勢,指示駐濟日方人員對韓復榘進行拉攏;韓復榘也看到了這一形勢,他狡猾地和日方敷衍著,想用這張牌既穩住日本人,又挾制南京,使蔣介石不敢向他立即下手。

在濟南,日方出面同韓復榘勾搭的是駐濟南武官花谷中佐,他頻繁地在山東省政府出出進進。最初韓復榘還是當眾接見花谷,後來就是到密室會談。韓復榘還特別邀請了一個叫朱經古的日本通來參加他們的會談。朱經古是濟南私立東魯中學的校長,很受日本人器重。據朱經古透露,花谷要求「山東獨立」,韓不答應;要求山東參加“華北五省三市自治”,韓表示可以考慮。花谷得意洋洋地認為,韓復榘基本應允了,可能留有條件,他在山東已掌控了韓復榘。

1935年8月,花谷同日本軍部兩名軍官到濟南拜訪韓復榘,邀請韓復榘去天津洽商要務。韓復榘推託公務太忙,不能脫身,有事可在濟南商談。於是,日本政府派出以淺沼為團長的5人經濟考察團到濟南,住在日本領事館。西田領事設宴邀請韓復榘在領事館會面,同時被邀請的還有程希賢、葛金章、過之綱、韓多峰、聞承烈、王守德等人。另外東魯校長朱經古,校董豐田(日本人),駐濟日本武官石野、花谷等也被邀參加。

客人到齊後,花谷把韓復榘拉到一旁坐下,取出一張地圖鋪在桌子上,並指指點點,小聲說著。後由朱經古翻譯,大意是黃河決口,已將山東和南京隔開,你這裏通電獨立,南京也無奈你何。韓復榘模稜兩可。西田恐把宴會攪亂,當著代表團的面不好看,就請韓復榘和花谷兩人入席。席間,淺沼大談中日親善的好處。正說著,花谷突然神經質地站起來忿忿地說:「什麼中日親善?這是瞎說,是胡說!中日不會親善的,要親善只有打,一打就親善了。甲午年、庚子年,中國打敗了,親善來了,這是中國人的脾性!」花谷這番話,不僅令在坐的中國人不滿,連淺沼等日本人也認為花谷失態。為顧全臉面,西田只得用日語制止他。這時韓多峰向韓復榘請示說:“我說幾句吧?”韓復榘說:“秀岩(韓多峰字)談談吧。”

韓多峰請西田翻譯,然後說:「淺沼先生說中日親善是很對的。但要真親善,日本應當幫助中國富強,而不是像花谷先生說的‘打’。以簡單的例子說,中國禁毒,而賣毒的是些什麼人呢?日本人開設煙館,用飛機運毒來毒害中國人,這難道是親善嗎?道理很明顯,不用細講。今天花谷先生這種咄咄逼人的氣勢,能說是親善嗎?不只是禮貌失態,侮辱了我們,遺憾的是也侮辱了貴國所倡導的中日親善!」幾句話說得花谷一時無話可說。在座的人因花谷招來了韓多峰這麼一番話,也都側目向花谷注視。

韓多峰接著說:「我是個軍人,當然離不開打仗。多年來使我認識到中國兵書上‘佳兵不祥’那句話。兵力強,裝備好,即使打了勝仗,也搞個民窮財盡,得不償失,結果是兩敗俱傷。花谷先生應該三思,‘打’不是好辦法,真親善才是正途。」

韓多峰話音一落,大家紛紛鼓掌,結束了這個窘局。

雖然鬧了這麼一場「逼宮」似的醜劇,但日方尚未在山東尋釁,所以山東一直平安無事。

響應張、楊的主張。

1937年3月駐華北日軍派坂垣帶參謀花谷大佐乘飛機到濟南接韓復榘到北平開「五省會議」,預謀以韓復榘為首主持華北自治。韓復榘恐背上漢奸罵名,仍與日本人虛與委蛇。儘管如此,韓復榘與日本人頻繁聯繫的情報還是源源不斷地灌入蔣介石的耳中,使蔣對韓的疑懼越來越深。

