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在82年前的今天，1931年4月24日，中共早期領導人顧順章叛變，中央機關險遭破壞。1931年3月，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在漢口，將張陳二人送走後，顧順章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術。當然，顧順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險，還是因為對自己的身手過於自負。他有著高超的化裝術，經常化裝後登台演出，從未失手。然而，千慮一失。4月25日，顧順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認出，遭到特務的逮捕。
當晚，顧順章被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沒有嚴刑拷打，也沒有威逼利誘，顧順章立即叛變。
顧順章的叛變，改寫了中共的歷史，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此後中國歷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江西的「中央蘇區」。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讓中共中央遷往鄉村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國共產黨，甚至毛澤東本人，都不曾想到會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將黨的基礎從工人轉移到農民身上。由於顧順章叛變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傾的城市暴動，工人運動遭到鎮壓，元氣大傷，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從城市走向了農村……[我來說兩句]
![1顧順章 [保存到相冊]](https://image.bastillepost.com/311x/wp-content/uploads/hongkong/2022/01/1641023289825.jpg.webp)
1顧順章 [保存到相冊]
顧順章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他早年在南洋煙草公司的制煙廠當工頭，從小好勇鬥狠的顧順章曾參加青幫併當選小頭目，在上海灘的幫會、流氓鬥毆中表現非凡。因為他敢打敢殺，在工人中頗有影響，被當時領導上海工人運動的中共領導看中，1924年他加入中共。1925年「五卅運動」時，由於在罷工中表現活躍並本領高強，一度擔任蘇聯顧問鮑羅廷的衛士。
1926年，顧順章與陳賡等人一起，被中共中央送到蘇聯，短期學習「政治保衛」。顧順章在蘇俄受訓的時間並不長，但他憑聰明機警的天賦，學到一身本領，如化裝、表演魔術、操作和修理機械、心理學等都很精。他還擅長雙手開槍、爆破、室內開槍而室外聽不到聲音、徒手殺人而不留痕迹等等，國民黨中統老牌特務萬亞剛在其回憶錄中稱他是“全能特務，夠稱得上大師。在顧順章之後，特務行列中，無人能望其項背。”
1927年，顧順章回國，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時，被推舉為工人武裝糾察隊總指揮。「4·12」政變後，他協助周恩來領導中央特科併兼任第三科（行動科）的負責人。中央特科下設總務、情報、保衛、通訊四個科。一科負責設立機關、佈置會場和營救安撫等工作，科長是洪楊生；二科負責搜集情報，科長是陳賡；三科也叫做紅隊，俗稱“打狗隊”，負責鎮壓叛徒特務，科長是顧順章；四科負責無線電通訊，科長是李強。
當時，由顧順章領導的「紅隊“極為活躍，懲治了不少叛徒特務，使敵人聞風喪膽，顧也由此在“八七」會議上當上了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當時在江西蘇區的毛澤東也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然而，隨著地位的上升，顧順章日漸驕縱，生活腐化，吃喝嫖賭，五毒俱全。陳賡曾憂慮地對人說：“只要我們不死，准能見到顧順章叛變的那一天。”
陳賡的預言不幸一語成讖。就在黨中央考慮將顧順章調離特科，讓知識分子出身的康生取代他之際，顧對此有所耳聞，極為不滿，頓生叛變之心。
顧順章突然叛變
