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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老兵憶抗戰:戰鬥都結束 2名日軍仍在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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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老兵憶抗戰:戰鬥都結束 2名日軍仍在裝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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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老兵憶抗戰:戰鬥都結束 2名日軍仍在裝死

2021年11月10日 19:21

核心提示:黃耀武查到一處鬼子的屍體堆在了電線上,以為斷路在這兒,去挪鬼子的屍體,發現其中有兩個是活的,兩個鬼子一起來連忙就舉起手。一場戰鬥結束了,鬼子還在裝死,活過來就舉手投降。

本文摘自《中華讀書報》(2010年11月03日11版),

二十世紀的中國進行了兩場戰爭:抵抗外侮,內戰。已經過去了六十多年,現在漸趨於理性地看待當年戰事了。在這種背景下,黃耀武從歷史中走出來,口述了《1944~1948我的戰爭》。且不說它如何獨特,如何有意義,我們至少得承認,這是本難得一見的著作。

本書的採訪者很明白這一點之難能而可貴。朱洪海在本書《後記》中設想項羽的一個士兵寫垓下之戰,很有創意。這是他在進行這項「歷經八年才得以完成的工作」中的感觸與體會,流露了他的平民史觀。讀者的興趣呢?暫且不論。京劇源於民間,名劇《霸王別姬》是表演垓下之戰的。項羽獨坐軍帳,靜夜裏傳來士兵的一陣陣悲涼的唱詞,苦於戰爭,思念家鄉。虞姬聽了,報告項羽: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楚霸王立馬明白,大勢已去。這就是士兵在戰爭中的分量。觀眾看到,虞姬為項王作劍舞,之後壯烈而別。這齣戲梅蘭芳演繹得那麼動人。歷史的舞台上是有頭有臉的在前面演出,演得如何大體上取決於手中的實力與身後的民眾。在遠去的歲月里,歷史、戲曲給予「四面楚歌」如此的分量已屬難得。現代的口述歷史之作,那幾部由大人物留下的當然有其重要價值,尤其是在歷史研究者眼中,他們是歷史大戲前台的名角。歷史的真實是,千百萬士兵與下級軍官組成了軍隊的肌體,在戰場上運動、消耗、更新,百、千、萬人生死於瞬間,在戰報上變成數字,許多壯烈的場景與細節為炮火掃蕩。殘存的記憶為倖存者帶回來。稀者,貴也。黃耀武的口述歷史別開生面。我在閱讀中時有感慨,多少歷史真相已經長久被掩埋,因而被遺忘;又欣慰終於有人出來,為歷史的真實作見證。歷史的隱秘在這裏,人的良知在這裏,這正是平民史的靈魂與魅力之所在啊。相信這本書會令讀者感興趣,引起你對歷史的再思考。

黃耀武從軍的時間不長,經歷這兩場戰爭,其不凡之處表現於對抗戰的堅定不拔與內戰中百般逃避。他那麼年經,而有識見,認準的事情不回頭。

他十五歲從軍。這同他的身世有關,父母去世早,到處逃難,挨日本人轟炸,在省政府當工友有了飯吃,政府號召學生參軍,他沒和任何人商量就決定上前線,認定不打敗日本鬼子沒出路。作為遠征軍的少年兵來到印緬軍營,他分到廖耀湘新六軍二十二師。戰爭的環境,讓人迅速成長起來。摸到了槍,他一下認準了自己的職責:不管哪兒失守,至少我這兒不能失守,所有外援物資都要通過滇緬公路運到中國,這是生命線。

我在讀這本書之前,對遠征軍事迹略知其歷史梗概。黃耀武的記述顯示了平民史的重要特點,它是具體的,歷史的面目血肉豐滿。第一次遠征軍失敗,三個軍,其中撤往國內的兵敗野人山;僅有孫立人和廖耀湘領著兩個師的殘部向西越過了野人山。黃耀武為抗日名將留下一個小影廖耀湘也是砍野芭蕉樹喝流出來的汁過來的。九死一生。有些士兵不知道厲害,走不動了倒下想歇會兒,你倒下了,螻蟻、螞蝗就來了,有吸血的,還有吃肉的,很快把你吃光。這兩個師撤到印度,休整補充,組建新一軍、新六軍。經三次戰役,打通滇緬公路。這對整個中國戰場以及緬甸、印度的對日作戰都有關鍵意義。勝利來之不易。黃耀武寫戰局進展,在孟拱河谷,他所在的二十二師與三十八師面對日軍五個師團,他寫道:

