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米士奇回憶，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56年毛澤東與陳毅、蘇加諾在北京（資料圖）
話。另外，各省、市有事打電話就找你。我說：電話以咱們辦公室的名義打吧。廖說：不、不、不，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打。11日晚和12日上午，我即用紫光閣休息室的一部紅機按王洪文的指示，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了二十七個電話。”
原來，米士奇電話里所說的「中央領導同志指示」，就是王洪文指示！
米士奇，熟人們喊他「小米」，中南海里的小字輩。他不是高幹子弟，也向來沒有跟中南海沾邊。非常偶然的機會，使他步入中南海中國的政治神經中樞。
那是六十年代初，中南海發生了所謂「竊聽器事件」。其實，那只是中共中央辦公廳負責人認為毛澤東主席在一些會議上的講話很重要，提議裝個錄音機錄下來，以便整理、保存。那時的錄音機很大，顯眼地放在會議桌上，壓根兒不是什麼“竊聽器”。有一回開會，毛澤東看見負責會議事務工作的劉吉順在擺弄錄音機，就問：“這是什麼東西？”劉答：“先進設備，給首長講話時錄音用的。”毛澤東說：“我叫安的時候安，我不叫安的時候不要安。”
這件事就一飛而逝，直至「文革」風起，被林彪、江青利用，演繹成安裝“竊聽器”，變成了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的一大“罪狀”。
自從毛澤東說了「我叫安的時候安」那句話之後，中共中央辦公廳意識到毛澤東不大喜歡錄音。為了能夠完整地記錄毛澤東等首長的講話，中共中央辦公廳決定加強速記工作。
於是，著手物色八名速記員。從哪裏物色呢？從北京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八名「根正苗紅」的學生。
米士奇恰恰在1961年從北京二中畢業，正準備報考北京大學歷史系，意外地被中南海選中了！
米士奇確實是「根正苗紅」的學生。他被查過“三代”爺爺是工人，父親是中農，本人是學生，出身河北保定徐水農村，沒有很複雜的社會關係。中學六年，他六年當選三好學生，五年當選優秀團員，兩度當選北京市優秀學生。
像米士奇這樣「根正苗紅」的應屆畢業高中生，最初選了八人，後來篩去一半，剩四人，米士奇仍在其中。這四人被送去學速記，不久調往中南海，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工作，為中央的會議當速記。米士奇還負責整理過毛澤東講話的錄音帶在徵得毛澤東同意後錄音，大約二三百盒錄音帶。
1965年8月23日，米士奇成為中共預備黨員。他是四名速記員中第一個入黨的。此後，他一直在中辦工作。
1974年，他擔任中辦秘書處文件組副組長時，2月1日被調往王洪文辦公室臨時協助工作。這樣，他成了「王辦」的工作人員。
他跟王洪文，只是一般的工作關係。正因為這樣，在中國歷史大變動的時刻，雖然他曾奉王洪文之命「進駐」紫光閣，但他在王洪文被捕的翌日便寫了揭發材料。在中共中央1976年12月印發的文件上，稱他為“米士奇同志”。
如今「小米」已成為“老米”。當我來到他家，他和妻子張素花（當年在釣魚台工作）笑談往事，頗為感慨。
身為第一副主席的華國鋒不知此事。他問另一位副主席葉劍英，葉劍英也不知此事。於是，華國鋒馬上要秘書以中央名義向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打電話，發出通知，發生重大的問題，應向華國鋒請示。
王洪文不得不縮回已經伸出來的手。
毛主席追悼大會上（資料圖）
也就在這個時候，「四人幫」的親信發動了寫“效忠信”的運動，各種各樣的“效忠信”飛向中共中央，提出各式各樣的“建議”，說出了「四人幫」不便啟唇說出的一些話：
毛主席的中共中央、江青同志：
我以極其悲痛的心情，向黨中央寫這封信。我們這些小人物最擔心的是毛主席逝世以後，黨中央的領導權落到什麼人手裏？
我懇切的向黨中央建議：江青同志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軍委主席；增加春橋同志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軍委副主席；增加洪文同志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
這位自稱是「毛主席的共產黨員」，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對於「四人幫」的批判。江青卻把這些信當成了“民意”。
「基地」與「四人幫」保持步調一致。王秀珍和陳阿大在上海鼓吹：“毛主席逝世了，主席還會有。到底是我們掌權，還是他們掌權，現在還不清楚。中央鬥爭很複雜。……”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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