1931年3月，顧順章從上海護送張國燾、陳昌浩去鄂豫皖蘇區。在漢口，將張陳二人送走後，顧順章勾搭上了一個女人。因為缺錢，他居然化名登台表演魔術。當然，顧順章之所以敢如此犯險，還是因為對自己的身手過於自負。他有著高超的化裝術，經常化裝後登台演出，從未失手。然而，千慮一失。4月25日，顧順章被此前的中共叛徒認出，遭到特務的逮捕。
當晚，顧順章被迅速押解到國民黨武漢綏靖公署行營。沒有嚴刑拷打，也沒有威逼利誘，顧順章立即叛變。
顧順章在中共時專門負責懲治叛徒，他非常清楚叛變意味著什麼。他之所以一被捕就敢於叛變，說明了他背叛的念頭早就形成，這一點可以從瞿秋白的遺孀、和顧順章共事過的楊之華的回憶中得到證明——顧順章叛變後，中共中央特科在顧妻室內搜出了顧順章早就親筆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信中說，如果蔣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產黨從中央到支部的各種組織關係，一概交出。楊之華與顧順章曾同在中央機關工作，彼此很熟，楊之華回憶，顧順章有幾個特點：一、「人矮，精幹，多計謀，滑頭，勇敢，變戲法的技術很高明」；二、“不多說話，也不曾對同志說過自己的履歷和社會關係”；三、“平日不看文件，開會不常說話”；四、“生活浪漫、腐化，吸鴉片、玩妓女，還打老婆”。中統特務萬亞剛回憶顧順章其人，說他執行任務時心狠手辣，殺人不眨眼，但平時與人相處，卻態度和藹誠懇，使人樂意與之親近。20世紀50年代，香港出版的《徐曾恩回憶錄》中，也說顧順章“說話很風趣，處世經驗豐富老到，很富人情味， 善於揣摩人的心理，對人態度和藹誠懇，使人樂於親近。”
顧順章清楚，南京國民黨的特務系統中潛伏有中共的卧底。因此，在漢口被捕後，他立即要求直接面見蔣介石，並告誡特務們不要事先向南京發報。但漢口方面按捺不住抓住大魚的興奮，國民黨武漢行營主任何成俊還是將顧順章被捕並叛變的消息電告給了南京。而在南京接收這封電報的，正是打入國民黨中統內部的中共地下黨員錢壯飛。當顧順章得知電報已發往南京時，跺足長嘆道：「抓不住周恩來了！」
錢壯飛截獲情報，周恩來緊急應對
錢壯飛正坐在南京中山東路五號徐恩曾的特務機關里，那天夜裏，徐恩曾不在，他接連收到了六封「十萬火急」的絕密電報，上面都寫著“徐恩曾親譯”的字樣。錢壯飛想：是什麼事情這樣急呢？
由於打入國民黨無線電管理局的李克農從徐恩曾那裏竊得了國民黨高級官員相互發電報用的密碼本，錢壯飛手裏已經掌握了密碼本副本，他偷偷將電報譯出來，才知道顧順章已經被捕叛變，上海的中共中央機關危在旦夕。錢壯飛的心懸到了嗓子眼，但他非常沉著，記下了電文就把原電封好。
經過周密思考，錢壯飛先派女婿劉杞夫連夜坐火車到上海，將這個情報報告給李克農。
劉杞夫走後，錢壯飛將銀錢賬目清理好，放在錢柜子里，他已做好了犧牲的準備。天亮後，他還通知了「民智通訊社」的一個中共情報人員趕快逃走。
報交給了徐恩曾，隨即乘火車逃往上海。為防出事，他在位於上海近郊普陀區的真如站就下了車，徒步進入市區。後來錢壯飛安全撤往江西蘇區，1935年，犧牲於長征路上的金沙縣。
劉杞夫連夜到達上海後，在一家旅館找到了李克農，將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的情況詳細向他作了報告。然而，這天不是預定碰頭的日子，中央特科同李克農聯繫的陳賡沒有來，但李克農清楚事關重大，一刻也不能耽誤。在夜幕下，他行色匆匆，找了一處又一處，終於找到了陳賡，兩人又馬上找到周恩來。周恩來和陳雲當機立斷，立即召集相關人員緊急開會，採取了一系列的應對措施。
首先，對黨的主要負責人做了周密的保衛和轉移；其次，審慎而又果斷地處理了顧順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關係；最後，廢止顧順章所熟悉的一切暗號和接頭方法。
當時，顧順章的妻子、岳父母等都在中共中央的秘密機關打雜，感情和立場都站在顧順章這邊。中央機關緊急轉移到新地址時準備將家屬一併帶走，周恩來等人告訴顧順章的家屬顧已叛變，要與其劃清界線。顧妻當場表示不從，並試圖逃走。周恩來等人考慮到上海的秘密機關無法囚禁他們，任其出走又會暴露中央行蹤，遂決定將其剷除。
當時，由周恩來、康生組織中央特科的洪楊生和陳養山帶領一批原先與顧沒有私交的人執行了這一任務。因為市內不敢開槍，用刀則血跡不好處理，所以採取了繩勒的方式。又因屍體難以運出市外，只好在院內花壇下挖了深坑掩埋，上面還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行動時，顧家的9個成年人一個也沒放過。而對兩個未成年人，顧8歲的女兒顧利群和12歲的小舅子張長庚，周恩來特彆強調孩子是無辜的。於是，女孩被送到了保育院，張長庚則放回家。
即便如此，心存仁厚的周恩來還是慘然不樂。據當事人陳養山回憶，從不抽煙的周恩來當時破例要了一支煙，抽了一口就嗆得直咳嗽，說：「我們今天這樣做是萬不得已，也不知道將來的歷史怎麼評價我。」這件事被尼克遜寫進了他的名著《領袖們》一書中。
