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對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進行調動。這次調整，對加強軍隊的穩定和集中統一，具有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注釋集》曾對事情的經過有所記述，摘編如下。
1953年，毛澤東視察人民海軍（資料圖）
1973年年底，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全國八大軍區司令員互相對調。當時全國共有11個大軍區，因新疆、成都、昆明三個軍區的司令員剛調去不久，沒有調動。這是對軍隊高級領導人的一次大調整。
「文化大革命」使軍隊建設遭到嚴重破壞。1971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毛澤東提出軍隊要統一，要準備打仗，要好好整頓，肅清林彪的影響，並要葉劍英主持軍委工作。葉劍英對軍隊工作進行了初步整頓，取得了一些成效。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1973年12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在會上說，「我提議，議一個軍事問題：全國各個大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為什麼要作這樣的調動？毛澤東說：「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他提議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歌，說：「步調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散會後，政治局成員轉到人民大會堂，在周恩來主持下繼續開會，同意大軍區司令員對調。
此後連續三天，毛澤東開會或找有關負責人談話，範圍一步步擴大，談話內容都涉及大軍區司令員對調問題。13日，他找了政治局幾個人談話，說：「在一個地方太久了不好。相互調動，又不開除你的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軍區司令員，照樣做官嘛，照樣革命嘛，換個地方革命嘛。」同日，中央軍委辦公會議部分成員開會，討論了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準備工作，並提出實施方案。1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傳達毛澤東的相關指示。同日，毛澤東與政治局有關同志和北京、瀋陽、濟南、武漢軍區負責人進行了談話。至12月17日，各大軍區負責人全部到京，中央政治局成員分別同他們就對調事進行了談話。周恩來也連續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傳達毛澤東的講話，確定貫徹實施的具體方法和步驟，討論修改中央軍委的命令草稿等。
12月22日，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中央軍委關於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命令，並於當日下發。命令稱：為了加強軍隊建設和反侵略戰爭的準備，使軍區主要領導幹部交流經驗，熟悉更多地區的情況，北京與瀋陽、南京與廣州、濟南與武漢、福州與蘭州八個軍區司令員相互對調。限令各司令員十日內到職。根據該命令，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與瀋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與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進行了對調。這次調整，對加強軍隊的穩定和集中統一，具有重要的作用。
（《〈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注釋集》，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編著，中共黨史出版社2012年5月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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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年前的12月4日，劉伯承元帥出生。
劉伯承的一生，經歷了中國革命戰爭的全部過程。他判斷敵情準確，計劃戰鬥周密，善於出奇制勝。朱德曾評價劉伯承「為國家不可多得的將才」。他打出許多經典戰役，至今仍被收錄在國外的軍事教材中，供後人研究學習。
