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昨天寫文章說，特首選舉要有鯰魚效應，要放鯰魚入場，製造真正競爭，改變整個生態。文章刊出之後，有政界朋友whatsapp我，說「現行制度下的特首，不單不是鯰魚，甚至不是脆肉鯇。」
我覺得這個比喻的確很好。鯇魚是人工飼養的淡水魚，多養在靜水的魚塘內，和野生魚比較，肉質明顯有差別。後來有人發明了脆肉鯇，據說脆肉鯇的肉質之所以如此爽脆，與餵飼高蛋白的飼料的方式有關。
養殖脆肉鯇要水質良好和營養充足，而且要製造急劇流動的池水，讓魚兒飛速游動，由於經常運動，就減少了脂肪累積和增加了肌肉硬度。這正如想特首選舉有真正的競爭，就應該像養脆肉鯇一樣，「魚兒」游得快游得多，其抗逆能力也會高一點。
每個制度的運作方式都有其設計原意，香港過去有祝福式的特首選舉，主要是為了防止顛覆者當選，當中的顧慮可以理解，但二十多年過去，慢慢就產生副作用：
第一， 不注重「重要多數」。從政者永遠會向權力來源傾斜，如果權力主要來自本地的選票，就會發展出民粹政治；若權力主要源自中央，就可能脫離本地的民意基礎。
特首由選委會選舉產生，過去有4大界別即工商、專業、勞工基層和政界。理論上特首候選人要爭取選委會的重要多數支持，當中已包含很多基層民意，但若有特首認為「重要多數」可以靠阿爺箍票，自己做做樣子應酬一下就可以，而想自己高票當選，要拉「關鍵少數」，過去的選委會有兩個「關鍵少數」組別：地產商和反對派。特首也最喜歡向這兩個組別讓步，不用關顧其他選委反映的基層民意。一個真正關心基層的特首，不會不懂得使用八達通，更不會不知道高樓價是如何傷害到基層甚至中產市民。
在一個有祝福的選舉委員會的選舉當中，特首候選人由重視「重要多數」，變成向「關鍵少數」傾斜，的確是一個捨本逐末的過程。
第二， 不做調查研究。精英式的管治，若明白有可能脫離群眾的風險，最佳的解決辦法是做調查研究，了解人民所思所想。
傷上加傷的是，香港特區政府也逐漸不重視做調查研究，本來，特區政府的中央政策組也有做民調的功能，而今屆政府取消了中央政策組，組成一個不知是什麼的「創新辦」，就等如把自己對民意的收風天線打斷了。對內地政治稍有認識的人，都就知道內地非常重視調研。已故領袖毛澤東曾說：「不做調查研究，便沒有發言權。」內地各級政府，都設有政策研究室，你在內地隨便找一個官員，他對當地的各種數字和調研結果都十分清楚，可以朗朗上口，不會不知道當地民意的喜惡，不會出現像香港那種官員十分重視個人民望，但對本地的民意民情卻不甚了解的奇怪現象
第三，以權謀取勝。看到這裡，你可能會覺得很奇怪，我好像在說，香港的特首對香港的情況什麼也不懂，他們又會當上特首呢？其實，過去的制度，助長了特首靠權謀上任。過去，有很多屆特首的政務司司長都是下屆特首的競逐者，有些人善挖黑材料、放冷箭，將競爭者整死，自己就可以上台。特首選候人在競爭性不足的制度下，為求上位，只講謀略，而不講如何解決市民的困難。
未來的特首選舉，若能取消祝福，讓候選人自由角逐、爭取大多數選委的支持，即使當中有政治交換，也會令特首更貼近民意。若有留意這次立法會選舉的選委會組別選舉，有很多候選人提到香港房屋問題，也有不少人講到要利用郊野公園邊陲地帶建樓。他們之所以這樣說，並非一種政治表態，而是覺得這是一個快速增加土地的方法，想借此爭取選委的支持，而選委可以說是民意的「鏡像反映」。如果特首候選人要真正向每一個界別的選委拉票，他將會更加「貼地」，更加關注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香港的政制要改變，要注入新的活力，除了加能中央的監督之外，如何調動這個接近1500人的選委會，反映民意，催逼政府轉變，也是一個關鍵的課題。
盧永雄
在今年美國發動貿易戰聲中，中國經濟保持強大的韌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12月11日調高今年中國經濟增長預測至5%，明年增長調高至4.5%，分別較10月公布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分別上調0.2個及0.3個百分點。
中國駐美國大使館亦在社交媒體發出帖文，話中國在過去5年即十四五規劃期間，經濟增長強勁，由2020年的14.7萬億美元，增長到今年估計有19.3萬億美元，5年增加4.6萬億美元，這個增量已等如世界第3大經濟體的經濟總量。
