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毛澤東和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談話，以後曾多次講鄧小平「人才難得」。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經過「文化大革命」的大動亂，鄧小平恢復了工作。
一
1971年，「文化大革命」已進行了五年時間，鄧小平在江西新建縣的勞動也滿兩年了。這年的9月13日，身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的林彪，在妄圖謀害毛澤東、另立中央的陰謀暴露後，企圖叛逃國外，結果途中自我爆炸，機毀人亡，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鄧小平正式知道「九·一三」事件的消息是在11月6日。這天，鄧小平參加勞動的所在工廠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突然通知鄧小平夫婦去聽傳達中央文件。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來的第一次。傳達的中央文件，就是中共中央所發關於林彪叛國出逃的通知及其反黨集團的罪行材料。
文件整整傳達了兩個小時，鄧小平和工人們一起認真地聽著。傳達完後，鄧小平把文件帶回到住處。回到住處，已是下午1點多鐘。鄧小平一直沒有說話。吃完午飯後，他上了樓，也只說了一句話：「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兩天後，也就是11月8日，鄧小平提起筆，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
在傳達前，我對林陳反黨叛國集團的事一無所知，只是感覺到陳伯達出了問題。對林彪則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聽到林陳集團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時，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
他表示堅決擁護中央關於解決林陳反黨集團的決定，寫道：
林陳反黨集團這樣快地被揭發被解決，真是值得慶幸的大事。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正如中央通知所說，即使他們最終也得被革命人民所埋葬，但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會遭到多少曲折和災難。現在終於解除了這個危險，我和全國人民一道，是多麼的高興呵！鄧小平在信中表示，他是「情不自禁」地表露他自己的心情的。
在表示高興的同時，鄧小平又冷靜地意識到，他是在直接給毛澤東寫信。自從被打倒以來，自從最後一次與毛澤東談話以來，他還從來沒有給毛澤東直接寫過信。凡有事情，或政治，或家事，均按毛澤東最後一次見面時的交代，給汪東興寫信，或請汪東興轉報毛澤東和中央。但是，這一次不同。這一次，他直接給毛澤東本人寫信，一是因為林彪覆亡，的確事關重大；二是他清醒地認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時機。他心裏清楚，林彪雖死，但中國的政壇仍然不會平靜。老幹部要想復出，阻力依然很大。林彪自我爆炸以後，毛澤東必然要重新考慮政治安排和人事問題。
因此，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除了表達對中共中央決定的擁護之外，也向毛澤東彙報了自己的情況。他這樣寫道：
我在主席的關懷下，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這兩年，我每天上午到工廠勞動，下午和晚上，看書、看報、聽廣播和做些家務勞動，除到工廠外，足不出戶，與外界是隔絕的。在這時期，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絕對遵守我向黨作的保證，除自己的親屬外，沒同任何人有來往。我們的生活，由於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麼困難。
鄧小平還進一步明確地寫道：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我的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報上每天看到我們社會主義祖國在國內建設的突飛猛進，和國際威望的空前提高，都使我的心情激動起來，想做點事，使我有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還請求毛澤東幫助安排好他的孩子們。他寫道：
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毛毛和飛飛)。毛毛(小女兒)分配到陝北農村已三年，現因我那個殘廢的大兒子在家，我們照顧不過來，暫時把她弄回來看護哥哥。她一心想學醫，過去通過自學，也有一點基礎。飛飛(小兒子)在山西插隊已三年多。他們由於我的關係，成分不好，沒有組織上的照顧，是不可能得到較好的分配的。我們的歲數大了，不免為兒女掛心，希望他們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最好到工廠當工人，能有固定的收入，毛毛能學醫那當然更好。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順便向主席訴說了。當然我了解，這種事是完全應該聽從組織的考慮和處理的。
在信的最後，鄧小平寫道：「我衷心地誠摯地祝願主席萬壽無疆，主席的健康長壽就是全黨全國人民最大的幸福了！」寫完之後，鄧小平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澤東在看到鄧小平的這封信後，曾問汪東興：“你怎麼不管人家啦？”汪東興回答說：“沒有不管啊。我跟你在外地，不在北京，就讓中辦副主任王良恩管著呢。”毛澤東接著對汪東興說：“小平同志的信上講了，他的事還要讓汪東興管。”在鄧小平來信的信封上，毛澤東寫下了這樣的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二