圖：劉伯承
少有人知的是，戎馬一生的劉伯承，在翻譯方面，特別是軍事學術翻譯以及培養翻譯人才方面，也有著重要的見解與貢獻。
36歲用兩年掌握俄語
劉伯承的俄語，能夠達到專業水準。
擁有很高外語水平的劉伯承，其實是在36歲才開始學習俄語的。1927年，劉伯承受組織委派到蘇聯進修，開始了在異國的求學生涯。他先入被稱為「蘇聯紅軍搖籃」的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學習，後轉入伏龍芝軍事學院。
對於已經36歲的劉伯承來說，學習一門外語不是一件易事。然而他憑藉著持之以恆的努力，攻克了俄語的重重難關。
曾和劉伯承一起進修的李修業，對同學劉伯承學習之刻苦記憶深刻，他回憶道：「雖然劉伯承的年紀較大，視力也不好，但反而比年輕的學生還要努力。」
短短兩年時間，劉伯承不僅能精準地閱讀俄文書籍，還能翻譯俄文書籍，各科成績也名列前茅。
1930年，劉伯承從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歸國後，他翻譯了大量俄文軍事著作，對提高我軍軍事理論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緊張的戰爭環境裏，劉伯承一有時間便進行校譯，這些作品不是在馬背上，便是在戰鬥的坑道邊完成的。
圖：劉伯承
從實際出發是他翻譯的最大特色
有很多詞條是劉伯承首譯並沿用至今的。如「游擊戰」一詞，就是劉伯承根據游擊戰的定義——高機動性的作戰和突然的進攻，將兩方面的含義結合起來，又依據《史記·李廣傳》的一句話“李廣擅游擊”，取“游擊”二字，創造出的辭彙。
當時，針對我軍主要沿用舊軍事術語的情況，劉伯承還對舊軍事術語進行了改造。為糾正舊軍隊遺留在紅軍中的不平等稱呼，劉伯承為各種各樣的人規定了新稱呼：把軍官改叫指揮員，士兵改叫戰鬥員，傳令兵改叫通信員，伙夫改叫炊事員，馬夫改叫飼養員，挑夫改叫運輸員……這些稱呼直到今天仍然在沿用。
劉伯承的翻譯選題都是當時戰爭中最緊迫的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他組織翻譯和校對了《蘇軍步兵戰鬥條令》、《軍隊指揮法》、《合同戰術》，以及日軍的《陣中要務令》、《刺殺教令》等。
1938年12月，蘇聯紅軍頒佈了新的《步兵戰鬥條令(第一部)》，為吸取蘇聯紅軍最新的作戰經驗，戰勝日本侵略者，劉伯承與左權合作翻譯了這部條令，他還緊密結合八路軍建設和作戰的實際，精心撰寫「前言」“後記”“附言”，引導八路軍軍幹部從我軍作戰的實際出發，靈活地運用這些條令。
圖：左權（左）與劉伯承（右）
1941年，八路軍總部送來一部《合同戰術》的譯稿請劉伯承校訂。這本《合同戰術》，是蘇聯施米爾樂夫根據蘇聯1929年頒佈的《野戰條令》的著述，於1935年在莫斯科出版。
一年後，劉伯承完成這部譯著的校訂，就這樣，一部10萬字的《合同戰術》終於誕生了。他在評序中寫道：「這本書在校正中經過三次反掃蕩的作戰。」
當時的《人民日報》中誇讚劉伯承對這部書的貢獻，稱這是繼他殲滅蔣介石的11旅之外的又一個大的戰績。
解放戰爭時期，劉伯承「稍有空隙立即開始校譯」，重新校譯了《合同戰術(上部)》，翻譯和編譯了《論蘇軍合圍鉗形攻勢》、《論蘇軍對築城地帶的突破》等著作。
他務求精準
提出做軍事翻譯的三個必備條件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成立，劉伯承任院長兼政治委員。
1951年9月，在劉伯承的指導下，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軍訓部軍事出版局編印了《軍語彙編（初稿）》。該書分陸軍、海軍、空軍3編，收錄軍語詞目4000餘條，書後附錄了各種常用度量衡一覽表。
1953年夏天，劉伯承利用到大連休假的機會重新校譯了《蘇聯紅軍野戰條令(草案)》。這本條令軍訓部已經翻譯出版，並依據條令的內容編寫了教材用於教學。但劉伯承對校譯稿不夠滿意，他說：「條令是軍事學院最基本的教材，非常重要，一定要翻譯得十分準確，不能有含糊其辭的地方，不能有絲毫差錯。」
這一年，劉伯承已經61歲了，因戰爭僅留下一隻好眼睛的劉伯承，又患上了青光眼，但他仍拿著放大鏡逐段逐句推敲修改。在他的嚴格要求和精心組織下，付印的條令做到了不錯一個字、不錯一個標點符號。
在劉伯承的組織下，軍事學院還編輯出版了《軍語畫一》。後來，其中的大多數被正式確定為解放軍軍語，為軍事教育事業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在主持軍院工作的近7年中，劉伯承不僅親自領導了學院的教材編譯工作，還非常重視軍事翻譯人才的挑選和培養，辛勤培育了新中國第一批軍事翻譯人才。
他提出做軍事翻譯必須具備三個條件，不但要外文好，還要中文好，並懂得較多的軍事知識。
「打鐵全憑兩膀硬，不學習就沒有本錢。」是劉伯承曾說過的一句話。
劉伯承一生好學，面對翻譯和校譯，他從來一絲不苟。
向劉伯承元帥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