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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韓戰爆發前的驚天大屠殺

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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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韓戰爆發前的驚天大屠殺

2021年11月09日 18:43

1950年6月17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到三八線策劃侵朝戰爭。圖中左起:杜勒斯、韓國李承晚政府國防部長申性模、美國軍事顧問團準將羅勃特、韓國李承晚政府陸軍參謀長丁一權。

在韓戰爆發前後,大約有十萬之眾的左翼人士和無辜平民遭到韓國李承晚政府的屠殺,而美國卻對屠殺暴行袖手旁觀。韓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幾經努力,才終於揭開這段湮沒了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歷史。

韓戰結束迄今已半個多世紀了。美國人在這場戰爭之前,經歷了席捲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其後又經歷了越南戰爭的洗禮,因此他們常將韓戰稱之為一場「被遺忘的戰爭」。

但五十多年來,政治家、軍事家和研究者並未遺忘這場戰爭,各國陸續解密的檔案成為研究韓戰的重要文獻。美國國家檔案館作為保管聯邦政府檔案的重要機構,保存了大量關於韓戰期間的檔案。數年來,隨著該館對韓戰檔案的解密,越來越多的秘密被人們發現。

2008年5月至6月,美國國家檔案館公佈了一批解密檔案,這批檔案記載了1950年戰爭爆發之初韓國軍方和警方如何對左翼人士及其同情者進行大規模屠殺的事實,被殺害的人數可能高達10萬之眾。2008年,韓國一直在挖掘遇害者遺骸,調查事件真相。

  颱風掀開墓葬坑

這批解密檔案顯示,在1950年6月朝鮮軍隊大舉南下之際,韓國軍隊和警方,將大量犯人(其中許多為婦女和兒童)迅速地分批集中處決,拋屍於臨時挖成的坑中和廢棄的礦井中,大多數被害者都沒有經過審判程序。在此過程中,美國人不但坐視不管,反而在事後幫韓國掩蓋罪行。

戰後,反共的政府長期統治韓國,一直試圖掩蓋它犯下的屠殺暴行。直到上世紀80年代,韓國開始了民主化進程,這才為最終解決這樁歷史懸案提供了政治契機。2002年,一場颱風橫掃韓國,將一個埋有眾多遇難者遺骨的墓葬坑掀開;一家電視台在一個封閉礦井內發現了被草草掩埋的大量遇難者遺骸;美國方面解密的檔案則為韓國人挖掘歷史提供了數量空前的信息保證。

2005年,時任總統的盧武鉉成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全國範圍對朝鮮南方和北方的戰時恐怖行為展開了調查,三年來取得了很大進展。「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在其官方網站上稱,僅對全國150個屠殺掩埋地中的4個進行挖掘後,就清理出400多具凌亂堆疊的遇難者遺骸,骷髏的顱骨上彈孔明晰可辨,遺骸的手部還綁著銹跡斑斑的鐵絲。委員會經過大量認真細緻的工作,將檔案文件與目擊者和倖存者的證詞相匹配,已經正式確認了兩個大型處決場——分別是韓國中部的清原和東南海岸的蔚山。

中坦承,由於政府長期刻意地掩蓋,即使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韓國人對這段往事也知之甚少。上世紀80年代末,資深韓戰學者、延世大學教授朴明林從民間艱難地了解到這段塵封歷史的時候,不禁大為感慨:「我哭了,天哪,這是我的祖國么?這是真的么?」

是的,這是一段血腥的歷史,一個民族因意識形態而對立而分裂而相互殺戮。

  屠殺——從戰前開始

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南北方分別被美國和蘇聯佔領,從此半島陷入分裂。此後南北雙方在冷戰加劇的國際形勢下,意識形態上的糾紛日益嚴重。1948年,李承晚在韓國執政後,更是對所有左翼黨派和團體的政治活動進行壓制,將3萬左翼人士抓入監獄。

在韓戰爆發前,韓國政府開始對左翼人士及其親屬的殺戮。我國知名韓戰研究專家沈志華編纂的《韓戰:俄國檔案文件》中,記載了這些慘劇:「在奉化郡肅青面奔清里,僅僅是因為游擊隊曾經過該村,就有20多人被同時槍殺。在永東郡的許古屯,因為村民有民主主義情緒,村中200家人中就有200多人被槍殺。這種大規模屠殺的例子非常多,游擊隊員朴炳都有18個親屬被殺害。在永東郡,我們游擊隊員的所有親屬,包括堂表兄弟在內,都被殺害了。」