擅自撤退成導火索

全面抗戰開始後,蔣介石任命馮玉祥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指定宋哲元、石友三、韓復榘部歸其指揮。

然而此時,韓復榘卻與偷偷來到濟南的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搞了個秘密協定:山東保持中立。

錶表態,你們看如何?”師長們一時鴉雀無聲。待了一會兒,孫桐萱對韓復榘說:「主席真這樣做,恐怕第三路軍官兵不同意,跟主席走的就不多了。」

韓復榘聽了,心中既驚又喜,隨即又問其他人:「你們怎麼想的?」大家都注視著他,沒人吱聲,可表情上似乎都同意孫的意見。

會議表面上沒形成一致意見,但卻使韓復榘感到滿足。他覺著這些跟他多年的部下還沒有拋棄他。

消息傳到馮玉祥那裏,馮緊急密電蔣介石。蔣介石一面派蔣伯誠馳往濟南安撫,一面急調廣西部隊5個師集中徐州,準備應變。

同時南京政府為激勵韓復榘的抗敵決心,委任韓為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並仍兼山東省政府主席,還撥款400萬元防務建築費,要韓復榘負責黃河以北防務。

9月下旬,津浦前線陰雨連綿,敵我雙方隔磚河相持,戰況沉寂。此時,馮玉祥決定以奇兵制敵。但韓復榘未作積極響應,失去殲敵良機。

10月1日磚河防線被突破。

10月5日,馮玉祥長官部人員依照蔣介石的命令向平漢線轉移。

11月初,馮玉祥派吳青旺攜親筆函去濟南見韓復榘。信中勉勵韓復榘要做民族英雄岳飛,流芳千古。馮還在其日記中寫道:「復榘,復榘,你是好孩子,要做民族英雄,要為抗日而死!」可見馮玉祥對韓復榘的關心和期望之深。

同月,日軍香月清司部準備向山東大舉進攻,韓復榘知道不打是不行了。於是他下令把省府遷往寧陽,以免遭日機轟炸。他的妻子高藝珍及次妾都不願遠去,只好暫送曹縣,而其妾紀甘青被送到銀川。

11月中旬,韓復榘反攻德州。兵到濟陽即與敵遭遇,手槍旅倉促應戰,抵擋不住退了下來。韓復榘率賈本甲團不過百人,在一個村莊里被敵包圍,幾乎被俘。賈團長腿斷致殘,衛隊長牛耕林當場陣亡,其他衛士傷亡殆盡,韓復榘奮力突圍穿越濟陽縣城甩脫敵人,逃回濟南。

日軍隨即追至黃河北岸,佔據鵲山,並不時炮轟濟南。韓復榘為防日軍過河,將黃河大鐵橋炸毀。

日寇打到黃河北岸後,韓復榘修書一封,派一個副官送到曹縣妻子高藝珍處。此信為毛筆書寫,後被其家人作為遺書保留下來,原存高藝珍處,高1956年去世後由其女保存。十年浩劫,此信因抄家遺失,但其子等曾各錄一份副本留念,使信的原文內容保存下來。

這封信的內容如下:

大姐(據韓復榘次子韓子華說:我母親長我父親兩歲,所以父親稱其為大姐):

我部這次與日寇浴血奮戰,傷亡慘重,為我從軍以來歷次戰鬥所未有。眼見官兵如此傷亡,我心中十分沉重。今後戰鬥必更加嚴重,生死存亡,難以預卜。請大姐再勿為我操心,只要把孩子們照顧好,教育好,我即感激之至。現派人送去伍千元作為今後之家用,望查收。

