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與他的家人（資料圖）
本文摘自《高崗傳》，戴茂林，趙曉光 著，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4
高崗是1938年4月擔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書記的。此時的延安已經成為抗日民主的一面旗幟，眾多的熱血青年從祖國的四面八方，歷盡艱辛，湧入延安。
青年，是熱血沸騰、蓬勃向上的標誌；青年，也意味著陽光燦爛、青春愛情。
當時雖然是殘酷的戰爭年代，但革命聖地延安卻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一方面，這裏彙集了大批中共的精英，他們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鬥士，歷經土地革命戰爭的磨鍊，跨越二萬五千里征程來到了延安，又高舉起民族戰爭的旗幟。這批大浪淘沙的將士是中國抗日戰爭的真正脊樑。另一方面，追求民主、渴望光明、立志報國的大批知識青年也來到了延安。用毛澤東的話說，他們是中國革命的先鋒隊，他們所代表的方向，就是中國革命的方向。雖然他們只是一個方面軍，還不是主力軍，但他們只要與工農這支主力軍匯合到一起，就會成為戰無不勝的偉大力量。
代表著中國光明與前途的兩股力量，在抗日戰爭的特殊年代，於黃土高坡上的延安交融了。
這種交融不但使中國抗戰的力量大為增強，也必然會碰撞出火花，產生出愛情。
高崗，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下與結髮之妻楊芝芳離異的。
愛情是可以跨越時空、不分民族、不計年齡而超現實展開的，但婚姻是具體的、講條件的、有緣由的。
1998年11月12日，楊芝芳老人向筆者傾訴了她當時與高崗離婚的情景：
那時高崗已經是陝甘寧邊區的領導，經常出席各種會議。我是家庭婦女，又是小腳，外邊又來了很多年輕的革命的女同志，所以，高崗提出要分開。記得是王子宜（陝甘寧邊區政府民政廳廳長）跟我談的。他說，高崗活動很多，經常出頭露面，你是小腳，與高崗一起出面不太合適，最好與高崗分開。我就同意了。分開後，我們還是革命同志，經常有聯繫，他作報告我也去聽。我與李力群（高崗的第二位妻子）相處得也很好。
滿頭銀絲的世紀老人在談到她人生中唯一的婚姻時，聲音輕微，心態沉穩，神態安詳，使人置身於歷史的真實，回到了那並不平淡的年代，更感到歲月的滄桑在不停地沖刷著人們心靈的傷痕，時間老人會幫助任何人走出悲傷。
高崗與楊芝芳的離異，並非如某些傳言所講，系高崗生活作風糜爛所致，而是與當時的環境、風氣、地位有關。當時陝甘寧邊區婚姻法已經公佈，婚姻自由的新風在革命隊伍內部迅速傳播。為了革命事業與個人幸福，不少領導幹部都與早年的包辦婚姻脫鉤，與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的年輕知識女性重結良緣。
楊芝芳老人雖然忘記了她與高崗是哪月離婚的，但她記得大致的時間是在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前後。而我們知道，毛澤東與江青是1938年11月結婚的。
高崗與楊芝芳離異後並未馬上結婚，到了1940年，高崗才與時年19歲的李力群締結良緣。
1921年12月出生於江蘇省宿遷縣的李力群與目不識丁的楊芝芳不同，1937年來延安之前，李力群是徐州省立女子師範學校的高才生。
抗日戰爭爆發後，學堂的書桌已經載不下抗日的志向，李力群與幾位同學毅然離開家庭，走出校門，輾轉來到了西安，並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安排下，來到了延安。
延安是座革命的大熔爐，熱血青年在這裏迅速成長。1938年，李力群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她人生中的一個重要夙願。
然而，這位年輕的共產黨員沒有想到，她人生中的一個重大考驗，在她毫無準備時已經悄然降臨身邊。
1998年11月12日，筆者在北京李力群的家中第一次採訪了這位飽經滄桑的離休老人。未謀面之前，因為在材料中已經知道李力群是1940年與高崗結婚的，所以在筆者腦海中跳躍著的總是一個留著短髮、穿著軍裝、扎著皮腰帶的一臉稚氣的小八路。
然而，真實地坐在筆者面前的卻是一位耄耋婦人。年近八十歲的老人有些耳背，但思維清晰，也很健談。雖然坎坷的歲月使老人有著高度的政治敏銳，但隨著交談的深入，老人也慢慢地向筆者談起了她半個世紀前與高崗結婚時的戲劇性場面：
「我十七歲去延安，後進黨校學習。有一天，高崗去黨校講黨建課。我個子小，聽課時始終坐在前面，他可能在講課時就看上了我。黨校學習結束後，陳雲就把我留在了陝甘寧邊區委員會辦公室秘書處。當時我很不情願，我願意去敵後，我覺得這裏的人太土，但組織上的安排必須服從。不久，高崗就帶我出差去了安塞，這次出差大約有三四天。出差回來後，毛主席請我們吃飯，是高崗帶我一起去的。毛主席請我們吃臘肉，席間毛主席說了許多高崗的好話，讓我向高崗學習，而且說，你將來如果能找到這樣的對象如何如何。我當時心裏就一驚，因為那時候我見到高崗就害怕，他樣子很兇，又是大首長，但毛主席的意思我已有所覺察。又過了幾天，王明、王若飛、習仲勛等人又請我和高崗吃飯，還請周圍的一些小姑娘吃棗，並說今天就是結婚的日子。一聽這話，我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延河邊。但這時王若飛找到我說，你學過黨建嗎？黨員要聽黨的話，這也是黨的安排。他勸我回去，但我當時還是沒回窯洞吃飯。」