「九·一三」事件的爆發，對毛澤東的震動很大，他大病了一場。儘管他對由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還是堅信不疑，並絕對不容他人置疑，但是，這也使得他不得不對一些做法開始進行反思。9月24日，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中央軍委的日常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葉劍英主持的中央軍委辦公會議，在中央軍委的領導下，負責處理軍委日常工作。
特別是在這時，毛澤東已開始逐步地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大批老幹部，為一些人恢複名譽和恢復工作。在解放大批老幹部之時，毛澤東自然想到了鄧小平。事實上，早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鬧騰得最厲害時，毛澤東就曾說過，林彪要是身體不行了，還得鄧小平出來。
1972年1月6日，陳毅在北京逝世。1月10日，陳毅追悼會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這是一個寒冷的冬日，追悼會會場上瀰漫著一層悲傷的氣氛。人們沒有想到，毛澤東突然乘車來到了追悼會會場，並同陳毅的夫人張茜談了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提到了鄧小平。他把鄧小平和當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劉伯承並列在一起，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是人民內部矛盾。在場的周恩來當即暗示陳毅的親屬，把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評價傳出去，為鄧小平的復出製造輿論。
春天來了，在毛澤東的關心下，鄧小平的幾個孩子都得到了安排，這說明毛澤東並沒有忘記鄧小平。4月22日，鄧小平給汪東興寫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寫道：東興同志：
好久沒有寫信了。由於主席的關懷和你的幫助，毛毛和飛飛進學校的事已經解決了。毛毛進南昌醫科大學，飛飛進南昌理工科大學(學無線電專業)，學校選拔通知20天前就收到了。……兩個孩子得到這樣的照顧，我只能對主席和黨表示由衷的感激！我們的情形一切照舊，不過我的繼母三天後就要去天津幫助我的妹妹生產和帶小孩。她七十幾了，身體一年不如一年。幾年來，在我們家裏很勞累，所以我們勸她去天津一時期，比較鬆動一點。她走後，兩個孩子上學了，家裏就剩下我和卓琳，照顧一個殘廢的大兒子，因此，我暫時不能去工廠勞動，必得在家裏做事(卓琳身體也不好)。我們想請一個人做做飯，特別幫助照顧殘廢人。已向領導提出，據說找人不易，工資較高(三十元以上)，且看找的結果如何。沒有別的，就怕我和卓琳有一人病就難辦了。我的大兒子鄧朴方，接回來近一年了。一年來的觀察，他的腰身以下雖然完全沒有知覺(大小便也不自由)，但機能似乎並未完全消失。據說，在醫院診斷時也對此存疑，並曾有施行大手術，打開看看的擬議，後因送到救濟院而未果。我們總希望還能有一次醫治的機會，如果有可能再送回醫院治療，或施行手術。對此，我實在不好意思向黨提出請求。最後，鄧小平這樣寫道：
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在生活上，我希望能在北方了此餘生，這裏的春天，對我們太不習慣了。雖然鄧小平這時在江西的處境已發生了根本性的好轉。但是，為了爭取回北京，爭取出來工作，鄧小平還在努力著。
1972年8月1日，鄧小平和工人們一起，在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第四次聽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陰謀叛亂的罪行材料的傳達。聽完傳達以後，鄧小平回到住處提筆又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兩天之後，即8月3日，這封信由江西省革命委員會送出。
在這封信中，鄧小平用較大的篇幅和真切的語言，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對林彪集團的揭露和批判。在對林彪集團進一步揭發、批判之後，對於自己的「錯誤」，鄧小平簡要地作了實事求是的檢查和應有的承擔。在信的最後，他再一次明確地提出了出來工作的要求。他寫道：在去年(1971年)11月我在呈給主席的信中，曾經提出要求工作的請求。我是這樣認識的：我在犯錯誤之後，完全脫離工作，脫離社會接觸已經5年多快6年了，我總想有一個機會，從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錯誤，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我覺得自己身體還好，雖然已經68歲了，還可以做些技術性的工作(例如調查研究工作)，還可以為黨、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補過於萬一。我沒有別的要求，我靜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毛澤東收到鄧小平的這封信後，很快於8月14日作出批示：「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在這裏，毛澤東對鄧小平在歷史上的功績作了充分的肯定，最後又寫道：“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
在這個批示中，毛澤東雖然還沒有明確提出要重新起用鄧小平，但對鄧小平的態度已經相當明確。他已開始認真地考慮重新起用鄧小平的問題了。看到毛澤東批示的當天，周恩來立即把這個批示印發給了中央政治局的全體成員。
然而，此時的中國政壇仍不寧靜，要真正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還存在著相當大的難度。不過，鄧小平的處境確實是越來越好了。這一年的9月，正是丹桂飄香的季節，鄧小平向江西省提出請求：請示一下中央，能不能在江西省內，到井岡山、贛州老區走一走。9月底，中央批准了這一請求，江西省革委會在這一基礎上，作出了鄧小平去井岡山地區的具體安排。