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北方軍隊勢如破竹攻入南方,李承晚的部隊一觸即潰。次年起接任麥克阿瑟擔任「聯合國軍」總司令的馬修·李奇微在自己所著《韓戰—李奇微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了戰爭爆發時的態勢:“北韓人民軍不僅為這次進攻作了充分的準備,而且還擬制了詳細周密的計劃,甚至連派某些部隊混雜在難民之中潛入南韓境內、破壞交通、散佈恐怖言論以及摧毀堅固工事等問題都考慮到了。”這些潛入南方的北方秘密力量給韓國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和軍事壓力,為後來韓國軍方進一步捕殺左翼勢力提供了部分口實。

3天後,北方軍隊就佔領了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釋放了漢城監獄中的囚犯,其中有數千人加入了北方軍隊。消息傳來,潰退中的韓國政府更加驚惶。由於擔心左翼政治力量加入敵方陣營,韓國政府決定 「國家教導團」(韓國政府之前成立的對左翼人士進行教育和管理的專門機構)控制的左翼人士由警察系統來看管,並開始準備大肆屠殺。

美國國家檔案館一份長達78頁的材料記錄了當時美軍顧問艾默里奇中校從韓國的金鐘元上校處了解到的情況, 金鐘元被告知一旦北方軍隊到達釜山外圍,他就可以打開監獄大門,用機槍對犯人進行掃射。這是這批解密檔案中發現的第一份美軍認可此類屠殺行為的文件。

於是,大規模的屠殺,開始了。

 鏡頭中的人間地獄

漢城南部90英里處的山谷是個狹窄而安靜的地方。然而,1950年7月的幾天裏,鮮血和槍聲是這片寧靜之地的主旋律。成卡車的共產黨員被從大田監獄運到這裏,走向生命的終點。一些美軍軍官前往觀看了被稱之為「宰火雞」的血腥場面,並拍下了許多駭人的屠殺鏡頭。

在山谷里,被反綁雙手身穿白衣的犯人們,順從地彎著腰,面向土溝擠在一起。韓國軍警走到囚犯們身後,朝他們腦後開槍,屍體就勢滾入溝中。一位現年83歲的李姓警察參加了當年的行刑,至今仍對扣動扳機「心懷罪感」。他回憶說:“許多犯人是普通罪犯,還有被誘捕來的不識字的農民,他們本不該死,他們對共產主義一無所知。”現場的警察們有的從未殺過人,拿槍的手發抖,以致沒有射中要害,有些犯人只是受了傷。但警察們最後受命不留活口,還活著的犯人遭到再次槍殺。

在這裏被殺害的犯人多達3000-7000人,屍體疊著屍體,堆滿了六條溝,延伸至1英里外。填滿死者的大坑很快被掩埋了。在以後的歲月里,這些大坑連同半島上其它屠殺現場一起進入歷史的深坑,被人「遺忘」了。

在美國非官方文件中也有其他屠殺場景的描述。曾任美國空軍情報官員的唐納德·尼克爾斯在1981年自行出版的一本論文集中隱晦地提到,他目睹了漢城南部20英里處水原地區約1800名韓國犯人被屠殺的事件。

1950年8月2日,一份獲取自北方軍隊的文件與唐納德·尼克爾斯的記錄相互印證。這份已被華盛頓解密的文件述及了在韓國12座城市發生的大屠殺,水原有1000人被殺,大田有4000人被殺。這份早期的朝鮮北方的文件沒有提及當時在邊境地區仍在進行的屠殺,如單在釜山就有1萬多人被殺——這是一位名為Chan hyun的韓國立法人員在1960年經調查得出的結論。在李承晚下台後,朴正熙軍政府執政前的短短的12個月的民主政府執政期間,他完成了這一調查工作。

據「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歷史學家估算,大約有10萬人被害。這一數字是基於釜山的一個非政府組織的推斷做出的,相比當時韓國2000萬的人口總數,這一比例相當驚人。僅在慶尚南道就有25000人被殺,「國家教導團」中的3萬人大多數也被殺害了。