儘管打一個地方就拿下一個地方,我們的傷亡也比日本人少,但打得很不容易。戰爭就是這樣,你佔領每一棵樹每一塊土地都得流血,沒有說沒經過什麼像樣的戰鬥就能佔領的。

筆墨平靜,看似淡淡的文字,讓人感到一種深沉的力量。這是寫勝利的文字呀。懂得流血,懂得勝利需要以犧牲作代價,更覺生命之貴重,這是一個成熟的軍人心態。太平洋戰爭中,美軍打下硫磺島,打下了沖繩,勝利的意義巨大,但付出的犧牲也大,因此沒有去慶祝。遠征軍的勝利不僅是軍事上的輝煌成果,中國軍人的精神風貌為同盟軍讚賞敬佩。仁安羌戰役打破日軍重圍,解救七千英軍的不朽意義也應由這一點上來認識。

他有真正的喜悅。一次戰鬥結束後,電話打不通了。通訊兵是黃耀武的同學,也姓黃,他背著步槍去查線。查到一處鬼子的屍體堆在了電線上,以為斷路在這兒,去挪鬼子的屍體,發現其中有兩個是活的,兩個鬼子一起來連忙就舉起手。一場戰鬥結束了,鬼子還在裝死,活過來就舉手投降。打出來的軍威,活在這歷史的細節里。這件事讓大家很開心,笑鬼子的武士道遇到了我們最樸素的民族精神就不行了。黃耀武認為,鬼子的武士道精神就是殺人很兇,蔣介石說它趕不上黃埔精神,我覺得他說得不到位,是趕不上我們的民族精神。這份自豪感,多有分量。黃耀武也有傷感,為長眠印緬戰場的戰友,為倖存者日後的命運,他始終認為:「印緬抗戰,是我這一生最可貴的。」在中華民族抗擊外侮的戰爭中,這是他應有的榮耀。

黃耀武在東北戰場一再逃離,可由他在印緬戰場的戰爭觀來解讀,「不是為了什麼主義,也不是為了蔣介石,就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的生死存亡。」在內戰的戰場上,他茫然了。那時國民黨在軍事上佔優勢,他已從思想上脫離了這場戰爭。他才十八歲。

戰場歸來人生活在我們中間。往事已遠,由人評說。一個人的青春曾這樣閃耀過,勇敢,決絕,始終保持一份良知。這不僅屬於民族危亡的時刻,也應該屬於未來。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年輕時的張學良(資料圖)

十五年前,當我首次披露張學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問題時,在大陸幾乎沒有引起過任何特別的關注。除了茅海建教授有頗多疑問外,很少有人注意。反倒是台灣國民黨史研究專家蔣永敬教授對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加入中共,並通過中共接通蘇聯,發動「西北大聯合」的情況深感興趣。他還鼓勵我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內幕具體地寫出來。本文為《西安事變新探》大陸版代序(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五年前,當我在《「中間地帶」的革命中國革命的策略在國際背景下的演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一書中,首次披露張學良曾要求加入中共的問題時,在大陸幾乎沒有引起過任何特別的關注。一半是因為發行上的原因,一半是因為那個時候氣氛有些異樣,因此,除了茅海建教授那樣對傳統的黨史說法有頗多疑問的少數學者以外,很少有人注意到那樣一本突出強調中國革命外部原因的書。這本書被人重視,反倒是因為蔣永敬教授,他專門寫了一篇書評,發表在《傳記文學》雜誌上。不過,蔣教授是台灣國民黨史研究的專家,他重視這本書,其實也不是因為他關心我對中共黨史有著怎樣新的說法,而是對書中談到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試圖加入中共,並通過中共接通蘇聯,發動「西北大聯合」的情況深感興趣。因此,他儘管評的是我的《「中間地帶」的革命》,用的標題卻是《有關西安事變的新資料》。不僅如此,蔣教授還極力推動並鼓勵我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內幕具體地寫出來。由此也就有了1995年我在台灣出版的《西安事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一書。