致安好。

向方

不久,日軍運來遠程大炮威脅濟南,千佛山也成了日寇炮擊的目標。蔣介石曾允諾增調大炮支援黃河南岸守軍,但沒實行,還反將已在黃河南岸的大炮調走,這使韓復榘甚為惱火。

前不久,在徐州的司令長官李宗仁曾來濟南與韓復榘商計第五戰區作戰計劃。擬好的計劃是要三路軍退到沂蒙山區,使日軍不敢急速南進。韓復榘當場表示反對,說:「南京不守,南路日軍快打到蚌埠了,北路日軍再過黃河,南北一擠,我軍沒有接擠,沒有給養,想把我們送禮,叫我們吃‘包子’呀!」韓復榘情緒激動,衝口而出,令李宗仁非常尷尬,鬧了個不歡而散。

韓復榘料想濟南不能長久支持,遂令後勤部門將軍需物資向南陽運送。戰區截留未成,蔣介石來電也未能制止。李宗仁電令韓復榘不要把後方放在第五戰區以外,韓復榘傲慢地在來電上批道:「現在全面抗戰,何分彼此。」秘書照批作復,李宗仁接電後極為震怒。

1937年12月22日夜日軍從清河鎮以南渡過黃河,谷良民部退至周村。韓復榘決定將省府再遷曹縣,命令向黃河以北發炮百餘響,並留十二軍軍長孫桐萱斷後,將省府各要害機關房屋燒掉,向南撤退。

得知韓復榘要撤離,蔣介石急電韓復榘死守濟南,不要撤退,但韓接電時已到泰安。李宗仁來電要韓復榘守泰安天險,韓復榘回電稱:「南京不守,何守泰安?」蔣介石再電韓復榘死守泰安時,韓已退到濟寧了。李宗仁接電後,認為韓復榘無視軍令,不顧國家大體,擅自撤退,破壞抗戰,心中異常惱怒,遂向蔣介石建議嚴辦韓復榘。此時,蔣介石也覺得韓復榘這個人靠不住,他既和土肥原有勾結,又和劉湘有聯繫,外傳他還想撤到漢中,再聯想到韓對閩變和西安事變所持的態度,更覺韓復榘實在可疑、可恨,便存心要處置他了。

被誆開封命隕武昌

撤到濟寧的韓復榘心煩意亂,他令省府再遷寧陵,並把總指揮部參謀長等人趕到巨野,部隊分佈到濟寧、兗州、嘉祥、鄒縣一帶,自己帶著一個通訊隊留在濟寧。通訊隊長是個女的,回民,曾獲山東武術比賽優勝,兼作韓的鏢師。

1938年1月7日,日軍桑田部抵濟寧東面的八里鋪,沼田部也向濟寧以東逼進。見兩路敵軍來勢甚猛,韓復榘遂放棄濟寧,退集曹縣、單縣、成武、金鄉等地,準備進入河南,以圖東山再起。

令韓復榘前去參加。但韓復榘因有擅自撤退一節,心懷忐忑,不敢前往。同時他接劉湘密電:開封會議於兄不利,最好借故不去參加。於是他推說軍事吃緊,複電不能前往。李宗仁接韓複電後,即上報蔣介石。蔣介石則要蔣伯誠再去電,務必要韓復榘到會。蔣伯誠即去找韓復榘駐開封代表靳文溪,對他說:「蔣、韓過去有些誤會,只要一見面就自然解釋清楚了。要是不來,意見越深,鬧下去,我看對他不利。我也和向方共事多年,彼此肝膽相照,故此說這些話。只要他肯來,我保他沒事。」靳文溪相信了蔣伯誠的話,就給韓復榘發去一個電報,說蔣伯誠在開封等他,並且和老蔣談妥,一切誤會見面後可解決。韓復榘這才改變主意,決定到開封參加會議。