「就這樣。我們沒有任何感情，一天也沒戀愛，就結婚了。結婚後，高崗半年內不准我下山，怕我見到同學們。後來，我曾經對陳雲等人說，是你們把我強配給他的。不過，結婚後他對我還不錯。」
真讓現代青年男女們無法想像，為追求民主、自由而來到延安的李力群，卻「遭遇」了這樣一場"包辦"婚姻，竟然在"一天也沒戀愛"的暗箱中被"操縱"成婚。
不過，這並非是一場封建的包辦婚姻，只不過帶有濃厚的現代政治色彩。這種政治色彩足足伴隨著李力群度過了坎坷的半個多世紀。
李力群與高崗結婚後，雖然半年內未被准許下山，但「下山」後，先後擔任了陝甘寧邊區黨委秘書處秘書、延安柳林區黨委宣傳科長、區委書記、縣委委員等職務。一直到1945年10月高崗離開延安去東北，李力群始終與高崗戰鬥在延安。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1962年2月，毛澤東（右二）、劉少奇（右三）、周恩來（左二）、朱德（左一）、陳雲（左三）、鄧小平（右一）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資料圖）
本文摘自《劉少奇在建國後的20年》，魯彤 馮來剛 著，遼寧人民出版社，2007.1
隔了一天，林彪在1月29日上午的大會上講話，維護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維護毛澤東“無人望其項背”的威信。
林彪說：
我們黨近幾年提出的三面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是正確的，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人民的創造，黨的創造。……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條總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這幾年我們工作中產生的一些缺點，不是總路線本身的問題，而是執行中間的毛病。
……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加強黨的團結。我想，事情千千萬萬，項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黨的團結。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小得多。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我個人幾十年來體會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優點是實際。他總比較人家實際一些，總是八九不離十的。他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我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到不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幹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因此，在困難的時候，我們黨更需要團結，更需要跟著毛主席走。
林彪一番長篇大論，的的確確起到了維護毛澤東威信的作用。但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
林彪這番話，實際上堵住了很多人的嘴巴，也使很多人無法也不可能說話：這幾年，一直是由劉少奇主持中央一線工作，如果毛主席一直都是正確的，如果說出現問題出現困難是因為沒有正確執行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線。那麼，劉少奇豈不是違反毛主席的路線了？劉少奇豈不是替人「背黑鍋」嗎？
林彪講話的弦外之音，就是維護毛澤東的地位，將缺點錯誤推到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的頭上。
毛澤東對林彪的講話的反映是非常高興的。
3月20日，他在林彪講話稿上批示說：「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興。」毛澤東同時還批示說：“送少奇、恩來、小平三同志看一遍”，“此件沒有什麼特殊秘密，可以和別的同志的講話一同發給那些人看或者讀給另一些人聽。這個問題向高級中級幹部保守秘密，不讓他們知道、好好想一想、早作精神和物質準備，是極為有害的。”
林彪講話一完，毛澤東帶頭鼓掌。顯然，他是同意的。聯繫到廬山會議上，林彪中途上山，對彭德懷大批特批，上綱上線，不也是「與眾不同」嗎？
這次會議原定是1月底就結束。
1月29日下午，有許多人反映，話還沒有說完，還憋著一肚子氣要出。有的組還反映，會上還有人壓制民主，不讓講話。