報中的不同說法,人們也都在猜測:究竟在事變期間,在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發生過什麼,他們兩人的說法誰的更真實一些?而讀過張學良《西安事變懺悔錄》的讀者,也會或多或少地對事變前張學良與中共的關係問題,發生強烈的興趣。然而,因為缺乏足夠的研究資料,這一切謎團都無從解答。不僅如此,大陸的學者中間甚至還逐漸開始流行起一種說法,即認為中共不僅對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毫無作用,就是當時中共自身的政策,也還是受著張學良影響呢。

不用說,《西安事變新探》一書的出版,全面地回答了這一問題。人們從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在西安事變之前,在事變期間,以至在事變善後的過程中,張學良和中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共對於整個事變起過怎樣不可忽視的作用。而身為十幾萬東北軍統帥,深得蔣介石器重的張學良,何以會冒險與自身尚處於極度危險中、連溫飽問題都解決不了的幾萬紅軍暗通款曲,甚至於把寶押在中共身上?這裏面究竟有著怎樣複雜的內幕?自然,這本書也首次全面披露了中俄兩國檔案中僅存的有關張學良要求入黨問題的幾份珍貴的檔案文獻,並且結合相關史料,具體地介紹了張學良提出入黨要求的經過,和中共中央及共產國際所做出的不同反應。僅此,已足以否定那種關於中共對於西安事變幾乎不起作用的說法。

但是,讓筆者意料不到的是,隨著張學良先生去世,大陸報紙雜誌乃至於網路上卻突然颳起一股旋風,將過去那種否定中共作用的說法颳得無影無蹤。人們迅速開始走向另一個極端,轉而熱衷於談論這樣一個驚人的話題:原來「張學良是中共黨員」!!由於從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閻明復,到張學良研究專家張友坤等,先後都出來撰文作證,再加上個別紀實文學作家的渲染炒作,此種說法一時間似乎得到了廣泛的認同。而海外一些華文報刊和網站也據此紛紛發表評論,宣稱:“歷史即將改寫!”以往按照大陸史觀對西安事變這一歷史事件的一些基本看法和觀點,“會發生根本的動搖和改變”。因為,張學良既然是中共黨員,那麼理所當然西安事變是中共在幕後主導。中共既然推動並主導了事變,自然也就應當與張同進退。然而,當張學良按照與中共的約定發動了事變之後,中共卻迫於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壓力改變了對張所做出的一系列承諾,把張晾了起來。如此才造成張一氣之下不辭而別,隻身陪蔣介石回南京以領罪,進而慘遭蔣介石軟禁半個多世紀的可悲結果。

問題是,能夠確定地說,張學良是中共黨員嗎?

報,電文內容就是關於中共應該從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裏去擴大自己的隊伍,而不應當靠吸收軍閥入黨來發展黨。他緊接著強調:「以後的事態表明,儘管共產國際明確表示反對張學良入黨,中共中央仍決定發展他入黨。」在這裏,閻所“發現”的電文內容,與莫斯科1986年就已經公開的共產國際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電的內容幾乎完全相同,共產國際是否在12月初又再度就此致電中共中央頗讓人懷疑,會不會閻“發展”的就是8月15日政治指示電?而其後所謂“以後的事態表明”如何如何,邏輯上更不能成立。因為,共產國際8月15日政治指示電已經明確否定了中共中央關於希望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提議,如果中共中央真有“仍決定發展他入黨”的措施,也應當是在8月政治指示電到達之後,而斷不致拖到12月初共產國際再來電報反對之後。何況,此時距離西安事變的發生不過幾天時間,葉劍英等有資格將此一決定告知張學良的中共代表也不在西安,如何實現此一“發展”?當然,閻文對於中共中央是否真的發展了張學良,也不能肯定。他的說法是:“現在不清楚的是,中共中央吸收張學良入黨的決定,有沒有通知張學良本人?葉帥同宋黎的談話記錄將會揭開這個‘謎’。”

報,只提到張學良要求加入中共;7月2日洛甫代表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的電報,也只提到我們「將來擬許其入黨」;8月15日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也只是說明:對“你們關於接收張學良入黨的通知”,“我們感到特別不安”,強調“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成是可靠的盟友”等。

