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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林彪如何狼狽為奸把羅瑞卿逼上自盡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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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林彪如何狼狽為奸把羅瑞卿逼上自盡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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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林彪如何狼狽為奸把羅瑞卿逼上自盡絕路

2022年01月11日 18:25

1964年6月,羅瑞卿陪同毛澤東檢閱北京、濟南軍區的軍事彙報表演。

本文摘自《中南海風雲人物沉浮錄》,顧保孜 著,杜修賢等 攝影,貴州人民出版社,2011.6

羅瑞卿是林彪篡奪權力威脅最大的人,林彪把他作為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林彪、江青一夥為了壯大自己的勢力,拚命地網羅黨羽,培植自己的親信爪牙,而對反對他們的人,則設法迫害,不惜置於死地,為其奪權掃除障礙。為了抓住軍權,林彪在軍隊中採用拉攏引誘和威脅相結合的手段,培植他的代理人。在他拉攏、威脅當時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一個頂天立地的鐵骨漢子羅瑞卿失效時,他便180°轉彎,把羅瑞卿作為在軍中第一個要清除的對象。

羅瑞卿是四川省南充人,年輕時就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學習過。他跟隨毛澤東進行了二萬五千里長征,在陝甘寧邊區的抗日軍政大學當過教育長、副校長。他身材高大魁梧,面孔憨厚和善,抗大的師生都親切地稱他「羅長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歷任政法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政法辦公室主任、公安部長,兼任公安軍司令員、政治委員。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1959年開始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副部長、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毛澤東非常器重和喜歡羅瑞卿,也許這也是林彪嫉恨羅瑞卿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與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始於長征時期。當時,羅瑞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長,毛澤東經常和紅一軍團一起行動,因此,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就成了保衛局長羅瑞卿的重要職責。無論是在行軍途中,還是毛澤東親臨前線指揮作戰,羅瑞卿總是形影不離地守護在毛澤東身邊,保衛毛澤東的安全。

新中國成立以後,羅瑞卿任公安部長期間,也十分關心毛澤東的安全,總是親自過問。每次毛澤東外出,他都跟隨同行,並親自佈置檢查保衛工作。毛澤東視察長江三峽時,想在三峽附近下江游泳,羅瑞卿就到三峽去觀察水情,發現那一段江面漩渦較多,勸阻毛澤東不要到那裏去游泳。1959年,羅瑞卿出差到長沙,一聽毛澤東在湘江邊要游湘江,馬上趕去檢查安全措施,又陪伴毛澤東遊江。隨後,他還親自做毛澤東的警衛,陪毛澤東遊韶山,並一直妥善安排毛澤東上了廬山。在節日期間,羅瑞卿的工作就更加繁忙,為保衛毛澤東的安全工作而跑前跑後。許多領導人在節日裏都能攜帶妻室去天安門觀看焰火,他卻沒有享受過這種天倫之樂。即使他的妻子抱怨他,他仍以工作為重,以保衛毛澤東的安全為重,自始至終堅守崗位,可謂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保衛者。他還為了能在毛澤東遊泳時緊隨左右,在年近五旬時,還刻苦地學會了游泳。羅瑞卿那高大的身軀,那誠實、憨厚的面容,使毛澤東對他非常放心,以至羅瑞卿遭受陷害時,毛澤東也不得不承認,羅瑞卿除了一片好心,反對他游長江外,還沒有反對過他。

1964年,羅瑞卿開展全軍群眾性練兵運動,用以提高軍隊素質,並親自領導組織北京、濟南等部隊的軍事表演,讓毛澤東觀看。毛澤東看後非常高興,當即表揚了羅瑞卿,並建議羅瑞卿在全軍普及北京、濟南軍區的經驗。

羅瑞卿受到毛澤東的表揚,引起了林彪的嫉恨。一心要爬上權力寶座的林彪,把羅瑞卿看成他在軍內強有力的競爭對手。而且,林彪長期以來在軍內推行個人崇拜,羅瑞卿對此持反對意見。