與此同時，在北京，周恩來於12月18日給紀登奎、汪東興寫了一封信，再次提出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問題。他在信中寫道：「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1972年就這樣過去了。
三
1973年來臨了。「文化大革命」還沒有結束，中國的政治形勢仍錯綜複雜。這時，周恩來得了重病。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作出了讓鄧小平儘快復出的決定。一天，江西省委第一書記白棟材委託省委書記黃知真來看望鄧小平，告訴鄧小平中央通知他於近期之內回北京。聽到這個消息，鄧小平當然很高興。2月3日，是1973年的春節。鄧小平一家在江西熱熱鬧鬧地度過了中國的這個傳統節日。春節過後，鄧小平又到景德鎮看了看，併到進賢縣見到了他的老秘書王瑞林。
就要回北京了，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戀戀不捨地和新建縣拖拉機修造廠的工人們告別。
2月19日，鄧小平率領全家人告別在江西居住了3年多的小樓，從南昌出發，乘汽車到鷹潭。第二天上午11點多鐘，乘上了從福州開往北京的46次特快列車。2月22日，火車到達了北京。
還在鄧小平回北京之前，為了加強中央軍委的工作，葉劍英曾多次向毛澤東、周恩來建議，迅速改善鄧小平的情況，恢復他的工作。鄧小平回到北京後，葉劍英先登門看望了他，之後特意去找毛澤東，建議說：「小平同志回來了，我提一個要求，讓他來參加和主持軍委工作。」毛澤東又同周恩來商議，決定恢復鄧小平的國務院副總理職務，並參加軍委工作。
周恩來的病情加重了。為了鄧小平的復出，他拖著重病的身軀，於2月下旬至3月初連續幾次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題討論鄧小平復出的問題。但是，以江青為首的一夥卻根本不同意，百般阻撓。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充滿了尖銳的鬥爭。
3月9日，周恩來寫報告給毛澤東，彙報了中央政治局幾次討論關於恢復鄧小平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職務的情況，同時提出，政治局認為需要中央作出一個決定，一直發到縣團級各黨委，以便各級黨委向黨內外群眾解釋。周恩來並告訴毛澤東：小平同志已回北京。當日，毛澤東即批複：「同意。」3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黨發出了《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這一決定發出以後，汪東興向鄧小平作了通報，並遵周恩來之囑將有關文件送鄧小平閱。事情進展得如此之快，有點出乎鄧小平意料之外。
3月29日，毛澤東在其住處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會前，周恩來約鄧小平先來到了毛澤東那裏。這是自從1966年9月之後，時隔7個多年頭，鄧小平再次見到毛澤東。見過毛澤東後，鄧小平參加了這次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由毛澤東提議，政治局當場作出決定：鄧小平「正式參加國務院業務組工作，並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對外活動；有關重要政策問題，小平列席政治局會議參加討論」。
恢復國務院副總理職務後，鄧小平立即投入了緊張的日常工作，並開始介入有關的外事工作和會見外賓。到了這年的12月，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毛澤東已下定決心，在更大程度上重用鄧小平。
為了進一步加強軍隊各大單位領導班子的建設，12月12日至22日，毛澤東連續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全國各大軍區司令員互調的問題。鄧小平參加了會議。12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向大家推薦了鄧小平。他說：“我和葉劍英同志請鄧小平同志參加軍委，當委員。
是不是當政治局委員，以後開二中全會報告追認。”然後，他指著葉劍英說：「你是贊成的，我贊成你的意見。我代表你講話。」
12月15日，毛澤東在他的書房裏會見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各大軍區司令員，宣佈說：「我們現在請一位總參謀長，他呢，有些人怕他，但辦事比較果斷。他一生大概三七開。你們的老上司，我請回來了。政治局請回來了，不是我一個人請回來的。」然後，他對鄧小平說：“你呢，人家有點怕你。我送你兩句話，柔中寓剛，綿里藏針。外面和氣一點，內部是鋼鐵公司。過去的缺點，慢慢地改一改吧。”
12月22日，毛澤東在召集各大軍區司令員向他們宣佈對調的命令時，指著鄧小平又向大家推薦說：「現在，請了一個軍師，叫鄧小平。發個通知，當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政治局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個秘書長吧，你不要這個名義，那就當個參謀長吧。」
當天，周恩來在病榻上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於鄧小平任職的通知。對於鄧小平的復出，江青、張春橋一夥恨之入骨，他們不僅處處刁難，而且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周恩來。鄧小平同江青、張春橋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
1975年1月5日，經毛澤東圈閱，中共中央發出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接著，在很快召開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得到追認，並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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