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俄烏戰事看政治領袖的重要性

筆者執筆之時，俄烏戰事仍未明朗，局勢就像向天秤兩邊搖擺。

這場戰事，讓世界目光聚焦在俄羅斯的普京、和烏克蘭的澤連斯基兩國領導人上。

香港一些社交平台很兩極分化。

「親烏」人士的主要論據，認為俄羅斯是「獨裁國家」，而烏克蘭則是民主國家，背後都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抽離歷史去理解這場戰事的西方價值觀。

我們先分析俄羅斯的普京

在展開特別軍事行動後，普京詳細解釋了行動的原因，指出北約東擴是戰事的根源，美方及其盟友違反過去曾向俄羅斯作出的北約絕不東擴的承諾₁，30年內5次東擴，在俄羅斯的毗鄰地區建立起反俄陣線，支持烏克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尤其是臭名昭著、在烏東地區殘害俄語平民的「亞速營」₂）₃，並部署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嚴重威脅俄羅斯的國家安全，驅使俄羅斯對烏克蘭作出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的行動。

當然，「親烏」人士自然不屑于理會這個講話，認為只在美化「侵略」。然而，普京所講的道理，美國一些資深外交家，如「遏制戰略」（Containment）始創人肯南（George Kennan）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₅、末任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Jack Matlock）₆等，以及美國著名學者，如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₇、喬姆斯基（Noam Chomsky）₈等，他們老早就多次向美國及其盟友說明此道理。

俄烏戰事爆發後，美國著名作家兼記者湯馬斯・佛裡曼（Thomas Friedman）也撰文指「在這場烏克蘭危機中，美國和北約並不無辜」₉。

普京在涉及國家主權、安全利益問題上，面對美西方國家的強權，絕不退讓，不惜以戰求和，這是政治領袖的基本特質。

再看烏克蘭的澤連斯基

相信不少讀者都知道，澤連斯基是演員出身， 2015年成功憑政治諷刺喜劇《人民公僕》成為家傳戶曉的喜劇演員。其後，他成立「人民公僕党」，並且成功以超過七成得票率當選總統。

當然，演員出身不是問題，畢竟前美國總統列根都是演員出身，關鍵在於他本身有沒有政治才能，尤其是與美國這個超級大國不同，烏克蘭是一個處於大國之間的夾縫中尋求生存的小國，她需要一個有高超政治才能的政治領袖，才能生存和發展。

而澤連斯基輕視政治，認為「沒有很強的政治觀點」正是他的最大優勢₁₀，甚至將大量喜劇行業人士安排在政府的關鍵職位。

如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負責人巴卡諾夫（Ivan Bakanov）曾任澤倫斯基的喜劇工作室「95街區」負責人；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耶馬克（Andriy Yermak）是媒體律師和電影製片人；總統首席顧問謝菲（Serhiy Shefir）是編劇和製片人。₁₁

據烏克蘭調查新聞網站比胡斯（Bihus）統計，烏克蘭政府中有30多人與「95街區」及其家人存在關聯。₁₂

面對政治危機，澤連斯基的應對更是亂來。

他先對俄羅斯作出幾乎無原則的讓步，普京這個政治老手自然把握機會加緊影響烏克蘭東部兩個親俄地區。

當澤連斯基覺得「蝕底」後，他就全盤推翻外交政策，向西方「一面倒」，與北約進行軍演，任由北約將武器送入烏克蘭，並不斷向西方提出烏克蘭要加入北約，甚至要求美國駐軍及部署防空導彈系統。

為了討好美國，澤連斯基也把矛頭指向中國，以「威脅國家安全」為由，強行將由中資控股的馬達西奇公司「收歸國有」，將中方股份無償沒收，還對中方股東進行經濟制裁，額外凍結股東名下其他公司的資產。