一位名叫Koh Chung-ryol的57歲的韓國婦女說,她時年29歲的父親在警方大規模的抓捕中被錯抓,之後在Sannae山谷被殺。她說:「父親被殺後,我母親毀掉了父親的所有照片,怕家庭被貼上通共的標籤。母親試圖抹掉關於父親的一切回憶,這種悲痛真是難以言表……」五十餘年過去了,很多家庭仍不堪回首那段喪親之痛。

  旁觀的美國人

後,美國人在一系列屠殺事件中的立場成為人們追問的焦點。在目前解密的檔案中,美國可以用「態度曖昧」來形容。如此重視“民主”和“人權”的美國政府緣何採取旁觀立場呢?這要從美國長期的反共產主義政策說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反共意識形態在美國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大為提高,成為二戰後美國政治中的重要內容。蘇聯在東歐主宰地位的強化以及中蘇結盟,進一步增加了美國對共產主義的恐慌。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為人們所熟知的約瑟夫·麥卡錫成為美國反共政策的急先鋒。麥卡錫在1946年憑藉依靠反共觀點當選為參議員,任職期間經常發表攻擊共產黨的演說,譴責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馬歇爾對待共產主義的軟弱態度。1950年—1954年,麥卡錫開列黑名單的做法在美國朝野造成一片混亂,包括查理·卓別林和錢學森在內的一批著名人士因此離開美國。就是在這樣一種濃厚的反共氛圍中,美國參加了韓戰,這就直接決定了美國對韓國屠殺左翼人士的做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中寫道:「美國軍官乘數輛吉普車到達現場,監督了屠殺的執行……屍體蒼白的手和腳從泥土中伸出來」。但他在英國《每日工人報》上的報道被美國駐英國大使斥為“杜撰”,當時美國軍事報道把重點集中到了北方軍隊在大田進行的報復性殺戮上。

發出之前,就以「機密件」的形式向國內報告了韓國軍警的屠殺行徑。解密檔案顯示,美國駐韓國大使館的陸軍武官愛德華茲中校將大田監獄屠殺的照片發往華盛頓的軍事情報機構。

報)!

因此,「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歷史學家們說:“最重要的是美國人沒有制止屠殺,而且在現場拍照,撰寫報告。”芝加哥大學的韓戰歷史學家布魯斯·卡明斯也認為美國對屠殺負有責任:“在數千人遭到屠殺的事實面前,美國不僅無動於衷,而且有意封鎖大田地區的屠殺事實。”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劉少奇與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崢 編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少奇同志雖然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是隨著對他批鬥的不斷升級,送給他的文件種類和數量逐漸減少,直到停止。先是停送中央領導人之間傳閱的文件。這種文件過去每天少則幾份,多則十幾份;後是停送一切上報中央和中央發出的文件電報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電報;再後來除了只有幾份公開張貼的佈告、報紙和參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停送了。

電話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來了。我想,剝奪少奇同志工作權利和政治待遇的決定絕非一般人所作。沒有工作可做,沒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藥又睡不著覺。這對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奮鬥了半個世紀的少奇同志來說,更是痛苦之極、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辦公室里、院子裏、走廊里這個狹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這些對我們一般人來說,簡直是難得的休閑機會,而對於過去除了吃飯、睡覺之外,每時每刻都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來說這簡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後來,我看到他把多年來審閱過的一柜子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資料拿出來,一頁一頁地翻著看,似乎想藉此而不讓時光虛度,似乎想從中間找到許多不解問題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夥並不想讓少奇同志有絲毫的喘氣機會。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而林彪乘機也大放厥詞:「在黨內有一條劉少奇叛徒集團的組織路線。」又製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

不久,北京各大報紙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捏造事實,對少奇同志進行了肆無忌憚的誣陷攻擊。

從此,社會上又掀起了「打倒劉少奇」的高潮。

這些對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了。迫於無奈,有人提議:「現在我們以造反派的名義就戚本禹文章中的問題去問少奇同志,然後寫個簡報,表示我們也起來造反了。」

於是,我們拿著《紅旗》雜誌第五期進了少奇同志的辦公室。這時少奇同志在躺椅上坐著沒有動,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說:「你們坐,我們站著。」這樣,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著。

「我們是來請你答覆問題的。」一同志說。

「可以答覆你們的問題,也願意接受你們的批評,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當成敵人,把我當成敵人,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少奇同志說。