如今世界第3大經濟體是德國，即是中國5年就生一個德國經濟出來。中國這種發展速度，的確驚人。
在駐美大使館帖文之下，美國網友的評論也很有意思，有網友話，「章家敦說中國會在明年崩潰，不過他在超過一個世紀前已作出此預測，他在那本《中國即將崩潰》的名著中，預測中國在2011年崩潰。在此之後，章家敦每次都講他只是估早了一兩年。所以最好把中國大使館這幅圖傳給他。」
講起「中國崩潰論」崩潰，最近又看到一篇很有趣的文章。紐約大學上海分校特聘教授郭怡廣 (Kaiser Kuo)在英文通訊平台《意念快訊》(The ideas letter)上刊登的一篇文章，題為:《大清算：西方應該從中國學到什麼》。郭怡廣認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一面鼓吹「中國崩潰論」，一面又大肆宣傳「中國威脅論」，這樣的矛盾體現了西方政客和知識份子的複雜心態：他們既無法接受又無法忽視中國在西方道路之外，獲得如此空前的發展與成就。
郭怡廣話，中國難以理解的驚人成就，包括減貧、發展、能源轉型等等。中國這些成就表明，無論西方對中國政治體制看法如何，當中國在許多方面取得非凡成功，當中國這個曾被認定落後的大國在可再生能源、人工智能和基礎設施等領域實現跨越式發展時，這樣對西方思想構成巨大挑戰。
美國曾相信「美國例外論」，認為國家之間有固有等級觀念。「美國例外論」意指美利堅合眾國地位獨特，獨一無二地以自由、個人主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等思想為建國基礎；國家穩定強盛，人民富裕幸福，外國無可比擬，在世界上引領捍衛自由潮流。
郭怡廣話，中國的成就系統性地動搖了「美國例外論」的根基，挑戰了各國要以西方作為規範、其他文明由此派生的國家等級觀念。它打破了多個曾經被深信不疑的教條，大家看到的新現實是：市場經濟未必需要自由民主；創新未必需要完全的政治自由；社交媒體未必能解放威權國家。
氣候變化問題清晰地映照出這場思想的大清算。面對氣候危機，人類的反應常常是否認和拖延；但中國不是這樣，中國本身就是一個「悖論」：她本來是最大碳排放國，但如今偏偏變成最大可再生能源建設者。這揭示了一個深刻啟示：本世紀的政治合法性可能更取決於「雜亂而緊逼情勢中的執行能力」，而非意識形態的純粹性。
郭怡廣話，中國展現這種績效式的合法性體現在多個維度：創造繁榮能力、大規模建設能力、壓力下的創新韌性、承受經濟脅逼的能力以及為全球挑戰調動資源的能力。在這些方面，中美之間的差異對比正越發難以忽視。這逼使我們思考：政治合法性是否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郭怡廣話，美國當前的困境根源在於自身：戰爭泥潭、金融危機、政治極化、社會撕裂。美西方要停止坐待崩潰，必須認識到中國體系運行有效、成就顯著。等待中國失敗不是戰略，而是逃避現實。要擁抱多元的現代性，明白現代性不再是西方專屬。
既然西方學者都有反思，香港亦應反思。
我們在2021年開始完善政制，2022年新制度開始逐步運行，如今只過了3年，只是開始而非終結。在新制度剛剛運作之時，自然未夠暢順，自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並非新制度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殘留的問題，例如執行官員避事，就是這過去過份政治化的壓力，逼出公務員的「少做少錯」思想，最好「你睇我唔到」。這不是新制度缺乏監督的問題，這反而是舊制度過度監督的問題。
郭怡廣提到，政治合法性必須兼具程式民主與治理效能。
過去香港反對派單方面追求極致的程式民主，他們只是「美國例外論」的死忠信徒而已。如何在一定程度的程式民主基礎上，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才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想重新提高程式民主，似乎解錯題了。
盧永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