聽說韓復榘前去開封參會,總指揮部的幕僚人員大吃一驚,急忙乘車追趕攔阻,然而此時韓復榘的車隊已出省界,追趕的人只得怏怏而回。

抵達開封后,韓復榘受到河南省主席劉峙、武漢來的白崇禧和徐州來的李宗仁的熱情接待,他的衛隊也安置在了他住的地方。韓復榘見此情形,心中安穩了許多。

然而,蔣介石最後還是將韓復榘扣了起來,並隨即解赴武漢,押在武昌市平閱路33號內院一座小樓上,此處在「委員長武昌行營」斜對過,是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所在處。

1月23日國民政府下令免去韓復榘的所有職務,委任沈鴻烈為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的第三集團軍總司令一職由十二軍軍長孫桐萱繼任。隨後指派何應欽、鹿鍾麟、何成溶為審判官,徐業進、賈煥臣為軍法官,組成最高軍事法庭,以鹿鍾麟為庭長,會審韓復榘。

了大審韓復榘的消息。可此時韓復榘卻還什麼也不知道,他並未出庭,也沒人要他出庭。最後,法庭經過研究來了個缺席審理,給韓復榘定了十大罪狀,判處死刑。

這十大罪狀是:一、違抗命令,擅自撤退;二、按兵不動,擁兵自保;三、勾結日寇,陰謀獨立;四、收繳民槍;五、縱兵殃民;六、派銷鴉片;七、破壞司法獨立;八、擅征和截留國家稅款,破壞稅制;九、侵吞國防經費;十、擾亂金融。

1月24日晨,有人上樓對韓復榘說:「何部長請韓主席。」

韓復榘便由樓上走下來。剛走到樓梯底,身後忽然槍響,韓復榘一驚,大呼:「有,有刺客!」接著又是一槍響,韓復榘立定不動,隨即槍聲再響,他倒了下去。

韓復榘死時48歲。

高藝珍在漯河聽說韓復榘被扣解往武漢,便預料韓此行不吉,痛哭了一場後,打算親自到武漢探望韓。還未成行,駐軍河南的鄭洞國忽差人告知,明日來看望她。高藝珍想,韓復榘和鄭洞國一向沒來往,這次來可能是要抄她的家。於是,她召集隨她來漯河的衛士連連長竇來庚及副官、家人等在一起商議,決定次日鄭洞國來之前,將所有帶來的箱子都打開,放在屋內靠牆邊,衛士連帶來的武器也都拿過來堆在桌子上。

次日上午,鄭洞國帶著衛士乘車來到漯河與高藝珍相見。高藝珍說:「向方犯罪,鄭將軍來此,想必奉命查抄我家。喏,這是我的全部財產,衛士連也集合在院子裏,武器在桌子上。鄭將軍,請驗收吧。」

鄭洞國一見這陣勢,趕緊說:「哪裏,哪裏,請您別誤會。韓主席獲罪,自有公論。我是奉蔣委員長電話之命前來慰問您的。您有什麼要求或缺什麼,請告訴我,我代轉達。」

高藝珍說:「我有幾點要求,請將軍轉告委員長:一、我想去武昌探望向方,是否可以?二、我今後無需人保護,這個衛士連並非一般的衛隊,他們是山東國術界名手,連長竇來庚原是山東省國術館館長。現在他們一致要求回山東參加抗戰,請批示。三、我們用不著武器,衛士連如果回山東,他們也不帶武器走,這些武器是國家的,請收繳。」

鄭洞國說:「您的這些要求,我現在還無法答覆。等我回去轉請蔣委員長批示。如果您沒別的話說,我就告辭了。」

隔了一天,鄭洞國又來了。他對高藝珍說:「委員長對您的要求回了電話。關於去武昌的事,您不便去,可以派一個副官去看看他;衛士連可以回山東,武器可以繳上來。還有,委員長為照顧您全家的生活,已令山東省民生銀行撥給您十萬元作家用。」