1960年,林彪拋出「頂峰論」和“最高最活”等極“左”口號,羅瑞卿當即針鋒相對地指出:“難道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不再發展了嗎?把革命導師的理論說成‘頂峰’,這本身就違背了毛澤東思想。”"最高最活’,難道還有次高次活?毛主席知道了也不會同意。”1961年,林彪又提出“背警句”、“立竿見影”等口號時,羅瑞卿明確表示自己同意羅榮桓元帥的觀點,尖銳地指出,死背硬記,從書本中找現成答案,搞“立竿見影”,而不去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實質,這種學習方法違背了理論聯繫實際的革命作風。在戰略方針上,林彪主張消極防禦,說:“不要看地形,看地圖就行了。”而羅瑞卿反駁說:“地圖要看,地形也要看,打仗不熟悉地形是不行的。”為此,羅瑞卿還做了大量的實地勘察工作。當林彪喊出“革命化”、“騾馬化”的愚昧口號時,羅瑞卿說:“我軍要擁有現代化一切最新技術設備”,並為發展國防工業和國防科研付出大量辛勤的勞動。針對林彪空喊政治,在軍隊搞“文”不搞“武”時,羅瑞卿強調:搞好軍事訓練是一件具有戰略意義的大事,現在要靠訓練來準備打仗。林彪誣衊1964年群眾性練兵運動“衝擊了政治”,是“單純軍事觀點”,鼓吹“政治可以衝擊其他”。羅瑞卿反駁說:“不能亂沖一氣。政治是統帥,政治工作也要保證軍事任務的完成。否則,天天講突出政治,業務工作總是搞不好的,那就不是真正的政治好。”

因為羅瑞卿總是反對林彪,林彪對此感到十分惱怒,但由於毛澤東對羅瑞卿很信任,林彪就不敢對羅瑞卿過分發作。於是他和葉群就利用請羅瑞卿一起看電影等手段和羅瑞卿套近乎,妄圖把羅瑞卿拉上他的賊船,但都被耿直的羅瑞卿不卑不亢地拒絕了。特別是1959年林彪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任國防部長後,由於這位怕風怕光的部長的身體原因,許多事務實際上都是由羅瑞卿來具體抓。劉少奇曾公開表示過,羅瑞卿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因此,在林彪看來,對他地位和權力威脅最大的人,莫過於羅瑞卿,而羅瑞卿又不為他的威逼利誘所動,只好找機會來除掉羅瑞卿。因此,在羅瑞卿被誣陷和關押期間,林彪把羅瑞卿和他的意見分歧都當成羅瑞卿「反革命的罪證」,像一磅磅重型炮彈一樣轟向羅瑞卿。

江青要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但不給領章、帽徽

導致羅瑞卿遭受迫害的另一個致命的因素就是他得罪了當時的「第一夫人」、“迫害狂”江青。

話給羅瑞卿,說她要召開一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請羅瑞卿參加。誰知羅瑞卿“不識抬舉”,對江青的要求置之不理。其實羅瑞卿對江青本來就很反感,江青曾經要羅瑞卿發給她一套軍裝,羅瑞卿明確交代:軍衣可以發一套,但不給領章、帽徽,因為她沒有軍籍。江青感到她的話對一直跟隨毛澤東身邊的耿直的羅瑞卿似乎不起任何作用,她想出風頭的路也被羅瑞卿堵死了。因此,江青對羅瑞卿懷恨在心,一直在暗中想方設法置羅瑞卿於死地。

江青在羅瑞卿這兒碰壁後,並沒有動搖她以文藝界為突破口而大出風頭的野心,這時,她又選中了林彪。在對待羅瑞卿問題上,二人狼狽為奸,可謂是不謀而合。從此二人勾結起來,終於把羅瑞卿一步步地推向深淵。

1965年秋冬之際,林彪開始行動了。他叫秘書打電話授意海軍副司令員李作鵬寫一個關於近年來海軍兩種思想鬥爭的情況,重點是羅瑞卿的表現。林彪的老婆葉群則親自打電話給李作鵬,說羅瑞卿「有野心」,“想當國防部長”,“正在組織新班子”,要李作鵬“從海軍的角度”寫材料。接著又給空軍司令員吳法憲打電話:“你要徹底揭發羅瑞卿在空軍的活動。你聽到劉亞樓(前空軍司令員)生前對羅瑞卿有什麼意見要講。”這是明顯的示意、出題目。接著葉群又說:“林總講,你是跟羅長子還是跟林總?”

