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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毛主席三換接班人:為何一次比一次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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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毛主席三換接班人:為何一次比一次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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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叛逃毛主席三換接班人:為何一次比一次急?

2021年11月27日 17:33 最後更新:17:10

華國鋒是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則是毛澤東第一個選定的接班人。縱觀毛澤東五次指定接班人的過程,可以看出:前兩次很從容,是經過長期考慮、觀察的;自從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這5年間毛澤東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倉促。

本文摘自《鄧小平改變中國》,葉永烈著,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毛澤東曾四次否定了自己選定的接班人

華國鋒的「英明領袖」地位,是毛澤東生前指定的。

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在去世前不久才匆忙確定馬林科夫為接班人。

1961年,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訪華,問起毛澤東的繼承人問題。蒙哥馬利說:「我認識世界各國的領導人。我注意到他們很不願意說明他們的繼承人是誰,比如像麥米倫、戴高樂等等,主席現在是否已經明確,你的繼承人是誰?」

毛澤東答道:「很清楚,是劉少奇。他是我們黨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後,就是他。」

「劉少奇之後是周恩來嗎?」蒙哥馬利又問。

「劉少奇之後的事我不管。」毛澤東答道。

毛澤東又說起斯大林的教訓:「斯大林是最有權威的領袖,但缺乏遠見,沒有解決接班人問題。」

毛澤東不同意蒙哥馬利元帥所稱的「繼承人」,而是採用“接班人”一詞。

毛澤東後來對外交部辦公廳副主任熊向暉說起跟蒙哥馬利的談話:「繼承人這個名詞不好,我一無土地,二無房產,銀行里也沒有存款,繼承我什麼呀?紅領巾唱歌‘我們是共產主義接班人’,叫‘接班人’好,這就是無產階級的說法。」

毛澤東還說:“這位元帥不了解,我們和蘇聯不同,比斯大林有遠見。在延安,我們就注意這個問題,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當時延安是窮山溝,洋人鼻子嗅不到。1956年開八大,那是大張旗鼓開的,請了民主黨派,還請了那麼多洋人參加。

從頭到尾,完全公開,毫無秘密。八大通過憲章,裏頭有一條:必要時中央委員會設名譽主席一人,為什麼要有這一條呀?必要時誰當名譽主席呀?就是鄙人當名譽主席,誰當主席呀?

美國總統出缺,副總統當總統。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劉少奇不是馬林科夫。

前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改名換姓了,不再姓毛名澤東,換成姓劉名少奇,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出來的。以前,兩個主席姓毛;現在,一個姓毛,一個姓劉。過一段時間,兩個主席都姓劉。

要是馬克思不請我,我就當那個名譽主席。誰是我的接班人?何需‘戰略觀察’!這裏頭沒有鐵幕,沒有竹幕,只隔一層紙,不是馬糞紙,不是玻璃紙,是鄉下糊窗子的那種薄薄的紙,一捅就破。”毛澤東所說是「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指的就是當時已經選定劉少奇為接班人。

屈指算來,華國鋒是毛澤東第五次選定的接班人,而劉少奇則是毛澤東第一個選定的接班人。

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劉少奇以毛澤東的接班人的身份出現。那時,根本用不著為劉少奇「造輿論」,用不著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劉少奇。因為劉少奇早已是中共著名領袖。在中共七大之後不久,在1945年8月,毛澤東赴重慶和蔣介石談判,便請劉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從1945年直至「文革」爆發,近20年的時間,劉少奇一直是毛澤東的接班人。只是後來由於毛澤東認為劉少奇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發動「文革」打倒了他。

毛澤東第二回選擇了林彪作為接班人。

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以毛澤東的接班人出現時,也用不著「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林彪。因為從「文革」以來,林彪就已經以毛澤東的“親密戰友”的姿態出現,而且林彪早已是著名將領、十大元帥之一。

1971年爆發的「林彪叛國事件」,很使毛澤東失望,他不得不第三次選擇接班人。毛澤東曾一度打算以王洪文為接班人。王洪文的資歷當然無法跟劉少奇、林彪相比,但是這位“造反司令”在「文革」中曾轟動全國,也不必「造輿論」,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

