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實話實說紅舞台》，顧保孜 著，杜修賢等 攝影，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6
1957年，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是一個極不平凡的一年。繼1956年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所實行的社會主義改造，召開了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針後，毛澤東以他的堅定信念和偉大抱負開始進行一次新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的偉大探索。這一時期，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理論也達到了高峰，也將辯證唯物主義運用得更加得心應手，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因而產生了他在共和國時期最為光輝的兩篇著作，這便是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作的《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和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所作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此時的毛澤東，不僅關注著社會主義建設中不斷湧現出來的新事物，如第二個五年計劃、農業生產合作社等等，同時更為關注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毛澤東深感建立在幾千年文化土壤上的新中國有許多地方與共產黨人為之奮鬥的理想和目標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諸多矛盾，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文化領域，更是難以令他滿意，因此，他在新中國的講壇上多次提及：真懂馬克思主義的不多，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多。毛澤東在他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著名的「雙百方針」作了這樣的解釋：「它是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提出來的，是在承認社會主義仍然存在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在國家需要迅速發展經濟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來的。」同時，毛澤東為在貫徹「雙百方針」中如何識別「香花」和「毒草」作了十分生動形象的闡述，並且指出：「我們要同群眾一起來學會謹慎地辨別‘香花’和‘毒草’，並且一起來用正確的方法同‘毒草’作鬥爭。」
緊接著，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又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對中國知識分子的現狀作了分析。這一分析，在他幾天後去華東地區視察時又多次提及。
1957年春季，毛澤東走出中南海，乘專列來到位於長江中下游的華東地區，視察那裏的工農業生產情況。他此行的目的，不完全是解決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他還擔心黨內的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有逐步增長的趨勢，黨的建設也同樣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從某種程度上說，毛澤東更重視意識形態的動向。經濟建設是有形的，可以看得見摸得著，而思想這東西卻是無形的，如果不經常敲打敲打，最容易出問題！
毛澤東這次「東南飛」，曾在山東、江蘇、上海等地視察並且發表講話。他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一番講話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他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的翩然風度，在講話時嬉笑怒罵輕鬆悠然的模樣，引來一陣陣滿堂笑聲。
「現在我們全國有多少知識分子呢？大概有五百萬這樣一個數目，其中學校有二百萬人，這批知識分子可以說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進過資產階級學校，受過資產階級社會的影響，至於本人嘛……」毛澤東用手指著自己的鼻子，「是無產階級分子，是後來的事。開始也是進資產階級學校。你們中間也有知識分子，也是這種情形。你母親生你的時候並沒有交付你一個任務：要當共產黨，要信馬克思主義。我母親生我的時候就沒有講這句話……她就不知道世界上有共產黨，有馬克思主義。」
下面的人被毛澤東風趣的語言逗得哈哈笑，笑聲把他的後半句話都淹沒了。
「真正相信馬克思主義的是少數，大概百分之十左右，五百萬裏頭大概有五十萬左右吧，也許多一點，這是真正了解馬克思主義的。另外總有百分之幾是根本反對馬克思主義的，跟我們採取敵對態度。還有百分之八十是中間派，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不甚了解。」毛澤東講話的神情嚴肅起來了。可大家還是饒有興趣，因為整個氣氛並不使人感到緊張。
