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54年2月，在中央批判高、饒的座談會上，周恩來作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的「十大罪行」：一是散佈“槍杆子上出黨”、“紅區白區論”；二是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志……十是私生活腐化。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2年第1期，
歷時15載撰寫的完整傳記《高崗傳》終於面世，體現了時代和社會的進步……
1949年新中國成立時，中央人民政府設6位副主席，其中就有高崗這是何等顯赫的高位。然而曾幾何時，這個名字已很少被人提及，在歷史中有如被「屏蔽」掉了。很多人只是聽說過“高饒反黨聯盟”，至於高崗其人其事究竟如何，大都不甚了了。新近出版的一本《高崗傳》，使我們有機會更為深入地了解這一黨史上的“爭議”人物。
作者在書中慨嘆：為高崗作傳，搜集資料難，論證評價難，出版發表難。的確，高崗是被定性為「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人物。出於這一原因，為高崗作傳的難度是不言而喻的。但作者克服了種種困難，前後歷時15年，終於使一部完整的傳記呈現在我們面前，這一努力值得欽佩。
歷史學者有多重使命，但最重要的當屬追求歷史的真實。為實現這一使命，不僅需要遍尋史料，仔細考辨，而且要求史家有追求信史的自覺，要排除先入為主的印象，不預作判斷，不妄下結論。面對高崗這樣身在「另冊」的歷史人物，很多人可能會下意識地去尋找那些足以證明其缺點和過錯的證據，而對那些本應屬於他的優點和功績的史實有意忽略。等而下之者，甚至故意潑墨而致其全盤皆黑。曾有一篇名為《科瓦廖夫談：“高崗事件”的背後》（《國際新聞界》1993年第1期）的文章流傳甚廣。文中談到，1949年高崗訪蘇期間，在一次有斯大林、劉少奇等人參加的會議上，曾公開提議宣佈滿洲為蘇聯的第17個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由於談者是蘇聯人，似乎超然事外，加上這種分裂祖國的言論似乎也符合人們心目中高崗“製造分裂”的固有形象，於是很多人對這種說法信以為真。當年曾隨中共代表團訪蘇的師哲，後來撰文駁斥了科瓦廖夫的謊言。
高崗在晚年的確犯了錯誤，但並不能說明他從一開始就動機不純，就是天生的陰謀家。在革命生涯中，他曾立下過許多重大功績。也正是因為這些功績，他才得到黨的支持和信任，在政治上不斷攀升。
五項功績
縱觀高崗的一生，至少有五項功績：
一是參與創建了西北的陝甘邊區革命根據地。這一根據地面積不算大，人也不算多，但是其重要的歷史貢獻在於為長征後的中共中央和主力紅軍提供了落腳之處。當然，陝甘邊區的主要開創者還有兩位功勞更大的紅軍領袖劉志丹和謝子長，但高崗同樣為開闢這塊根據地而篳路藍縷、出生入死。用毛澤東的話來說，「這個地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此，在劉、謝犧牲後，高崗也就當仁不讓地成了陝北幹部的代表人物。
二是連任三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抗日戰爭期間，陝甘寧邊區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地位非同凡響。1937年陝甘寧邊區政府成立後，高崗擔任邊區參議會議長。從名義上說，參議會是邊區的最高權力機關，也是最高的民意機關，擔任議長一職本身就意味著巨大的榮耀。此外，他還身兼邊區保安司令及中共西北中央局書記。在邊區時期，高崗充分顯示出了他的領導才幹，作為本地幹部在體察民情、聯繫群眾方面，更具有無可比擬的優勢。毛澤東曾說，「雖然來陝北已五六年了，無論是了解這兒的情況方面，還是在與這個地區的群眾關係方面，我都不能與像高崗這樣的同志相比」。即使在高崗已離開陝北前往東北之時，他仍當選為參議會議長，這也足以說明他在當地深孚眾望。
三是為中共成功奪取東北立下功勞。1945年日本投降後，國共兩黨在東北這一戰略要地展開了激烈爭奪。國民黨在美軍幫助下，一度佔得先機。高崗臨危受命，趕赴東北，與林彪、羅榮桓等共同主持東北大局。在東北，他積極剿匪，推進土改工作，千方百計建設和穩固根據地，並完成了東北軍區數十萬兵力的後勤保障工作。遼瀋戰役期間，東北一度形成林彪在前方指揮打仗，高崗在後方主持工作的局面。
四是建國初主持東北的建設。新中國成立後，高崗集東北的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名副其實的「東北王」。東北本是工業重地，解放前就佔據全國的半壁江山。建國初，國家優先發展重工業，蘇聯援建的工業項目，重點也放在了東北地區。東北經濟在全國經濟大局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應該說，高崗這一時期主持東北的經濟建設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曾任中國科學院東北分院院長的嚴濟慈說：“金雞報曉，始自東北。三年國民經濟恢復，新中國的工業與科研，也可以說是在東北首唱建設之歌。”
五是為抗美援朝戰爭提供了後勤保障。當時幾十萬部隊入朝，糧食、服裝都是大問題。而且，美軍擁有巨大的空中優勢，日夜不停地轟炸志願軍的運輸線，大量物資未及送到前線即已毀損。用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的話說，後勤工作實際上是一場「後方的戰爭」，“不僅決定了我們在前方進行戰爭的規模，而且也決定了前方戰爭的成敗”。東北地區作為朝鮮戰場的戰略後方，在後勤保障方面所處的位置至關重要。而高崗作為東北地區的一把手，確實為支持朝鮮戰場不遺餘力。志願軍總司令彭德懷在接受朝鮮最高人民會議授予的一級國旗勳章時說：“這枚勳章給我不合適，第一應該授給高麻子（高崗）。”在另一個場合，彭德懷又說：“如果要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勳章從大後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我只是作為代表去接受這枚勳章。”這當然是彭總的自謙之詞，但也足見高崗的貢獻。
「十大罪行」