在王洪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之後,毛澤東很快發現,王洪文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於是,毛澤東重新啟用鄧小平,以鄧小平為接班人。鄧小平早已是中共著名領袖,根本不存在讓“全國人民逐步認識”的問題,當然也就不存在「造輿論」的問題。

鄧小平復出後,進行整頓,否定「文革」,這是毛澤東所無法接受的。毛澤東發動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第二次打倒了鄧小平。毛澤東第四次選擇接班人又告失敗。

毛澤東局促中第五次選擇接班人

於是,毛澤東又面臨第五次選擇接班人。然而,這時的毛澤東已經步入風燭殘年,他第五次指定接班人時已經十分匆促。

毛澤東1976年4月7日提議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明確華國鋒的接班人地位,5個月後他就病逝了。

縱觀毛澤東五次指定接班人的過程,可以看出:前兩次很從容,是經過長期考慮、觀察的;自從1971年「林彪事件」之後到1976年毛澤東去世,這5年間毛澤東三易接班人,一次比一次倉促。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3月6日,馬林科夫按照斯大林生前的安排接班,出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才半個月──1953年3月20日,馬林科夫就辭去了蘇共中央第一書記的職務。赫魯曉夫成了蘇共中央書記處的實際領導人。

毛澤東認為,由於馬林科夫的資歷太淺,所以在斯大林去世後就讓赫魯曉夫奪取了大權。

毛澤東從斯大林那裏吸取教訓。他發動「文革」的目的,便在於防止出現赫魯曉夫式的人物,他把自己指定的接班人劉少奇作為“中國的赫魯曉夫”打倒了。然而,林彪的反叛,使毛澤東亂了方寸。在林彪之後,毛澤東頻繁地更替接班人,實際上在步斯大林的後塵。

毛澤東在1976年4月7日指定華國鋒為接班人時,提議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毛澤東在1956年中共八大時,只是提議劉少奇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並不加「第一」兩字。在前面已經引述過毛澤東跟熊向暉的談話,毛澤東如此說:“我們的副主席有五個,排頭的是誰呀?劉少奇。我們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實際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線工作。”這是因為自從中共七大以來,劉少奇就已經是毛澤東的接班人。所以儘管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有四位,但是劉少奇在四位之中的第一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就大可不必加上第一兩字。

在中共九大,林彪成為唯一的副主席,也就不必加「第一」了。

在毛澤東提議華國鋒為中共中央副主席時,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還有王洪文和葉劍英。王洪文早於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的資歷之深非華國鋒所能相比。所以毛澤東必須給華國鋒加上「第一」,才使華國鋒的接班人身份變得十分明確。

1976年華國鋒被毛澤東指定為接班人時55歲,而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毛澤東56歲。

毛澤東對於華國鋒,確實「你辦事,我放心」。毛澤東期望1976年的華國鋒成為1949年的他,能夠按照他的路線把他的未竟之業繼續向前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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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幫」接受審判(資料圖)

王洪文,在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當「造反司令」,是搞打、砸、搶、抄、抓起家的。他自己也承認是「順潮流,趕浪頭,逞威風,成一霸」的。他連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常識都沒有,只不過從廣播上聽到、從報紙上看見幾個「造反有理,一反到底就是勝利」的字句,接過來喊叫,居然最後混到了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人的地位。

在訊問談話期間,我們發現他根本說不清什麼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什麼叫作修正主義,怎樣算「左傾」,如何屬於右傾。他由中央委員到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不僅廣大幹部群眾認為荒謬,連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做夢也沒有想到」。

就連在「四人幫」內部,他也被其他三人罵為不理“正事”“白相人”。但在揮霍國家財產,搞生活享受上,他卻是後來居上。他一個人在北京和上海就佔有九輛汽車;到外地,當時他坐飛機,還嫌三叉戟小,要求派國內最大的波音707。他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為他推拿一兩個小時。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濃咖啡,或者吃興奮劑;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參湯。一日三餐,頓頓雞鴨魚肉還嫌不夠,要吃燕窩,法國菜烤蛤蜊、炸牛排、牛尾湯等,喝的是茅台、人蔘、三鞭等名酒。