毛澤東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後，決心讓大家把要講的話都講出來，把「氣」出完，在北京過一個“革命化的春節”。
毛澤東說：
這次用這麼個方式，在北京開這麼個會，要解決問題。現在，要解決的一個中心問題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話沒有講出來，覺得不大好講。這就不那麼好了。要讓人家講話，要給人家有機會批評自己。你自己不批評自己，也可以，得讓人家批評你。最好的辦法還是自己來批評自己！有許多地方的同志是作了準備的，而且有的作檢討作了幾年了1959年、1960年、1961年。有好幾個省，從1959年起就自我批評，不只一次、兩次、三次、四次，而是五次、六次。自我批評的結果，人家就不愛聽了，說：「請你不要再講了，老講那一套！」這個時候你就可以不講了，這才取得了主動。我看是不是在這次會議上就解決這個問題。縣、地、省都有同志在這裏，不要等回去了再解決。
為什麼一定要回到你們家裏過春節才算舒服？為什麼我們在北京七千人一道過個春節不好？我主張集體在北京過一個春節。有這麼幾天，我相信能夠解決上下通氣的問題。有一個省的辦法是：白天「出氣」，晚上看戲，兩干一稀，大家滿意。我建議讓人家「出氣」。不「出氣」，統一不起來。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氣」都沒有出嘛！積極性怎麼調動起來。到中央開會，還不敢講話，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講話。我們常委幾個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決「出氣」的問題。有什麼「氣」出什麼「氣」，有多少「氣」出多少「氣」，不管正確之「氣」，還是錯誤之「氣」，不掛賬，不打擊，不報復。
會議延期了。七千人不可避免地在北京共度春節了。
大會進入第二個高潮。高潮的起點就是毛澤東1月30日在大會上的講話。
七千人大會已經開了18天，毛澤東除了在會議上作了插話外，沒有作大會講話。與會的代表們急於想聽一聽毛澤東的講話，希望他老人家能夠出來說句話，吃顆「定心丸」。
毛澤東一出現，代表們歡欣鼓舞，熱烈鼓掌。在掌聲中，毛澤東表情輕鬆，面帶微笑，抓過咪高峰就講開了：「同志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制的問題。」
毛澤東引經據典，談笑風生，歷史典故信手拈來。
他借歷史上的「霸王別姬」的故事來批評地方的各路諸侯：
儘可能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這樣，就是一人稱霸。這樣的第一書記，應當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長」。……我們現在有些第一書記，連封建時代的劉邦都不如，倒有點像項羽。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後要垮台的。不是有一齣戲叫《霸王別姬》嗎？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我為什麼要講得這樣厲害呢？是想講得挖苦一點，對一些同志戳得痛一點，讓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兩天睡不著覺。他們如果睡得著覺，我就不高興，因為他們還沒有被戳痛。
接下來，毛澤東作為黨中央主席，主動地承擔了責任：
有了錯誤，一定要作自我批評，要讓人家講話，讓人批評。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我們的省委書記，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直到區委書記，企業黨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既然作了第一書記，對於工作的缺點錯誤，就要擔起責任。不負責任，怕負責任，不許人講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採取這種態度的人，十個就有十個要失敗。人家總是要講的，你老虎屁股摸不得嗎？偏要摸！
說到這裏，毛澤東大手一伸，非常形象地作了一個「摸」的動作。頓時，會場裏笑聲一片。
毛澤東所說的，犯錯誤的，自己直接、間接都有份，而且第一個負責的就是他。一席話，令與會者動容：毛主席胸襟博大，敢於承認自己有責任！我們作為一方的負責人，還有什麼不可以檢討的呢？
毛澤東確確實實認識到了自己存在的一些問題，而且發表了一番既實事求是、又誠懇謙遜的一番話：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別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來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陳雲同志，特別是他，懂得較多。……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只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我注意得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面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面，我的知識很少。
