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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Sir的二三事

政事

曹Sir的二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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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Sir的二三事

2016年02月25日 19:19 最後更新:19:39

《信報》名筆曹仁超周日過世,享年68歲。回想兩個月前,還與《信報》一班舊同事,跟曹Sir吃一頓飯,雖然當時他的病情已相當反覆,但他當日仍談笑風生,講起當年《信報》舊事,仍然娓娓道來。

認識曹Sir是在28年前,當時我是初出茅廬的記者,而曹Sir就是《信報》的名筆,每日操刀寫巨型專欄《投資者日記》,深受讀者歡迎。有一次我這個小薯仔忍不住問這個老細︰「曹Sir,你每日咁樣寫一、二千字,真係唔係咁容易啊!」他聞言後哈哈大笑︰「細佬!你見到我寫的東西,只是我真實寫的一半也不夠,仲有另外一個投資版面,當中好多篇文章都係我寫架!」

我聽完就面色發白,心諗做報紙高層認真不容易,每天寫幾千字,篇篇文章都有個人獨特觀點,心諗若然學到曹Sir一半,行走江湖,當可無憂,之後自己寫作,都是朝住曹Sir方向努力。學不他這樣有料,都希望先學做一枝健筆。他教曉我第一樣東西是勤力。

我當時細心觀察曹Sir的文章,發現他公開用自己名義寫的《投資者日記》,不單止賣自己的分析,有很多「堅料」。私底下跟他談起,他說分析人人有,個個覺得自己文章好,但堅料就不是人人有。他到處找人收風,聽聽各方猛人講內幕消息,例如講銀行業績,就搵一個銀行家問,聽聽第一身講經營面對的問題,有這些內線人士的獨特觀察,專欄才可以做得日日新鮮,所以到處收風亦係曹Sir的特色。

例如當年政府決定清拆九龍城寨,曹Sir事先收到風,但無放在新聞,將這個咁勁爆的消息寫入他的《投資者日記》專欄中,成為一時佳話,亦令人不得不追讀他的專欄。他教曉我第二樣東西是寫文要有堅料。

另外佢亦寫很多不開名的專欄,很多是公司財務的分析。他談起上世紀70年代時資訊不發達,公司年報也不是人人拿到,他知道中環有個地方,儲存各間公司的年報,所以他一有空就上去睇,更帶同紙筆上去把重點抄錄,用現今的語言,他說是睇公司的基本因素,從數據中找到其他人睇唔到的內容,紮實的基本功,亦吸引愛好分析公司基本因素的讀者。他教曉我第三樣東西是分析不止講觀點,還要有數據支持。

到今天公司的財務報表已十分公開,到聯交所的「披露易」網站就可以睇到,可惜好多讀者買股票,仍然對公司的業績報告完全不理,唔好講詳細睇年報啦。所以曹Sir當時的文章,已經是相當前衛。

曹Sir早早已成為名作家,但完全沒有架子,為人大度,不拘小節,可能由於他這種性格,有時又好容易將小節遺忘。他每次和我食飯都會講起一件舊事,就會1989年六四事件的時候,當時公司無派人去北京採訪,我堅持要北上採訪,還在老闆娘房門口貼紙抗議。

這件事大體上的梗概都是對,當時我這個年青記者,覺得這樣重大的事件,報館應該派人上去採訪,而對老闆話「北京咁大你一個記者去做得乜嘢採訪」這樣的解釋,亦都不太接受。年少氣盛,就在公司的會議上公然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見。不過,講到去老闆娘房門口貼紙抗議,這件事就並無發生,但曹Sir不知為何將其混為一談,就在這個重要的細節上記錯了,令我變成一個公司內部的激烈的抗議者。曹Sir年紀大了,有一些歷史細節記不清,絕不影響他的「財經名筆」的形象。

無論如何,曹Sir的一支健筆,標誌著信報的光輝歲月。成功需苦幹,做任何事要做出一個特色出來,跑贏同業,獨佔鰲頭,既要有好精心的設計,亦都要有超凡的努力與執行力,好像曹Sir這種每日寫幾千字的筆力,我就到今天都未學得到啦。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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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派糖變成習慣

 

每年到預算案公布的一天,又係大家評論預算案派糖派得多還派得少的日子,不知從何年何月何日開始,預算案變成派糖的政策文件。

我做新聞工作者做了廿多年,做預算案新聞也做了廿多年,可以話有很豐富睇預算案的經歷,每年到了預算案公布的日子,當財政司司長宣讀預算案的日子,政府就會安排一個房間俾記者,閱覽預算案。在預算案還是有驚喜的日子,大家都睇得好開心,政府會派官員在現場駐場解畫,當年我就最喜愛發掘一些不太起眼,但又重要的政策,私底下叫官員解讀有關政策,之後隔幾日再出獨家新聞。

當年的財爺亦好有台型,由我仲未入行時候的財政司夏鼎基,到太古大班轉入政府做的彭勵治,都係非常傑出人物。當年的預算案亦係重要的政策文件,大家翘首以待,因為預算案經常點出重大的產業轉移方向,顯示未來經濟發展的契機,所以當時股市「炒預算案」的說法,即係話預算案點出某些行業,隨後相關行業的股份就會大炒特炒。

近年預算案都無什麼可炒,一定程度都顯示咗失去當年的政策前瞻性。不過,千萬唔好覺得我好懷念港英的年代,我覺得財政預算案有這樣的變化,主要有兩大唔同。

第一係體制唔同,當年香港係殖民地,英國政府直接管治香港,英國的外交和聯邦事務部透過港府政治顧問辦公室,直接向香港政府發出政策指令,遇到香港有重大經濟問題的時候,英倫銀行亦係港府的智囊,就好似1993年香港出現港元風暴,港元匯價由事發前的1美元兌5港元,急跌到起超過9港元,最後財政司彭勵治在英倫銀行的協助下,定出1美元兌7.8港元的聯繫匯率。英國係西方主要國家,當年香港財政就等於由英國直接操盤,所以敏銳地反應當時的世界潮流。

第二係政策開放的影響,我記得末代港督彭定康來香港後,我就學咗四個字:「大灑金錢」。彭定康年代的英國,仲係好窮,英國的政客周身無「蚊」(錢),當他來到香港,見到香港有咁多「尷尬的盈餘」的時候,笑到合不攏嘴,話既然有咁多錢派,香港政府仲擔心什麼民望呢。結果就指示當時的財政司每個預算案都大派福利,大灑金錢。當然他這樣的行為主要是為港英政府在香港的最後統治歲月,營造高民望,留下美好的回憶。不過,隨著回歸之後,政制的開放,所有財政司司長都要講究民望,除非係經濟好差,赤字連年的時候,否則有錢都係諗吓點去派。

鏡頭移到今天,當預算案蛻變成為一個派錢的政策文件的時候,大家只會用放大鏡去睇吓哪些地方派得唔夠,例如今年派了三百多億,仍然會有人質疑點解公屋租戶一個月租金寬免取消咗,只係涉及十億,既然派得咁多,點解唔派埋去,從派錢的角度,確係可以質疑政府點解差少少都唔派。

到今天做財爺都唔容易,先不論個人是否想更上一層樓,問鼎做特首,即使以宏觀政策而論,現在國家正在大搞一帶一路政策,講幾多次一帶一路都成為一個政治問題,如果想在國家的政策中多尋找商機,自然要提多些,但提得多又被認為向中央擦鞋。所以當社會急速政治化的時候,有番比較有前瞻性的預算案,可能只係緣木求魚啦。

盧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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