「因為革命勝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熱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過去跟敵人打仗時的那種拚命精神少了，而鬧地位，鬧名譽，講究吃，講究穿，比薪水高低，爭名爭利，這些東西多起來了。聽說去年評級的時候，就有人鬧得不像樣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長著兩隻眼睛嗎？兩隻眼睛裏有水，叫眼淚。評級評得跟他不對頭的時候，就雙淚長流。」毛澤東用兩個指尖對著自己的臉，上下來回移動，比劃淚水嘩嘩流的樣子。
「哈哈……」全場又是一陣大笑。
「在打蔣介石的時候，抗美援朝的時候，他一滴眼淚也不出，搞社會主義他一滴眼淚也不出，一觸動到他個人的利益，就雙淚長流。聽說還有三天不吃飯的事情。我說，三天不吃飯，沒有什麼要緊，一個星期不吃飯就有點危險了。」不管下面怎樣笑聲朗朗，毛澤東此刻卻一點笑容也沒有了。
「總而言之，爭名譽，爭地位，比較薪水，比較吃穿，比較享受，這麼一種思想出來了。為個人的利益而絕食，而流淚，這也算是一種人民內部的矛盾。有一齣戲，叫《林沖夜奔》，唱詞里說：‘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處。’我們現在有些同志，他們也是男兒（也許還有女兒），他們是男兒有淚不輕彈，只是未到評級時，這個風也要整一下吧。有淚不輕彈是對的，傷心處是什麼？就是工人階級、廣大勞動人民危急存亡的時候，那個時候可以彈幾滴眼淚。至於你那個什麼級，就是評得不對，你也要吞下去，眼淚不要往外流，要往裏頭流。世界上是有許多不公道的事情，那個級可能評得不對，那也無須鬧，無關大局，只要有飯吃就行。革命黨嘛，以餓不死人為原則。人沒有餓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奮鬥。一萬年以後，也要奮鬥。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一的意為人民服務。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經過整風重新振作起來。今年準備出告示，說要整風了，各地可以試行整風。不過，在座的廳長、局長、科長們要注意，不是叫你們丟一個炸彈，我看不，不能這樣炸，改一下就行了，不用大民主，不搞大運動，那是對付階級敵人的。總而言之，是和風細雨，颱風一定不刮，是毛毛雨下個不停，微微風吹個不停，來它個三年，把我們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吹掉。我們從保護同志出發，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適當的批評，達到新的團結。講完了，同志們。」
毛澤東的講話在大家的掌聲和笑聲中輕鬆地結束了。
可是時隔不久，毛澤東的「毛毛雨」和「微微風」被層層級級的理解和執行演變成雷鳴電閃的急風暴雨。
眾所周知的「反右」運動轟轟烈烈開始了，可這顆「炸彈」的殺傷力遠遠超出人民內部的戰場。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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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與毛澤東（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的最後歲月》，黃崢 編著，九州出版社，2011年12月
少奇同志雖然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但是隨著對他批鬥的不斷升級，送給他的文件種類和數量逐漸減少，直到停止。先是停送中央領導人之間傳閱的文件。這種文件過去每天少則幾份，多則十幾份；後是停送一切上報中央和中央發出的文件電報以及外交方面的文件電報；再後來除了只有幾份公開張貼的佈告、報紙和參考消息外，任何文件都停送了。
電話撤了，文件停送了，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起來了。我想，剝奪少奇同志工作權利和政治待遇的決定絕非一般人所作。沒有工作可做，沒有文件可看，不吃安眠藥又睡不著覺。這對為黨為人民為國家奮鬥了半個世紀的少奇同志來說，更是痛苦之極、不堪忍受的。他只能在辦公室里、院子裏、走廊里這個狹小的天地里默默地踱步或坐在藤椅上沉思。這些對我們一般人來說，簡直是難得的休閑機會，而對於過去除了吃飯、睡覺之外，每時每刻都在忘我工作的少奇同志來說這簡直是在忍受痛苦的煎熬。
後來，我看到他把多年來審閱過的一柜子關於黨的建設問題的資料拿出來，一頁一頁地翻著看，似乎想藉此而不讓時光虛度，似乎想從中間找到許多不解問題的答案。
林彪、江青一夥並不想讓少奇同志有絲毫的喘氣機會。1967年3月，中共中央印發了所謂《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61人的自首叛變材料》，而林彪乘機也大放厥詞：「在黨內有一條劉少奇叛徒集團的組織路線。」又製造了一起重大的冤假錯案。
不久，北京各大報紙又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捏造事實，對少奇同志進行了肆無忌憚的誣陷攻擊。
從此，社會上又掀起了「打倒劉少奇」的高潮。
這些對我們的壓力也越來越大了。迫於無奈，有人提議：「現在我們以造反派的名義就戚本禹文章中的問題去問少奇同志，然後寫個簡報，表示我們也起來造反了。」
於是，我們拿著《紅旗》雜誌第五期進了少奇同志的辦公室。這時少奇同志在躺椅上坐著沒有動，光美同志看到人多座位少，就說：「你們坐，我們站著。」這樣，除了少奇同志，其他人都站著。
「我們是來請你答覆問題的。」一同志說。
「可以答覆你們的問題，也願意接受你們的批評，但要同志式的，不要把我當成敵人，把我當成敵人，我們就沒有共同語言了。」少奇同志說。
那個拿著《紅旗》雜誌的同志說：「戚本禹在他的文章中，列了你八條罪狀。」剛一說到這裏，少奇同志立即就激動起來。他氣憤地說：“戚本禹的文章是栽贓！”說著就把他茶几上放的那份《紅旗》雜誌摔到地板上，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說過《清官秘史》是愛國主義的，他們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對我說過它是賣國主義的？我又什麼時候說過要當紅色買辦？他們要是光明正大，可以來和我辯論嘛。不是講大辯論嗎？戚本禹為什麼不來同我辯論？誰罷了我的國家主席職務？為什麼要剝奪我的發言權？憲法成了廢紙，黨內鬥爭從來沒有這麼不嚴肅過。”如同火山爆發，他將心中的疑慮和憤慨都倒了出來，我看見他那雙手的指頭都有些顫抖。