毛澤東最後說：
過去不民主，現在陷於被動，那也不要緊，就請大家批評吧。白天出氣，晚上不看戲，白天晚上都請你們批評。
與會者又是一片由衷的輕鬆笑聲。
會議進入第二個高潮。從1月31日至2月7日，各代表團召開了「出氣會」。中央各常委也分赴各代表團做工作：劉少奇去安徽代表團；周恩來去福建代表團；朱德去山東代表團；陳雲去陝西代表團……
「毛主席都檢討了，我們還有什麼說的？」這是各代表團會議上，大多數“第一把手”的想法。於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檢討上爭先恐後，提出批評意見上也爭先恐後，壓在心底里三四年的心裏話一股腦兒都說了出來，都“掏了心窩子”。
1月30日、2月3日、2月9日，劉少奇三次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並講話。
在「大躍進」過程中，安徽可以說是“重災區”：“共產風”、“浮誇風”、瞎指揮風盛行，在工業、農業和人民群眾生活方面造成了極端嚴重的困難和後果。但省委有些負責人仍然認識不足，甚至採取“捂蓋子”方法，壓制不同意見，對持不同意見的人打擊報復，致使下面的幹部不敢說話，更何況普通群眾？著實有一些毛澤東所說的“霸王”之氣。
劉少奇在最後一次參加安徽代表團會議時，批評了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有問題不願意揭，甚至壓制、報復反映真實情況的幹部。2月9日，劉少奇代表中央在這次會議上宣佈調李葆華擔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當然，劉少奇除了參加安徽代表團的討論外，還要對七千人大會的書面報告進行進一步的潤色加工。毛澤東1月30日的關於民主集中制的講話，對包括劉少奇在內的其他中央領導人的觸動很大，都感覺到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講話：原書面報告中為反對分散主義而注重了集中統一的內容，對發揚民主有所忽視。毛澤東講話中要充分發揚民主的內涵.應該加進去。
大會閉幕的第二天，2月8日，劉少奇主持擴大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討論進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會上的報告和講話。
劉少奇說：
沒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集中，不可能搞集中統一。我感覺，我們這幾年的主要經驗就是這一條。如果我們這幾年完全根據群眾的意見，充分發揚民主，完全走群眾路線，有些錯誤不會犯，即使犯了，也可以早發現。……這幾年，我們吃了不調查研究的虧，吃了不講民主的虧。麥子要割，食堂要辦，這個事情人家曉得的，我們不民主，不善於聽人家的意見，不充分在人民中間討論，不認真取得他們的同意，這是一條很大的經驗教訓。要搞成一種能夠暢所欲言的空氣。黨內如此，黨外更如此。……無論如何不能以黨代替政府，不能以黨代替工會。因為黨員總是少數。所以，一定要有人民代表大會，要吸收各方面的意見。人民代表要能夠反映各方面的聲音。現在黨的代表大會代替人民代表大會，黨的委員會代替人民委員會，黨委代替一切，在黨內，也代替了黨代表大會。這是個大錯誤。
劉少奇這一番話，不是沒有道理的。在某種程度上，找到了幾年來在政治體制方面的不正常情況的根源。
七千人大會真的解決問題了嗎？解決了對困難形勢的統一認識問題了嗎？
沒有。僅僅解決了一部分，但沒有完全解決。
毛澤東在講話中，從未涉及八大的正確決議，而是從八大二次會議通過的社會主義總路線開始講起的。在毛澤東眼裏，總路線是正確的，只不過「在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我們還沒有來得及、也沒有可能規定一條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因為經驗還不足」。
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為綱，具體的方針、政策、辦法為目；總路線是不能有任何動搖的，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也是根本性的癥結。
這是一個框子，是「雷池」，是不能有任何超越的。
如此一來，劉少奇怎樣在毛澤東所設定的總路線的框架中，儘可能地使國民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
七千人大會後，毛澤東自己到外地去了，把調整工作的重擔交給了劉少奇等人。在北京，劉少奇、周恩來、陳雲、鄧小平等人，通力合作，在一系列會議上，加大了國民經濟調整的力度和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