影和淫穢錄像上頭。他還發明了一種摔手錶的遊戲,一邊玩一邊說:「反正不花錢,摔壞了再到上海去拿。」他釣魚,要有好幾個女護士服侍左右,為他打傘遮陽,並剝了橘子一瓣一瓣喂進他嘴裏。每當有文件或送批的報告來了,他都讓秘書廖祖康代看文件,並替他在文件上畫圈、批字。

在交代問題時,王洪文稱他的人生中有兩個想不到:一個是青雲直上「想不到」,一個是轉眼變成被審查對象「想不到」。訊問中他說他得了一種癔病,時而感覺千軍萬馬,時而冷寂心慌,時而靜得可怕,時而兩耳雷鳴,大約就是這種暴漲暴落留下的後遺症。不過,據我們觀察,在交代問題的絕大多數時間,他的神志還是清醒的。

一般情況下的表現,王洪文表現得很願意交代,比較老實,比較溫順,很有願意悔過認罪的樣子。

他也交代了一些問題,例如,1974年在人民大會堂開政治局會議,他把鄧小平在江青的質問下如何頂撞江青,江青怎樣大發雷霆,張春橋污衊鄧小平「又跳出來了」;他們四人如何相約去釣魚台十七號樓舉行秘密會議,作出了妄圖阻止毛澤東任命鄧小平為第一副總理的決定;以及當晚他回去就寢,接了好幾個電話,怎樣密調三叉戟飛到長沙,毛主席如何斥責他們;以及因心情不舒暢,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長沙多住幾天,買了許多橘子,就飛回北京,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還有王海容、唐聞生一邊吃橘子,一邊發牢騷,都說得很清楚,很詳細。

但是,他對那次自己在毛主席面前誣陷周總理,說什麼「北京大有廬山會議的味道」,卻不正面答覆,只是自言自語、自問自答地耍花招說:“我那次談到了周總理嗎?我沒有提到周總理吧?我會說周總理嗎?好像我只說了鄧小平和江青吵架的事似的……”當問他為什麼去長沙之前,不向在北京住醫院的周恩來彙報時,他幫作吃驚地說:“哎呀,這麼重要的問題,我怎麼當時就想不到了呢?我當時怎麼就沒想到呢?”一副既要裝老實,又想耍滑頭的醜態。

另一次,我們就王洪文利用所謂「伍豪事件」整周恩來之事,找他談話,他再度在我們面前拙劣地表演了一番。

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1932年,在國民黨特務機關的策划下,上海的《時報》於2月16日、17日,《申報》於20日、21日,連續刊登了一個伍豪等243人脫離共產黨的啟事,以此來瓦解共產黨,破壞周恩來的名譽。這時周恩來已到了江西中央蘇區,上海的中共組織隨即在2月22日《申報》上登出啟事,意在闢謠。2月27日,又在我黨創辦的《實報》上刊登伍豪啟事,戳穿國民黨特務機關的陰謀。3月4日,中共又通過《申報》刊登《巴和律師代表周少山的緊要啟事》,進一步闢謠。

這本來是一件十分清楚的事情,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又把它翻了出來。江青集團如獲至寶,要用國民黨機關製造的,早在1932年就已經破產的謠言,來誣陷周恩來,從而製造一個打倒周恩來所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重型炮彈”。

在毛澤東主持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有了解當時情況的同志,用事實對國民黨特務機關和江青從不同角度誣陷周恩來的問題,給予了有力批駁,並且點著當時裝著閉目養神的康生,指出他是熟知真相的。康生這才承認了事實,點了頭。毛澤東當時做結論說:「這件事情已經搞清楚了,是國民黨製造的謠言。」

然而,江青反革命集團並不死心,王洪文在毛主席已經作了結論以後,還下令給他在上海圖書館的小兄弟,要他們繼續搞有關「伍豪事件」的材料。

當我們訊問此事,王洪文對他曾在毛主席已經對「伍豪事件」作了結論後,仍然藉此整周恩來的事實矢口否認,還賭咒發誓、捶胸頓足地說他“絕對不會反對周總理。”

對他的抵賴,我們出示了他在毛主席作結論的政治局會議後,他本人還要搞「伍豪事件」的親筆批示。面對證據,他緊張得大汗淋漓,尷尬不堪地自言自語說:“我,我怎麼會在這個時候,還,還有這樣的批示呢?我,我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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