光美同志也氣憤地說：「用造謠、中傷、污衊、栽贓的手段定人的罪，誰能接受呢？」
王光美陪同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在首都機場歡迎外（資料圖）
一位同志向：「有人說八大報告中有些話毛主席是不同意的，比如關於階級鬥爭和國內矛盾問題的提法等。報告不是大會通過的嗎，怎麼毛主席不同意就通過啦？」
少奇同志順手從茶几上拿起正在看的八大報告，語氣比較平靜地說：「1956年的八大，我代表黨中央向大會作了政治報告，是講了國內階級鬥爭的，如：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就是國內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它反映了我國國內主要的階級矛盾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進行‘三反’‘五反’鬥爭，是因為有許多資產階級分子進行有害於國計民生的非法活動，不能不堅決地加以制止。但在報告的另一處說，我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決議中也說：現在社會主義改造已經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就表明我國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先進的社會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決議通過後，第二天見報了。毛主席在天安門上對我講那些提法不妥當，但已經來不及修改，所以至今未改。」
當問到「七大報告提出毛澤東思想，八大報告為什麼沒有提」時，少奇同志說：“八大報告中寫不寫毛主席思想，在議論時意見也不統一。不主張寫的人占多數，他們認為毛主席曾多次從宣傳文章中刪去這個提法，看來毛主席並不主張到處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澤東思想，那時我們還沒有取得全國勝利，全國人民對毛澤東思想還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勢有了根本性的變化，毛澤東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寫進報告也不會影響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事實上也是這樣，我們不是都在宣傳嘛，只不過沒有像現在這樣宣傳就是了。”
當問到所謂「61人叛徒集團是怎麼回事」時，少奇同志的聲音雖然稍大了點但還是比較平靜的，他說：“1931年前後，在北方工作的一批幹部，由於國民黨的搜捕和叛徒的出賣，被捕人獄，一直失押在北平軍人反省院。1936年我到北方局主持工作時，有人說，這些同志在被國民黨逮捕前，工作很出色，被捕後在監獄裏表現也很堅強，他們在獄中還成立了黨支部，同國民党進行著英勇的鬥爭，並一直和我地下黨保持著聯繫。他們的刑期大多數已坐滿，但要履行個手續才能被釋放。我想：要設法營救他們，如果日本人佔領了北平就不好辦了，很有可能會把這批人給殺掉。9·18事變以後，在瀋陽獄中的共產黨員不是就被全部殺害了嗎。因此，我把這個情況寫信報告了黨中央，請中央決定。很快就得到中央的答覆：同意這樣辦。”
說到這裏，他又激動起來了，並怒氣沖沖地站起來去拉他辦公桌的抽屜，嘴裏說著：「這個事我已向毛主席寫了申訴。」這時，光美同志急忙去拉住少奇同志的胳膊，說：“你是寫給毛主席的，在這裏拿出來也沒有用。”他才扭過身子，靠在抽屜那裏，但怒氣未消，“這批人出獄是經過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論，幾十年來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現在說成是叛徒集團，簡直豈有此理！”
「人家說毛主席不知道此事。當時是以中央名義答覆的，還是以個人名義答覆的？」有人又問。
少奇同志很不耐煩地大聲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們去間文革小組的人，去問戚本禹！」
光美同志忙解釋：「當時毛主席不是總書記，可能不知道。」
後來，少奇同志在書面答覆中，說是張聞天同志簽的字，還提到當時的中共北方局組織部長柯慶施。
少奇同志穩定了一下情緒說：「這批人是我們黨的寶貴財富。他們有的有城市工作經驗，有的有自區工作經驗，有的有建設根據地的經驗。在後來幾十年的實踐中也證明他們在各個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績，絕大部分是我們黨的骨幹。王明路線時，白區的黨組織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許多好同志都犧牲了，難道這61位同志讓國民黨反動派都殺了我們就舒服了？現在把他們說成是叛徒集團，將來，我們黨的歷史怎麼寫？」這簡直是血與淚的控訴啊！
大家覺得不能再問下去了，就把事先寫在一張紙上的八個問題留下讓他用書面形式予以答覆。
第二天，我們就向中央辦公廳寫了個質問劉少奇的情況彙報。我們學著造反派的口氣說：我們勒令劉少奇必須在幾天之內答覆我們的問題。但沒有講少奇同志答辯的情況。很快中南海造反派就在簡報上登出了我們的舉動，說我們也開始造反了。
過了幾天，少奇同志寫出書面答覆，我們抄成大字報貼了出去。但很快就被人撕了，並罵我們「這樣做是為劉少奇開脫罪責」。
其實大家心裏都很明白，我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迫於形勢，演戲給別人看的。但是即使這樣，我的心中都感到非常愧疚，我常常責備自己，為什麼還要在那樣的場合下給少奇同志心靈的傷口上再撤一把鹽？幾十年來，我常常在心裏乞求著少奇同志的原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