高藝珍為了探聽韓復榘的生死,便囑咐一副官去武昌探監。副官到了武昌,恰巧碰上了由銀川趕來的紀甘青。原來紀甘青聽說韓復榘被扣押武昌行營,便多次和馬鴻逵商量辦法,馬也沒有什麼好辦法。於是紀甘青決定親自走一趟,馬鴻逵這才用自己的小車把她送到武昌。

此時,韓復榘已被處決。法庭批准紀甘青和高藝珍派來的副官前去看屍。

看到棺木,紀甘青泣不成聲。看守打開棺蓋,紀甘青見韓復榘安祥如舊,不像受過刑,情緒這才稍定。軍法官通知紀甘青,明日韓復榘的靈柩將被安葬在豫鄂交界處的雞公山墓地。

次日,紀甘青帶著副官坐火車趕到雞公山基地,在那裏等候靈柩到來。安葬韓復榘的墓穴已經修好,並有一塊石碑立在一旁,碑上刻著「韓復榘之墓」5個大字。

韓復榘安葬後,紀甘青哭祭一番,仍乘原車返回銀川。解放後,紀曾到北京探視過高藝珍,並祭掃了韓復榘之墓(1954年韓復榘的靈柩經人民政府批准,由其子女遷往北京香山萬安公墓安葬)。

探視韓復榘的副官待韓的靈柩在雞公山安葬後返回漯河,向高藝珍彙報了此行詳細情況。高藝珍得知韓復榘已被處死,十分悲傷,子女們也都悲痛萬分。特別是其長子韓嗣燮(字伯陽)因受刺激,導致精神錯亂,以後住進北京精神病院,後來死在那裏。

高藝珍離開漯河時,韓復榘的小妾「紅菊花」對高藝珍說:“主席已死,大姐一人肩上的負擔很重,我不會做什麼事,今後我不願再拖累大姐了,我想仍回山東老家。嗣蟥是主席的骨肉,請大姐撫養他成人吧。” 「紅菊花」年紀輕輕,高藝珍本不願留她同自己過以後的日子,既然她本人提出,便送她走了。

韓復榘共育有4子,高藝珍為他生育了3個:大兒子韓嗣燮;二兒子韓嗣燠(解放後考入軍政大學,畢業後參加抗美援朝,複員後在蘭州電力技工學校教書);三兒子韓嗣烽(曾在四川軍校受軍事教育,解放後在陝西某交通部門任職);四子韓嗣蟥(曾留學奧地利,後定居國外)。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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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畫《井岡山會師》(資料圖)

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見到了毛澤東,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袁、王被殺是我黨、我軍早期革命歷史上發生的一起冤案。建國後,他們兩人被追認為革命烈士。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前中共江西省委書記陳正人回憶說:「1930年10月,在紅軍最後一次打吉安時,我見到了毛澤東同志,把袁、王被殺的事情告訴了他。他說這兩個人殺錯了,這是不講政策。解放後,大概是在1950年,那時我任江西省委書記,向毛澤東同志彙報江西工作情況的時候,有時也還提到袁、王的事情,毛澤東同志的看法和以前一樣,沒有改變,還是認為殺袁、王是殺錯了。」 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時,還特意會見了袁文才、王佐的遺孀,對袁妻謝梅香說:“袁文才、王佐不在了,他們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當時造成錯殺袁文才、王佐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一、當時黨內一些「左」的政策,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主要原因