此後的幾十年里，周恩來再也沒有碰過煙。
然而，周恩來的一念之仁還是釀成了大禍。張長庚回家後，顧順章向他詢問其他親屬的下落，張長庚回答不知道。於是，顧讓他每天在街口等候，發現熟面孔就立即指認。幾個月後，中央特科的王世德騎車經過，張長庚認出他，追上前揪住他不放，身邊的特務立刻一擁而上，將王世德逮捕。
王世德貪生怕死，供出了顧順章家屬的下落，並帶著國民黨特務去掘屍，成為當時轟動上海的「海棠村掘屍案」。受此案牽連，中共又有一批秘密機關遭到破壞。
史無前例的通緝令
由於顧順章知道的內幕實在太多，他的叛變讓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創。畢竟，許多基層的「交通線」和「聯絡員」，都是顧順章一手建立起來的，而這些，連周恩來都不可能盡知。
顧順章叛變後，武漢方面的中共「聯絡員」全部遭到捕殺。同時，幾個中共要人也死於顧順章之手。當時，惲代英被關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國民黨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而中共方面的營救也有望成功。顧順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真相，惲代英旋即被處決。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也是因為被顧順章摸清了習性，才遭到逮捕的。當時，中央為了保護向忠發，讓他去江西的「蘇區」。誰料，向忠發臨行前卻不顧周恩來的告誡，偷偷去與情婦會面並遲遲不歸，最終落入了顧順章的埋伏。
向忠發被捕後立刻叛變，出賣了組織和同志。雖然蔣介石得知後急電暫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於邀功的國民黨上海當局還是於1931年6月23日晚將他槍決了，前後不過兩天時間。行刑前，向忠發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饒他一命，但還是難逃一死。他同顧順章一道，成為了中共黨史上最受唾棄的人物。周恩來曾這樣評價向忠發：「他的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1931年6月，顧順章親自帶人到香港，抓獲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後，被引渡到廣州，慘遭殺害，年僅36歲。
1933年，陳賡在上海治好腿傷即將返回蘇區前夕，也在上海落入了顧順章佈下的羅網。只因陳賡早年對蔣介石有救命之恩，在宋慶齡等各界人士營救之下，蔣介石對其「特赦」，他才逃過一劫。
1932年，中共中央決定遷往江西，因為在上海實在無法立足了，由於顧順章的叛變，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極難開展。顧的危害有多大？向忠發被捕後，接任的總書記王明擔驚受怕，竟讓康生、陳云為其在上海郊區租了一整層樓，深居簡出，中共中央為此支付了一筆可觀的租金。到了1931年7、8月，中共在上海的組織一再遭到破壞，王明害怕留在上海，辭去中央總書記，跑到了莫斯科。
顧順章可以說是中共地下黨的剋星。他叛變後，那些曾經與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待不下去。比如周恩來，長期直接指揮顧順章。顧順章已經對他的思維方式、生活習慣、活動規律、偽裝技巧了如指掌。而周恩來親自帶人勒死了顧順章的家人，也使得顧對他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後快。周恩來的地下工作經驗再豐富，也不得不離開了。1931年，在中央機關決定遷往江西前，周恩來便來到了江西中央蘇區。
鑒於顧順章窮凶極惡，對中共白區工作造成了極大危害，中共中央決定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名義，對顧發出「通緝令」。1931年12月1日發佈的《蘇維埃臨時中央人民委員會通緝令——為通緝革命叛徒顧順章事》，正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親自簽發的，通緝令曆數顧順章的種種罪行，並稱：
「要嚴防國民黨反革命的陰謀詭計，要一體緝拿顧順章叛徒，在蘇維埃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應將他拿獲交革命法庭審判；在白色恐怖區域，要遇到這一叛徒，每一革命戰士，每一工農貧民分子有責任將他撲滅。緝拿和撲滅顧順章叛徒，是每一個革命戰士和工農群眾自覺的光榮責任。」