有學者說,在共產國際回電之前,張學良與中共中央領導人已有電報開始以「同志」相稱,由此可以看出雙方關係已進到組織關係的程度,這種說法更不能成立。不錯,7月3日張學良有信稱周恩來為「同志」,強調此間必須有6個月準備工夫;8月9日毛澤東等也有信稱張學良為「同志」,並肯定“八個月來的政治關係,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但以「同志」相稱,即使在當時也並非就是共產黨人之間的一種專利,它充其量只能表明雙方之間進一步的信任,何況,雙方之間的來往信件,直到西安事變,更多的也還是在使用“兄”的稱呼。這和共產黨人之間內部通信的習慣也不盡相合。

有位作家推測說,共產國際回電距離中共中央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的7月1日。已過去一個半月。這一個半月中,張學良與中共中央聯繫密切,商量了許多大事。因此,以當時的境況,是不可能拖到一個半月後再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去答覆張學良的,也不可能在作決定讓張學良入黨之後,又勸其退黨。因此,他的結論是,張學良肯定已經被正式發展入黨。此說顯然不僅讀丟了張聞天7月2日電中那個「擬」字,而且對7-8月間張學良與中共中央之間關係複雜微妙的情況毫無了解。而更重要的在於,他甚至不清楚當時中共中央是通過什麼樣的方式和張學良發生關係的。他不知道。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高度機密,斷難通過電報轉達,非有專人前往西安向張學良傳達中共中央的正式決定並履行適當的形式不可。此時,唯一得到中央指派準備前往西安且能夠擔此重任者,只有葉劍英,而葉卻到10月初才得以到達西安。至於說張6月30日提出要求入黨,7月3日就獲知中共決定,然後即對中共領導人改稱「同志」,在時間上也說不通。這更足以說明.「同志」之稱不可以用來證明張與中共的組織關係。

前,他已受命前往西安,已經了解了中共中央對此事的態度,然而中共中央在接到共產國際政治指示電,因為擔心拒絕吸收張入黨可能對紅軍與東北軍的統戰關係造成十分不利的後果,故未能就拒絕吸收張學良入黨問題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葉因此在由陝北動身前往西安時也並未得到確切的拒絕吸收張入黨的指示。就我而言,我相信這種可能性未必一定是不存在的。但問題是,我們也不能否認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可能性,即由於共產國際是中共中央的上級指導機關,且這時的中共中央和紅軍要想根本改變自身危險處境和取得蘇聯援助,也必須要指望共產國際的支持與援助。在這種情況下,當共產國際明確表態反對吸收張學良入黨時,以留蘇學生為主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很難陽奉陰違,抗命不遵,擅自秘密接受張學良入黨。可為有力佐證的如中共中央此後發展新疆統治者盛世才的例子。與張學良不同的是,盛世才因為治疆以來即奉行親蘇政策,一直頗得蘇方好感。故當其向中共中央提出入黨要求時,中共中央自然認為莫斯科同意的可能性較大,故準備接受盛世才的要求。不意,在徵求共產國際意見時,共產國際同樣表示反對。儘管中共中央領導人對此並不十分理解,他們還是派任弼時當面向盛世才婉轉地表示了拒絕的態度。

當然,不論張學良入黨問題之謎能否徹底揭開,我都不認為「歷史即將改寫」的說法可以成立。這是因為,即使中共中央具體實施了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行動,張學良也得知了這一決定,它也不能改變張學良與中共關係的實質。即張學良至多不過是一個所謂的“特殊黨員”,而非一般意義的共產黨員。換言之,兩者無論就政治標準、思想意識、組織關係,還是就相互地位而言,其實與決定吸收張學良入黨前,都沒有也不可能有重要的改變。事實上,西安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依舊採取的是毛澤東2月間“依據實力原則”提出的,一旦雙方共同行動,“國防政府首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可推張漢卿擔任”的方針,公開奉行以張為首的政策。在整個西安事變策劃和實行的過程中,張學良也依舊是我行我素,一切以自我的意志行事,並不受中共中央的指揮。這也正是為什麼當事變結束,張學良被囚之後,儘管身陷囹圄,命運未卜,他第一位考慮的仍舊是東北軍的前途問題,生恐東北軍繼續與紅軍保持統戰關係,會造成難以預測的嚴重後果。故他明確建議蔣介石把東北軍儘快調離陝甘地區,脫離中共與紅軍。由上不難了解,不論是從中共中央的角度,還是從張學良的角度,張學良入黨與否,都不可能改變這一時期雙方關係的本質。

至於此說是否能夠言之成理,相信讀過本書之後,讀者自會得出自己的答案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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