聽到這裏,吳法憲完全明白葉群的示意。他馬上表忠心:「我當然跟林總,跟羅瑞卿不是往邪路上走嗎?請你告訴林總,我一定跟他,你們可以看我今後的行動。」

葉群很高興,就說:「林總已經把你的級由六級調升至五級。」就這樣,吳法憲心甘情願地上了賊船。不惜踩著羅瑞卿的身體往上爬。葉群和吳法憲捏造了所謂羅瑞卿要劉亞樓轉告葉群的“四條意見”:一、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二、林彪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現在不出,將來也要出政治舞台的;三、今後林彪不要再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羅總長去管好了;四、一切由羅去管,要放手叫他去管。明眼人一看便知,如果羅瑞卿真的講了這四條,那就確有伸手要軍權的嫌疑。吳法憲按葉群授意,從1965年底到1966年3月,發了兩次言,寫了一封信,一口咬住羅瑞卿講了這“四條”,因此,“充分證明羅瑞卿確實有向黨伸手和奪取軍權的野心”。這是死無對證的指控,因為劉亞樓已於1965年5月去世。

這一切都準備好了之後,林彪對羅瑞卿採取了突然襲擊。當時羅瑞卿正在雲南落實中央軍委的軍事部署。他正忙於工作時,忽然接到通知,要他馬上到上海去開會,卻沒有透露會議的內容。羅瑞卿迅速安排好工作,準時到達上海機場。前來接他的是上海市委一位負責人和空軍司令員吳法憲。

話。這裏警衛森嚴,在一間房間裏他見到了幾位熟悉而又深為敬重的老戰友,但他們談話猶猶豫豫,欲言又止。最後,他終於知道了,正在開的會議是對羅瑞卿的突然襲擊,並且這是中央的決定。羅瑞卿急於知道會議情況,卻自始至終被拒之門外。

這次會議是林彪策劃誣陷羅瑞卿的一次緊急會議。從1965年12月8日開始,到15日結束,由林彪主持。毛澤東11月末在杭州聽取葉群利用海軍的材料對羅瑞卿的問題的彙報後,他不能容忍有人竟違背他「突出政治」的方針,於是不顧和羅瑞卿的親密關係,忍痛割愛,於12月2日在一份報告上對羅瑞卿問題作了如下批語:“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對於突出政治表示陽奉陰違,而自己另外散佈一套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人們,大家應當有所警惕。”

林彪得到這個批示,如獲至寶,肆意地歪曲事實對羅瑞卿進行陷害。會議揭發批判了羅瑞卿的所謂的「反黨篡軍的罪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葉群卻能夠出席會議,並在會上作了“最有分量”的發言。葉群這個被譽為“渾身上下都是假”的女人,其實對羅瑞卿是懷恨已久的。60年代初部隊評職稱時,葉群向羅瑞卿伸手要大校軍銜,而羅瑞卿卻按規定給她評為上校,沒有滿足葉群的權欲。1965年春,林彪關於“突出政治五項原則”發到部隊前,羅瑞卿建議改掉文件中提到葉群名字的地方,此事又使葉群十分惱火。這次能在中央會議上對羅瑞卿開火,葉群當然火上澆油。她說:“羅瑞卿掌握了軍權,一旦出事,損失太大。他的個人主義已經發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國防部長讓給他,他當了國防部長後又會要更高的地位,這是無底洞……”對她的一派胡言,鄧小平在會上公道地為羅瑞卿申辯,但在那種情況下,顯然無濟於事。因為葉群他們為了加強“罪證”的分量,曾逼劉亞樓的遺孀翟雲英作證,處於失去丈夫恍惚之中的翟雲英表示沒有聽說所謂“四條”,只承認她看見劉亞樓臨死前伸出四個指頭。他們抓住這一根稻草,叫秘書代翟雲英寫了證明。同時,葉群還授意李作鵬也憑空誣告羅瑞卿“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有陰謀活動,想佔領海軍這個陣地”等等。

在這種情況下,與會的人已無法為羅瑞卿辯解,於是林彪在會議上宣佈撤銷羅瑞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一切職務。對羅瑞卿的迫害開始了。

在江青的配合和參與下,林彪加快了對羅瑞卿迫害的步子。1966年3月,林彪在北京連續召開批判羅瑞卿的會議,並指定羅瑞卿在會上做檢查。如果羅瑞卿不承認林彪羅列給他的一系列罪行,檢查就不能通過。因此,會議開得很特別,沒有確定日期,停停開開,每當羅瑞卿要陳述真相時,他們就宣佈休會,這其實是在逼供,他們根本就不想給羅瑞卿申辯的機會。羅瑞卿當時的處境正如他的女兒點點在《生命的歌》一文中所敘述的那樣:「看見的是,他所崇敬的德高望重者背過臉去,賣身求榮者鼓噪淹沒了仗義執言的呼聲,心地善良的人被迫閉口不語,或違心附和,反覆無常的人則高舉順風旗,臉上堆滿獰笑,血口噴人。他好像被推進茫茫黑夜中,黎明沒有盼頭;他好像被推上懸崖絕壁,卻只能往前走。他面前的一切使他心境彷徨,迷惑無法解,他意識到有人在逼他,逼他離開這個世界。」