然而，中國是烏克蘭的最大交易夥伴₁₃，澤連斯基此舉無疑令本已疲弱的經濟雪上加霜。

對於國內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和新納粹主義者，澤連斯基視而不見。

上任後，容許臭名遠播、與極端民族主義和新納粹組織有緊密關係的阿爾森·阿瓦科夫（Arsen Avakov）繼續擔任內政部長，積極研究極右翼份子斯特年科（Sergiy Sternenko）提出「禁止或限制俄羅斯人進入烏克蘭」的要求，並稱「感謝愛國者展現出來的立場」₁₄，斯特年科甚至揚言澤連斯基曾提議他出任烏克蘭奧德薩安全局的負責人₁₅。

去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以高票通過俄羅斯等30多國提交的「反對美化納粹主義」決議案，也只有烏克蘭和美國投反對票，澤連斯基的党友布贊斯基（Maksym Buzhanskyi）批評「此一立場給烏克蘭留下了嚴重的污點」₁₆。

去年12月，普京早已明確畫下「紅線」，即要求西方和烏克蘭承諾烏克蘭永遠不加入北約，但遭到無視。俄烏戰事爆發前三周，澤連斯基下令3年內擴軍10萬人。₁₇

戰事爆發前一周，澤連斯基繼續推動烏克蘭加入北約，呼籲法國德國協助，此舉無疑是火上加油。₁₈

一周後，收到俄羅斯即將行動的情報，澤連斯基才匆忙提議與普京舉行電話會談，但為時已晚，沒有任何回音。

更諷刺的是，美國與其盟友反復強調不會出兵支援，澤連斯基黯然表示「烏克蘭現在是孤軍奮戰，西方已經完全拋棄烏克蘭」₁₉。

烏克蘭今天的災難，美國及其盟友是罪魁禍首，但澤連斯基嚴重缺乏國際關係、危機意識、捍衛國家最高利益的能力。

對香港的啟示

當然，與烏克蘭不同，香港不是國家，而是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

但香港對外，面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如何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中，繼續維持香港的國際性和開放性，需要一位有遠見和有格局的領袖；

對內，面對複雜多變的社會政治環境，特別是充滿深層次矛盾的社會，香港需要一位有承擔、有為民之心的領袖。

新一屆特首選舉即將到來，現任特首林鄭月娥已經明確表示不再連任，誰接任成了這幾天的焦點。

我認為，在風雲變幻的國際形勢下，還有2019年“黑暴”的慘痛教訓，下任特首必定是維護國家安全和核心利益的政治人物，這是中央考慮人選的首要，別無其他。

（作者按：本文只代表個人立場，不代表任何團體意見。）

注釋：

作者：

梁韋諾，新範式基金會副研究員

簡思智庫

** 博客文章文責自負,不代表本公司立場 **

經過三個月的苦戰，香港疫情終出現每日下降態勢，但死亡率依然下降較慢，累計已經7039例，死亡率為0.63%，佔感染率6.0%，比率與西方國家接近。

新感染人數逐日下降 圖源：香港特區政府網站

香港的抗疫成績表已經一目了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

與內地和台灣比明顯不足，即使與表面抗疫策略相似的新加坡比，也拉開了差距。

若與韓國、日本的抗疫差生比，尚且還有一絲安慰。

上周，特區政府宣佈將適度放寬社交限制，暫緩全民檢測，撤銷英、美等九個國家“禁飛令”，縮短抵港香港居民在酒店檢疫日數至最少七天。

港大醫學院長梁卓偉提出本港應儘快討論未來應對疫情路向，包括是繼續“動態清零”或是“走向風土病”。

特首回應稱，“現在不是兩條路線之爭”；行會召集人更指，海外不少國家已取消檢疫安排，過去數月很多主要從事亞太區業務的跨國企業已搬離香港，遷至杜拜、新加坡等地。

似乎放棄“清零”有現實需要。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是否“兩條路線之爭”，這是很值得討論的。

我想起，一百多年前，李大釗先生與胡適辯論指出“主義”與“問題”，有不能分離的關係。

1920年3月14日胡適（右二）與李大釗（右一），蔡元培（左二）等人在北京西山臥佛寺合影。

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面。

一個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靠着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運動。我們要想解決一個問題，應該設法使他成為社會上多數人共同的問題。