可以說，1952年之前，高崗的政治生涯是非常順遂的。他能力強，貢獻大，也得到了黨內充分的認可。年僅47歲的他，是偌大的東北地區說一不二的領導人，又身居國家副主席的高位，深受毛澤東賞識和重視。1952年，高崗進京擔任號稱「經濟內閣」的中央計劃委員會主席，更美好的前程、更顯赫的高位似乎已觸手可及。孰知僅一年之後，高崗便成為“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成員，從革命的功臣淪為革命的“罪人”。命運之叵測，莫過於此。
1954年2月，在中央批判高、饒的座談會上，周恩來作了總結髮言，列舉了高崗的「十大罪行」：一是散佈“槍杆子上出黨”、“紅區白區論”；二是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志；三是造謠挑撥，製造黨內不和；四是實行派別性的幹部政策，尤其是對幹部私自許願封官；五是把自己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六是假借中央名義，破壞中央威信；七是剽竊別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八是在中蘇關係上，撥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九是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十是私生活腐化
。座談會上還有很多人發言，直指高饒問題的實質是「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這是最要命的一點。
從《高崗傳》中展現的史料看，爭奪權力，高崗的確很積極；但若說篡奪最高權力，則未必如此。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從鄧小平的這些話看，高崗活動的主要目標是當時黨內的二號人物劉少奇，企圖取而代之。很難說高崗當時有「企圖推翻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核心」的想法。而且，按鄧小平的說法，“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但至1953年，毛澤東開始意識到高崗問題的嚴重性。那年底，毛澤東派陳雲沿著高崗外出的路線，代表黨中央向那些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勸告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不久他更是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語出驚人：“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這說明，此時的毛澤東已覺得高崗威脅到了自身的威信和地位。高崗接下來的下場，或許由此註定。但從高崗本人的言行看，他似乎從未膽大妄為到敢於挑戰毛澤東權威的地步。他甚至也否認自己反對周恩來。他曾跟妻子說，座談會上許多人揭發他反對劉少奇、反對周恩來，自己即使真的反對劉少奇和周恩來，也不會傻到同時伸出兩個拳頭打人。在被看管期間，高崗寫交代材料《我的反省》，也不承認自己想爭奪最高權力，後來因無法過關加上一句“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他還一度把其中的“國家”二字勾掉。他的秘書趙家梁問為什麼，他說：“我已經是國家副主席，還要當什麼國家主席？”自始至終，高崗供認不諱的，是他對劉少奇不滿，想扳倒劉少奇。
自殺：又一個錯誤
高崗與劉少奇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在高崗進京前，兩人就曾因為富農政策、工會、互助合作等問題發生分歧。這些工作中的分歧，本來可以通過正常的手段在黨內解決，但卻不幸成為一場權力鬥爭的導火索。高崗後來檢討說，1950年至1951年間，他與劉少奇在一些工作問題上有不同意見，把劉少奇一些個別的、一時的和不重要的工作上的缺點看成是系統的，同時，他還認為劉少奇對某些幹部有偏私，在幹部問題上有「攤子」。進京後，高崗到處聯絡、拉攏一些黨內軍政人物，試圖“拱倒”劉少奇。他散佈了一些違背組織原則、不利於團結的言論。如他宣揚，共產黨內分“紅區”黨和“白區”黨，毛澤東代表紅區，劉少奇代表白區，白區幹部現在要篡黨。這些言行當然是極不妥當的，後來他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54年2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開始對高、饒進行批判，在報告中不點名地針對高、饒說，對於那種有意地破壞黨的團結，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鬥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令人慨嘆的是，十幾年後，劉少奇本人也被林彪、江青等人迫害致死，並被永遠開除出黨。
高崗最後選擇了自殺，這是一系列錯誤之後的又一個錯誤。自殺，就是「自絕於黨和人民」；不自殺，或許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他先後兩次自殺，第一次是開槍自殺，被身邊的人搶了下來；第二次暗中攢積大量安眠藥，服用身亡。據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說，在高饒問題被揭露以後，毛澤東還想挽救他們，打算讓高崗回陝北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但此事還沒來得及談，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
高崗死後，1955年，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關於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決定》，正式將高崗問題定性。1959年廬山會議，彭德懷受批判，「高饒聯盟」演變為“彭高聯盟”。後來證明，所謂“彭高聯盟”純屬子虛烏有。但「高饒聯盟」，則結論至今未變。無論如何，這段歷史值得認真考辨與反思。所幸的是，高崗問題已經不像過去那樣是人人諱言的“禁區”。就這一點而言，《高崗傳》的面世，也體現了時代和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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