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生活「腐化」的高崗為何政治上一路走強

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高崗(中左2)與毛澤東等合影（資料圖）

本文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6期，原標題為「延安婚戀故事」。本文系節選。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鬧紅，提著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面約束過緊。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么？！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汙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2〕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MSOffice1〕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MSOffice2〕。1937年9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全心意心撲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3〕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4〕雖解「不准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范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范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

高崗(右2)與林彪、聶榮臻等合影（資料圖）

紅小鬼陳丕顯（1916～1995）在皖南新四軍部工作期間，二十來歲，常有人介紹對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對這位「紅軍老幹部」有好感，但項英、陳毅不同意，陳丕顯無法「繼續」。項陳首長後替他選了一位軍部女機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6〕延安婚戀屬於標本式的「革命+戀愛」，個體性愛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微觀行為綁縛宏觀價值，雅稱「一根扁擔挑兩頭」一頭挑著未來道德、一頭挑著過去觀念，俗稱「同志+性」。〔7〕

1941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後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後，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大事業；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同舟共濟始終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義，又有民主建國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數相當高。但禍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熱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嘗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滲透延安生活，最個人化的婚戀問題上，他們接受的誡律也是政治訓令：

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為基礎的！他所謂的「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8〕

25歲的李銳與21歲的妻子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夫婦幸福度取決於“進步速度”組織信任與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范元甄家書：“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著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9〕

趙超構記述：

被極力誇張的「同志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志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麼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志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的選擇也只能在同志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么？

現代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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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和戴笠（資料圖）

王慶蓮在國民黨軍統首腦機構當過女譯電員。內戰前離開軍統的她，建國後在各種政治運動中成為被鎮壓的對象。晚年她生活幸福，作為見證者，她對那一段歷史有著自己的述說。

譯電科的人都講江山話

我不到1歲就沒了生父，住在浙江江山縣的外婆家，才讀了6年小學，日本鬼子打過來，什麼都燒光了。我一生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1943年4月，我剛滿15歲，家裏經濟困難，無路可走了，正好碰到軍統局來江山招人，我媽媽給我報名。也是運氣不好，一考就考上了。

科華南股，擔任譯電員，軍銜是準尉，領少尉的工資。

軍統局一把手戴笠和二把手毛人鳳都是江山人，局本部有八個處，大部分是江山人，不容易混進姦細。

我們生活很有規律，上午工作4小時，下午4小時，晚上2小時。華南地區的電報都由我們譯，什麼情況都有的，但關於日本人的多一些。密碼都是數字，不能直接譯，要先做減法，再去翻不同的密碼本，有的很複雜。我文化程度低，不得不更努力。

戴笠給我的印象比較正派

戴笠很神氣，說一不二。我們都叫他戴老闆，小小聲說一句「老闆來了」，大家趕緊老老實實地幹活。

戴老闆很講究儀錶，他的中山裝風紀扣總是扣得很整齊。軍統局的工作人員，男的穿中山裝，女的穿淺藍色旗袍。

戴老闆對自己也嚴格要求。每個禮拜一上午，他只要人在重慶，都會來局本部做紀念周。他在上面講國際形勢，有時忘了叫我們「稍息」，我們就筆直地站幾個小時，他在台上也是站幾個小時。

我們的禮堂也是飯堂，做完報告就在那吃飯。八人一桌，戴老闆也同吃，葷菜就是牛肉絲炒地瓜。

在我印象里，戴老闆還是比較正派的，不像有人說的陰險毒辣。不久前，我去了江山的戴笠故居。了解到有個民主人士叫章士釗，他給戴笠寫過一副對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譽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我看見那副對聯，真是捨不得走。戴笠這個人厲害是厲害，但有壞也有好的。軍統局也不是只搞反革命工作，也為抗戰出過力的，抗戰中犧牲了18000人，在對日情報、暗殺汪精衛等方面，都出過力氣。