顯然，我們討論抗疫策略，既有“主義”之爭，也應以“問題”導向，尋找解決的共識和辦法。

“動態清零”與“走向風土病”，無論在西方國家還是內地，都視作是不同抗疫策略，有些海外輿論更視作是東西方國家的制度之爭。

香港的抗疫策略很難回避“清零”還是“共存”的現實問題，選擇前者，是與內地通關為目標；選擇後者，則是與西方國家同步開放。

香港不可能成為孤島，只是大門先向誰開？

香港特區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堅持“動態清零”，是把主義與“問題”結合起來。

他指自疫情兩年前發生後，政府總共動用的資金是6000多億元，是一個很大的數，佔香港生產總值超過20%，強調非常時期用非常的手段，無可厚非。

今年經濟增長預計是2%至3.5%，未來幾年的經濟增長目標放在3%，如果不能成功遏制疫情、達不到“動態清零”及保持平衡，就難以跟內地恢復通關，對香港經濟影響更大。

對於外資擔心疫情影響營商環境，陳茂波表示外商到港做生意，除了香港，更重要是內地市場，尤其是大灣區市場，如果香港管控好疫情，實現“動態清零”，跟內地通關，外商就可走進整個內地市場，這才是吸引力之處。

此番話，指出了香港為什麼要“清零”的關鍵點。

我們暫且放下“主義”之爭，反觀新加坡是如何選擇與“病毒共存”的。

新加坡抗疫防護

首先，新加坡走的是嚴謹的“共存”之路，他們一直小心翼翼，分三階段摸索而行：

• 第一階段因為疫苗、有效藥還未問世，該國採取了果斷的封城做法，堅持病例清零；
• 第二階段是新冠疫苗研發成功，新加坡是全世界最早積極開展全民疫苗接種的國家之一。到2022年3月，人口中兩劑疫苗接種率超過92%，接種第三劑的達71%，其中60歲以上老人完成兩劑比例高達95%。 這也為新加坡從“清零”轉向“共存”奠定了堅實基礎。
• 第三階段是新加坡為全世界最早引入抗原快速檢測的國家之一，民眾可以在市面上自行購買抗原快速檢測套盒在家檢測，使醫院實現分類、分層治療，較早開啟了輕症在家隔離模式，有效阻斷病毒擴散，減輕醫療負擔和社會成本。

這三個階段是新加坡對自身抗疫策略不斷調整，有了這樣的基礎，才有今天“共存”的條件，與西方國家因“抗疫失敗”而“共存”，是本質上的不同。

其次，新加坡政府組織力強、行事有度、谷針有成，這是該國最終能殺出一條血路的關鍵。

該國緊盯重症死亡的防治，雖然近期單日新增感染人數與香港相近，同為萬多人，可是每百萬人死亡率約為200人，僅及香港的四分之一，最近每日平均只有10人左右染疫亡，數字更是香港的二十分之一。

可見，新加坡的“共存”並非“躺平”，而是精准、有效，與內地專家梁萬年來港提出“三減”方案，同出一轍。

第三，新加坡以世界經濟體系為自身的生存發展保障。

作為外向型經濟體，封閉一年後其GDP下滑 5.4%，嚴重打擊該國的金融和貿易，迫使他們必須緊貼歐美開放步伐。

新加坡不如香港有強大的內地作靠山，在世界經濟衰退的大環境下，產業鏈、銷售鏈一旦中斷，其經濟上的孤立無援，可想而知。

兩地比較，香港和新加坡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位置不同，背後的支撐力量也不同，而該國的“共存”策略是分階段實現的。

香港必須堅持“動態清零”，最重要的信念是我們離不開內地的經濟支撐，這是香港發展的動力來源。

談“主義”、談“問題”太學術，現在最需要想清楚的是，香港要怎樣的疫後重生，而不是“溜西瓜皮”走哪算哪，更不要將一堆爛攤子移交下屆政府。

作者：

周春玲，全國政協委員，香港高基昇金董事