1966年3月18日深夜,羅瑞卿感到孤寂、鬱悶、悲憤,覺得再也忍受不到天明,決心以死來抗爭。他給妻子郝治平留下一張字條:「治平:會議的事沒有告訴你,為了守紀律……永別了,要叫孩子們永遠聽黨的話!我們的黨永遠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你要繼續改造自己!永遠革命。」之後便從他住房的樓頂縱身跳了下來。然而,歷史也許知道有那麼一天他會沉冤得昭,他沒有失去生命,只是左腿骨折。當他躺在醫院裡,睜開眼看見旁邊流淚的妻子時,一再囑咐她:“要把孩子養大,不要讓他們斬草除根。總有一天,黨會把事情搞清楚的。”他相信黨,相信光明一定會到來。

但是,他面臨的,卻是更大的不幸,林彪說他是個「身敗名裂」的敵人,以自殺這種形式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是“叛國”的“罪行”。羅瑞卿被送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陪伴他的是一張硬板床,一張小方桌,一個難得見到陽光的小窗戶,嚴密的看守。這位沒有坐進敵人監獄的大將卻坐進了“自己人”的監獄。斷肢的疼痛使他晝夜難眠,更嚴重的是心裏的絞痛,而林彪則幸災樂禍,並要一步一步地把羅瑞卿逼到絕路。




現代秘史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胡耀邦

核心提示: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文章摘自《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

在要求複查中央專案和召開全國組織部長會議的問題上,一連碰了幾個大「紅燈」,耀邦把中組部的幾位局長召來開了一個會。

耀邦說:幾個月來,在好幾位老一輩的招呼下和廣大幹部群眾的呼籲與支持下,我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的步子是很堅定的,但是實際進展並不像理想的那麼快。第一,中央專案組審查對象的檔案材料都在中央專案組手裏,他們不肯交出,也不讓我們插手複查

;第二,不是中央管的幹部的案件,我們講話也不頂用,連召開一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組織部長和中央各部委有關負責人會議,以推動一般幹部政策的落實,都得由中央批准,實際上就是不讓開;第三,我們主張辦任何事都得實事求是,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更得實事求是,有人就打出「兩個凡是」,似乎只要是毛主席定的批的案子,即便不那麼實事求是,也只好隨他去。

「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應該怎麼辦?」

討論熱烈而活躍。最後議決:

第一,不准開百人以上的大會,就分批召開省市區、部委的小會,叫做「疑難案例座談會」;幾個小會加在一起,不是全國也是全國的大會了。過去打仗連死都不怕,還怕多費口舌多勞累?

第二,「兩個凡是」是可以打破也必須打破的。如果不打破「兩個凡是」,讓毛主席晚年的一些十分明顯的錯誤想法和做法繼續照樣執行,一切的一切還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還是讓全國人心渙散、相互戒備、相互鬥來鬥去,我們這個國家的任何主義的現代化都談不上。因此,凡是不願意亡黨亡國的同志,都必須挺直腰板與這種錯誤思潮作鬥爭。立即向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發通知,請他們帶著一些最棘手的疑難案例來開會,一個又一個的小會接連著開,堅決衝破不准開大會的壁壘。

那麼誰來主持這一系列座談會?

耀邦與這幾位局長談話後經過一番思考,決定由中組部調查組的高奇,具體操辦省市區黨委組織部長分批參加的座談會。

高奇是一位中年幹部。耀邦曾啟發他注意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勇於實踐,有空多讀書、多讀歷史,特別要熟悉黨的歷史,「那是現實生活中正確做人的知識寶庫啊!」

這一次,耀邦又把他請到自己辦公室,對他說:「你來具體操辦‘疑難案例座談會’怎麼樣?」高奇說:“我還沒主持過這樣的會,中央又沒有解決疑難案件的政策界限。”

「政策界限一時還沒有,」耀邦說,“這得靠我們去討論實踐。我現在只能給你四個字:實事求是。你就按這個精神去掌握。”