那個拿著《紅旗》雜誌的同志說:「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條罪狀。」剛一說到這裏,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動起來。他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說著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紅旗》雜誌摔到地板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過《清官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他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對我說過它是賣國主義的?我又什麼時候說過要當紅色買辦?他們要是光明正大,可以來和我辯論嘛。不是講大辯論嗎?戚本禹為什麼不來同我辯論?誰罷了我的國家主席職務?為什麼要剝奪我的發言權?憲法成了廢紙,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如同火山爆發,他將心中的疑慮和憤慨都倒了出來,我看見他那雙手的指頭都有些顫抖。

光美同志也氣憤地說:「用造謠、中傷、污衊、栽贓的手段定人的罪,誰能接受呢?」

王光美陪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在首都機場歡迎外(資料圖)

一位同志向:「有人說八大報告中有些話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問題的提法等。報告不是大會通過的嗎,怎麼毛主席不同意就通過啦?」

少奇同志順手從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報告,語氣比較平靜地說:「1956年的八大,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是講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就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但在報告的另一處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決議中也說: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通過後,第二天見報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對我講那些提法不妥當,但已經來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

當問到「七大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八大報告為什麼沒有提」時,少奇同志說:“八大報告中寫不寫毛主席思想,在議論時意見也不統一。不主張寫的人占多數,他們認為毛主席曾多次從宣傳文章中刪去這個提法,看來毛主席並不主張到處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那時我們還沒有取得全國勝利,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還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毛澤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寫進報告也不會影響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事實上也是這樣,我們不是都在宣傳嘛,只不過沒有像現在這樣宣傳就是了。”

當問到所謂「61人叛徒集團是怎麼回事」時,少奇同志的聲音雖然稍大了點但還是比較平靜的,他說:“1931年前後,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幹部,由於國民黨的搜捕和叛徒的出賣,被捕人獄,一直失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1936年我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時,有人說,這些同志在被國民黨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後在監獄裏表現也很堅強,他們在獄中還成立了黨支部,同國民党進行著英勇的鬥爭,並一直和我地下黨保持著聯繫。他們的刑期大多數已坐滿,但要履行個手續才能被釋放。我想:要設法營救他們,如果日本人佔領了北平就不好辦了,很有可能會把這批人給殺掉。9·18事變以後,在瀋陽獄中的共產黨員不是就被全部殺害了嗎。因此,我把這個情況寫信報告了黨中央,請中央決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覆:同意這樣辦。”

說到這裏,他又激動起來了,並怒氣沖沖地站起來去拉他辦公桌的抽屜,嘴裏說著:「這個事我已向毛主席寫了申訴。」這時,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說:“你是寫給毛主席的,在這裏拿出來也沒有用。”他才扭過身子,靠在抽屜那裏,但怒氣未消,“這批人出獄是經過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論,幾十年來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現在說成是叛徒集團,簡直豈有此理!”

「人家說毛主席不知道此事。當時是以中央名義答覆的,還是以個人名義答覆的?」有人又問。

少奇同志很不耐煩地大聲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們去間文革小組的人,去問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釋:「當時毛主席不是總書記,可能不知道。」

後來,少奇同志在書面答覆中,說是張聞天同志簽的字,還提到當時的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

少奇同志穩定了一下情緒說:「這批人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他們有的有城市工作經驗,有的有自區工作經驗,有的有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在後來幾十年的實踐中也證明他們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績,絕大部分是我們黨的骨幹。王明路線時,白區的黨組織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許多好同志都犧牲了,難道這61位同志讓國民黨反動派都殺了我們就舒服了?現在把他們說成是叛徒集團,將來,我們黨的歷史怎麼寫?」這簡直是血與淚的控訴啊!

大家覺得不能再問下去了,就把事先寫在一張紙上的八個問題留下讓他用書面形式予以答覆。

第二天,我們就向中央辦公廳寫了個質問劉少奇的情況彙報。我們學著造反派的口氣說:我們勒令劉少奇必須在幾天之內答覆我們的問題。但沒有講少奇同志答辯的情況。很快中南海造反派就在簡報上登出了我們的舉動,說我們也開始造反了。

過了幾天,少奇同志寫出書面答覆,我們抄成大字報貼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並罵我們「這樣做是為劉少奇開脫罪責」。

其實大家心裏都很明白,我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迫於形勢,演戲給別人看的。但是即使這樣,我的心中都感到非常愧疚,我常常責備自己,為什麼還要在那樣的場合下給少奇同志心靈的傷口上再撤一把鹽?幾十年來,我常常在心裏乞求著少奇同志的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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