1928年7月在莫斯科召開黨的「六大」通過的《關於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提出“與土匪或類似的團體聯盟僅在武裝起義以前可以適用,武裝起義後宜解除其武裝,並嚴厲的鎮壓他們,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的頭領死灰復燃。他們首領應當作反革命的首領看待,即令他們幫助武裝起義亦應如此。這類首領均應完全殲除。讓土匪深入革命隊伍或政府中,是危險異常的。這些分子必須從革命軍隊和政府機關中驅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們在敵人後方工作,絕不能置他們於蘇維埃政府範圍之內。”這為錯殺袁、王提供了政策依據。「六大」精神傳到井岡山之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寧岡縣委書記龍超清等人,主張把袁、王殺掉;毛澤東等人則堅決反對,最終還是統一到毛澤東等人的意見上來。實際上,“土匪”和「綠林」是有本質區別的。“土匪”是不論貧富,皆為其壓迫和搶奪對象,社會各階級包括貧苦農民都是恨之入骨的。「綠林」則不同,「綠林」本質上是農民武裝,是農民起義軍,宗旨是“劫富濟貧”,貧苦農民是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綠林」有廣泛的群眾基礎。湘贛特委和一些縣委把“土匪”和「綠林」混淆起來,本來就是對袁、王隊伍階級性的模糊。

二、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的影響,是造成袁、王被錯殺的重要原因

土客籍矛盾和地方主義是存在於邊界、長期沒有解決的問題。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遷移來的客籍人之間有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械鬥。客籍人從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至鄂南,約有幾百萬人。客籍人來的晚,只能佔據相對比較貧瘠的山地,被佔領平地的當地土籍人所壓迫,素無政治經濟權利。大革命失敗後,在湘贛邊紅色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最為嚴重。

在當時的井岡山地區,大約20%的土籍(原住民)佔據了大量的土地,80%的客籍(主要是客家人)被迫成為佃農,受到土籍豪紳的壓迫。而袁文才、王佐出身「綠林」,作為客籍民眾領袖和客籍利益的保護者,得到廣大客籍民眾廣泛擁護。可是,由於寧岡的土客籍矛盾由來已久,且結怨甚深,袁文才、王佐作為客籍革命派首領,在革命初期與龍超清、朱昌偕、王懷等土籍的永新縣委及邊界特委領導人之間關係還是很好的,袁文才的入黨介紹人就是龍超清。但袁、龍等人都沒有超脫於當地的土客籍之爭,相處時間長了,他們之間的摩擦與紛爭愈演愈烈,遂有“土籍的黨,客籍的槍”之說。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後,採取了組織措施,化解矛盾,將龍超清調往蓮花工作;任命袁文才為紅四軍參謀長,劉輝霄為前委秘書長,於1929年初隨紅四軍行動;將何長工調任寧岡縣委書記;同時,對邊界縣、區委幹部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毛澤東率主力紅軍離開井岡山後,1929年下半年,湘贛邊界特委與袁、王矛盾開始惡化。

當時在湘贛邊界特委工作的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加速急謀能解決土匪首領,應是邊界刻不容緩的工作」。1929年湘贛邊界特委書記鄧乾元在給中央的一個報告中也認為“……照六大會議的指示解決之。”邊界特委在處理這一問題時,不僅受黨內左的思想的影響,而且還帶著強烈的個人恩怨與成見,邊界特委1929年5月至8月邊界情況的一個報告也說:“現在土匪問題更加嚴重,袁、王對我們現在處處懷疑,袁有另找出路脫離我們的象徵,王在袁的影響下,亦與我們的關係日趨惡化。”由此可見,邊界地方黨組織早對袁、王二人深惡痛絕,埋下殺機,邊界特委對這場歷史悲劇應負直接責任。羅克紹事件正好是條導火線,給了邊界特委以借口,這既是土客籍矛盾的延伸,也摻雜了地方黨組織領導人與袁、王的個人私怨。

三、袁、王自身的毛病及其部隊存在的一些不良習氣,是導致事態惡化的主要誘因

袁、王及其部隊雖然已被編為紅軍,但長期的綠林生活對他們的影響很大。許多人過慣了自由散漫的生活,組織觀念淡薄,紀律松馳;袁、王兩人性情高傲,只信仰個人,不相信組織,看不起寧岡當時的縣委書記龍超清和永新縣委書記王懷,認為他們二人年紀輕,本事不大。因此,他們之間有矛盾,合不來。袁、王曾當著部隊和特委縣委的面說過「毛委員有帝王之相,是個中央才,跟著他是有出息的」、“我只聽毛委員的”,為了把毛澤東留在井岡山,他們主動做媒,促成賀子珍嫁給毛澤東。如今毛、賀結婚的象山庵已是井岡山的著名旅遊景點,庵中一棵古樹上,青年男女把象徵美好愛情的紅綢條掛滿了枝椏。