高奇仍面有難色。他說:「您已知道我資歷淺,而座談會要研究的案例,許多都是省部級領導幹部的問題,我……我……」

因為會期已臨近,耀邦畢竟有些急。他快步走到高奇面前,指著他說:

「你還記得《論語》中的這句話嗎?‘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還有,李大釗同志有一句名言:‘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你這也是見危受命,去擔起我們黨的道義。在目前形勢下,我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

「再說,如果以後形勢有了‘重大變化’,首先處分我,然後再處分你,怎麼樣?因為是我叫你乾的!」

高奇被深深地感動了。他覺得,耀邦的這一言一行,都透現出一位真正共產黨人的非凡膽略和勇氣,對黨對人民的極端負責精神,他應該學習。他霍地立起身,握著耀邦的手:「胡部長!您放心,我一定盡我最大的努力,按您的意見辦好這件事!」

第一次座談會,於1978年2月下旬在萬壽路中組部招待所如期舉行。

這是沒有主席台的、座次不分高低上下的大型圓桌會議。耀邦就坐在某個省委組織部兩位部長之間的空位上,也沒在他的座位前專門為他放一個寫有「胡耀邦」三字的三棱白牌。事前他安排過:“大家都是同志,‘排排坐吃果果’,最親切。”他細心地聽取各地彙報。

第一次座談會結束時,耀邦向參加座談會的以及中組部的全體同志講話。他的第一句話後面是個問號:「為什麼要採取座談會形式?」

有人回答:「這是走群眾路線。」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對!」耀邦說,“這就是走群眾路線。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是分不開的。群眾路線走得好,實事求是就可以做得更好。”

談到會議主題時,耀邦說:“在我們黨內,無論如何不能委屈人。大家都是為了革命走到一起來的,怎麼能夠委屈別人呢?每個人自己最了解自己;有了問題,一定要聽取本人對有關情況的陳述,任何人不能武斷地下結論。這也是走群眾路線的一個方面。關心和愛護幹部,是我們黨優良傳統。對幹部要光明正大,是非分明。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都講在明處,絕不能搞兩本賬。什麼‘內控’、‘外掛’的做法,在戰爭年代,敵人分割封鎖,交通不便、活動艱難情況下,一時很難搞清問題,迫不得已地這樣做還情有可原;但在和平時期,交通四通八達,如果還習慣成自然地這麼來,就是存心整人,是不可原諒的。至少,這是對革命工作、對革命同志的不負責任。

「請同志們來,目的只有一個:認認真真地平反冤假錯案,切切實實地落實好乾部政策。有什麼十分難辦的疑難案件,擇其典型拿到這個會議上討論研究,各抒己見,集思廣益,求出一個最妥善的解決辦法,來突破我們面臨的‘哥特巴赫猜想’……」

後來根據會議不斷提出的一些問題和分歧意見,耀邦的講話越來越深刻,越來越近於同「兩個凡是」的直接交鋒。

據聽過他這些講話的同志回憶,他先後講過這樣一些問題:

全國究竟有多少冤案?每一個冤案究竟牽涉到多少人?單是波及全國的「新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大冤案,在內蒙古自治區就有三十四萬六千人遭殃,其中八萬七千多人被刑訊逼供而終身殘廢,一萬六千多人含冤而死……這麼多的冤屈,都有待於大家去申雪。至於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的副省級副部級以上的高級幹部被強加的罪名,最輕的也是“走資派”、“執行資產階級司令部的反動路線”、“派工作組鎮壓革命運動”,其他的則都是“踏上一隻腳,永世不得翻身”的。還有成千累萬的“五·一六”分子。“什麼‘五·一六’?不就是那三個阿拉伯字嗎?有什麼大不了的?”

可是,到目前為止,不但平反這些冤假錯案的進度微乎其微,就是與幹部審查不沾邊的、劫去「五七」幹校勞動尚未分配工作的幹部,全國就以幾十萬計,這怎麼得了?召開這樣的座談會,不但要認真研究解決疑難案件,同時也要研究儘快解決這許多同志的工作分配。關於疑難案件的正確解決,必須打破專案工作的神秘化,堅持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對於歷史上做過結論的案子,“文革”中又翻烙餅的,必須予以精察細看,看看這個“翻”究竟有沒有必要?如果原來的結論基本正確,組織部門理應維持;如果新發現的問題無關大局,也不能影響原來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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