在中共歷史上，由中央政府對一個叛徒特別發下這種「通緝令」，可謂極為罕見。
顧順章慘死獄中
多行不義必自斃。顧順章投入國民黨的懷抱後，由於個人野心極度膨脹，搖擺於中統和軍統之間，在兩方面都邀功買好，還巴結軍統的戴笠，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統的冷落。
同時，共產黨的機密，顧順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1933年開始，顧順章逐漸感到自己在國民黨一方失去了利用價值，不甘寂寞的他開始和一個叫蔣雲的人密謀建立「新共產黨」。
顧順章雖然擔任過中共的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其主要負責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動，對政治一竅不通。因此，他將組建「新共產黨」的籌備事宜交給了蔣雲來做。
當蔣雲搞出了「新共產黨」的章程、政治綱領和一個“五年計劃”並交給顧順章後，卻被擔心走漏風聲的顧順章殘忍地殺害了。
這一切，都被顧順章的貼身保鏢林金生看在眼裏。
林金生沒有文化，顧順章對他很放心，許多機密的事並不避他。然而這一回，顧順章背信棄義、過河拆橋的舉動卻讓林金生膽戰心驚。一起意外的發生終於使他痛下決心，離開顧順章。
一天，顧順章派林金生送封信到一個飯店。林金生卻把信半途丟失了。林金生無奈，只好硬著頭皮回去向顧順章彙報。顧順章陰沉著臉，一雙狐疑的眼睛在他臉上掃來掃去，卻沒有像平時那樣發火罵人。這是一個不祥之兆，林金生頭皮發麻，知道顧已經對他起了疑心，恐怕遲早要對他下手。他終於橫下心告發顧順章以保活命。
徐恩曾聽完林金生的揭發，大為吃驚，接下來的一段時間，他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則做著除掉顧順章的準備。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總部召開中統高層會議，顧順章赴會。經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對顧順章發難，嚴厲指責其違反中統紀律，「不服從命令，而且企圖另樹一幟」，應予嚴懲。顧順章對此毫無心理準備，自然不肯示弱，當場與之激烈爭吵起來。爭執中，該人突然掏出手槍，對準顧順章，顧順章亦拔槍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繳雙方手槍。會後，以調查為名，顧順章即遭軟禁。
幾個月後，顧順章被正式拘押，囚於南京監獄，後轉押於中統控制的蘇州軍人反省院。在此期間，陳立夫、徐恩曾積極進行置顧順章於死地的活動，一面搜集證據，一面上報蔣介石批准。終於，蔣介石感到顧順章已失去了利用價值，又對其試圖組建「新共產黨」的政治野心深抱惡感，點頭同意對顧處以極刑。
1935年6月，顧順章被秘密處死於蘇州監獄，死況甚慘。由於他在特務中名氣很大，傳說其不僅精通化妝術、魔術，而且還會催眠，甚至「土遁術」。為此，臨刑前特務給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叛徒改寫了歷史
顧順章的叛變，改寫了中共的歷史，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此後中國歷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遷往江西的「中央蘇區」。本來，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中國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組織上，中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立足於城市、致力於工人運動，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顧順章叛變前，要讓中共中央遷往鄉村是不可想像的。無論是共產國際還是中國共產黨，甚至毛澤東本人，都不曾想到會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鄉村，也沒有誰敢主張將黨的基礎從工人轉移到農民身上。由於顧順章叛變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傾的城市暴動，工人運動遭到鎮壓，元氣大傷，中共中央最終決定從城市走向了農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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