我前幾年看到一本書說，戴笠後來飛機失事是蔣介石派人害他的。我們心裏不這麼想。我見過蔣介石兩次。軍統局每年4月1日都要開「四一大會」，紀念那些為軍統工作死了的人，工作死的和生病死的，每個人的照片掛在禮堂里，把家屬接過來悼念。

1946年3月17日戴老闆遇難，那年的「四一大會」，蔣介石和蔣經國都來了。蔣介石穿軍服扎皮帶，大披風，很威武，他走進來軍樂隊奏響，我們都鴉雀無聲。當時蔣介石在台上講話喉嚨都哽咽了，心痛戴笠這樣一個得力的助手沒有了。從前戴老闆去見蔣介石，都不用預約的，警衛一通報，蔣介石就用浙江官話說，哦，雨農（戴笠的字）啊，進來進來。蔣介石很信任戴老闆。

犯錯誤就關渣滓洞

科科長姜毅英譯出來的。那年我還沒去，1943年我進去了後，譯電科的人還很得意，說日本人偷襲珍珠港的情報是我們先得到的，戴老闆向蔣介石彙報，蔣介石跟美國人說了，美國人還不信。最後證實了，美國人才相信戴笠的辦事能力。

中美合作所是搞情報的，離白公館很近，根本不是什麼人間地獄。1945年「四一大會」我去做招待員，那裏都是美國人，美國人喜歡跳交誼舞，戴笠還跟他們一起跳，他其實跳不來。美國人很有禮貌，並沒有什麼非禮，完了還開吉普車送我們回去。

我學會了跳舞，但軍統局規定不准到外面去跳，重慶有好幾個舞廳，我還是去過。別人看到了說，小鬼，被發現要把你抓起來的咧。我說，抓起來再說嘛。

那時候抓起來也沒關係，就是在渣滓洞關半個月。其實我們軍統局的人犯了錯誤也是關到裏面。在軍統局，男女之間談戀愛可以，但抗戰勝利前不准結婚。有一對駐外地工作的情侶，女的大肚子了，軍統局把他們調回局本部，男的被關起來6個月，也是在渣滓洞。那女的就一直哭，我說，傻瓜，你哭什麼，他關6個月，放出來軍統局就承認你們是夫妻了。

毛人鳳沒有姜文演的那麼神氣

我貪玩，一個月的工資半個月就花完了，只好借，大家都沒有呀，怎麼辦呢？我就去找會計室預支，要毛人鳳簽字，他那時的秘書室很小。我先去打聽毛先生在不在，然後到門口喊個報告。他說，你幹什麼？我說我錢用光了，他就給我批。

前兩年有部電影叫《建國大業》，姜文演毛人鳳，很神氣。其實毛人鳳這個人不嚴厲，沒戴老闆厲害。我在軍統局看到他，他穿的也都是中山裝，沒有電影上那麼華麗。

軍統局一共就兩輛小車，一輛是戴老闆的，另一輛給毛人鳳這些大官，誰出門就誰用。有一次我參加老鄉的婚宴，傻乎乎喝得暈頭暈腦，毛人鳳就讓司機開車送我先回去。毛人鳳比較隨和，戴老闆生氣要打人，他就去勸。我在軍統局一共待了三年零幾個月，走時也是找他請的假。

說起來，我的離開也是譯電科科長姜毅英的原因。1945年8月抗戰勝利了，軍統局的工作人員分批坐飛機回南京。我工作表現不好，姜毅英不讓我早回去，我就約了6個同事，自己搭汽車、火車，於1946年7月才回到南京局本部報到。姜毅英嚇唬我說，你表現不好，要把你關起來。我怕了，就想趕快走。我就打了長假的報告，直接送給毛人鳳局長當時戴笠已經死了。毛局長問我，你為什麼要走，我說我年紀小，媽媽不放心。他就批准了。

1949年保密局（軍統局後改名為保密局）撤到台灣去，他們還叫我跟他們一起去。我說，我不去，我去了我媽媽怎麼辦？

報，沒開過槍，沒殺過一個人。

（據《文史博覽》 口述 王慶蓮 整理 鄧娟 韓玉樂 薦 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