袁文才本已隨毛澤東率部隊下山,卻中途私自離隊回到井岡山,雖接受了組織處分,但對隊伍仍有影響,特別是對策反羅克紹這樣的大事,既不請示,又不商量,擅自行動,是違反組織原則的。當然,這些問題均屬於黨內矛盾,有問題但也不至於要殺掉他們。

1929年2月袁文才從贛南擅自離開部隊跑回井岡山,袁文才、王佐領導的部隊不服從地方黨組織的調派,紀律鬆懈。楊克敏在報告中提到:「袁、王對黨的認識很薄弱,小資產階級意識非常濃厚,信仰個人,不相信群眾,個性很強,不接受批評,邊界因此稱為‘特殊黨員’。他們相信自己萬能,槍杆子萬能而已」,最後發展到要武力解決的地步。而且,袁、王作為客籍民眾利益的代表,在處理土客籍矛盾時,始終難以超脫,最後導致與土籍的邊界特委負責人直接對立,也為自己引來了殺身之禍。

四、中央巡視員彭清泉的錯誤指導決策,作出了用軍事手段處理袁文才、王佐的決議,這是事件發生的直接原因

1929年下半年,彭清泉(即潘心源)作為中共中央委派的巡視員到湘贛邊界巡視工作。潘和袁、王都沒有談過話,僅根據他近半個月的巡視,就偏聽偏信邊界特委、縣委的意見,在遂川于田聯席會議上,通過了武力解決袁文才、王佐的決議。1930年7月22日《贛西南劉作撫同志(給中央的綜合性)報告》中記述道:「這一問題是中央巡視員彭清泉同志辦理的。」“解決了袁、王在政治上是有好影響,這問題完全由彭同志指定9位同志開會,CY(共產主義青年團(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英文縮寫)完全沒有通知,設法把袁、王騙到城裏來”。足見於田聯席會議作出殺害袁、王的決定是在彭清泉的指示下進行的,表現了當時黨的一些負責同志只知機械地執行上級指示與決定,不知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別是將柏路會議已經議決過的事情重新推翻,更表現出極端的狹隘主義。

五、紅五軍領導人輕信了特委的錯誤意見,未作深入調查便草率派兵解決袁、王,對事件的發生也負有一定責任

當時,袁、王兩部加起來有800餘人槍,其戰鬥力與紅五軍不相上下。湘贛邊界特委一班人知道,倘若用武力對付,非但達不到目的,弄不好還會反受其害。於是制定的策略,一是調虎離山,將袁、王誘至永新縣城下手,二是藉助紅五軍的力量。恰在這期間,紅五軍停駐在安福、永新邊界地方。湘贛邊界特委向中央和紅五軍領導人彭德懷反映袁、王的問題,有些問題並不是實事求是,但由於各種原因,彭德懷輕信了片面之詞,同意借兵給特委解決袁、王。

如果紅五軍領導人能深察當時邊界黨和紅軍內的複雜情況,也許就不會聽信特委的不實之詞了。彭德懷後來回憶道:「朱昌偕(似乎還有王懷或其他人,記不清楚了)來我們軍部,向軍委報告情況。他們談袁文才、王佐要叛變,袁、王有將參加邊區縣以上聯席會議的同志一網打盡的可能。事情萬分危險,請求五軍立即出動挽救這一危局」。 “如果朱昌偕同志所反映的與事實不符,那麼我們就犯了輕聽輕信的錯誤。”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文/王洪光(南京軍區副司令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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